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中原地区与南方的饮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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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让人叹为观止的食羊文化

宋代让人叹为观止的食羊文化

宋代让人叹为观止的食羊文化从古至今,饮食一直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宋朝时期,人们在饮食文化上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形态:形成了以羊肉为主要的肉食类消费的现象。

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市井百姓,全国弥漫着浓厚的食羊风气。

人们对于羊肉的推崇主要得益于当时政府的倡导、传统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

而宋朝作为我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巅峰,在对于食用羊肉上的研究、创新以及讲究为我国今后饮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朝饮食文化繁荣一、宋朝时期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可谓是我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的巅峰,人们对于羊肉的消费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唐宋以前,经常出现在人们餐桌上的肉类多为猪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游牧民族入驻中原,随之带来的是他们特有的饮食文化。

在此期间,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饮食文化相互渗透。

久而久之,人们餐桌上的猪肉开始慢慢被羊肉所取代。

宋朝作为我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的巅峰,所形成的食羊文化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

宋朝时期经济、政治的发展,为形成其特有的饮食文化奠定了基础。

纵观宋朝羊肉的消费群体,无论是皇室贵族,又或是平民百姓,在宫廷宴席或民间饮食中,都少不了羊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朝廷还规定御膳只能用羊肉烹制,这种将羊肉上升到祖宗家法的行为,让人叹为观止。

正是由于皇室的影响,满朝文武也形成的尚食羊肉的习惯。

在当时,羊肉不仅成为朝廷官员招待贵客、亲朋的必备吃食,且一部分羊肉还是朝廷每月必须发放的“俸禄”。

相较于士官阶层,民间的食羊风气更盛。

根据《老学庵笔记》中的相关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蜀士尤盛。

亦有语日:‘苏文熟,吃羊肉。

苏文生,吃菜羹。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只要能够熟记苏轼的文章,那么跻身仕途就指日可待,如果不去读苏轼的文章,怕是只能沦落到喝菜汤的境地,更别提什么金榜题名了。

从材料中不难看出,苏轼在当时对于人们的影响之大。

这恰恰使得民间充斥着浓厚的食羊氛围,敢问在当时谁人不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苏轼二、宋朝人们喜食羊肉主要表现在消费群体的大众化、食羊不受地域限制、烹饪羊肉的技巧有所提升以及对于羊肉的使用有了正确的认识上(一)、宋朝食羊文化具有普遍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的少数民族入住中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原的饮食习惯,人们变得喜食羊肉。

从宋朝饮食文化范文

从宋朝饮食文化范文

从宋朝饮食文化范文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饮食文化极为丰盛的时期。

宋朝的饮食文化主要表现为食材的丰富多样、烹饪技艺的日臻成熟以及饮食礼仪的规范。

首先,宋朝的饮食文化以食材的丰富多样为特点。

由于农业的发展和地理环境的优势,宋朝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味的食材。

在江南地区,水产资源丰富,人们常常享用鲍鱼、蟹肉、鳗鱼等海鲜;而在北方地区,鸡、鸭、牛、羊等畜禽肉类丰富。

此外,宋朝人还善于采用各种野味,如野兔、野鸡等,为饮食增添了不少丰富多样的味道。

其次,宋朝的烹饪技艺日臻成熟。

在宋朝的厨师中,思路清晰、口味独特的食品制作技术被广泛采纳,并且逐渐形成了许多地区特色美食。

如苏州以甜点、干菜为主,杭州以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等为代表,广州作为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美食更是琳琅满目。

同时,宋朝在烹调方法和烹调器具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蒸、炖、煨、炒、炸等技法相继出现,炉灶、锅器、炉具等烹调器具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大大提高了食物的质量和口感。

再次,宋朝的饮食文化还包括了饮食礼仪的规范。

在宋朝社会中,饮食礼仪被认为是文人雅士和士大夫们的必备修养。

首先,餐桌上的摆设、餐食顺序、用餐姿势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人们以文雅的态度对待饮食。

其次,在宴会和客人招待方面,宋朝人们更加注重细节和规范。

人们在宴席上要切忌大声喧哗、过分索取等不雅行为,还要懂得如何与客人交流,体现了尊重和礼貌。

这些吃饭时的规矩也象征着文化修养和社交地位。

总之,宋朝的饮食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无论是食材的丰盛多样、烹饪技艺的日臻成熟还是饮食礼仪的规范,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对美食的追求。

这种饮食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国的饮食传统,也对后世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不同时期的饮食文化交流

我国不同时期的饮食文化交流

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交流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西汉,进入鼎盛时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以后,汉武帝多次派遣卓越的外交官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开辟了令人所艳称的“丝绸之路”。

张骞“凿空”西域,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域的苜蓿、葡萄、石榴、核桃、蚕豆、黄瓜、芝麻、葱、蒜、香菜(芫荽)、胡萝卜等特产,以及大宛、龟兹的葡萄酒,先后传入内地。

过去,把异族称为“胡”,所以这些引进的食品原先多数都姓“胡”,如黄瓜为胡瓜,核桃为胡桃,蚕豆为胡豆等等,组成一个“胡”氏家族,它们纳入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扩大了中国人的食源。

其中蔬菜的新品种与调味品,尤其扩大了中国人的饮食爱好。

中国原产的稻、粱、菽、麦、稷只作为粮食食用。

其中只有菽豆,可做菜肴。

如韭、薤、荠,多是野生。

在《尔雅》中汇集的菜蔬,品种不多。

当然,西汉时从西域传入我国的并不止于此,而且还传给我们某些点心、菜肴的做法。

如胡饼、貊炙等。

史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记载。

《缃素杂记》云:“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易其名曰炉饼。

以胡人所啖,故曰胡饼。

”据考证,古之胡饼当为今日的芝麻烧饼。

至于貊炙,《搜神记》有这样的记载:“羌煮貊炙,翟之食也。

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

”也就是说,把整只牛、羊、猪烧烤熟透,备自用刀割来吃,这本来是外国的风尚。

后来羌、貊、翟这些民族逐渐内附,与汉族互相交往、渗透乃至融合,到汉武帝太始以后,中原地区也风行起西南羌人的“羌煮”和东北貊人的“貊炙”吃法了。

在民族大融合时期,饮食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影响更加深远。

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甜乳、酸乳、干酪、漉酪和酥等食品和烹调术相继传入中原;另一方面,汉族的精美肴馔和烹调术,又为这些兄弟民族所喜食和引进。

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实行鲜卑汉化措施以后,匈奴、鲜卑和乌桓等兄弟民族将先进的汉族烹调术和饮食制作技术,应用于本民族传统食品烹制当中,使这些食品在保持民族风味的同时,更加精美。

例如,匈奴等民族的烤牛、羊肉,鲜卑、乌桓等民族的烤鹿肉、烤獐子肉,原只是整只或整腿用火烤,这一时期则改为将肉切成小块,在豆豉叶中浸后再烤。

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的力作——《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读后

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的力作——《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读后
扬州 大学烹饪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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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 aySin eJu n l f a gh uUnvri ui r ce c o r a n z o ies y n oY t
中 国饮 食 文 化 史 研 究 的 力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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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饮 食 文 化 比较 研 究— — 以 中原 地 区为考 察 中心 》 后 唐 读
彩突出; 再有 , 唐代 饮 食 文化 的 发展 基本 上 局 限于 自然 经 济 的 范 畴 , 宋 代 饮 食 文 化 中 的商 品经 济 因 素 而
收 稿 日期 :0 1 3—2 2 1 —0 6
作者简介 : 苏全有( 9 6一) 男, 16 , 河南辉县人 , 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 , 河 社会发展学 院教授 , 士后 , 事中国社会史研 究。 博 从
食生 活进 行全 面考 察 , 研究 其 是 如何 演 变 、 展及 其 影 响 的论 著 不 多 , 此 本 书 的完 成 及 时地 填 补 和 丰 发 因
富 了学术 界 的这一 空 白 , 可谓 是选 题 新颖 、 角 独特 。 视
12 探 究 深 入 、 解 独 特 . 见
本 书 不仅 通过 对 唐宋 两 代食 品 、 品 、 食业 、 饮 饮 饮食 习俗 、 食 文化 交 流 、 食 思想 的 比较考 察 , 饮 饮 清晰 地 勾 勒 出唐宋 时期 中原地 区饮食 文化 发 展变 化 的轨 迹 及 其原 因 , 而且 深 入 剖 析 了这 一 时 期 中原 地 区生 态环境 等 自然 因素 和社会 治 乱 、 经济 发 展 、 文化 交 流等 社 会 因 素对 中原 地 区 饮食 文化 发 展 的影 响 , 由此 揭示 出唐 宋 时期 中原 地 区饮 食文 化 的一 些 本 质 特 征 , 及 它 在 中 国饮 食 文 化 史 上 的历 史 地 位 和 作 用 。 以 在深 入探 究 的基 础上 , 书还 提 出了一 系列 有价 值 的见解 : 先 , 本 首 唐代 饮 食 受 游 牧 民族 和异 域 风情 的影 响 , 胡化 ” 彩鲜 明 , “ 色 而宋 代饮 食 文 化 的“ 化 ” 胡 色彩 则 大大 减 弱 了 ; 次 , 代 饮食 文化 显 得 粗 犷豪 迈 , 其 唐 而宋 代饮 食文 化则 显 得精 致 细腻 ; 次 , 代饮 食 文化 的贵族 化 色彩 显 著 , 宋 代饮 食 文化 的平 民 化色 再 唐 而

宋朝的食品文化饮食习俗与饮食革新

宋朝的食品文化饮食习俗与饮食革新

宋朝的食品文化饮食习俗与饮食革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食品文化、饮食习俗与饮食革新也是古代中国饮食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

宋朝的食品文化丰富多样,礼仪讲究,对饮食的研究和改进也有着独特的贡献。

一、饮食习俗与日常饮食宋朝的饮食习俗和日常饮食与其他时期相比有一些独特之处。

首先,宋朝的宫廷风味非常独特,讲究色、香、味的协调。

宴席上的菜肴丰盛多样,光看菜名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

其次,宋代人注重饮食的卫生与健康,讲究食材的新鲜和烹饪的独特技巧。

最后,宋代的饭菜菜品繁多,囊括了南方和北方各具特色的风味,具有地域特色鲜明之处。

在宋朝,人们非常重视饮食礼仪。

在正餐中,人们坐席有次序,有长幼有官职有宾客的排列顺序。

饭前要洗手,用绢巾擦拭,饮食用具也有一定的规矩,例如,用三簋饭量鼎膳,饭后用碗盛食,汤饮酌量,须二三千人位。

二、宋朝对饮食的研究和改进宋朝在饮食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进,使得饮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在调味品的研制上,宋代人创造性地使用了很多的调味品,如酱油、米醋、醪糟等,使得菜肴更加鲜美可口。

其次,在食材的运用上,宋代人开始追求“五味调和”,追求食材的新鲜和烹饪方法的改进,以增加菜肴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此外,宋代人还十分重视餐桌礼仪,提出了“章句礼”之说,规定了用餐时的礼仪和规范,为日后的饮食习俗和礼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宋朝的饮食革新宋代的饮食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革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茶的发展和推广。

茶在宋代被广泛采用,人们开始研究制茶方法,提出了不同的冲泡和品尝技巧,形成了独特的茶道文化。

茶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享受,也成为社交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宋代,茶具的种类也开始丰富起来,例如瓷器茶具、铁器茶具等,使得品茶成为一种雅致的艺术形式。

此外,饮食革新还体现在食品加工方面。

宋代人开始注重食品的保鲜和加工技术,制作了风干肉、腊肉、腊鱼等食品,不仅延长了食品的保存期限,还增加了菜肴的口感和风味。

岭南饮食文化

岭南饮食文化

岭南饮食文化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食物已不单单被用来满足温饱维持人类生存,它还通过不同的烹调形式,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成为文明的一种文化形式。

岭南饮食文化是岭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岭南特有的气候环境和文化气息的孕育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岭南饮食文化的蓬勃发展也离不开它善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南宋时期,大批中原士族南下,中原的烹调技术更是随之大量流入南方。

这一点较之其他地区饮食文化尤为显著。

在近代随着经济的不断地发展,岭南饮食文化也与时俱进,出现“食在广州"的美誉,达到全盛时期。

在我看来,提到岭南饮食文化就不得不说粤菜,一个菜系的形成和它的悠久历史与独到的烹饪特色分不开的。

同时也受到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资源特产、饮食习惯等影响,作为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它以特有的菜式和韵味,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均享有声誉。

粤菜由广州菜、潮州菜、并以广州菜为主.广州菜取料广泛,品种花样繁多,令人眼花潦乱,且用量精而细,配料多而巧,装饰美而艳。

东江菜,又称客家菜,其多用肉类,少用水产,下油重,口味偏咸,都表现出潮州菜所带有的中原食风。

潮州菜以烹调海鲜见长,口味偏重和香.潮州菜的另一特点是喜摆十二款,上菜次序又喜头、尾甜菜,下半席上咸点心。

秦以前潮州属闽地,其语系和风俗习惯接近闽南而与广州有别,因渊源不同,故菜肴的特色也有别。

近年来,岭南饮食也追求“新派"。

但几千年所形成的选料广博奇杂,菜肴讲究鲜、爽、嫩、滑的南国风味对创新的变化影响颇深。

“万变不离其宗”,传统的美点薄皮鲜虾饺、干蒸烧卖、糯米鸡以及名小食肠粉、炒河粉等都是历久不衰,这说明岭南饮食文化的植根是相当深厚的。

岭南文化深深的影响了岭南饮食文化,而岭南饮食文化反过来又丰富了岭南文化。

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祖国南端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参考文献[1] 张婕.浅谈饮食与健康[J]。

技术与市场,2009,(07).[2]赵永光.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传统与创新—-中国饮食文化研究20年的省悟[J]。

略论宋代中原地区与南方的饮食文化交流

略论宋代中原地区与南方的饮食文化交流

略论宋代中原地区与南方的饮食文化交流作者:刘朴兵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04期[摘要]宋代时,中原地区与广大南方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相当频繁。

其中,中原地区对南方饮食文化的吸收主要发生在北宋时期。

宋代南方饮食文化向中原地区的输入,官方因素淡化,更多的是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体现出来代商品经济活跃的特点。

而北宋时期中原饮食文化对南方的影响较小。

两宋之际。

中原人口的大量南迁,使宋代中原饮食文化对南方广大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宋代,中原地区,饮食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16-06从古至今,以饭稻羹鱼为特点的南方饮食文化和以饭面(或粟)食肉为特点的中原饮食文化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这两种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在两宋时期迎来了一个交流的高峰,并对后世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拟对宋代中原地区与南方饮食文化的交流进行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中原地区对南方饮食文化的吸收宋代建国后,南方的大米、水产品、水果、蔗糖、茶叶等经大运河大量北运至中原地区,大大丰富了中原居民的饮食生活。

南方的食俗和食法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原地区,南方饮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北宋灭亡后,中原地区尽人金朝的版图,中原地区对南方饮食文化的吸收才转入低潮期。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对南方饮食文化的吸收有力地促进了中原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南粮北运北宋时期南粮北运的形式主要有官方漕运、官委商运和商运三种。

其中,漕运的数量最大。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官方漕运粮食的数目如下表:这是国家规定的上供数量,平均每年约为600万石。

官委商运,主要采用“人中法”,由东南产米区将粮食交商人运至汴京或陕西、河东,运到后取得凭证,然后到汴京或东南凭证调换钱货。

商运是富商大贾利用粮食差价,“自江、推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交流(二)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交流(二)

△胡椒△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塑像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揭开了唐朝饮食文化大量输入吐蕃的序幕。

其中,茶文化的传入对藏民的饮食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吐蕃人饮茶时,喜欢往茶汤中添加酥油合熬,从而创造出独具藏族民族特色的酥油茶。

唐高宗初年,吐蕃请求唐朝调配给自己一些造酒、碾、硙的工匠,内地的造酒和粮食加工技术开始传入吐蕃。

文成公主和唐中宗时期△白居易像与南亚的饮食文化交流在宋朝输往南亚的商品中,瓷器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实,如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阿里卡曼陀古遗址,曾出土有9世纪至10世纪的越窑瓷器、龙泉青瓷等瓷片;1975年,斯里兰卡曾在北部的曼台地区发掘出12世纪以来的宋代陶瓷,1977年又在北部的贾夫纳附近海滩发现了北宋时期的中国陶瓷器500多件。

宋朝也积极吸收南亚饮食文化的优秀成分,最值得断发生战争。

“澶渊之盟”后,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局面。

辽朝契丹族对中原汉族饮食文化进行了全面借鉴和吸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对中原茶文化的吸收。

契丹人饮用的茶主要来源于与北宋榷场的贸易所得,还有一部分来自北宋的馈赠。

在饮茶习俗上,契丹人和宋人一样,多以茶、汤侍客。

除日常饮用和待客外,茶饮还用于契丹的朝廷典礼和宴飨之上,这在《辽史·礼志》中多有反映。

在茶肆的经营上,契丹也△万岁枣即今天的椰枣△契丹烹茶图大的改变。

北宋末年时,中原居民已经相当擅长鱼类菜肴的烹制了。

北宋输入中原地区的南方果品,不仅有来自长江流域的柑橘类等亚热带果品,还有来自岭南闽广地区的热带果品。

西川乳糖狮子、糖霜峰儿等南方糖果,在北宋末年的东京市场上已成为人们常见的零食。

宋室南迁后,输往中原地区的南方饮食原料急剧减少。

仅有茶叶、水果等少量货物通过宋金榷场贸易和贡赠的方式,输运到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

北方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方的影响两宋之际,金军南下,中原士女纷行。

面食的花色品种之多,与北宋东京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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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中原地区与南方的饮食文化交流•分类:教学研究•作者:刘朴兵•字数:2861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第4期摘要]宋代时,中原地区与广大南方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相当频繁。

其中,中原地区对南方饮食文化的吸收主要发生在北宋时期。

宋代南方饮食文化向中原地区的输入,官方因素淡化,更多的是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体现出来代商品经济活跃的特点。

而北宋时期中原饮食文化对南方的影响较小。

两宋之际。

中原人口的大量南迁,使宋代中原饮食文化对南方广大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宋代,中原地区,饮食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8-0016-06从古至今,以饭稻羹鱼为特点的南方饮食文化和以饭面(或粟)食肉为特点的中原饮食文化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这两种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在两宋时期迎来了一个交流的高峰,并对后世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拟对宋代中原地区与南方饮食文化的交流进行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中原地区对南方饮食文化的吸收宋代建国后,南方的大米、水产品、水果、蔗糖、茶叶等经大运河大量北运至中原地区,大大丰富了中原居民的饮食生活。

南方的食俗和食法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原地区,南方饮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北宋灭亡后,中原地区尽人金朝的版图,中原地区对南方饮食文化的吸收才转入低潮期。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对南方饮食文化的吸收有力地促进了中原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南粮北运北宋时期南粮北运的形式主要有官方漕运、官委商运和商运三种。

其中,漕运的数量最大。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官方漕运粮食的数目如下表:这是国家规定的上供数量,平均每年约为600万石。

官委商运,主要采用“人中法”,由东南产米区将粮食交商人运至汴京或陕西、河东,运到后取得凭证,然后到汴京或东南凭证调换钱货。

商运是富商大贾利用粮食差价,“自江、推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

商运与官运和官委商运相比,运量较少,主要原因是长途贩运粮食,成本高、风险大、利润低,所以早在西汉时就有“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谚语。

北宋政府为了促进粮食流通,实行不禁米价的政策。

还禁止各地州县用行政手段遏制粮食流通,宋真宗曾下诏说:“乘彼丰稔,有敛粟之期,阻于往来,非通商之道。

务从民便,特轸朕怀。

应今后百姓商旅将带斛斗,各任便逐处籴贷,官司不得辄有禁约。

如敢固违,当行朝典。

”宋神宗时也规定:“诸兴贩斛斗,虽遇灾伤,官司不得禁止。

”由于南方的大米大量流入北方中原地区,增加了中原居民的米食比重,使稻米成为北宋中原地区广大城市居民和军队、官员的重要主粮,“并且在河南的饭食中与小麦一样重要”。

宋室南迁后,随着南米北运的消失,中原居民米食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

(二)南方水产品的输入在宋代中原居民所消费的水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南方输送来的,但不同时期水产品的输入量差别较大。

宋初,输入中原地区的南方水产品较少,主要是蛤蜊、车螯、江柱等名贵水产品,普通人家消费不起。

据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载:“仁宗每私宴,十閤分献熟食。

是岁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为献,仁宗问曰:‘安得已有此邪!其价几何?’曰:‘每枚千钱,一献凡二十八枚。

’上不乐,曰:‘我常戒尔辈勿为侈靡,今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遂不食。

”运往中原地区的蛤蜊售价之高连皇帝也感叹消费不起。

北宋中后期,南方水产品开始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欧阳修《初食车螯》对此歌咏道:“自从圣人出,天下为一家。

南产错交广,西珍富印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

溪潜细毛发,海怪雄须牙。

岂惟贵公侯,间巷饱鱼虾。

”促使南方水产品大量输入中原地区的动因有二:一是北宋中后期,生产安定,社会富庶,官僚、贵族、富商们手中聚集了大量钱财。

他们吃腻了平常的羊肉猪肉,开始寻求异味,蛤蜊、车螯等从南方输入的名贵水产品开始成为达官贵人们争先恐后、极力追求的美味佳肴,这种情形正如欧阳修《初食车螯》所云:“共食惟恐后,争先展成哗。

”价格昂贵的高档水产品不仅满足了达官贵人们的口腹,也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给他们一次次展示地位、炫耀财富的机会。

贩运水产品的高额利润吸引着大小商人,贩运南方水产品的商人逐渐增多;二是北宋中期以后,大批南方人滞留于中原地区。

这些南方人在中原地区或做官经商,或造亲访友,或赶考办事,或游览观光。

他们吃不惯北方的猪肉羊肉,非常需要南方的海鲜和水产。

这种需要引起了南方水产品的更大输入,并导致中原地区水产品价格的下跌,以东京子鱼价格为例,“今子鱼盛至京师,遗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鱼之价减十倍”。

水产品价格的下跌,使平常百姓亦能消费得起南方的水产品。

为了保证鱼虾等水产品不在长途运输或售卖中变质,人们还发明了不少新奇的方法,如“淮甸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用柳叶浸入清水中,利用柳叶的光合作用,减少水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氧气的含量,这是很科学的。

北宋末年的东京市场上,鱼、虾、蛤蜊、螃蟹等水产品已是平常之物,每日都有人在宅舍宫院前沿街就门售卖。

朱室南迁后,南方水产品大量输入中原地区的历史便宣告结束了,中原居民食用鱼类等水产品的数量也相应的有所减少。

南方水产品的输入使中原地区的食物品种更加丰富多彩,鱼类等水产品的烹饪技术也从粗放变得精细起来。

北宋中期以前,中原居民不太擅长鱼类等水产品的烹饪方法,甚至出现了不少笑话,如沈括《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载:“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篑,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

客讶之,使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

’座客莫不大笑。

予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法鱼,鳞鬣虬然,无下箸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对刀工要求较高的鱼脍制作在北宋中期以前更是几乎无人掌握,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往时南馔未通,京师无有能斫绘者,以为珍味。

梅圣俞家有老婢独能为之,欧阳文忠公、刘原甫诸人每思食绘,必提鱼往过圣俞。

”南方的水产品大量输入中原地区后,这种局面得到了极大地改变。

北宋末年时,中原居民已经相当擅长鱼类菜肴的烹制了。

如鱼绘的制作,东京开封的游客在金明池垂钓时,“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

游入得鱼,倍其价买之。

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

池苑内也有人直接售卖“旋切鱼脍”的。

这些史实都说明了鱼绘制作技术在北宋末年已为不少中原居民所掌握。

北宋中原地区的鱼类等水产品烹饪技术的提高对后世中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直到今天河南开封等地仍很擅长鱼类菜肴的烹制,“鲤鱼焙面”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三)南方果品的输入北宋时,输人中原地区的南方果品的种类不仅有来自长江流域的柑橘类等亚热带果品,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来自岭南闽广地区的热带果品。

如北宋末年东京市场上售卖的南方果品有橄榄、温柑、绵枨、金橘、龙眼、荔枝、召白藕、甘蔗、芭蕉干、榧于等。

其中,温柑为温州所产的柑子,初为贡品,因其质好而为宫廷和近臣喜爱;绵枨是一种小型的橘子,“越中固有,而剡为多”;金橘又称金柑,“产于江西,以远难致,都人初不识。

明道、景祐初(一作中),始与竹子俱至京师。

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

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间,光彩灼烁(一作的)如金弹丸,诚珍果也。

都人初亦不甚贵,其后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价重京师”;召白藕为江苏江都县所产之藕。

北宋以前,热带果品很少向北方中原地区输入。

以荔枝为例,在唐代地方的贡果中便无荔枝一品,这主要由于京城长安离荔枝产地太远,果品无法输送的缘故。

唐玄宗时,杨贵妃得宠,“贵妃嗜荔枝,当时涪州致贡,以马递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百姓苦之”。

这样运送的荔枝,数量当然极少,恐怕只有杨贵妃一人可以享用。

北宋时,包括荔忮在内的热带果品开始向中原地区大量输入,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载:“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

偶取盘中一荔枝,欲啖之。

白席者遽唱盲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

’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

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枝。

’魏公为一笑。

‘恶发’,犹云怒也。

”这则令人喷饭的故事反映出北宋中期荔枝已出现在中原地区民间的宴席上了。

北宋末年时,荔枝、龙眼等热带果品已成为东京市肆上出售的常见之物,寻常百姓亦可享用。

当然,北宋输往中原地区的这些热带果品多非鲜品。

而是一些加工品,如蔡襄《荔枝谱》载:福建的荔枝,“不计美恶,悉为红盐(去声)者,水浮陆转,以人京师”。

苏颂《本草图经》载:“椰子,出安南,今岭南州郡皆有之……南人取其肉,糖饴渍之,寄至北中作果。

”宋室南迁后,输入中原地区的南方水果的数量大大减少,但仍能通过榷场贸易获得,如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枝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焦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砂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

(四)南方茶叶的输入由于北方中原地区属于非产茶区,人们饮用的茶基本上依赖从南方产茶区输入。

从茶的供应途径上看,中原居民饮用的茶可分为商品茶和非商品茶两大类。

北宋时期,北方中原地区人们所饮用的茶主要是商品茶,而大多数商品茶又是依靠茶商从东南产茶区经大运河长途贩运而来的。

非商品茶主要为各产茶区作为贡品呈献给宫廷的贡茶,其饮用者仅局限于宫廷贵族和少数获得皇帝赐茶的臣民。

宋代贡茶的来源比较单一,基本上局限于福建建州北苑一地。

宋政府在建州北苑设立官焙32所,专门负责贡茶的制造。

据宋人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北苑茶》记载,贡茶分10纲依次制造,而据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贡茶多达12纲47目。

北苑贡茶不仅花色品种繁多,上贡量也很大,“建茶岁产九十五万斤……旧制,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

北宋灭亡后,中原尽陷于金人之手。

金人统治之下的中原居民的茶叶消费量依然很大,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年):“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枉费银三十余万也。

”其茶的来源,“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

(五)南方蔗糖的输入宋代蔗糖的产量比唐代大大增加,输往中原地区的南方蔗糖也有了显著地增长,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七月诏:“自今处、吉州、南康军纳糖,以五万斤为一纲。

”宋徽宗宣和初年,“宰相王黼创应奉司,遂宁常贡外,岁进糖霜数千斤”。

西川乳糖狮子、糖霜峰儿等南方糖果在北宋末年的东京市场上已成为人们常见的零食。

(六)南方风味食店在中原地区的经营经营地方风味食品的食店在宋代开始兴起。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交通中心,外地来中原地区做官、办事、经商的很多,尤其以江南人、四川人为多。

为了满足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需要,经营地方风味食品的食店应运而生,“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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