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论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出生于北京市民阶层的作家老舍，选择了他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作为毕生书写的对象，在他的作品中，黑暗势力对贫弱者的凌辱和践踏，底层人民的悲苦与不幸，挣扎与抗争，以及市民阶层所固有的国民劣根性，都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反映。在这一创作中，老舍始终是怀着深厚的情愫与自觉的反思意识表现市民阶层的这一特殊的社会群落，并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清朝皇城正红旗的一名护城兵，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父亲在一次巷战中不幸身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老舍从小生活在大杂院里，与车夫、工匠、小贩等下层社会人民朝夕相处。这样的身世经历和生活环境，决定了老舍比大多数现代作家更深入地了解黑暗社会压迫下市井小民生活的艰辛和不幸，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

1919年“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和科学民主的新思潮给老舍以重大影响。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建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为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1]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老舍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2]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都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像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所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

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

一

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两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写得最成功的,是“旧派市民”形象。这一类人物有一个特点:表面是城里人，但身上有着无法抹灭的农民特征。封建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

比如说在作品《离婚》中的张大哥，他是一个北京社会中半新半旧、刚可温饱的中层市民代表，在腐败官僚机构做事以作媒人和反对离婚为使命。因为离婚意味着破坏既成秩序,而张大哥的人生准则则是调和矛盾,凑合过日子。张大哥的思想是保守、封闭的，甚至在自然景观上也是非常狭隘的，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人，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都是乡下。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莫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3】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他从不得罪人，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一辈子被人尊敬，没得罪过任何人。因而他的人情和好心虽然也给别人以安慰,但同时也在客观上助成了小赵的作恶,按照他的敷衍与折中只能使这社会更加黑暗。后来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张大哥没了儿子就如同没了天，儿子回来了，他似乎又成了世界的轴心！文章的结尾随着小赵被杀，张大哥复活，一切似乎又轮回到了起始。张大哥的天平又开始运营了！离婚？在张大哥的左眼看来，那是罪过，是恶魔，要不得。生活又归于平静！以张大哥为代表的这一类的老派市民，他们有着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

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也塑造了一个旧派市民的形象：老马。那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他做什么事都抱有得过且过的心态：“好歹活着吧！混吧！混一天又一天”。在异国情景中刻画的老马，更加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老马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官迷”。他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他把高官厚禄，妻妾一群，儿女又肥又胖。”作为生活的理想，他完全不理解英国老年人在事业上的追求，认为“洋鬼子不懂得尊敬老年人”“儿女都挣钱，老年人还受累啊！真不明白鬼子的心是怎么长的”。“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不出门。”这“三不”使他成为伦敦的第一闲人。他来伦敦继承哥哥的古玩店，却无心经营。最终这场故事以悲剧告终——小古玩店倒闭。在这篇小说中，老舍特意把北京味十足的地道中国人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画。在独特的视角下，把对中国国民性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英文化的对比中作者本着“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努力查找两国文化的差距，虽然在表现民族受歧视的同时也“不客气地批评了英国伦理文化中狭

隘的岛国观念和狂妄的殖民意识”[4]《二马》既达到了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深刻批判，又努力探索民族振兴的途径。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因长期遭受封建文化思想的毒害而形成的惶惑、偷生、封闭自守、缺乏冒险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弱点。他们只求安分守己的辛勤操劳，保住自己的衣食家业。面对敌人的暴行，他们虽然感到了冤屈和耻辱，却敢怒而不敢言。祁老太爷的最大愿望是过80大寿，维持四世同堂的局面。“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 ；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不同的是,作家在批判祁老太爷这种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没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祁老太爷发现了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四世同堂》里另一个也具有旧派市民的形象特征的人物祁瑞宣，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代,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 但他毕竟又是北京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着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小说正是通过祁老太爷、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画,深刻地反映了北京市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老舍塑造的“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中,除了《离婚》里的张大哥，《二马》中的老马,《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祁瑞宣，还有《牛天赐传》里的牛老四等等。“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5]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

二

对于老派市民，老舍在分析了众多形象后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而与“老派市民”相对立的“新派市民”，这类市民他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洋派的市井无赖与在资本主义文明影响下的底层市民。洋派的市井无赖与老派市民求稳、求静，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不同，他们求动、求乱，不仅道德沦丧，更是以极端利己主义至上。是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的堕落人物。这类人物的形象在老舍的笔下，又表现出老舍对外来的思潮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拒的态度。

《离婚》中的小赵便是作者塑造的一个鲜明的洋派市井无赖的形象。他是所长太太的人，而所长太太又是所长命运的主宰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成了一名恶

霸式小官僚的代表。此人极其庸俗下流，而且阴险狠毒，两面三刀，伪善且见风使舵。他“没有道德观念”，“不承认人应有良心”，“每逢他特别的喜欢，别人不免就害头疼。”甚至连老实、善良的李太太也从被骗赴宴、当众出丑的切身体验后咒骂：“没有见过这么坏的人。”张大哥的儿子入了狱，他乘机打劫，不仅得了老李的250元钱和张大哥的两张房契，还诱骗张大哥的女儿张秀真。而作品中的张天真也一个典型的洋派市民的代表之一，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他是一个满口革命辞藻却又只知寻欢作乐的公子哥儿。“漂亮、空洞、看不起穷人，钱老是不够花，没钱的时候也偶尔上半点钟课。”他想养个法国姑娘，就估算着去外国留学。听说“外国青年全爱吃冰欺凌与水果，于是他论半打吃冰欺凌，以十个为起码吃橘子，随后便把帐条硬往家里送。”他无事生非，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监狱，险些吓死。但在出狱后，却又摆出一付英雄的架势——因为他做过牢。这就是张天真，胸无点墨，图慕虚荣、贪图享乐、轻浮自私。他自以为沾着点西方现代文明了，却只是一个拾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牙慧的浅薄青年。

《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被嘲讽的“洋派青年”,是一个一心要当汉奸、而又一直得不到汉奸的赏识。是一个老婆被汉奸抢去他都感到无所谓的卑污小人。祁瑞丰原本其实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之后，他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一个连敌人看都不看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中最危险的敌人。

除了《离婚》里的小赵、张秀真《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还有兰小山、丁约翰、冠招娣等等。在刻画这类新派市民的时候，老舍的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就所描写的道德失范、价值混乱而言,老舍的批判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然而这种比较浮浅的嘲讽或批评里头,又包含着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老舍作品的思想内涵是比较复杂的,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和对“新潮”的激愤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 并贯穿在他的多数小说中。

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里,也贯穿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中篇小说《月牙儿》便表现了这类主题的特色。作品主要描写了城市贫民中一对母女相继沦为暗娼的悲苦情形。小说主人公父亲死后，母亲改了两次嫁，两个继父一个病死，一个不知去向。母亲为了养家糊口被逼走上了暗娼的路，女儿憎恨母亲的所作所为，离开了母亲，在饱尝世态的炎凉后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带有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耐人寻味的是,在老舍的笔下,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潮靠拢,而是相反。老舍力图向读者指明:正是母亲的生活真理能够通向真正的觉醒。这样,老舍就对“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判断。他站在下层城市贫民的立场上,尖锐地指出:在大多数穷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自由婚姻”、“爱情神圣”等等,不过是骗人的“空梦”。说到这里,我们会联想到老舍的《骆驼祥子》里也有过类似的话:“爱与不爱, 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精神’只生在大富人家。《月牙儿》是老舍最动情的一部作品，包含了老舍对穷人最刻骨铭心的同情。从这部作品里这个母女沦为暗娼的世袭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了当时社会

暗娼的普遍性，从纵向上说，就表现了一种延续性，悲剧对穷人来说是世代相传的。”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对于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质疑与批判,在作者所设定的像《月牙儿》所描写的范围内,无疑是深刻的；然而,在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写中,这种批判或多或少地表现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而带有封建宗法社会的民粹主义倾向。这种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小生产方式与闭锁的生活方式占优势的文明古国,是特别有其土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