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一、城邦、政体与法律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观与城邦观是连结在一起的。最好的城邦是行于中庸的城邦，最好的法律也应该是权衡中道的法律。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法律的作用与城邦的目的是同一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决定于政体，根据政体而制定。法律是政体宗旨的体现，政体的好坏决定了法律的好坏。他说：“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而符合于变态或乖戾的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

当亚里士多德把法律与城邦、政体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把法律当作手段和工具。但是，这也体现了他对法律的目的的一种价值判断。法律的目的和国家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的，但是法律与国家毕竟不是同一事物，它们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与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保护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秩序的实证观点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法律目的论明显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二、正义论的法律观

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概念与正义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他的正义观念又与平等观念密不可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平等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到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在的人们大家都承认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可见，人人平等不是正义，不同的人应该享有不等的权利才是正义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与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的著名二分法。分配正义根据接受者的功绩来分发荣誉和奖励，矫正正义不考虑当事人的地位，只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了损害，就要从损害者所得好处中拿出一部分去弥补受损者，不管好人犯法还是坏人犯法，都应该受到惩罚。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与习惯正义（conventional justice）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本身是正义的体现，“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法律的目的就是正义，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就是没有人类感情偏见的、与所有美德共存的道德力量的外在表现。而判断良法恶法的根本标准就在于是否合乎正义。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的法律观是法律伦理学的源头。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正义观最早体现了道德和法律的不同特性，提出了道德正义高于法律正义，正义是指导立法的原则。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自然法高于人定法，但他不是简单的比较孰高孰低，而是把明确的把正义作为法律的目的，并进而把正义作为批判法律好坏的标准，明确指出了实行法治的前提在于法是良法。亚里士多德视正义为城邦的原则，由正义衍生法律，确定了法律以正义为价值目标。从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法律观到西塞罗的自然法理论，再到古典自然法学派、新自然法学派，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法律观之所以对后世影响深远，就在于他思想中包含的法律哲学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正义是否是法律（制度）的价值所在。引申开去，就是法律（制度）

是否应当以某种道德目标作为价值追求。包括伦理学家在对法律（制度）存在的前提进行道德审视的时候，也都要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寻找论据。

另外，从伦理学来看，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二分法”是经典的分类法，意义深远。当代美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之一的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及其代表作《正义论》也深受其影响。

三、法治观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系统论述法治的思想家。他关于法治的含义的论述影响深远。他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综观《政治学》全书，法治是这样的统治：（1）为了公众的或城邦的普遍利益而实行的统治，区别于为了某一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而实行的宗派统治；（2）依靠普遍的法律而实行的守法的统治，区别于专断的统治；（3）对自愿的臣民的统治，区别于依靠武力的专横的统治。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老师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的观点，而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他的论点主要有：（1）人容易偏私，而法律没有个人偏见；（2）人不免感情用事，而法律没有感情；（3）人治是用一个人的智慧统治，法治是用多数人的智慧统治（法律是多数人制定出来的），而集体的智慧优于个人的智慧；（4）人治容易腐败，而法治不易于腐败；（5）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他说：“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部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亚里士多德又将法治与正义联结起来了。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两条标准可以说是经典理论。虽然很粗糙（与现在的法治理论相比），但是这两条标准却是至关重要的。法律得到普遍服从，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状态和标准。按照“法的统治（rule of law）”的意义来理解，如果法律得不到其效力范围内的所有人的遵守，就不是法的统治。更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出了统治者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构成了近现代法治思想的重心，如果统治者不受法律控制，法律就只能沦为一种工具。所以有很多中国学者提出，法治的重点在于“治官”而非“治民”。良法这一条标准的意义在于赋予法治以道德性。在现代学者看来（至少是自然法学者看来），恶法的统治绝对不是法治。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良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当然也有法学家认为“恶法亦法”，典型的如分析法学派的奠基人奥斯丁。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又一巨大贡献在于通过对人治的批判而弘扬法治。上述五个论点在现在看来也非常正确。当今无论东西方的学者在比较法治与人治的优劣之时，几乎都不能不用亚里士多德当年的那些论点。

四、法律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有以下特征：（1）正义性。法律体现正义，正义是法律的目的。（2）普遍性。法律的效力适用于城邦的所有人，不管是人民还是统治者。（3）平等性。法律的规定应当体现平等。（4）稳定性。不稳定的法律，容易降低政府和法律的威信。（5）灵活性。法律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相应的修改。（6）权威性。在城邦中，法律应该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保持无上的权威。笔者评论：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特征的概括中，正义性和平等性属于伦理范畴，是实质性特征；普遍性、稳定性、灵活性和权威性属于形式特征。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