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希腊三贤”的经济伦理思想之比较
儒家“中庸”与古希腊“中道”之比较
儒家“中庸”与古希腊“中道”之比较摘要：孔子从济世安民的目标出发而创建以”仁”为宗旨、以”中庸”为方法的儒家学说，他的学说既具有理论上的高度，又切合社会现实、切合日常生活而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亚里士多德从他的”研究哲学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实用”的本旨出发，他的学说不考虑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用性和可行性，而完全是作为纯思辨的理论而存在。
因此二者在”中道”的理论上形成了很大差异。
关键词：中庸；中道如果说”仁”是儒学的宗旨、内容或总目标，”礼”是为了实行”仁”的宗旨而必须遵循的具体条文，或者儒学的外在形式或实施”仁”的具体手段，那么”中庸”则是贯穿于”仁”与”礼”两者之间的方法论。
一、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远古圣帝尧、舜、禹相传的”允执其中”，乃是适用于处理一切事物的基本法则，于是加以继承发展而创建了全面而系统的方法论中庸之道。
所谓”中”，它是一种体现处理事物正确性的基本原则，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行为与事物的客观实际适相符合，从而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故含有合乎客观规律的”真理”之意。
若从”庸”字的通常意义中引申出来的哲学意义而言，历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作为常理或定理解。
其二是作为运用解。
它体现了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普遍性。
所谓”中庸”，就是正确而普遍的真理。
二、古希腊的”中道”观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中道”理论。
首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所谓”居间者”的观点。
他说：”在每一种连续而可分的事物里面，都能够多取、少取或取一均等的量，并且这样做可以是就该事物本身而言，也可以是就其相对于我们而言。
所谓相等，就是过多和不足之间的居间者，我的意思是指与两端距离均等的、对于一切人都相同的东西；所谓相对于我们的居间者，我是指既不太多也不太少的东西，--而这不只是一个，也不是对一切人都相同的。
”①这里所谓”就该事物本身而言”的”居间者”，就是机械地对事物进行对半折中；所谓”相对于我们的居间者”，就是”我”所需要的最适当的量。
孔子与柏拉图的伦理政治思想比较及现实意义
孔子与柏拉图的伦理政治思想比较及现实意义孔子和柏拉图是古希腊和古中国两个文明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成果对各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伦理政治思想方面，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也各有卓越之处。
本文将比较两位思想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探讨其现实意义。
其一，伦理思想比较1.1 孔子的仁义道德观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家，他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理论。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爱、善和美德的统一体，是完美的人性和道德表现。
孔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的每一个性格、行为和高尚的品格都应当是人性的表现。
不同于其他的思想家，孔子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人的行为应该是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负责。
孔子强调的道德观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仁义道德应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和人类生活的意义所在。
1.2 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思想柏拉图是希腊古代哲学中的巨人，他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探索了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建立在其形而上学思想基础之上，他认为物体、事物不是实在的，而是被不断变化的意志所支配。
在人类社会中，人的作为受到欲望的支配，人不是自由意志的主宰，受到各种外在力量的制约。
柏拉图认为，抵抗外在力量的方式是找到一个人的理智和本性的平衡点，保持理智和道德上的完美。
柏拉图还提出了“审美理念”的思路，他认为人类的美感不仅仅是外在的，还体现在内在，是一种在理智和情感上都达到的美。
其二、政治思想比较2.1 孔子的政治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论语》中，他认为政治也是道德的产物，好的政治体制必须建立在仁义道德的基础之上。
孔子强调君主的德行和品行，君主如果能够以身作则，引领臣民，就能够带领国家进步。
孔子认为好的国家政制应该是由最优秀的人组成的，而不是像现代社会一样，由大量不同能力的人担任。
孔子鼓励在民间寻找合适的人来担任职位，并且强调德行才是评判人才的关键。
柏拉图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政制也是建立在其形而上学和伦理思想基础之上。
柏拉图认为，政治是一种理性的控制，只能在哲学家控制下才是政治正确的。
浅论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一)
浅论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一)〔论文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伦理特点〔论文摘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与孔子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可以探讨出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具有德性主义、理性主义、中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点。
作为古希腊哲学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总结者的亚里士多德在继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城邦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从人的特有活动的性质上去思考伦理，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将伦理学从哲学中划分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写出了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欧台漠伦理学》和《大伦理学》，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体系。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具有什么特点呢?他的思想与孔子比较有何异同?下面就这两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德性主义与“仁”在西方伦理思想中，最初很长一个时期，伦理视野思考都集中在人的德性特征上。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关于德性的理论，有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论。
亚里士多德则直接把伦理学定义为“研究德性的科学”，并把德性定义为人的品质。
德性与“最好、优秀”相联系，意为一种事物之好(“优秀，’)。
“德性”概念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可泛指一切事物的优越性，他说:“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
”(《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35页)。
亚氏指出，人的“德性”并非外在理念赋予人的人性，更不是神的馈赠，而是内在于人性中的理性。
此种理性与人性中的非理性相对，人的理性之所以表现为“善”，是由于“人们自然的具有接受德性的能力，先以潜能的形式被随身携带，后以现实活动的方式被展示出来”。
因此人们用理性支配行为，控制欲望，使之合乎“善”。
亚里士多德分为两类即相应于灵魂具有理性自身部分的是理智德性，相应于非理性的可却服从理性的部分的是伦理德性。
先秦儒家美德伦理与古希腊美德伦理之比较
先秦儒家美德伦理与古希腊美德伦理之比较比较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和所面临的困境。
在差异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具有展开路径不同、成德践行的内在动力结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不同。
在相似性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都确定道德可教并强调德行教化的意义，两者在个体成德践行的具体途径或方法上都选择中庸。
在困境方面，两种德性观都面临理论和现实的挑战。
对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这种挑战主要是道德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对于先秦儒家伦理学，则是其依附的礼制被边缘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
标签：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古希腊美德伦理；比较先秦儒家伦理学与古希腊伦理学作为不同地域形成的两种伦理类型，差异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同为古典美德伦理学，两者之间又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或同质性。
并且，无论是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还是古希腊美德伦理学，在当今时代都面临着巨大困境。
一、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Virtue”的西语含义与中文“美德”一词的汉语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古希腊人对“美德”的理解具有实质性的价值内涵，相当于汉语中的“卓越”“完善”“优秀”等概念，而且这一概念的实质性价值往往与特定人的特定社会身份具有直接联系。
如智者的美德在于智慧的表现；士兵的美德在于勇敢的表现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卓越”或“完善”并不完全是某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理想境界，因为每一种美德总是与人的具体生活特性或社会身份相关的，换言之，美德总是与个人的生活特性相关，意味着他实际行为的恰如其分，尽职尽力。
著名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开列几十种美德，并指出达成这些美德的基本方式，即“中道”。
汉语“德”字早见于《周书》，金文从直、从心。
在词源意义中，“德”与“得”相同，所谓“德”者，更多是指“心得”“成德”。
“道”“德”连缀，便有内得于心于己，外得于道义的双重意味。
孔子所言“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1]，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与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异同是什么？
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与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异同是什么？
你这问题没法回答。
儒家思想比较明确，核心是礼和仁，由这两个延伸出三纲五常、仁恕诚孝、君子小人等概念。
然而，古希腊压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和古希腊思想对应的应该是诸子百家或者其他类似的群集概念。
古希腊包含了五花八门的内容，既有对世界的描述的，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本质是数，也有讲社会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
儒家接近于伦理学，对应的有柏拉图的“四主德”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等。
要说异同，儒家明显更加实用主义，一个儒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用儒家思想规范自己行为。
希腊人则想的更深刻，这也是希腊人区别于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人的地方，他们就是喜欢形而上的思考，全世界也就他们真正形成了逻辑的概念，并用逻辑作为工具去进行思考。
比较分析苏格拉底的美德思想和孔子的仁爱思想
比较分析苏格拉底的美德思想和孔子的仁爱思想摘要：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思想，开创了人类思想的一个新时代，其要旨便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努力引导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明渊源，造就了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美德思想和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仁爱思想。
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苏格拉底美德思想的主要内涵和孔子仁爱思想的主要内容做出一定的梳理，进而对两者的思想进行历史对话，比较分析其异同之处，探究苏格拉底和孔子思想的道德意蕴。
关键词：苏格拉底；孔子；美德；仁爱一、苏格拉底的美德思想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奠基人。
苏格拉底本人一生并无著作存留于世，我们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研究主要依据其学生柏拉图的对话集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
（一）时代背景苏格拉底出生之前8年，波希战争刚刚结束。
这之后是一段相对和平的年代。
大概到他40岁的时候，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这场混战断断续续打了27年，最后斯巴达获胜。
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黄金时代，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希腊的城市国家此前就已经不稳定的均衡关系彻底被打破，斯巴达的霸权也只持续了数十年，此后，战前的形势也未能被恢复。
发展到最后，出现了雄心勃勃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他死后61年，马其顿征服整个希腊。
2年后，亚历山大成为马其顿国王。
又过了2年，亚历山大开始东征，建立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帝国。
又过了11年，亚历山大病死，帝国四分五裂，古希腊历史结束。
（二）“不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①，出自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发言，其意主要是表达了人的理性及其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最高的存在价值，他强调要时刻去关注自己的灵魂，以及是否对人生进行反思关乎整个人生的真正幸福。
他说：“不可一日不谈论善和其他各种主题，你们听到我和其他人谈论和考察这些事情，这确实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①苏格拉底告诉人们，一个人有理性才是重要的，必须要用理性去思考问题，去回归本心，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内心的善。
孔子与柏拉图的伦理政治思想比较及现实意义
孔子与柏拉图的伦理政治思想比较及现实意义孔子和柏拉图是古代哲学中两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分别代表了东方和西方的伦理政治思想。
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本文将从孔子和柏拉图的伦理政治思想出发，对二者进行比较，并探讨其在现实中的意义和应用。
相比之下，柏拉图则提出了“理想国”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政治领袖应该是哲学家王，即具有超凡智慧和公正正义的人。
他主张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能够看清真理，是最好的统治者。
他提出了“三种人”的分类，分为统治者、守卫者和生产者，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这样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对比可以看出，孔子着重强调仁义之道，主张以仁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注重实践和中庸之道；而柏拉图则更加理论化，提倡哲学家王的治国理念，注重统治者的智慧和公正正义。
虽然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在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美好。
现实意义方面，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都对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孔子的“仁义之道”可以指导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尊崇孝悌之道，推崇仁义道德；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可以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理想和目标，注重统治者的品格和智慧。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借鉴孔子的仁义之道，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可以从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理念中反思领导者的品德和才能，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有序的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思想强调实践和中庸之道，注重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而柏拉图的思想更加理论化，注重理念和理论的建构。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结合两者的思想，既要注重实际行动和务实精神，又要关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全面提升。
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之区别简述
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之区别简述中国的孔子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各是东西方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们一个是中国的“圣人”，一位是西方的“智者。
他们的思想对东西方社会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两位大家的道德思想，教育思想及政治思想这三个方面，对其作出一定的比较。
首先我们看道德思想方面，孔子的思想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以“礼”、“仁”。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
一般认为“爱人”是“仁”的主旨，所谓“爱人”，积极地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正》）。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
“仁”的出发点就是承认别人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它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孔子的“仁”人微言轻伦理思想，可以涵盖一切善良的品行，他提出的孝、悌、忠、信、恭、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都从属于“仁”。
在如何实现“仁”即道德修养的功夫方面。
同时坚持处事要坚持“中庸原则”。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知识即美德”。
他认为无知是万恶的根源。
对苏格拉底而言，知识和德性是同一个东西。
他将善与知识等同起来，他说，认识善就是行善，知识就是德性。
通过将知识和德性等同起来，苏格拉底也就认为恶行或恶乃是缺乏知识。
正如知识就是德性，恶行也就是无知。
这个推理的结论使苏格拉底确信没有人会作恶无度或者明知故犯地行恶。
他说，做错事总是不自觉的，是无知的结果。
把德性与知识、恶行与无知分别划上等号，这似乎有悖于我们关于人的最基本的经验。
当苏格拉底把德性和知识等同起来时，他头脑中考虑的德性概念有着特殊的含义。
对他而言，德性意味着履行一个人的功能。
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一个人的功能就是理性地行事。
孔子与苏格拉底都关乎个人，但各又有所不同。
孔子注重人性的修养，苏格拉底注重个人知识的学习，将知识与道德挂钩，认为知识的渊博与否与个人德行成正比。
再看教育思想方面，我们都知道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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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希腊三贤”的经济伦理思想之比较摘要：在古代，经济伦理就引起了中西方哲人的关注，但各有侧重。
其中：在对待生产劳动和商业行为上，苏格拉底抱持生存至上的职业观，理性对待生产劳动和商业行为，而孔子则认为“君子”不应从事生产劳动；在对待财富上，柏拉图认为“精神财富”高于“物质财富”，而孔子主张“义利并举”、“以义制利”，且二者都主张各个阶层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财富；在对待分配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运用了“中庸”思想，亚氏认为应该按照贡献来分配，孔子则主张按等级和“均平”原则分配。
重温哲人的这些思考，对推动当前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无裨益。
论文关键词：孔子；希腊三贤；经济伦理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中产生，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评价和指导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
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古代思想家就已对经济伦理进行了初步和有益的思考。
孔子的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同样，享有“希腊三贤”美誉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对经济伦理进行了一系列的阐发，并且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而三者经济伦理思想中的核心观点孔子均有涉及。
基于这种考量，本文主要从两个向度来论述孔子与希腊三贤的经济伦理思想：横向上，从中西比较的视域看孔子与希腊三贤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凸显中西方重道德与尚理性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纵向上，理性精神在希腊三贤的经济伦理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正是有赖于如此持久的理性积淀，现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比之我国才更加系统和完善。
这种比较与分析，对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意义。
(一)苏格拉底关于经济伦理思想的论述虽少却精，主要体现为：生存至上的职业观，理性对待生产劳动和商业行为。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记录了两段对话，分别表明了苏格拉底对待生产劳动和商业行为的态度。
第一次是与阿利斯塔库斯的对话。
后者认为劳动是奴隶的事。
苏格拉底驳斥了他的观点，认为“与恶人有关系而丰衣足食，与优秀的人一起却贫困不堪这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次是与其老友耶菲尔的对话。
耶菲尔因为年事已高以及战争的缘故陷入了困境。
他宁愿依靠国家救济和干粗话勉强糊口，却不愿从事商业活动。
而苏格拉底认为“等到耶菲尔年迈之时，按照现在的方式就不可能养活自己”，因而他建议耶菲尔从事能使暮年生活有所保障的工作，而寻求商人的帮助可以使二者均得利。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商业并不像主流态度一样一味排斥，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对生产劳动和商业活动的态度与苏格拉底不完全相同。
首先，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大夫、士不劳而食，庶人则必须靠劳动而生，即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因而孔子强烈反对君子从事农业劳动。
其次，虽然孔子反对君子从事生产，但他并不一味反对经商，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
孔子不仅以商品自喻，即“我待贾者也”，还对子贡的经商行为予以默许，并将其与最喜爱的颜回相比，日：“回也其庶乎，屡空。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同时，孔子还认为仕鲁的臧文仲“置六关”是不仁的，于是他说服鲁襄公废除六关。
这反映了孔子主张自由贸易的思想。
综上可知，孔子认为“君子学以致其道”，故“君子不器”。
但这并不代表孔子鄙视劳动。
在《宪问》中孔子还赞美“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成为我国“以农立国”的政治导向的伦理基础。
同时，孔子对于商业活动并不持一般的反对态度。
但孔子深信，君臣庶下只有严守礼制，安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不互相侵夺，社会才能走向小康大同。
可以看出，孔子是从阶级伦常的维度来考虑经济问题的。
这与苏格拉底的理路是正相反对的。
苏格拉底的经济伦理充满了理性色彩，他充分认识到，对人而言生存是根本，依靠自己的生产和经营获得生存资源是明智的行为。
由此可见，以理性作为德行的基础，以理性统摄德性的生成，这是苏格拉底的一贯主张。
尼采将之称为“苏格拉底文化”，这种理性精神正是“希腊三贤”思想一脉相承的线索。
(二)作为“精神上的助产±”，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经济伦理也不例外。
苏格拉底说：“我们的需要越少，我们越近似上帝。
”柏拉图的财富观正是受此影响而形成的。
首先，柏拉图承认“人人皆知财富是个巨大安慰，而且人人爱钱是因它所具有的有用性。
”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将财富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是精神财富，第二等是肉体财富，第三等是物质财富。
他认为把追求物质财富放在第一位是个人和城邦招致祸害的根源，这正是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的真意。
在柏拉图看来，财富与贫困都有恶的后果。
财富将导致奢华与闲散，贫困则造成举止的低劣。
因此，他认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在追求财富上应当“注意和谐和秩序的原则”。
其次，柏拉图认为各个阶层对待财富的态度应该不同。
对统治阶级来说，要把私有财产从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清除，这是柏拉图财富思想的基石。
在理想国中，统治阶级即国王和护卫者“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之外”不得有任何财产，他甚至认为在“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必须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
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却并不要求其放弃私人财产。
他的理由是“统治阶级如果嗜好金钱与财产，他们必将腐败。
而生产阶级成员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有此嗜好，将不会急于篡夺统治者的位,置，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积累财富”。
被统治阶级的责任和价值就在于供应统治阶级以生活资料，以使这些人专心治国，这样才能达致城邦的最大善。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宛如一部精心设计的庞大机器，个人不过是其中的部件，为机器的运转而理智行动，其中的理性色彩可见一斑。
孔子的财富观主要表现为众所周知的“义利之辨”，而孔子的“义”大致类比于柏拉图的“精神财富”，“利”则相当于柏拉图的“物质财富”，关于“义利”的关系，二者的观点如出一辄。
首先，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
他优先考量“义”，认为这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隔。
具体又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孔子虽然“罕言利”，但他并不概否定利。
他在肯定人性“欲富恶贫”的心理前提下，承认满足欲望的合理性、正当性。
他说：“富而可求-rE，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第二，倘若不能获得富贵，或者必须通过“不义”的手段才能获得，那么孔子则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便是著名的“孔颜乐处”，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的豁达心境。
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义利之辨”并不是抽象的道义论断，因为他提倡在“有道”的时代，“君子”应该努力实现“富且贵”。
这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
其次，与柏拉图类似，孔子对各个阶层财富观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
就国君而言，孔子认为应该只言义而不言利，“为人君，止于仁。
”“国君乃天下财富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国君的利就是义。
就各级官吏而言，孔子主张不仅言义，而且言利。
因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官吏需要依靠俸禄来养家糊口。
然而，官吏求“利”必须合乎道义，即君子“仕则不稼”、“不尽利以遗民。
”就一般的平民而言，孔子主张求利、致富，但同时又要为他人着想，“富而好礼”，“富而好仁”。
由此观之，孔子和柏拉图的财富观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都认识到“义…利”的分离是冲突的根源，于是都试图通过重新整合的方式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
当然，二者所诉诸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孔子试图利用周礼，利用传统风尚这种惯性力量，实现其重整现实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秩序重建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来，孔子的义利思想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因而成为历代统治者稳定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和政治原则。
而柏拉图却妄图通过“至善”理念的指引获致社会的整合。
相对于孔子财富观的政治实用性，柏拉图的思想则更多地显示出一种精神理性。
在后者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完全服从“至善”理念的指引。
这种思想上的超越性，使他的财富观最终进入宗教神学的窠臼，“理想国”成了彼岸世界的同义语，这是对苏格拉底理性观念的某种偏离和违背。
而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克服了柏拉图思想中的这种乌托邦色彩，使苏格拉底阐发的理性精神复归正途。
(三)为了阻止雅典奴隶制衰颓的趋势，亚里士多德放弃了柏拉图严格按照完满理性来设计城邦的尝试，以更加现实的态度加以研究。
他的经济伦理主要体现为分配公正。
在柏拉图看来，为了不让人们因财富而争斗，应该平均财产。
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恶德就在他那漫无止境的贪心财产的平均分配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其罪恶。
”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以“平等”为原则建立公正的分配制度。
不过这种平等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不平等的平等”。
它依据人与其所得之间的几何比例，即按照每个人的贡献分配其所应得。
但在实际操作时却难以避免按照身份或是财富来进行这种情况。
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了，于是他又提出了“矫正的正义”，这是一种“平等的不平等”。
它依循算术的比例，使得人们因损害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不当得利得到纠正。
由此观之，亚里士多德已初具现代经济学的理性视角，认识到分配属于社会正义问题，通过这种补偿和纠正就既不会使富者太富，也不会使贫者赤贫。
这种折衷的办法可以保证城邦的安定和繁荣。
孔子对分配作过系统而精辟的阐述，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主要表现为贫富差别问题)，还涉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主要体现为富国与富民的问题)，这是亚里士多德分配思想所没有的。
关于如何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
概而言之，儒家主张轻税富民，认为民富则国富；法家则主张重税富国，认为民贫则国富。
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种轻税富民的主张是颇有见地的。
它虽然不能解一时之急，但却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治本之策。
孔子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
“政在使民富”的思想则是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这是我国“民为邦本”思想的肇基。
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孔子主张等级分配制度和“均平”原则。
前者侧重社会纵向结构的财富分配，即苟子所说“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
在孔子看来，只有符合社会等级秩序的分配才是“正义”的。
后者侧重社会横向层面的利益分配，孔子认为“均无贫，和无寡”“才能“安无倾”。
而“均无贫”绝不是在各阶级之问实行平均分配，而是按等级实行差等分配。
在等级分配以及“均平”的大原则指导之下，孔子还主张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权变应用。
如主张对老弱病残者进行抚恤救济，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相当于今天的“再分配”，这是孔子“仁”的思想在分配领域的体现和延伸。
同时，在《中庸》中还提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亦即主张分配与德性相匹配，这与亚里士多德按照德性、按照对城邦的贡献进行分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而言之，孔子的等级分配观使人们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等级结构中各安其位，和谐共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