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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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现代文阅读原文1.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2.陈寅恪晚年，在病榻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
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
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3.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
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
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
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4.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
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5.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材料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先生。
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这样的读音，有人曾请教他为何不予纠正呢。
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
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他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在中国学术逐渐向国际学界转轨时，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大家。
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等。
1937年，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个转向与抗战有关。
北平即将不保，父亲亡故、右眼失明的他携妻将雏，踏上流亡之路。
藏书悉数毁于战火，随身携带的书籍大部分被盗。
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以论带史，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
说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为写这两部书，他曾躺在床上呻吟，对前来探视的邓广铭先生说：我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给予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
牛津大学1939年正式聘请他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虚席以待。
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双目失明了。
抗战胜利了，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
陈寅恪的助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
他来后，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长袍。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
大师辈出、精英涌现。
陈寅恪先生就是民国时期涌现出的璀璨巨星。
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后人，佛房一盏明灯，照亮史学前进的道路。
一、初闻陈先生第一次初闻先生那是在无知的大二第一学期，记得某师老师讲课时说“做学问就要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读书写文章就要做到直掏心脏，立意拔高。
”上万老师的课总是能把迷失的自我拉回到现实的人生中，去思考，去感悟。
还记得第一次读的是陆键东老师著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刚开始读时心里只是带着老师给的任务去读，当慢慢深入了解到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人生经历，我已由不情愿读转变为心向往之。
对陈先生充满了尊敬崇拜之情。
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而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是那份沉重，除却陈寅恪晚年不得安宁的生活，还有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的凄凉。
字里行间，犹可清晰的的找寻到作者翻着泛黄的档案，动容而又感伤的印下上个世纪的学人风骨。
整本书刻画出了一个学者文人身不由己的画面。
我想，作者是极敬重陈寅恪的，那就难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丝丝的偏爱，一丝丝的怀念。
此书，与其说是在向我们展示陈寅恪的晚年光景，莫不如说是以陈为核心的一众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的沉浮录，一个群体有着难以自持以及身不由己的悲凉。
梁晓声先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在谈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状时，曾这样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
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有几分不痛快起来。
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这在中国绝对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起源，只不过是当今社会的现状加剧了此类现象。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独⽴之精神，⾃由之思想最开始知道陈寅恪，是很⼩的时候读⼀篇⽂章，说他很多作品在战乱中遗失，留下来的根本不能与他本⾝学术⽔平共论。
但这些作品的遗失，未必没有他⾃⼰性格的原因。
⽽后作者⼜分析了若⼲云云。
因此对他略有些了印象，但也提不上太深。
后来读⾼中，慢慢开始涉猎历史学术作品，兴趣是在宗教和中古史。
所以陈寅恪这个名字，渐渐地看得多了。
⼜去找他的传记，作品来读。
说来惭愧，他的很多作品我⾄今未曾读完过。
当初在图书馆看到厚厚三本柳如是别传，借回来第⼀本，终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读完。
所以要说多么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那是妄⾔。
但我想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喜爱，为他的时运不济，命途多⾇。
为他的⽂章憎命达，为他昔年曾经经历的种种。
最重要的，为他所谓的，独⽴之精神，⾃由之思想。
⽽《寂寞陈寅恪》这本书，读完是可以让⼈感觉惊艳的。
⽂字其实并不特别，只因了陈寅恪这个⼈，这本书便特别起来了。
曾经看《狂⼈刘⽂典》，说刘⽂典⼀⽣狂傲，⼏乎不把别⼈放在眼⾥，唯独对陈寅恪，也是恭敬推崇。
可见陈寅恪⼈格魅⼒之⼤。
对于世⼈来说，识得陈寅恪，⼤多因为他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惟此独⽴之精神,⾃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永光”。
当时中华⽂明正处在⼀个变⾰的阶段，究竟是维持古旧⽂化好，亦或是引进西⽅⽂明更好，当时学者们争论不休。
或者对于我们这些后⼈，可以理直⽓壮地选取⼀个中庸态度，以为两者的结合更加完美——亦不排除仍有坚定地单边分⼦存在——但那也只是站在后来者的⾓度来评价这份结合罢了。
对于那个时候的⼈们，⾯对全新的舶来⽂化，已经落后的传统⽂化，到底应该何以取舍？全盘接受？全盘否定？当⼀个群体陷⼊未知的恐慌与迷茫时，这种偏激的全盘论避⽆可避。
然⽽陈寅恪毕竟和旁⼈是不同的——他提出了要将中西⽂化思想结合起来的观点，这是⼗分可贵的。
⼀⽅⾯摒弃了落后于时代的传统，⼜不失其精髓；另⼀⽅⾯接受了⾛在时代前沿的西⽅思想，却⼜不取其糟粕。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
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
然而在许多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如此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什么缘故大伙儿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咨询道：“有那个必要吗？”他看起来更期望人们了解他的学咨询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
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咨询付出了一生。
——编者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阻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确实是要吸取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闻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
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讲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举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讲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讲梁启超为了举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校长讲，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如何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讲：“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尽管是著作等身，然而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还讲：“如此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清华的校长最终如何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
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显现在清华园里。
他专门幽默。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咨询，因此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青年”。
如何看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
如何看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王国维（1877—1927）(文/唐文明)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先撰七律一首《挽王静安先生》及一联悼念，后觉“意有未尽，故复赋长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1]越二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纪念王国维在校园内立碑，陈寅恪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在这些悼念诗文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
[2]用李慎之1999年的话来说，此语“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3]将此语简单地解读为知识分子学术上的操守或追求，可谓持之有故，也言之成理，然而，将陈寅恪的悼念诗文放在一起对读，就不能不对这种解读产生疑惑。
一个很容易看到但几乎无人留意的事实是，在评价王国维之死这件事时，《纪念碑铭》与《挽词并序》使用了明显不同的表达。
而且，如果对之不加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也很难直观地看到两种表达之间的一致性。
尤其是当我们想当然地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解读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操守或追求时，两种表达之间就更加明显地呈现出不一致。
或许有人会说，在不同时候或不同情境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这无可厚非。
这个说法自然有其道理所在，但具体到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评价这件事，若停留于这个思想地带来理解陈寅恪前后相隔两年的文字之间的关系，则难免有过于松垮、不严谨之嫌。
在此或许首先需要强调一点，在《纪念碑铭》的语脉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并不仅仅呈现为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追求的一般性概括，而是紧扣王国维之死这一事件而被编织在文中，所谓“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旺”。
由此，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直接、单纯地理解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操守或追求，就需要解释，王国维受到了什么样的学术和思想的压制，从而导致了他的自杀？对此问题，从以下这个当时流传的说法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可能的答案：王国维是因为听到叶德辉、王葆心在湖南被革命党人枪毙从而受了刺激才自杀的。
读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最后20年》读书人，作为时代的一种特征与存在，时刻都在对这个社会有所反思。
在很多问题面前，他们似乎都是一种"糊涂"的状态，并且这样的"糊涂"被外界猜测为不会思考，甚至是书呆子，而不识时务。
其实并非这样，在我看来，很多时候读书人都在保持一种内心的果敢与抗拒。
他们的抗拒，是来自内心世界的自省。
九十年代中叶，由于一本传记《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国社会对於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家陈寅恪的学术和人品产生了极大兴趣。
过去，陈寅恪虽然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过学院的门墙之外。
然而随着该书以及其他有关陈寅恪的文集和相关文献出版，他的声名越出学院围墙，广为传播。
虽然北京当局的报刊所刊此类文章并不算多，但在知识界内部，学人交相传阅，极口称颂，出现了一种”举国争说陈寅恪”的热烈景象。
陈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陈寅恪现象”的原因和意义究竟何在？它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影响？陈寅恪本人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类似我这样的读者甚感兴趣并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身世家。
所谓“陈氏一门”，是指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到陈寅恪这三代人。
陈寅恪的挚友、著名学者吴宓曾评价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
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
未尝一日居官也”。
陈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
次年归国。
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
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
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以其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陈寅恪的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对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进行探析。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体现在他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观点的坚持上。
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传统观点，而是以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和评价。
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对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文化与制度”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独立的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也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体现在他对知识自由和学术独立的追求上。
陈寅恪曾在《对青年学生的告别书》中提出：“要保持自己个人的独立意见，要有自由散漫的精神。
”他主张学者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被传统观念和权威压制，要有自由探索的精神。
他还强调学术独立，认为学术研究应该超越政治和时势的干扰，只有保持独立的学术立场，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陈寅恪的自由思想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勇敢探索，独立思考。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还体现在他的学术方法上。
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中，不拘泥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大胆创新，提出了“史事求是”、“实证求证”的研究方法，主张根据史料和事实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他的这种学术方法不仅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也对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也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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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论文关键词:孤独文化独立自由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
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
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雨果说:“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
”陈寅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漫步者。
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目睹并亲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战争、“文革”等的洗礼，无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更切肤体会到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
故此，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游学海外，博闻强识，设杏坛执教鞭，“续命河汾”，独自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
“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
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赛早疡，三位先生至亲至爱之人的相继离去，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已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心灵敏感、纤细、寂寞。
加之王国维的自沉与临终“文化托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愈显形单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责任之重大。
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出路问题，陷人了一种两难境地。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在先生心中，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纠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
对先生而言，做全面继承文化传统的“国粹派”很难，但要他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方论者”也不易。
于是，他不得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民族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
这种文化视角与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
穷其一生，先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氮氯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
在他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
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
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侄桔，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
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人世和消极遁世之间，先生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
选择了“边缘”与“流浪”，也就选择了寂寞与痛苦，陪伴他的，只有无尽的长夜和青灯下的孤寂。
一、清华园的寂寞与苦心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也主要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
秉承这样的一种理念，先生欧游十三载，学习梵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带回西人之蓬勃发展的东方学，欲在人才济济的水木清华中，倾其满腹于孜孜学子们。
讲学4年间，随先生专修的弟子寥寥可数，却因其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被学生垢病: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
先生所讲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冷僻之外，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的要求也颇高，故少有人能接受。
面对着西人之东方学蓬勃发展与国人在该领域中的毫无建树，焦虑之情充溢于当时的许多学者的心间。
先生面临着这种令人尴尬的学术情形，也大发感慨:“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带诸君洗斯耻。
对这种东方学研究落后的学术状况的焦虑，事实上隐含着先生对中国学术独立乃至民族精神独立之企盼。
历史之责任与国家兴亡之命运紧密相连。
他不但要通过求证史实积极寻找济世良药，而且还要把这种意识传达给后学，激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历史。
可是天不遂人愿，面对充满求知欲但大脑中对老师所讲内容又是“空空如也”的学生，焦虑之余，却又无可奈何。
先生曾反复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
……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悬想当时的寂寞情形和压在先生心头的职责感，我们就能真切地理解那回荡在清华园上空近乎“独语”的讲课声中所包含着的一个学者的学术坚守、学术期望和学术苦心。
1932年夏，先生又一次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时值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先生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因先生一家准备第二天前往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即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以及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试后，对仅占10%分值的“对对子”一题，立刻引发社会上的广泛争鸣，讨伐声顿时风起云涌，多数以为这是旧学的看家本领在向新文化挑战，只有微弱的赞同之音淹没无声。
呜呼!先生之良苦用心何人能解?“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
其中有与高中卒业应备之国文识相关者，亦有汉语汉文特殊优点之所在。
”此种方法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更看出跟印欧语系区别具体之处。
先生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他要矫正的可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盲目西化问题。
先生不是主动人世的人，一直自觉保持一种恬淡自安的个人风格，埋头于学术研究。
出试题本身也是受人之请，整件事极具偶然性。
然而就是这一偶然事件令一个学术人格突然介人到公共生活中，成为决定许多考生升学命运的人。
对于那些和此事相关或关注此事的人来说，这一出场就给公众一个不小的刺激，成为风口浪尖的众矢之的。
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
先生应该是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意义上的学术“人格”，甚至可以说是树立了学术人格的高标。
坚守学术人格者，必然有对学术伦理的高度遵循。
学术伦理要求以求真为目的，为了避免主观态度介人常追求一种“价值无涉”的伦理标准，并不在意外在的价值判断。
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受到社会伦理有形和无形的制约，以鲜明的价值观为判断标准，以“进步”和“落后”为标签。
在这个领域有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顺应时代潮流的被认定为“进步”，和时代潮流有抵触的往往被贴上“顽固”或“倒退”的标签。
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学术人格的人往往与社会生活疏离，具有充分学术人格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疏离也会更远。
所以，先生常常感觉到与社会生活的隔阂，他在给唐长孺的一封信里说自己“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
，坚持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先生精深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使他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依然紧张对垒中的文白之争，其本质上还是学术人格与现实生活所遵循的社会伦理格格不人。
无奈“众人皆醉我独醒”，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时间来冲淡一切。
二、颂红妆的移情与慨叹对于那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学者，都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运动的批判与冲测:从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学思想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体系，到1957年反右和“兴无灭资”，其间亦加上整改、“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等一系列的运动。
先生也未能幸免，大字报来势凶猛、用词激烈:“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先生的学术被称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呵护文化的苦心不被理解，凝聚心血的学术被批得一钱不值，先生对现实绝望了。
孤寂也就成了他晚年咏叹的主调:“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心灵之苦与失明、胺足所带来的身体之苦交织，身心的痛楚时时啮咬着他的内心，拨动他富于诗人气质的敏感的心弦。
然而苦涩的生命终需有几许光明的寄托，“颂红妆”成为先生用以忘却现实身心痛苦、寄予人生的慨叹。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他停止了授课，埋首于著述。
先生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那令人怜惜的才华，遭逢时代的转型，那种花开花落的无可奈何，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力感，那种美好的一切一点点被碾成童粉的伤心一代学人感慨的岂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个文人，哪怕有天纵之才，有满腹经纶，也挡不住时代方向的转换。
他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的探索是无穷无尽的，他有着强烈的身世之感，敏感地呼吸到了绵延几千年的文化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这种文化的托命之人。
于是，他在历史与文学研究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旧体诗中感怀人生，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他内心深处有着挥之不去的力量:不是一个学人的学问、才气，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气，是追求知识的自由、对学术独立性的捍卫，他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守护这样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
先生有着构建历史巨厦的渴望，他期望能写出恢宏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但在晚年那样的文化氛围下，又兼双目失明，他只能用心灵去感悟历史了。
先生留给世间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无形的人格遗产，是一个人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那才是他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
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也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就像血液一样流贯于他的全部著述之中。
这就决定了他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也就是文化研究。
不仅其史诗互证著作如《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如此，而且其纯史学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样如此。
他不朦成为一个单纯的考据学家，也不满足于仅限于历史领域的史学研究。
他所努力追求的是要超越前人，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理清脉络，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指明方向。
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