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品质及其启示

西南联大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品质及其启示①朱俊（云南师范大学，昆明，650092）内容摘要：西南联大在艰苦的条件下培育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而此与其推行的通识教育密不可分。

西南联大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上既具有战时大学的普遍特点，也有自身的特质。

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对于当前人才强国战略中的高校人才培养实践，在强化内涵发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西南联大通识教育人才培养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不足九年时间里，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当时，西南联大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前无古人”，下联是：“后无来者”，横幅是：“集天下英豪于一堂”，这种豪气不仅是时人自身的褒奖，而且后来者也赞叹不已，将西南联大取得的辉煌成就，视之为教育史上的奇迹。

如果要追问西南联大何以创造奇迹，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或许原因有很多种，但通识教育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将从西南联大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入手，对西南联大取得辉煌教育成就，进行探析。

一、西南联大通识教育课程设置通识教育，也称通才教育，最初源于古希腊，意为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亦即不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而以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旨归。

通识教育之于我国，是民国初年的留学生归国服务的结果，尤其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受英美大学注重“人格训练”影响至深，其典型为清华大学。

抗战军兴，中国的国土遭受了日军的践踏，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同样罹受了重大的创伤。

为延绵民族文化命脉，遭受劫难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经过转迁，在云南落脚，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

作为战时产物，西南联大在教学、科研、管理上合三校之力，取三校之长，形成自身的①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项目《西南联大教育模式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项目批准号：BIAI00062）、国家教育行政学院2010年度一般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以西南联大为例》、2011年度云南教育发展与西南联大研究基地开放课题《西南联大办学经验对现代大学科学发展的启示》（项目批准号：YED11Z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特质。

具体到课程设置，西南联大承袭了清华传统，贯彻通识教育思想。

西南联大以通识教育为主导的课程设置，采用学分学年制、必修、选修三者合一的方式。

西南联大《本科教务通则》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及第三十条分别规定：“本大学采用学分制，但学生在校修业期限至少四年”，“本大学课程，除各系共同必修者外，由各系分别规定为必修、选修二种，学生须按照其本系所规定，依次习完”，“学生在修业期间，须修满一百三十二学分”。

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是由共同必修课，各系必修、选修课组成的课程体系。

这一课程体系的实施，是西南联大在遵行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而开展的。

1、按“部”定，开设共同必修课。

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在朱家骅、王世杰、陈立夫担任部长任上，对大学课程设置体系进行编制调整。

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部长，提出大学课程整理的三个原则：其一必修及选修结合，确定必修课程，选修暂不完全确定，留各大学酌量变通；其二注重基本训练。

强调先注意于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然后专精一科，以达到由博返约的目的，使学生不因专门之研究而有囿固；其三，注重精要科目。

在课程设置上，力求统整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核心科目，能充分修习，融会贯通。

整理时，提出了几项标准：第一，由部规定各院系必修及选修，并参照实际需要。

第二，第一学年注重基本科目不分学系，第二学年起分系。

第三、四学年根据各院系性质酌设实用科目。

第三，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

第四，施行学年学分制。

不容讳言，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用了清华的做法。

清华的通识教育最直接的做法有两点：第一是大一不分院系，第二是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训练。

梅贻琦在阐扬清华的教育方针时说到：“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联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

学生自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敢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

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

”①西南联大在共同必修课开设上有何特质，我们可以从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颁共同必修课、国立中央大学共同必修课以及西南联大共同必修课设置之比较“窥其一斑”。

下面仅以文学院为例来考察：表一：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文学院共同必修课对照政本表资料来源于：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委会编《第二次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96页；《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1页。

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国立中央大学，抑或西南联大，在文学院共同必修课一项上，并不出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颁”框架，其他学院亦如之。

所不同的是，两所大学均有所调整，而西南联大比“部订”、国立中央大学课程有所加强，在分值的设置上更明细化而已。

2、显特色，安排院系必修课程。

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试图以“部订”课程的意志统一各公私立大学的院、系课程设置。

对此，西南联大不予认同，提出了与之相反的主张。

西南联大教务会议认为“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

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教育部作为教育行政机关，与大学作为教育学术机关应权能分开，西南联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②，坚决地沿守三校的优良传统。

3、在选修课的安排上，供学生选习的课程比较多，学分分值也比较大。

我们可以从西南联大各学院最具代表性外文系、算学系、经济学系及机械工程学系开设情况进行考察。

本表数据来源于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111页，第146—150页，第221—223页，第266—269页。

如表2所示，四个系必修课学分很接近总学分，这意味着学校不需开设太多选修课或学生不必选择太多的选修课，学生就能修满规定的学分。

其实不然，西南联大充分利用了自身师资雄厚、课程资源的特点，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

这些选修课面向全校学生，而这些选修课基本上涵盖了各学科领域，学生可跨院、跨系进行选习，满足了学生的爱好、兴趣，丰富了学生知识储备，拓展学术视野，为将来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西南联大的“第二课堂”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资源也是其通识教育的资本。

西南联大组织学术讲演、学会等社团活动。

联大教授用通俗的语言，把深奥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吸引了各学院的学生来听讲，无疑丰富了他们的见识和生活，当时的文、法学院各社团，除了出壁报外，还经常邀请一些著名的教授作一系列的学术讲演。

如文学院的几个社团曾联合出面主办有关文史哲方面的演讲会，这次的演题是“老庄哲学之探讨”，下次的讲题便会是“魏晋玄学及其清谈之风”。

这一类的讲演，吸引了各学院的学生都来听，远在拓东路的工学院的同学步行八、九公里都来听。

这样的学术讲演、社团活动，在西南联大不胜枚举，为学生拓宽知识面，贯通知识，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西南联大课程体系结构的显著特点作为当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员，西南联大少不了要执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但西南联大并不拘泥于此，而是根据三校的传统和优势，在课程体系结构设计上，彰显自己的特色。

第一，课程设置与其通识育人目标一致。

联大所开课程涵盖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三大门类，重在培养具有扎实、广博素养的拔尖人才。

1941年值清华三十周年校庆，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作《大学一解》，指出“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

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③。

这里，梅贻琦突出地强调了通识育人的理念。

具体到课程设置则注重学科交叉，培养学生知识的“文理渗透”。

文、法科学生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同时兼顾自然科学，理、工学生强调自然科学也并不疏忽人文、社会科学。

这样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塑造、方法路径的培养、学术视野的拓展等方面，奠定了广阔的基础。

第二，课程设置强制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联大校院两级层面的基础课主要是共同必修课，面向全校和全院学生开设，尤其是共同必修课，学生可选择的余地相当有限。

尽管也有学生对于这种强制规定，发出疑问，认为“大一的功课，多半与高中相仿，仅仅是范围扩大而已”④，对于这种重复，他们颇感苦恼乏味。

但毕竟是只是少数学生的“一家之言”，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接受了学校的安排。

至于必修之外的选修课，联大八年共开设1600门以上课程，而选修课多于一半，选修课重于必修课。

只要符合规定，学生完全可以依据专业需要和个人爱好选修本系和外系的课程，如有的化学系学生选修《杂剧与传奇》，物理系学生选修《元曲选》课，在当时都不算稀奇。

加之联大宽松的旁听制度，学生对课程选习尤为充裕。

这样，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寻找自己努力的方向，适应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三、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的效果及其原由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课程在人才培养上的效果非常显著，它为莘莘学子贯通宏观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政道曾说：“在昆明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学物理过程中的大关键，因为有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在1946年秋入芝加哥大学之后，便可立刻参加研究院的工作”。

杨振宁也回忆称：“对于物理学的爱好和鉴赏判断大部分是在联大的6年（1938—1944）期间形成的。

当然，后来到芝加哥接触到前沿问题并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很大影响，但在物理学中喜好什么的倾向主要是在昆明形成的”。

如果要考量西南联大通识教育实施优效的原因何在，本文以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师资队伍素养是关键。

1939年西南联大有教授、副教授179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22.3%，而194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一比例为22%，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称为“囤积教授”。

这些教授，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

联大三常委中，梅贻琦和蒋梦麟留美，张伯苓曾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修。

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5位留欧，其余皆为留美。

可见联大师资力量之雄厚。

这些大师不仅是学校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各系教授的中坚，他们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声誉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