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松涛 新式学堂与民间私塾的博弈
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 【猫眼看人】
[原创]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猫眼看人】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刘松萝今年是辛亥革命95周年。
将近100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仍然是21世纪中国人的宝贵财富。
网友东篱小居先生在10月10日贴出了《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提出了宝贵的见解。
这里，我也想与东篱和诸位网友做一些探讨。
首先我要说，SJ学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堂。
网友kimcom所写的《思考的人，还是书呆子？这是个问题》启发我写出了《学者论：也谈思考的人，还是书呆子？》，现在又受到了东篱的启发。
一、辛亥革命的必然性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面对空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18省在京举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
1898年6月，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等人的见解，决定变法。
同年9月，慈禧太后镇压了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革新阵营的失误，但慈禧的守旧和专权无疑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慈禧虽然还政于皇帝，却仍然不愿放弃权力。
为报复西方列强支持光绪，慈禧利用义和团攻击外国公使馆和教堂，并且向列强宣战。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她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
就这样，晚清不仅专制，而且违背祖制，由太后代替皇帝执掌权力，可谓名不正言不顺。
面对外国入侵，朝廷的尊严荡然无存。
再加上拒绝变革，失去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不仅如此，虽然现在的精英们缅怀满清王朝的王道乐土，满清的民族压迫性质是无法回避的。
满洲贵族力量的衰落，以及西方传入现代民族概念和自由平等思想，造成了汉民族意识的高涨。
晚清违背世界潮流，也不符合专制的规范；失去了汉人的民心，又败坏了满洲的规矩。
因此，庚子之变之后，满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时间的问题。
慈禧返回北京之后，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措施，包括预备立宪。
但是，历史的变迁不以一家和一人的意志为转移。
改革不是儿戏，急躁固然不可以，拖延也是不行的。
等到老佛爷想通了，想明白了，一切都太晚了。
正像有人说过的：杀死了谭嗣同等人，再也没有人去上书了。
私塾与学堂 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
” 足 ,拟 将该堂改为家塾 [5]。 北京地 区经 费缺 乏 的情况在全 国并非特例 ,富 庶 的江苏也面临 同样 的问 ” “ 题 ,“ 官立 民立各学堂费繁事太 ,每 苦难 于兴办 [6]。 地处边远 的吉林 ,1909年 小学所聘 教师 多滥竽 ” ” “ ” “ 充数 ,被 陆续淘汰 ,翌 年决定 在北洋学习师范毕 业生 中择优派充 ,惟 人数太少不敷分布 ,故 不得不
(见 表 2)。
表 2.19"-1918年 全 国及 部分省份 学 堂和学 生统计
年份
1907年
学 堂数 33605 7868 学 生数 895471 146794 学 堂数 50301 10569
1909年 学生数 429443
230713 37434 35726 65986 16376
1822 1628
第 z9卷 第 1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zOOz年 1月
Ⅴ o1.29,No.1 January,2002
私 塾 与学 堂 清末 民初教 育 的 二元结 构
:
贾
国
,
生数所 占比重均在 90%以 上 ;贵 州 省小学 堂所 占比重 虽 较 他 省 为低 ,但 学 生 比重 亦 在
90%以 上 。初 等
教育在整个 新式教育 中的 比重 表 明 ,清 末新 式 学堂 的主体 是新式 小学 堂 ,并 在很 大 程度上 反 映 了清末 以 来新 式教育 发展 的状况 c由 以上 可知 ,小 学 堂与私塾在新 旧教育 体 系 中均具 有 代 表性 ,最 能反 映新 旧教 育体 系在 近代 的变化及 二 者之 间 的复杂关 系 。 一 种新 的教育体制并 非 一两 纸诏 书 即可在 短期 内造 成 。清末 民初 ,兴 学 面 临两 难 处 境 ,“ 民瘠 则 经 ”“ ” ” ” 费难筹 ,地 僻则 师资缺 乏 [2](446页 ),“ 无 经费 、 无 教 员 ,“ 此 中小 学 堂 之 通 病 也 [3]。 即使 在 中 ” “ “ 经济 、 国政治 、 文化 中心 的北京 ,某 些学堂 惟 因经费不 足 ,故 大有难 以支 持 之势 [4],有 的竟 因款 项 不
浅析中国乡村社会的 “洋学” 与 “私塾” 之争
浅析中国乡村社会的“洋学” 与“私塾” 之争一、引言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与欧美比肩发展，以少数民族教育、边疆教育、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改革实践为主要内容，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廖泰初于1936 年所著《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就是这一阶段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廖泰初(1910-2000 年)，祖籍广东高要县。
1928 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教育系学习。
1932 年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1935 年，廖泰初以论文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评论获得燕京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硕士学位。
1935 年10 月，廖泰初在山东汶上县担任视学员，并开展乡村教育调查研究，1936 年1 月，廖泰初结束了山东社会调研工作之后，回到燕京大学，并在教育系任教。
1937 年，燕京、协和、清华、南开、金陵等5 所大学及山东省政府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得到罗氏基金会100 万美元之资助，设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促进政建教合一之推行。
从1935 年开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鸿钧担任汶上县县长一职，廖泰初则在汶上县担任视学员。
为寻求改进普及我国农村教育的具体措施，在张鸿钧支持下，他以视学员的身份深入到汶上县的各个村庄，了解实际情况，开展社会调查。
这部著作即是廖泰初于1935 年10 月至1936 年 1 月在山东省汶上县，走访了200 多个村庄，参观了150 多个私塾的当地农村教育调查的成果，亦是反映当时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史料。
20 世纪30 年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对沧桑巨变之下处于十字路口彷徨无助的中国教育，廖泰初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中国的教育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在本书中，作者从人类学的理论与视角出发，为我们呈现出了汶上县私塾和洋学对立发展的状况，并鲜明地指出，文化冲突是以西洋文化为背景的洋学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二、洋学与私塾的对立汶上县是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县，在济宁北部约九十公里的光景是典型的华北农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汪荣祖教授访谈录
汪荣祖,1940年3月7日在上海出生,祖籍皖南。
1961年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71年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萧公权先生。
汪教授勤于著作,至今已出版中英文专著几十种,代表作有《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康章合论》《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史学九章》《诗情史意》等。
纪欣(以下简称“纪”):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西史学史专家,又能吟诗、善古文,请问您是怎么养成这么多本事的?在您的治学过程中有哪些人对您产生了重大影响?汪荣祖(以下简称“汪”):我不敢自称专家,也许对文史有比较广泛的兴趣。
兴趣来自一些体制外的机缘,就是学到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1949年来了许多安徽老乡,他们常来我家聊天,其中有一位吴博全先生,他是前清翰林许承尧的弟子,旧诗做得很好。
我跟他学到一些做旧诗的窍门,有时也学他吟诵。
近年叶嘉莹教授很重视吟诵的重要,觉得此一宝贵的传统不应消失。
她九十岁生日时,我正好在南开大学访问,寿宴时她鼓励大家吟诵。
我吟诵了吴老师教我的郭登《送岳季方还京》,叶先生听后说“很有古风”,才知道吴老师的吟诵有谱。
之后又与叶先生同在南开的一场慕课上吟诵旧诗词。
吟诵时想起吴老师,他曾送我一本赵松雪的帖,并题诗相赠:“新安书道本堂皇,两百年前有二汪。
荣祖谊承先世业,便当勤研十三行。
”我很惭愧,没把书法练好。
吴老师启蒙之后,读大学时,遇到痛恨新文化运动摧残传统的徐子明先生,他在系里很受排挤,很少学生选他的课,我选读他的西洋中古史,大教室只有我一个学生,但一师一生一年没缺一堂课。
之后他不再教西洋史,以救世的心情改教古文,他家学渊源,能以古韵朗读《诗经》,我听他讲解《左传》《战国策》《世说新语》等书,不放过一个字,令我获益良多。
出国留学后,又遇到“寄踪万里”的萧公权先生,哈佛杨联陞教授称萧先生为“海外中国学者第一人”,我有机缘入其门,何等幸运。
自1980年后,又有幸认识钱锺书先生,承其不弃,得到他的教诲与指点。
第五单元中国近现代的先进思想 2
1）提出背景：
（1）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救国主张都以失败 告终，中国革命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践； （2）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 壮大； （3）孙中山改良道路失败后，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创立了革命团体；
（4）西学的不断传入，孙中山融合了多元人 类文化遗产而提出；
（5）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民报》发刊 词上提出
1）提出背景：
（1）旧三民主义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 （2）孙中山屡次受挫，急需新的理论指导； （3）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4）1924年，国一大的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 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2）主要内容：
3）新旧三民主义之比较： 旧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反对民族压迫， 反帝；各民族一 反对满族贵族的 律平等；民族平 统治 等、自决
2）影响：
（1）简单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状况； （2）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开始关注世界形势， 探索救国之路； （3）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成为中国近代思想 的主流
背景
维新派 和维新 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思想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共同主张 ：
康有为：思想特点：把 西方政治学说与儒家经 经济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史相 结合 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移花接木的含义） 原因： 理论基础：西学知识的增长 著作：两考
4、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和影响
1）特点：
（1）早期没有与工农群众的斗争相结合；
（2）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的否定和肯定 倾向
2）影响：
（5）反映了学习西方已从器物、制度程度深 入到思想文化层次；
1、孙中山的介绍与大事：
孙中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广东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 逸仙 ，曾用名：中山樵． 生平大事： 1）投身民主革命，创办革命团体； 2）提出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 建帝制与捍卫共和制度 ； 3）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 ，实 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国民大革命
清末民初劝学所改良私塾活动述评
清末民初劝学所改良私塾活动述评作者：贺军妙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09期[关键词]劝学所，私塾，改良[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86—03清末民初，由于教育发展现实的局限，形成了新式学堂与旧式私塾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
目前，史学界虽有文章关注私塾改良，但迄今鲜有人关注劝学所，更遑论劝学所对旧式私塾的改良。
本文着力对劝学所改良私塾的职责、方式以及作用作一考察，求抛砖引玉之效，以就教于方家。
一劝学所由严修于1905年在直隶首创，后推广全国，正式成为县级教育行政机关。
劝学所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而设，有对于新式教育的劝学、兴学之责。
学部《强迫教育章程》要求各省广设劝学所，并严令：“以学堂之多寡，立劝学员之功过。
”劝学所的建立，促进了近代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
然而，新式学堂的发展远不能满足儿童的入学需要。
时人1906年曾作如下推算：当时中国人口“就四百兆计算，成人与儿童为百与七之比例，则全国应有儿童28000万人，即应有能容百人之小学28万所”。
1907年，全国实际统计数字为33605所，与1年前的预算数28万所相比，仅占预算数的12％；入学儿童仅占适龄儿童的3.19％。
上述预算是以每所学堂100人计的，事实上，当时“每校平均不及30人”，30与100的数字悬殊又使12％的比例再打折扣。
据实际统计，1912年全国儿童平均入学率仅为1％。
政府普及教育的宗旨与教育现状的巨大差距，使得劝学所劝学、兴学的效果大为缩水，面临的局势任重而道远。
劝学所主导的新式教育因经费、师资的缺乏使得很多学堂名不副实：“初等小学，其科程完备，常款丰裕，学生达34人以上者，十无一二；校舍合宜、管理合方法，教授有兴味者，百无一二。
”但私塾的发展却有增长的趋势，据直隶提学司的调查，“各府州县官私两等小学虽以设立，而与私塾比较尚不敌其十分之一”。
“细察各处学堂之状／况，则着着退步，大有一落千丈之势”，“私塾之增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023届山东省淄博市部分学校高三教学质量摸底检测历史试题
2023届山东省淄博市部分学校高三教学质量摸底检测历史试题一、选择题1．春秋时期，管仲认为治国必须“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推行新法则要“慎用其六柄（杀、生、贵、贱、贫、富）”。
这反映出其思想特点是（）A．尊法敬天B．外儒内法C．德法并重D．严刑峻法【答案】C【解析】据材料“管仲认为治国必须‘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结合所学可知，管仲认为治国必须赏罚并行，说明其德法并用的思想特点，故选C项；材料“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主旨是管仲的赏罚并行思想，没有涉及天命思想，排除A项；据所学可知，管仲是春秋时期的法家思想家，其并不主张儒学，排除B项；据材料“慎用其六柄（杀、生、贵、贱、贫、富）”可知，管仲认为应该慎用“杀、生”，不主张严刑峻法，排除D项。
2．山东莱芜出土了西汉初期的二十四件铸造农具的铁范，铁范之内有“李”“汜”“山”等文字标志。
经学者研究，其中的李、汜、山是姓氏。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西汉初期（）A．冶铁业中心在北方B．冶铁技术相当普及C．铁制农具普遍使用D．尚未实现盐铁官营【答案】D【解析】据材料“出土了西汉初期的二十四件铸造农具的铁范……其中的李、汜、山是姓氏”结合所学可知，这些铁范是私人制造，说明此时尚未实现盐铁官营，故选D 项；材料仅是山东出土的铁范，不能说明冶铁业中心在北方，排除A项；材料仅是山东一处的出土文物，不能说明全国性问题，排除B项；材料主旨是铁制农具的制作，没有涉及铁质农具的使用，排除C项。
3．踏歌是对以脚踏地为节、载歌载舞的群众性活动的一种通称。
《旧唐书·睿宗纪》记载了当时宫中表演踏歌的盛况。
也有诗描写踏歌“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儿连袂行”“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据此可知，当时（）A．市民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B．社会风气较为开放C．诗歌以描写民间生活为主D．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答案】B【解析】据材料“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儿连袂行”结合所学可知，唐代女子可以在大堤上踏歌，说明社会风气较为开放，故选B项；据所学可知，唐代市民文化才刚刚兴起，排除A项；据材料“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可知，该诗歌描写的是长安城的盛景，而非民间生活，排除C项；据材料“踏歌是对以脚踏地为节、载歌载舞的群众性活动的一种通称”可知，材料主旨是踏歌活动，不能说明中外文化的交流情况，排除D项。
论近现代中国教育转型对传统私塾的改造
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１３卷／第５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ｙ．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３Ｎｏ．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７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中国私塾史研究”（ＥＡＡ０８０２５６）作者简介：蒋纯焦（１９７０－），男，湖南衡阳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私塾教育专题研究·编者按：私塾是中国古代最广泛的民间基础教育机构，承担着文化传承、知识普及和士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历史任务，因此，私塾在中国教育史、社会史、文化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私塾成为一种历史现象。
近些年来，学术研究者的眼光不断下移，私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涌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为推进私塾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本刊特推出本组专题文章，从私塾改造、私塾教材、私塾学规、儿童生活等视角，展示了私塾内教育活动的具体情况和私塾消失的历史过程。
历史是向前的，研究私塾不是追忆和怀恋，而是对这种逝去的教育机构作客观的审视、冷静的思考，并由此充实中国传统教育的内涵，揭示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
本刊欢迎广大学者对私塾及塾师作进一步研究，不吝赐稿，本刊还将择机刊发此类文章。
论近现代中国教育转型对传统私塾的改造蒋纯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摘 要：近现代社会新式教育快速兴起，新式学校逐渐取代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成为教育机构的主流。
政府在发展和普及新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新设大量学校，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教育机构进行改造，使融入新的学校系统。
相比较而言，书院改学堂较为容易；传统私塾因为数量庞大，分布散乱，成份繁杂，改造起来难度大、时间长。
教育行政机关通过组织塾师培训、审定塾师资格、实行设塾登记等形式，积极开展对私塾的改造，使之逐渐脱离旧的教育模式，在教学组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学校管理上向新式学校靠近，为新教育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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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松涛新式学堂与民间私塾的博弈『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晚近国人的教育观受到外来思想的深刻改造，对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均有简单化的评判倾向，多视两者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
新式学堂与中土学塾，教育理路存在差异。
新式学堂注重实用，将知识分门别类教授，不以一师为范围，学生转益多师，师道尊严大失。
旧有学塾强调道德教育，单纯的知识授受，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学塾以一师为中心，所习以老师德行文章为模范，是所谓“师教”。
两种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长所短，并非一方绝对高明。
无论对科举停废前大量存在的旧式民间学塾，还是从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亟待进行深入、持平的研究。
左松涛教授新著《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5）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可为中国追求教育现代性的努力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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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堂与民间学塾的博弈（节选）文| 左松涛科举停止，学堂竞立，人心摇动。
1905年，山西举人同时亦是塾师的刘大鹏观察到风气已有替换，认为“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由于前途不再，以教授举业为主的学塾多有倒闭，塾师出路堪虞。
10月22日，刘大鹏在太谷县城聚会，“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可谓观感一致。
从11月日记开始，刘大鹏不断记录同行停业的消息，11月3日记“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2月25日记“顷闻同人失馆者多”，次年3月19日记“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
类似情形，在其日记中不断出现。
这不是山西一地情形，可资印证的是，1906年湖北鄂城学子朱峙三也注意到：“县市教书先生今春学生甚少，盖各生家庭均观望城内新开之三堂小学也，纷纷问讯。
”该处小学堂所招学生，基本在十四岁以上，甚至三十多岁者亦有多人前来报考。
《图画日报》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清末上海新年出现的新现象，称：“新年已过学堂开，学子莘莘鱼贯来。
宝贵光阴休混掷，各将子弟快栽培。
新学昌明旧俗除，不须香烛把诚舒。
皮包一个携将去，上课钟鸣即读书。
讲堂优礼谒先生，脱帽鞠将右手擎。
不比昔时须下拜，磕头习惯幼年成。
笑煞村儒尚训蒙，赵钱孙李教儿童。
一心只望新生至，开馆收来贽见丰。
”| 《开学堂》，《图画日报》第196号第7页一旦失去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稍有风吹草动，塾生也就可能弃学塾于不顾，或转学到一般来说设学地点更为安全的学堂中去。
艾芜曾回忆，“我的祖父和父亲他们，对于读书这一道，早已厌倦了，并不希望我在读书方面，有何成就。
事实上，科举既没有了，读好了书除了教学生而外，确也使他们看不出读书会有多大的出息。
他们不勉强我读书，不鼓励我发愤，我也就趁能偷懒的时候偷懒，马马虎虎地读读算了。
心里一点也没有起过大志向。
”影响所及，部分的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的学塾或改办学堂，或直接停办。
例如，温州“自学堂之设，向有之数十金、数百金之家塾，皆不复存立”。
族塾设立本意，以培养宗族人才、振兴宗族为宗旨，正如学者多贺秋五郎指出的“实际上宗族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它只是为宗族自身。
所以王朝交替也好，异族统治也好，族塾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宗族、同业公会等办理的学塾也逐渐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性质发生改变。
宗祠等公所机构最为方便办理学堂，是公私两利，朝廷官员及报刊舆论都有一致看法。
尽管不少民间学塾因为各种原因停闭，但学塾之于学堂，总体上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新知识人声称学堂的种种优越之处难以落实，而私塾诸多所谓难以克服的“弊端”，在普通民众看来，却并非问题。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是陶铸国民的大工场。
然而无论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难以实现，只是空谈。
一方面，民众未必认知自己肩负有“国民义务”，也不认为入学堂读书是“义务”之举。
有人感叹将“国民义务”这类观念通过演说等手段灌输给民众之难，“你说的话若是程度稍微高一点，他们就不明白了。
就让是他明白，你说甚么是爱国，甚么保种的些话，他听着也没有甚么旨味。
久而久之，他们看着同讲耶稣教一样的，谁也不去听了。
”即使同一阵营中的知识人，也不认同学堂是造就“国民”之地说法。
1906年，王国维因丁忧回籍浙江海宁，地方绅士上门请其担任劝学所总董，谋划学堂普及。
王国维却断然拒绝，理由是“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员称职者十不得一二……以如此之学校，如此之教员，欲以造就国民资格，盖亦难矣。
吾家有儿童及学龄矣，宁委诸私塾，而不愿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劝人？”民众对于兴办伊始的新式学堂，往往视其为固有的义学，是救济贫民子弟之所。
浙江湖州民间就将初等小学等同于义学，认为是下流阶层子弟的专利，相戒不入。
1906年，桐乡知县对乡民演讲的白话文可作印证：本县仰遵圣旨，要在桐乡各村，并多设乡学。
已经会同学老师并绅士，筹集经费，挑选本地品性极端、文理好的先生，派往各村庄，教导你们的子弟。
先生的束修，全在公款里支送，不要你们再出分文。
从前逢年逢节应送先生礼物，现在也不一概要你们送格哉。
……此番请的先生通是热心热肠，极肯用心教导的，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
……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知县苦口婆心劝学，声称学堂的许多妙处，但在民众看来学堂实际都与原有的义学运作非常类似。
学堂教习“会同学老师并绅士”挑选而来，义学塾师也多是如此派定，学童家长均无权主动参与选择。
学堂不要先生束修，也不收年节礼物，也是义学具有的慈善性。
该知县极力说明学堂“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恰好证明普通乡民的确将“学堂”与义学对应。
不但浙江一地如此，内地各地情形如出一辙。
据余家菊回忆，清季湖北黄陂“其时小学一切皆公费，且月给零用钱数百（文）。
乡人视为平民学校，多不肯入。
”| 清末学堂1908年，直隶视学员调查武清县的学务状况，称该县大良镇人民“知有义塾，而不知学堂之名称”，下九百户村人民“不知有学堂，并不乐闻学堂二字”。
次年，直隶的视学员注意到学堂与私塾学生精神面貌截然不同，反应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别：“各私塾学生，气象多秀静者；官小学生，气象多粗野者。
风气不开，于此可见矣。
上中社会，皆以疾视学堂，宁令子弟入私塾，而私塾之人数日加多。
中下社会，非不崇私塾，强令子弟入学堂，而学堂之人数日加少。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所教授各种“科学”是营谋生活的最佳场所。
实际办理过程中，“科学”威力却极为有限，以致构成学堂形象负面化的要因之一。
刘大鹏式旧读书人心目中，大多认为学堂“以科学为随从洋人，有违圣教”，固然偏激，但他们对学堂教授的某些知识不满，却不能说毫无道理。
刘大鹏1905年日记写到“学堂者外洋各国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最重测算、技巧、格物一门工艺也。
讲求工艺之精巧，非吾人所谓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学术之坏，不知伊于胡底耳。
”他敏感体察出新式学堂与中土学塾，教育理路存在差异。
新式学堂注重实用，将知识分门别类教授，不以一师为范围，学生转益多师，师道尊严大失。
旧有学塾强调道德教育，单纯的知识授受，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学塾以一师为中心，所习以老师德行文章为模范，是所谓“师教”。
两种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长所短，并非一方绝对高明。
不过，学堂初兴，所谓“科学”大多流于表浅，甚至买椟还珠，在移植、传播过程中变形，不仅可能失去原有精义，甚至格义附会，乃至谬种流传。
清末先读家塾，后入学堂的郭沫若后来回忆，学堂课程极其零乱，“凡是新式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
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
他在小学堂、中学堂读书时，感兴趣的仍是固有的经学之类。
由于学堂学风糟糕，他“开设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
郭沫若后来所读四川嘉定中学堂，教学比原先的高等小堂更差：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
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
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
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
即或学堂教授的“科学”较之民间学塾所学要精深高明，但多数学生毕业之后，其学问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发生作用，成为无法实践的屠龙之技。
1908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南洋公学）斋务长陆瑞清撰写《学生服劳说》一文，论说学堂学生不适应本土社会。
新知识人对兴学堂以救亡本寄予很大希望，此时希望却逐渐转变为失望。
文章首先指出学堂虽未遍设，但数量已多，“沿海各省邑各数十矣，府各数百矣，其学童之列籍者更数千数万矣，民智稍稍开，科学稍稍具矣”。
但是“试问国也族也家也，其可免于亡焉、灭焉、丧焉否？曰，仍付不可知之数也。
”答案是“学生大半皆惰逸者也”，追索原因，主要是学堂风气所致，学生所学“科学间有精深，而豪华之意气深印于脑纹，一见旧社会之状态，皆以野蛮目之”。
在毕业之后，难以得到社会认可，“某邑高等小学学生数十人，毕业后介绍入商。
不三月，而尽行见逐矣。
商界中人誓不收学堂学生为徒弟。
某女学校之某某出嫁后，不知烹饪、缝纫之职，而见恶于翁姑，贻笑于戚族。
某镇之人誓不娶女学生为媳。
”陆瑞清建议，学堂课程应作改变，学生要从事劳作，“女子中学则于正课手工之外，加应用之缝纫、烹饪焉”。
只有这样，学生毕业后“其能力足以应用，其见解足以识时，其处置得宜己，合适者生存之公例，决不见绝于人群。
”这篇文章首先在《申报》刊出，又在四川《广益丛报》登载，两年之后，还作为商务印书馆所办《教育杂志》的“社说”出现，其指出的问题深中肯綮，又难以轻易解决。
可见，清末的学堂多与普通人群相隔阂，见绝于实际社会生活。
| 1904年外国传教士在甘肃平凉创办的中西学堂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有名为董云龙的北洋师范学堂学生上书当局，指陈普通乡民仍送子弟入读私塾，宁愿废学也不入学堂的缘故。
他注意到，直隶宁河县小学堂忽视学生的习字教育，所学的“算术”，仅停留在纸上作业的笔算，而不讲习生活需要的珠算。
学生毕业之后“写不能写，算不能算”，“其无力入中学者，欲就他种职业，每不免有所遗憾”。
他以自己以前任教私塾的经历为例说明，最初教书时，以“读书、习字、作文三必要”，但当地乡下人情却以“能写能算”为尊贵，因此前来就读的学生寥寥无几。
揣摩之后，“于三必要中特重习字，又创设珠算教授法”，来学者逐渐增多，年胜一年。
新知识人宣传，塾生在私塾读书多年，国文不通，学堂的成效较为明显。
然而，经过短暂实践，情况恰好相反。
1907年，《中国日报》有文章指出广东学堂中琳琅满目的各科教学，实际只有形式而无内容，“若夫所谓学堂者，则大率虚声纯盗，袭外貌而不计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