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债务危机—张捷

1、日本：内债为主
日本政府的高债务比率是经济长期衰退和人 口结构老化的产物。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 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政府长期实施财 政刺激，引起债台高筑。人口结构上，2010 年日本老年抚养比已超过40%，是美国的两 倍，比英国、德国高30%。日本的总体抚养 比已达到60％左右，接近劳动人群对人口抚 养的负担极限。这都使得财政不堪重负。
2010年，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 占GDP比重平均达到110%，财政赤字 占GDP比重为9.3%，远远超过政府 债务占GDP不超过60%、财政赤字占 GDP比重不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

2011年底，希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达150%，意大利超过120%，葡萄牙与爱 尔兰超过了100%，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 101%，日本约200%，英国80%，西班牙 72%。
只好选择违约，这时主权债务危机便会爆
发。主权债务危机又会引起银行危机、通货
膨胀、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严
重后果。这时，“骷髅”就会从柜子里掉出来。
（二）欧美日债务危机的差异
可以说，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存在寅吃 卯粮，政府债务比率过高的问题。欧盟的 平均债务比率并不算最高，但债务危机却 最严重；美国的债务危机是间歇性地爆发， 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日本的债务比率最 高，但却始终处于引而不发的潜在危机状 态。为什么会产生以上的差异呢？
日本公共债务达到超高水准，却没有发生债 务危机，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日本国债主要 是内债，90%掌握在国内金融机构和居民手 里，只要政局稳定，一般不会抛售；二是日 元坚挺和国内的通货紧缩，使国债不会轻易 贬值。加上日本拥有大量国外资产和外汇储 备，尚未到山穷水尽地步。但高额债务仍然 像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威胁着日本经济。
长约10%，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
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
的冲击，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局限性
正日益显露。
该战略驱动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依赖初
3、危机促使社会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与经济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恶性 循环的关系。危机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产物， 同时危机又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它使失 业率高企，居民的家庭资产缩水（美国居民 净资产减少近四成），中产阶级趋于消亡。 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再度走红， 各种“ 占领运动”遍及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 历战后最深刻的危机。
最后，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出于 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如何救援的问题上难以 达成一致。德国等核心国强调受援国必须强 化财政纪律，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工资福利， 反对发行欧元债券和实行债务共担。边缘国 则希望优先刺激增长，发行欧元债券为其融 资。法国大选后新总统也倾向于增长优先， 德法两国产生分歧，使解决危机更为困难。
西方国家长期寅吃卯粮，靠负债消费来拉动 经济增长。在正常时期，可以借新债还旧 债，债务问题被经济增长所掩盖，未引起人 们的关注。但当危机袭来时，冰山就浮出了 水面。一方面，当金融机构和私人企业濒临 倒闭时，政府不得不施以援手；另一方面， 政府还需实行扩张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复 苏。这些都使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失业率高企，社会 乱象纷呈，政局动荡不安，人们对资 本主义的信念发生了严重动摇，资本 主义制度前景暗淡。同时危机也严重 影响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无论从逻辑还是实际来看，金融危机和主 权债务危机都是一个整体，是上下“半场” 的关系。金融危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诱因， 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 也可以说，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藏在 柜子里的“骷髅”暴露了出来。那么，这 具骷髅是怎样被藏进柜子里的呢？
美国虽然负债累累，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 但应付债务危机却得心应手。这是因为美国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元又是国际储备资产， 美可以通过印制钞票、制造通货膨胀和人为 压低国债收益率来变相减债。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向媒体表示“投资美 国国债无关信用评级，美国可以在任何时 刻印钞票还债”。 危机中，美联储通过超宽松货币政策（如 QE1-2），将利率压至罕见的低位，任由 美元贬值和通胀率上升，使国债实际收益 率为负值。
欧元区内部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差异大， 德国、荷兰等出口大国与希腊等国之间存在 巨额经常项目失衡。前者一直处于经常项目 顺差，两国2011年经常项目盈余高达GDP的 5%，而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则有巨额贸易赤 字。统一货币使赤字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 减少贸易逆差。
另外，迫于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压力，希腊 等国过度提高工资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 遇，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不仅给政府 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提高了单位劳动 成本，使南欧国家在与亚洲低成本国家的 竞争中不断处于劣势，导致政府债务和对 外债务不断攀升。
2、负债消费型的发展模式
在国内，欧美普遍采用高福利、高社会保 障、低税收、低借贷门槛的政策组合。一 方面是为了讨好选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 刺激消费，依靠资产泡沫、财富效应和透 支消费来拉动增长，解决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的问题（负债消费型的发展模式），这 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也是不可持续的。
3、金融危机使债务“骷髅”显现
但这些措施给持有美元债券资产的外国投资 者（美国国债约一半是外债）带来损失， 特别是对于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的我国来说， 面临着低收益率、通货膨胀、美元贬值三大 风险，已经并将继续遭受巨大的投资损失。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使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严峻的通胀压力，使全 球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复杂。
三、中国经济的战略转换
1、中国经济将转入新的发展时期
随着全球危机影响的发酵和国内发展条件的 巨大变化，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快 走到尽头，必须及时改弦更张，制定新的发 展战略以适应新的形势。
（1）出口导向战略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廉价劳
动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GDP年均增
边缘国家的财政赤字长期突破规定上限，
金融危机恰如屋漏偏遇连夜雨。
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引发债务危 机的深层原因。欧猪五国（PIIGS，希腊、爱 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产业竞争 力弱，经济结构问题多。如希腊长期预算超 支，公务员队伍庞大，公共事业支出占GDP 40%，偷税逃税严重，私人部门赤字过大。
3、欧洲：一体化之殇
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肆意泛滥，外因是金 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
内因在很大程度上则可以归结为欧元区乃
至欧盟内部的制度性缺陷。
对于拥有独立货币主权的国家，当政府通 过市场发行债券遇到困难时，可以责令本 国央行增发货币买入国债，以避免国债收 益率大幅上升。然而欧元区的成立使成员 国丧失了货币主权，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 统一掌管，成员国既无法通过通货膨胀来 冲销债务，也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 口，减少赤字。
表面上看，这种国际分工对欧美十分有利。它们 可以利用服务业的垄断优势，在产业链中不断增 加高端服务环节的利润分配比率，通过榨取低端 制造环节的利润，从实体经济中攫取第一桶金； 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利用金融优势，获得廉价的 借贷资金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从虚拟经济中攫取 第二桶金。但深入透视，这一分工模式是不可能 长期持续的。
欧债危机表明，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如
果没有政治一体化作为后盾，是很难真正成 功的。欧元和欧盟仍然面临着两种前途：一 是头疼医头、小修小补，最终可能难逃解体 命运；二是痛定思痛，下决心推进财政一体 化和政治一体化（可采用双速模式），逐步 建立起欧洲合众国，实现凤凰涅槃。
二、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
1、危机可能导致世界经济长期衰退
欧美债务危机： 根源、影响与中国的战略转换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张捷
前言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 经济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危机一 开始是金融危机，2011年后转变为主权 债务危机，危机中心也从美国转移到欧 洲，至今看不到结束的曙光。受其拖累， 全球经济一波三折，低迷不振，甚至可 能跌入二次探底的深渊。
2、美国：美元贬值策略
2010和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分别为11.3%和10.6%，债务总额达14.3 万亿美元，与GDP总量相当。2011年8月美 国国债因超过规定的上限，两党为提高国 债上限和减债方案发生争斗，引发债务危 机，美国因此失去了保持70年之久的AAA级 主权信用评级。
以美国为例，在负债消费模式下，居民住房按 揭和消费信贷不断提升，其资产负债结构严重 失衡。随着次贷危机发生，居民开始降低消费， 修复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为降低自身的杠杆 率也开始收缩信用。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经济 衰退。政府为应对衰退，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刺 激计划，扩大政府投资，提高政府部门的杠杆 水平，这就放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私人部门的 债务危机最终演变成政府债务危机。
无论是去杠杠化还是去产能化，都无法避开
结构调整。但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结 构调整不仅带来痛苦和阻力，而且难以达成 共识和实现协调。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有利 于保增长，却不利于调结构。如此一来， 短期危机就可能演变为长期萧条。
2、危机加速世界经济的格局转换
经济危机加速了西方国家的衰落，促进了世界 经济格局的大转换。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逐渐 由西方转向东方，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 国家的地位日益提升，G20取代G8成为世界经 济的核心治理机构。其中，中国地位的上升尤 其引人注目。
一、欧美金融债务危机的根源
（一）欧美债务危机的共同根源
从本质上说，欧美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都是 体制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是全球化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收入两极 分化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是贪婪 的、无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1、分工和产业的失衡
80年代以来，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世界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 发达国家经济在“去工业化”后日益金融化 和虚拟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成长为 “世界工厂”，形成了制造-服务的国际分工。 在这种国际分工形态下，创造财富的国家储 蓄过度、消费不足，不创造物质财富的国家 却储蓄不足、消费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