从苏轼自我指称探其身份认同——以黄州诗词作品为例
执着而又超脱的诗化人生r——浅析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诗词创作
执着而又超脱的诗化人生r——浅析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诗词创作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大概也是最能展示出他那执着而又超脱的诗化人生的时期就是他在黄州时期的诗作。
一、苏轼在黄州官职的生活苏轼在黄州任职期间，先后担任桐庐县丞，贡官，黄南军使，左迁大吏，担任过劳役，几乎可以说是遍体无过。
然而，即使受封为官，他也不忘保持自己乐观开朗的性格，并努力为贫弱敦倒而尽职。
这种贫穷又伟大的人生最终变成了苏轼的精神家园，为他的诗作提供了无数的灵感和创作动力。
二、作品沉浸精神生活在黄州时期，苏轼的诗作尤其接近精神生活，展现出执着而又超脱的独特的诗意观。
他的诗歌立意深邃，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平面的讲述，诗意清新纯净，抒情优美，诗句中蕴藏着他对生命、社会、空间世界及时间意义的深刻体悟。
三、苏轼诗中时空交融苏轼的诗歌中，内心思考和对时空现实的反思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博大精深的诗思系统。
他把历史、地理空间作为表达自我情感的重要意象，向人们展示他对于生活和存在的审视及理解。
有的诗里，苏轼把古典的传统神话、历史经典，融入时空交融的灵性主题，诗句中对时间的伟大及空间的无限深刻的叙述，让我们在仰望生命的旋律中，从容而踏步的前行。
四、文学传统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诗作直接或间接受到唐宋文论传统的影响，其诗思贯穿了儒家自我立论，认为生命唯有永恒不变这一原则可以获得畅达，例如他的《柳林居士离别写井》，他欣赏人生的静谧把握了自然的生命活力，里面充满着深深的宗教意义，强调一种有序的静态空间定格于焦灼而不断变化的时间流转。
总结来说，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诗歌创作刻画出他深切而又超脱的诗意世界，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他把内心思考与对时空实在的反思有机结合，将时空与精神生活融为一体，形成了精神家园，这也意味着他为未来的诗人精神状态树立了一个宝贵的标杆。
宋诗导读——苏轼黄州诗词浅析
苏轼黄州诗词浅析苏轼虽然少年天才，但究其一生来说，毕竟历经磨难，而贬谪黄州是苏轼仕途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同时，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他前后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四个月。
此番贬谪使苏轼遭到严重的政治和人生打击，于是他开始思考和探索许多问题。
黄州是荒僻之地。
在此期间，鉴于混迹官场的诸多教训，苏轼不接人事，少作诗文，在同亲友通信以及赠和诗文时，他惟恐“言语之间，人情难测”，总是一再叮嘱对方“勿以示人”、“深藏不出”，深怕“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
可见苏轼当时已经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虽然诗文创作已经不多，可是苏轼黄州词的创作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境界。
身为罪人的苏轼时常表现出对淡泊功名的想法，并且更多地关注于个体人生底蕴和价值，其作品也常常直接抒写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和感悟。
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苏轼深深地感到一种空漠、无聊、孤寂与忧郁。
然而，在黄州的生计、游历、与儒释道思想的接触，苏轼也表现了热爱生活、积极进取，与超然淡泊、旷达豪放的一面。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
在黄州期间，虽然有一些朋友来探望他，他也经常与朋友们游玩于黄州山水之间，并写下好些脍炙人口的豪放之作，但准确地说，他在黄州期间心情基调大部分是处于忧虑之中。
苏轼初到黄州，开始寄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慧院，生活十分寂寞。
这时的处境使得苏轼一下子跌入到了人生的低谷。
别说致君尧舜治国安邦的抱负化成了泡影，就连保全自身，养家糊口都很困难。
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著名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这首词中，苏轼托物抒情，抒发他初来黄州时的孤高、凄清、寂寞的情绪，是他贬谪生活中的苦闷、孤独心理的写照。
苏轼是在借“缺月挂疏桐”来表达自己生活清冷，借孤鸿状写自己的心境凄凉。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最易记起的是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
我眼中的黄州之于苏东坡_1000字
我眼中的黄州之于苏东坡_1000字今学《赤壁赋》，早已被苏轼的豁达所折服；静阅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才恍然明白千古传颂的诗词背后，竟隐藏着如此多的辛酸往事；近日偶然读到苏轼的“高考作文”：《教战守策》，才骤然理会黄州之于苏东坡的意义。
《教战守策》开篇即点明时弊：“夫当今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
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文章没有拐弯抹角，没有虚情假意，更没有讨好皇帝。
全文寥寥千余字，没有花拳绣腿，没有夸夸其谈，有的是对大宋国策的怀疑，对当朝军队的讥讽，对国家安危的热切关注，对国计民生的思考与建议。
这篇散文，写出了苏轼不凡的才情，写出了苏轼缜密的思维，更写出了这位年轻人正视时弊、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气魄。
从苏轼的“高考作文”中，我认识到了一个胸怀天下的苏轼，展现出了苏轼“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满腔豪情。
这，似乎构成了早期的苏轼，他的文章所放射出的光彩让皱纹的人不禁黯然失色，也最终为自己招致了许多嫉妒的目光。
朝廷的明争暗斗给苏东坡招致了无尽的折磨，他先是被捕入狱，后又被贬黄州。
而黄州，也终将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苏东坡突围》中提到过苏轼的弟弟苏辙的一句评价：“子瞻何罪？独以名太高。
”而在我看来这句话恰是到了好处。
在朝廷各官的勾心斗角中，“乌台诗案”倒成了必然。
到了黄州的苏东坡，受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折磨——“乌台诗案”的阴影还未消散，虽侥幸捡回一条性命，可一家人怎么过？生活渐渐磨掉他心里尖锐的棱角。
他开始反省自己，一改往日锋芒毕露的性格，作品中也多了些许淡定和随缘自适。
在我看来，《赤壁赋》中客与苏东坡的对话可视为苏东坡当时的两种心态，昔日光环不在，且落得如此狼狈的境地，不禁“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仰天长叹，“托遗响于悲风”。
可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性格里的豁达开朗、超脱放旷在这时便彰显了自己的光辉，“物与我皆无尽也”是他的思考，“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是他笑对人生，享受自然的心境。
一蓑风雨 兀自风流——浅谈苏轼的黄州精神
二 、从 诗 教 传 统 看 主 题 １．温 柔敦 厚 、委 婉含 蓄 的诗 教 传 统 中国是一个诗 的国度 ，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 。所 谓 “诗教 ”，本指《诗经》“温柔敦厚 ”的教化 作用 ，后来也 泛 指诗歌 的教育宗 旨和功能 。孔子 是“诗教 ”的最 早也 是最积极 的倡导人和身体力行者 “温柔敦厚 ”是孔子 的诗教对人 的政 治道德和思想修 养的基 本要求 在政 治 上 ，统 治者要行 仁政 ．被统 治者要 守礼 制而不犯 上 ， 怨刺而 不作乱 ．思想感情的表达要 含蓄委婉 ．乐而 不 淫 ，哀而不伤 。 孔子论诗 的影响 是广泛而深远 的 ．其代表封建 意 识形态 的诗教 ．渗透到 了社会 的各个 方面 ．甚至至今仍 影响着国民的性格 。在汉代 ，《毛诗大序》就 是继承 了孔 子“思无邪”和 “兴 、观 、群 、怨 、事 父事 君”之 说。它还要 求讽谏要“发 乎情 ．止 乎礼 义”．把孔子“温 柔敦厚 ”的诗 教具体 化。在此基础上 ，《毛诗小序》把 各篇诗定 出美和 剌 ，形成 了《诗经》的“美刺说 ”。及至唐 时 ，文人强调诗 文与政 道的合一 ．提 出“文 以载道 ”“文以明道 ” “反映 现 实”与“讥 刺 ”相结合 ．坚持传统 的“下 以风刺 上”．发 挥孔子 “诗可 以怨 ”之精神 ．即是保持传统 不变 ．强 调诗 歌对社会 的功用 。重视委婉 的美刺 与讽喻 ２．白居 易 的 文 学主 张 ：文 章 合 为 时 而 著 ．歌 诗 合 为 事 而作 白居易坚持委婉讽喻之道 ．甚至直切袒露 的讥刺 。 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 ．一直到四十三岁贬官江州１司马 之 际 ，自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希 望 ．有极 高的参政热 情 ，屡 次上书 ，指 陈时政 ，倡 言蠲租税 、绝进 奉 、放宫 女 、 抑 宦官 ，在帝前面折廷诤 。与此同时 ，他还创作了《秦 中 吟 》《新乐府》等大量讽谕 诗 ，促进新乐府运动 ，和他在政 治 上的努力相辅而行 自觉地以诗歌作为 “补 察时政 ” “泄导人情”的武器 ，锋芒所 向，权豪贵近 为之色变。 白居 易是中唐新 乐府运动 的主要代表 ．继杜 甫之 后 杰出的现 实主义诗人 。理论 上主张 “文章合 为时而 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唐玄宗李隆 基与贵妃杨玉 环之 间 的爱情悲剧 ，因与安史 之乱 密切联系 ．有着严肃 的政
苏轼黄州文学研究
苏轼黄州文学研究苏轼，号东坡居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政治家。
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传奇，而他的文学创作则更是丰富多彩。
在苏轼的文学作品中，黄州时期是他创作的重要阶段之一，也是他形成自己独特文学风格的关键时期。
本文将探讨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特色。
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和创作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这个时期是他的人生低谷，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
在黄州，苏轼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反而更加努力地进行文学创作。
他在黄州期间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
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苏轼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也体现了他对于自然和宇宙的敬畏与感悟。
苏轼黄州文学的特色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特色。
首先，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思想性。
在《赤壁赋》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和宇宙的看法，深刻地阐述了人生的短暂和自然的永恒之间的对比。
其次，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作品非常注重个性化和情感化的表达。
他的诗作往往以景生情，将自然景物的描绘与自己内心的情感相结合，让人感受到他独特的个性和情感世界。
最后，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作品还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他深入到当地的生活中，描绘了黄州的山水风光和人文历史，使得黄州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结论通过对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特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坎坷和传奇，以及他如何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自己的思考和情感。
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对于中国文学的丰富和拓展。
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注重个性化和情感化的表达，同时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这些特色使得苏轼的黄州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更加珍视和学习苏轼的文学作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同时也应该当代文学的发展，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与诗词创作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与诗词创作作者：邱琼来源：《南北桥》2018年第03期【摘要】苏轼被贬黄州的经历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低谷，也是他诗词作品风格的大转折。
在黄州期间，苏轼对于很多人生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他的心态逐渐也发生了转变，从早期的踌躇满志，满腔抱负到后来的淡泊明志，超然物外，在黄州期间的经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苏轼黄州时期诗词创作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8.03.197乌台诗案以后苏轼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期间，他经常会感叹，人生好像一场梦一样，这样的人生观也时时出现在他的诗词作品之中。
这是经历了巨大坎坷之后，原来所持有的儒家思想与逐渐走入他内心的佛家思想，发生着强烈的碰撞。
从苏轼诗词作品当中所传递出的人生态度，也能对苏轼当时被贬黄州期间的心态窥见一二，而这些也都对他的诗词作品基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苦闷心态及诗词作品分析40多岁的年纪，苏轼正是满腔热血之时，然而乌台诗案以后，他死里逃生的境遇，却让他内心不由得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而且在黄州生活期间，苏轼也感到深深的孤苦悲凉。
可以说当时的苏轼空有一腔热血，却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虽然才四十几岁的年纪，苏轼却经常感到自己已经老了，可见当时沉入低谷的心态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且在他这一阶段的诗词作品中也数以百计的提到自己的须发全白，如在给徐君猷的词《浣溪沙》中，他说自己“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樽前呵手镊霜须”，寄给朱康叔的《江城子》中他又说自己“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甚至看到定惠院外盛开的海棠，他都会叹息自己“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 当时苏轼的容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来探望自己的亲人，都认不出自己了。
可见，当时的苏轼心力交瘁，悲苦之极，因为伤心而苦闷而导致生理特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正所谓相由心生，正是因为心生悲苦，才导致外貌的转变。
苏轼心灵探讨
论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诗词及心路历程已有 1409 次阅读2009-7-22 16:31|【论文摘要】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作品极其丰富，其诗、词、散文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因为名气太高，性情又太直，因而屡受小人和权贵的排挤与打击，一生经历坎坷。
然而，不论何时何地、沉浮出入，其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变，怜恤生灵、为民造福的思想不变，襟怀坦荡、独立不阿的品节不变，乐观豁达、幽默风趣的心性不变。
正是这种人格光辉，为后世之人所景仰。
从“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作品风格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中尤以黄州时期创作的作品内容和创作风格最为突出。
谪贬黄州仕途的不顺，使他将先前的“济世”、“救时”的创作内容转移到“淡远”、“超然”的生活层面上来，使他的创作风格出现了旷达的人生境界。
虽然他仕途受阻，心灵受挫，但他坚持入世的思想所显现出来的乐观自信，以及对社会对人生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对生活作出了新的追求。
这种消极与积极，现实与理想的精神情怀的交织，使他的黄州创作步入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苏轼黄州矛盾超然淡远旷达苏轼一生，从政约四十年，基本上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起起伏伏度过的。
但政治的挫折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精力。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同时他也是这场文学变革中被后世人议论最多，争议最多的人物。
元丰三年（1080），御史官员从苏轼的诗文中搜索材料，牵强附会，说他讥讽皇帝、诋毁朝廷，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次年被贬谪，“安置黄州”（今湖北黄冈）。
此后，苏轼又几经沉浮，先后被贬于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今海南省），最后卒于常州。
伴随着宦海沉浮，经历了多年人生挫辱的他，也清楚的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鄙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
对世情冷暖的渐趋洞察，使得他在困苦的生活中，一直保持着开朗乐观的精神面貌，并且积极地进行创作，并对人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论苏轼思想底蕴与人格魅力在黄州词赋中的体现
论苏轼思想底蕴与人格魅力在黄州词赋中的体现摘要：苏轼，宋代著名文学家，他一生吸收了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那独特的思想和人格。
给世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他既积极用世，渴望有所作为，忠君报国。
又能淡泊名利，荣辱两忘，超然物外。
他饱受党争之苦，一生坎坷。
被贬黄州期间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词和赋，这些作品中深刻地体现着他的思想和人格。
关键词：苏轼儒家思想旷达超逸多元人格魅力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是我国宋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他思想通达，人格独立，苏轼因改革思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多有不同，自请外调。
先后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贬至黄州、常州等地。
最后竟贬到岭南惠州、海南儋州。
他一生处于新旧党争之中，并深受两党排挤，一生饱尝宦海沉浮，可谓历尽磨难。
但他珍视生命，热爱生活。
几起几落，却能泰然处之，随缘自适最终成为一个“白首忘机”①的东坡老。
他一生深受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三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些相互矛盾和相互对立的思想，他却能从思想上加以融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外儒内佛”三教合一的文化整体。
他的多元的思想和独特的人格，不仅对当时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仰慕和效仿。
而他的这些思想矛盾和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他那淡泊超逸的人格，正是从他被贬黄州时起才真正树立起来的。
这种思想的底蕴和人格魅力，也正体现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
这一时期也是他最为艰难的时期。
他仕途渺茫，情绪低落，思想斗争激烈。
然而，正是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上却是颇丰的，被贬黄州四年，苏轼创作了大量极具有影响力的词和赋。
其中《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就是出自这一时期的不朽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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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5-17作者简介：时文静（1992—），女，安徽阜阳人。
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张洪海（1972—），男，山东日照人。
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第33卷第01期圆园18年01月Vol.33熏No.01Jan .熏2018苏轼是宋朝的一位著名文学家，其毕生命运多舛，入仕后自“乌台诗案”以来多次经历宦海沉浮。
苏轼仕途的第一次大落是贬放黄州，这对苏轼的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1]357，这出自苏轼于黄州任职期间的《答李端叔书》一文。
从苏轼的自述来看，苏轼的秉性发生了变化，他旧有的入仕理想发生了偏移，个体身份由于纷繁的生活经历而随之改变，在黄州任上创作的大量诗词作品，正反映出了这一点。
在这些诗词作品中，涉及苏轼自我指称的词语大致分为两类：直接自指与含蓄自指。
前者直接表明自身身份，后者多用比喻、用典、移情等修辞手法来进行自指。
苏轼在生活中变换身份和心境时，他的思想也在随之改变。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
”[2]李昌俊在讲到中国人的自我时指出：“根据个体如何与社会产生联系，可将自我区分为三种取向：个体取向———视自我视为自主的、独特的，并与他人有明显的界限；关系取向———强调人际关系、亲密与依赖；集体取向———强调群体从属关系、内群体规范，以及通过集体来规定的角色与地位。
”[3]本文从群体、关系和个体身份这三个层面出发，深入研究苏轼的三重身份：罪臣、老农和诗人。
官场之人追名逐利，明争暗斗；务农之人迫于生计，终日劳顿；赋诗之人吟花赏月，游山玩水。
在这三种本该迥然不同的身份之间，苏从苏轼自我指称探其身份认同———以黄州诗词作品为例时文静，张洪海（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00）摘要：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作品多关注自身的日常生活，多处涉及到自我称谓。
通过分析称谓的变化，可以窥见苏轼对自己处境的自我评价和其思想的微妙变化。
文章从苏轼的作品出发，以苏轼的三重身份———罪臣、老农、诗人详加论述，进而探究苏轼在黄州时期心态的转变。
关键词：自我称谓；身份认同；黄州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18）01-0013-06DOI:10.16069/ki.51-1610/g4.2018.01.003轼作为一位卓越的才子，巧妙地取得了平衡。
他既有济世利民的志向，也有随缘自适的旷达。
他总是致力于让自己减少束缚，让生活充满诗意和美感。
关于苏轼的身份，林语堂曾作过概括：“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4]8-9这是后人作得比较详尽的总结。
苏轼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天才，我们很难准确定义他是谁。
但从其罪臣、老农和诗人三重身份出发，可以还原出他的生活细节及心路轨迹，进而探究其自我的身份认同。
一、贬谪他乡的罪臣苏轼的家世极其显赫：父亲苏洵有政治抱负，经人推荐走上了仕途之路。
他的母亲知书达理，给了苏轼良好的家风家教。
苏轼本身天资聪颖又勤勉好学，年少时便凭借科举进入官场。
他是朝廷中的一员，并依赖俸禄生活。
由此可见，苏轼的第一层身份可界定为官员。
苏轼于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入狱，狱满百日后即遭到贬谪。
“十二月二十三日，神宗传旨：‘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1]1自苏轼从汴京启程赴黄州之时，就写诗表明心迹：“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1]1他立志从此以后低调行事，出言谨慎，可见苏轼再怕招致灾祸。
在经历“乌台诗案”后他仍心有余悸，自我封闭，对外仍有防备。
“疏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
”这时，苏轼闭门思过，鲜与亲友联系，“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答李端叔书》）[1]357苏轼在贵州回忆起黄州的岁月，是这样描述的：“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
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
”（《送沈逵赴广南》）我们仍能从诗句中体味到苏轼的孤苦寂寞之情，这种压抑委屈始终未曾真正消逝。
这期间，“幽人”形象多次在诗词中出现：“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度吴王岘。
”（《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1]134“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
”（《定惠院月夜偶出》）[1]17“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卜算子·定惠院寓居作》）[1]154“幽人”据《易·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幽人系指幽囚之人。
引申为冤屈之人，或幽居之人，或孤寂之人，作者以罪人身份贬黄州，以之自指。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答李端叔书》）[1]357苏轼把幽独之情寄于山水草木和自然野趣，以获得宽慰，这种幽独又流露出心志高洁，不与世俗同流的情怀。
纪昀评：“屡以‘幽人’自称，其实假借，此何不直曰‘行人’？”（《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五十卷·卷二十》）这种幽独实际上是苏轼在消解淡化自己的官员身份。
苏轼历时两个月抵达黄州，在上任之际，他创作了《初到黄州》一诗，而在其离开黄州经年后创作的诗句中，仍可窥见其对罪臣身份的自我指称：“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初到黄州》）[1]16“人言我闲客，置此闲处所。
问闲作所味，如眼不自睹。
”（《徐大正闲轩》）初到黄州时，苏轼以“逐客”自居，被逐之人颇有边缘意味，“客”与“外”皆具有疏离之感。
苏轼本身无奈地认同了朝廷的安排，“不妨”流露出他听天由命的消极情绪。
“诗人”道出了苏轼“乌台诗案”后的无奈与自嘲。
“‘逐客’与‘闲人’作为苏轼缺失性的情感体验，使他在黄州的作品表现了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以及精警的哲理性。
”[5]苏轼遭遇自身被庙堂否定的境遇后，心理落差巨大，为了平复心中的垒块，苏轼听从了佛教虚无主义的劝说：“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丛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倏然，无所附丽。
”（《黄州安国寺记》）[1]316苏轼是贬谪他乡的罪臣，他是没有归属感的“逐客”，不被重视的“闲客”，应该受限制的“幽人”。
苏轼的潜意识里认同朝廷对他的安排，他不是屈服命运，而是无法选择。
苏轼身在官场，自然要受上级的制约和面对世俗势力的压制。
在集体与自我的关系中，苏轼要服从于集体，他势单力薄注定只能压抑自我，而这种边缘化命运使得他不断缩小自我的外在身份寻求救赎。
他变得更关注精神世界，通过寻求内心的丰盈来减轻因贬谪带来的创伤，而在黄州任上，他亲自于阡陌田垄间耕作，与渔樵耕读之人融为一体。
二、杂处渔樵的老农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到达黄州贬所———定惠院，这是他到达黄州的第一个临时住所。
他初至黄州时没有归属感，以“逐客”和“员外”自居，但是当他自五月二十九日从定惠院迁居到临皋亭后，便有了固定居所与田地，此后他就彻底融入了黄州这片土地。
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有余，不但对这方土地怀有深情，也与黄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黄州任上，就不得不关注这一时期的“东坡”此地，同时也成为了苏轼的自我指称———东坡居士。
在其离开黄州去汝州时所作诗中，自称“老东坡”：“山中友，鸡豚社饮，相劝老东坡。
”（《满庭芳·归去来兮》）[1]200东坡本是一个地名，在当时黄州州治黄冈（今属湖北）城东。
它并不是什么风景胜地，但对苏轼来说，却是灌注了辛勤劳动、结下深厚感情的一个生活天地。
元丰初年他贬官至黄州，弃置闲散，生活很困窘。
苏轼《东坡八首（并叙）》序中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
”[1]52但并没有提到这块地是本来就叫“东坡”，还是苏轼到了之后又起名“东坡”的。
元丰五年（1082）正月于东坡下得废园，筑起居室———雪堂。
他在匾额上亲自题了“东坡雪堂”四个大字，并自称东坡居士。
“东坡”不仅让苏轼的生活来源有了着落，而且让他有了尊严。
所以，他对东坡是怀有深情的：“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
”（《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1]85“诗书与我为曲糵，酝酿老夫成搢绅。
质非文是终难久，脱官还作扶犁叟。
”（《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见和》）[1]81“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
”（《次韵前篇》）[1]18苏轼是读书人，本靠俸禄维持生计，但此时情况却已悄然发生了改变：“他虽然还顶着‘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职，但对于顶着这种虚衔的贬谪者，官府只发给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来折算成薪水，他已经没有正常的俸禄可领了。
”[6]苏轼到了黄州之后，身份待遇不比从前，生计受到威胁，只得务农为生，辟东坡，盖雪堂，躬耕自足。
“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
”[4]170重返政坛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苏轼必须考虑在黄州的久留之计。
农人身份的发掘也在情理之中了，生活的窘境促使了他由官到农的身份过渡。
早在黄州之前，苏轼就已以农村题材入诗文。
但在黄州就职之后，由于身份的变化，他对农村生活有了深入体验：“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东坡八首·并叙》）[1]52虽是口腹，却是自食其力。
在诗文中苏轼常常以老农自居，早在徐州时就作“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又如《题渊明诗》（《东坡题跋》卷二）所云：“陶靖节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非古人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与渔樵杂处”，“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
这种“不识”，是官民之间无等级差异的平等。
苏轼渐渐地与民为友，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陇亩生涯。
苏轼的随遇而安，也使得他发现了官场之外更广阔的天地。
这期间他有不少作品，如：“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红”（《满庭芳》）[1]193；“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如梦令·寄黄州杨使君二首》）[1]202。
《满庭芳》作于元丰六年（1083），此时苏轼至黄州已经三年有余。
“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