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的世界意义
投资人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
投资人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王道是自然天生的机会所以必胜投资人在投资的过程中在经营的过程中应该行王道不要行霸道，什么是王道呢？就不人为干预以逸待劳、无为而治，强调的是与客观市场和企业和谐共处坐收渔利。
王道就是真实地在资本市场上客观存在的投资机会和获利机会，这种真实的投资机会大部分下就是价值低估或者成长低估，在这两种低估情况下，挣钱是一种必然，是一种不能改变，是不需要费心和力的，搭乘到处于低估的公司就可以了，这就是王道，就是中国哲学提出的是自然演化，必然让你挣钱的机会，你不需要掌握消息，不需要把握内幕，不需要认识上市公司高管，不需要跟谁谁谁搞关系，更不需要操控或者人造什么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价值投资者不论他钱多钱少他们都是在行王道利用王道来谋生、获利发展。
不管是资本市场的霸道还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他一定是生造机会，人工自以为是地创造一种不是自然存在的机会和利益，以前面几个人为例，他们的行为就是硬要创造一个没有存在的机会，他认为他在财力，有政治关系足以创造出一个不存在的机会，结果彻底玩完。
东方思想认为人于外部世界是一棵树上的两枝岔，是平等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人于外部世界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依存关系。
所以东方讲求顺应万物和自然，强调和外部环境和谐，东方哲学从来没有强调过征服外部世界，战胜外部环境、控制外部环境、主宰外部环境，它强调和外部环境和睦相处，人要顺应自然规律和事物发展的道理，不主张强行的改造环境，强调是利用环境，并且不破坏环境。
东方哲学它是不讲控制万物的，它是讲就和万物和谐共同发展的，东方哲学是反对技巧的，也是反对没用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的做法的。
东方哲学是无条件我就不干了，等到条件来了，我干。
这和巴菲特的没有机会就等机会，机会迟早会来、从不会主观的干预和创造条件的做法，东方思想强调认识世界发展的道，通过认识万物变化发展之道，然后借道、顺道实现自己的目的，东方哲学强调不干预和静观其变、以逸待劳、无为而治，强调坐收渔利。
论义利之辨
论义利之辨义利之辨1.孟子继承孔子思想，特别推重“义”。
他认为“义”是“人之正路”(《孟子•滕文公下》);为了“义”，他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义利”观引起后世批评争议的，是他谒见梁惠王时所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一回著名“公案”值得我们再次分析。
梁惠王即魏惠王。
据《史记•魏世家》，魏惠王“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惠王三年，与齐战，败;五年，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浍;与秦战少梁”;“十年，伐取赵皮牢”;“十六年，侵宋黄池”;“十七年，与秦战”，失去少梁;又攻赵，“十八年，拔邯郸”，被救赵的齐军打败于桂陵;“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与齐人战，败于马陵”。
从以上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这位魏惠王执政三十多年，频频攻伐，穷兵黩武;然而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损兵折将，国力空虚，被迫迁都大梁，因而被称为“梁惠王”。
造成如此困难局面，梁惠王才“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以高待遇延请贤能的人来帮助他。
孟子谒见，梁惠王是怎么提出问题的呢,他说:“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掳，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这样一番话，可见梁惠王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穷兵黩武的错误，没有认识到国君的责任首要在于“敬天保民”、富民教民。
他所谓“利吾国”，并非指有利于国富民丰、人民安居乐业;而是指希望国富兵强，继续征战以开疆拓土，为他“先君宗庙”洗刷“羞”辱，为他这个“寡人”遮“丑”，给他带来更多的财富和享受。
这不是要求“利吾国”，而纯粹是欲以利他的一己之私。
孟子当年勇敢地、超前地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于梁惠王这种不顾人民，只图自己的论调自然反感，所以当即斥之曰:“王何必曰利～”孟子这段论述开头如此推崇仁义，是否根本不要“利”呢,非也非也。
未来50年世界大势：东升西落
未来50年世界大势：东升西落一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中国的亚圣孟子说过一句话：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所谓天下大势，兴衰交替，治乱相因，一张一弛，此起彼伏。
一个“时”字，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蕴涵了多少历练与沧桑，也浸淫了多少心智与玄机。
孟子对比他早生一百多年的孔子可谓推崇备至，他的心与孔子的心是相通的。
在他眼里，孔子乃是“时中之圣”。
中国人产生了“兴亡因时”的观念，产生了“循环变化”的观念，产生了“阴阳相对”的观念。
这些观念，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里获得了淋漓尽致的阐扬与发挥。
在中国人看来，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一个生发成长衰亡的过程。
这种观念朴素而辩证。
从生到死，由兴到衰，从治到乱，都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过程。
而死生往复，兴亡更替，治乱相随，又同样是不可避免、也不断发生的事实。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八百年风水轮流转”。
又有一句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两句话，都折射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种兴衰起伏、循环不已的观念。
孟子还说过一句话：“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虽然久远，都逃不过“有一治必有一乱”的基本法则。
他阐明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观点：每个朝代在经历一次“治世”之后接着又将经历一次“乱世”的过程。
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几乎是一种历史发展变化的“铁律”了。
天象人事的变化总是循环往复的，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才出现了不断改朝换代的局面。
自秦汉以下，中国变换更替了二十几个朝代，最长的也不过二三百年。
在朝代兴衰更替的过程中，有开国帝王，就有亡国之君，而朝代传承的长短，就看其中是否出现中兴之主了。
为什么历史上有些朝代会迅速败亡并被取代而兴呢?比如秦汉之际，隋唐之间。
败亡的多半积弊成患，积重难返。
时不至也，势不能矣。
回天乏术，不亡何待?取代而兴的往往又是趁其弊而取，鉴其亡而兴。
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在时势到来之时，就要毅然决然，乘势而上，与时俱进，最终实现民族的腾飞。
二西方在走下坡路，东方正处上升期纵观世界历史，各大洲的历史文化恰如江河，大小不一，各有渊源。
孟子的王道思想 得天下有道
1．孟子的王道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翻译：不耽误百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鱼网不放入大塘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一定的时令采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
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养家活口、办理丧事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百姓生养死丧没有什么遗憾，这就是王道的开始。
2．孟子的“忧民”、“乐民”之说，与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有联系又有区别，谈谈你的看法和感想。
孟子这段话的核心是希望君王能“与民同乐”，而且还从乐说到忧，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更为完整地显示了孟子政治学说中的民本主义思想。
从主观上讲,孟子提倡仁政,是为了维护当时封建统治。
因为当时天下战国兼并,要统一天下大势,是用仁政,还是用暴政,这是孟子游说君主唯一能说的话。
而儒家哲学说到底，是培养一种践道者，也就是培养一批能够担当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
这个阶层中的精英的品格，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一种忘却一己的得失，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大的群体利益中。
这是一种信仰，一种情怀，一种社会担当。
这样一份担当，后来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种始自于脚下的朴实情怀比孟子把国家希望寄托在君王一人身上更加的现实，胸怀更加博大，志向更加高远。
3．《冯谖客孟尝君》选自《战国策》。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散文集。
4．从选择、设计人生道路的角度，谈谈“狡兔三窟”的双重性意义（积极的和消极的）课文中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
今君仅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原文以狡兔三窟比喻避害之策应尽量想得周全，应进退有路。
中国哲学史重点
《中国哲学史》复习提要一、名词概念克己复礼；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讲仁也就是讲自身修养，即是克己，而这正需要礼。
通过礼来实践自身的道德。
仁与礼相互并存，缺一不可。
一个人，遇事是做道德的选择还是做非道德的选择，都是自己给自己下命令的结果，而不是由他人或环境所决定的。
复礼、合于礼，就是为他人、为社会尽责。
反者道之动；物体之间和物体内部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在老子看来，万物的相反相成、循环往复就意味着“道”的运动。
老子把事物都包含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规律，概括为“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
”“反”有两种含义：一是相反；二是反复。
依前者，“道”之动是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依后者，“道”之动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这两种含义在老子的思想中均能找到：“道”生养万物的过程即是由无到有、由一到多、由无限到有限的过程，这是朝相反方面的运动。
“道”生养万物，但万物最终又复归于“道”，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
弱者道之用；弱者道之用指道用弱的一面来对待自然，换言之就是顺应而不是改变。
倡导人生应当收敛、柔弱、谦退、“不敢为天下先”、“为而不争”。
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治国理论。
最早由春秋末期的老子提出。
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的政治主张。
“无为而治”的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具体措施是“劝统治者少干涉”和“使民众无知无欲”。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
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
思孟“五行”；“五行”思想是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思想之一。
霸术与王道
个 企 业 在 努 力地 艰 难 匍 匐 前进
发展 历 史 当中，揭开 他 的 “ 术 ” 霸 。
一
这 些 价 值 进 行 一 定 程 度 的 攫 取 和 转 换 。所 有 的 “ 主 ”都 知道 ，这 是 一 霸 种 真 正意 义 上 谋 利之 道 ，尽 管很
些 组 织 通 过 操 控整 个 系 统 ，通过 左
个 更 强大 的经 营 管理 基 础 。
右 整 个 系 统 ，掠 夺 系 统 剩 余 价值 ，扭
曲系统的运作 ，从而使得 自身 的权力 分 ，他 们 的 成 长 ，他 们 的失 败 ，都 可
发现 “ 霸术 “
和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运作之道 。为了
中，一定会 形成某 种 “ 术” 霸 ，只不
任何企业之间的竞争 ， 首先是 “ 霸
术 ” 层面 的碰撞 ，其 次 是 中观 层 面 的
过这个霸术 或者很容 易被 我们察觉 ，
或者很难被我们发现而 已。在法制不 系统设计 的竞争 。最后才是运作层面 的竞争。绝对 不存在单纯意义上的系
统 碰 撞 ， 即管理 和 运 作层 面 的竞 争来 决 定胜 负 这 码 事 。除 非 我们 很 单 纯地
段 时 间采 用 “ 术 ” 以后 ，也 慢慢 放 到 发 展 中经 济 体 当 中 。他 知道 发达 国 霸 松 下 来 。所 以 “ 术 ” 的存 在 虽 然很 霸 普遍 ，但 是 又 过于 隐蔽 ，很 难 被 我们
业 ，一 些 政 治资 源 型企 业 ， 以及对 特 殊 资源 异 常敏 感 ，并 且 出于 某 种 努力
的组织运转 ，事实上会令 自身组织压
力过 大 ，时 间长 了 以后 ，在产 业 链 里 面 结 仇 太 多 ，并 且 组织 本 身 也 会带 来
简述儒家的教育思想
简述儒家的教育思想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孟子，主要思想主张：把“仁”思想发展成为“仁政”，主张“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施仁政以民，省刑罚，薄税敛”；提出“民贵君轻”民本思想，认为人民、国家比国君更重要；提出“性善论”伦理观。
2.荀子，主要思想主张：“仁义”、“王道”、“以德服人”；明确提出“君舟民水”民本思想；③明确提出“性恶论”伦理观；主张展开法治。
儒家是中国古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
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
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
和墨家并称显学。
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重创，在汉武帝时，为保护专制统治者"罢黜百家,自始儒术"实行思想钳制后蓬勃发展。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超越了旧日统治阶级寡头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小“研习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并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至整个民族。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
从学前的内容看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全然就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构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展开的。
儒家学派稀释这些文化要素并下降至系统的理论高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复习资料3
中国政治思想史复习资料3周公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周公，姬姓，名旦。
周公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根据周初的政治形势，周公系统地阐发了以“明德慎罚”、“敬天保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
天命不常所谓天命，即上天授命之意。
天命不常，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是不固定的，并不是永远的地保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王朝。
为什么天命不常？周公认为：殷代的那些圣王们，敬奉天命，爱护小民，勤于政事，因此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但是，由于商代后来即位的那些君王特别是商纣王不勤于政事，沉湎于酒色，没有什么德政可以让上天知道，而上天所闻知的都是酒腥和民众对商纣王残暴统治的怨恨，因此，殷商王朝不再得到天的佑助，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失去了天下。
在周公看来，周人所以能够取代商王朝的统治，是因为周文王明德慎罚，怀保小民，因而感动了上天，上天才转而降天命保佑周王朝。
当天命不再保佑商王朝而保佑周人的时候，周克殷也就是上天的意志了。
周公天命不常的思想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在理论上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
对于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天命与人事相统一，从民情中知天命1、天命与民情是一体的，只有通过民情才能洞悉上天的意志。
统治者不能把水当作镜子，而应该时时刻刻关注民情，民情才是一面镜子。
2、周公强调天命与人事的统一，主张从民情中体察天命，实际上是虚于天命，重在人事。
周公虽然并没有否定天的意志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但是也没有人为地把天命神秘化，而是强调从民情中体察天命。
这表明，周公的天命观在本质上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学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路向。
（三）敬天保民由于天命不常，上天只佑助那些有德的人，天的意志又只能从民情中反映出来，所以保民是敬天的关键所在。
要做到敬从天命，怀保小民，周王朝的统治者应该做到：要牢记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能贪图安逸，荒怠政事。
要体察民情。
要慎用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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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的世界意义许嘉璐《光明日报》（ 2011年05月23日 11 版）■编者按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等共同主办的‚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于2011年4月22日至24日在南京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许嘉璐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探究‘王道’原旨，关怀世界当下‛的主题讲演。
经作者同意，本刊全文刊载。
标题为编者所加。
当今的世界，真是乱糟糟。
冷战之后的种种战争和动乱，以及恐怖主义行径、人居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包括南北、行业、阶层间的差距）、各国社会动荡等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至今还看不到结束之期的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北非中东的混乱局势、科特迪瓦的内战，无不影响着人类的正常发展。
寻究起来，这些都与流行于全球的“霸道”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面对世界上种种威胁人类的事件和事故，各国的智者几十年来都在认真思考、分析，为时代把脉，为未来探寻出路。
从斯宾格勒到汤恩比，从福柯到哈贝马斯，都曾经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指出了人类文化、思维和社会面临的危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他们的论证有许多和中华古老的文化有某种程度的暗合，无意间或有意地引导人们向东看，到中国的文化里觅寻智慧。
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积累了成系统的、经历了五千年磨砺检验的、至今仍然沉淀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经验与理论。
只不过近一百多年来，在有意强化的西方文化的聚光灯下，中国人质朴智慧的光芒显得暗淡了。
在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中，“王道”思想就是一件值得世界各国参考的宝物。
众所周知，“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这是从殷纣王的囚室里刚刚被解放出来的箕子在回答周武王向他咨询循天理以治天下的道理时说的话，是他所理想的由一个君王统领众多诸侯国的原则和方针。
可能这时“王道”两字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所以汉唐经学家解之为“先王之道路”或“先王所立之道”（见郑玄注及孔颖达疏）。
所谓“先王”一般是指夏、商、周。
到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时，“王道”已经有了特定时代的特定内涵，即指往古王者以仁义统领诸国之道。
三代是一统的，王是最高统帅。
孟子的时代周王早已被边缘化，天下群雄并争，人民颠沛离散，饿殍塞路，孟子认为急需一个能够“朝诸侯，有天下”的王者出现，以恢复三代一统而安定的局面。
而达到“王”的途径，就是“王道”，也就是对内实行仁政，悦近而来远。
通观其游说诸侯时所有宣传“王道”的论述，最为典型的是对齐宣王所说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无以，则王乎？”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均见于《孟子·梁惠王上》）这和他所说的“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是同样的意思。
在孟子那里，第一次把“王”和“霸”相对而提，例如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
延至荀子，不但有“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荀子·王制》）、“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等关于“王者”之法的论述，而且其书有《王霸》一篇，专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道理，目的也是希望在诸侯中能够出现“一天下”的王者。
其实，孔子的仁政理想和伦理学说，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思想中，最终也是指向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实现天下一统。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鉴于“政由五伯（霸），诸侯恣行，淫侈不轨”，于是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迨及汉世，天下早已统一，“王道”所指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当汉元帝（时为太子）向其父亲宣帝提出应启用儒家时，得到的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斥责，甚至差点因此而丢掉继承皇位的资格（《汉书·元帝纪》）。
不管是宣帝还是元帝，他们所说的霸、王之道，已经与战国时指国与国关系不同，纯然是指在一个大一统帝国内的施政问题了。
借用“王道”概念以表达对朝廷施行仁政的期望，恐怕已经是当时的惯例。
例如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此后，魏晋六朝、隋唐，或因天下动乱，或由国祚短暂，或以其时儒学不兴，关于王、霸之说不彰。
直到南宋朱熹与陈亮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持久(二人书信往还近十一年)而激烈的争论，王、霸问题才尖锐地提到士人面前。
这就是陈亮所说的“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
”（《陈亮集》，《甲辰复朱元晦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大明”，应该是指经程、朱辨析，王、霸与义、利相对应的关系明确了。
陈亮门人芦偘的一段话似乎可以概括朱、陈之争的实质：“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
陈同甫（亮）崛起其旁，独不以为然。
且谓‘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案，指孔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
禹无功，何以成六府？（案，指“五行”和“谷”）《乾》无利，何以具四德？（案，指元、亨、利、贞）如之何其可废也。
于是推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
明白简大，坦然易行。
”（《宋元学案·龙川学案》）陈亮认为程门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已经不能使人心服；后之学者（实指朱熹）进而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更与历史事实不符。
他批评：“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
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甲辰复朱元晦书》）“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
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送吴允成序》）朱熹则批评他说：“同父（亮）在利欲胶漆盆中。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
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朱子语类》卷123）陈亮之所以据史实而言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是鉴于当时国力衰弱，北国南逼，认为空谈性理误国，应该提倡“以经制言事功”（黄宗羲语，见《龙川学案》序录）。
因此其所言“王霸”是与义和利、理和欲、道和器，乃至内圣和外王相对应的概念；而其所谓“利”并非一己过分之利欲，而主要是指“无一念不在斯民”（《策、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之利。
他的学说在程朱之学被视为正统之时，“遂为世所忌”（《龙川学案》黄百家按语），“无不大声排之”（全祖望《陈同甫论》，转引自《龙川学案》附录）。
但是，对后世却影响至巨，不但在当时培养了一批重事功的学者，而且影响了浙东等地区的世风，即使明末清初“实学派”中执牛耳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其实已经远绍龙川的精神和学说了。
如果我们把浙东一带现今民营企业格外发达的情况放到历史背景中考察，恐怕也和永康、永嘉学说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朱、陈之所谓“王”与“霸”，实已离其原旨益远。
而若“王”、“霸”离开了孟荀原意，和义利、理欲以及道器结合起来，其实从来就不是截然二分互不关涉的。
粗略总括自战国至南宋关于王、霸思想的运用和阐发，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四点，以供思考“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
1.孟子同孔子一样，树起传说中的“三代盛世”为标杆，以恢复天下一统为目的。
所不同的是，孔子希望诸侯施仁爱、崇礼乐、弃霸业、尊周室；孟子则面对几个争雄的超级大国，希望有一个诸侯国能够实行“王道”以统一天下。
换言之，“王道”在孔孟那里是处理国与国关系、寻求一统的利器，“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他们的学说中已经成熟了。
2.刘汉既已经过提倡黄老思想休养生息，又经文景之治以及武帝固边拓疆，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政权主要是处理内部问题，自然要“以霸王道杂之”，亦即恩威并用、儒法兼行。
实则这时的“王”、“霸”含义已经有别于孔、孟、荀，转指内政了。
3.宋儒先是惩于五代时期道德沦丧，世风朽败，释氏流行，古学凋零，于是以道统自任，倡孔孟，探理、性，颂王道，正人心；继而陈亮一脉以国弱民贫、御侮无力为忧，故兴不弃利、欲、霸、器之说。
其实两派不过各执一端，所以黄宗羲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但其实他是有些偏袒陈亮的，所以又说“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
”（均见《龙川学案》按语）4.今之世界犹如中国战国时期之纷纷，与古不尽同者，霸权国家不仅凭借武力大倡“人权先于主权”、“反恐无国界”以及“单边主义”，以强推自己的价值观为旗帜，任意征伐弱小，而且极力推销现代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工具理性，影响所及，促成了新兴国家在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侵蚀，加剧了文化断裂、社会撕裂、人心分裂。
现在弘扬“王道”原旨，岂非恰逢其时！其实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人们先后都有过体现“王道”思想的宣示。
例如，孙中山先生在九十年前就说过：“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
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武力便是霸道”（《国父全集》第一册，4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民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
”“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
”（同上，第三册，538-540页）。
“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
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个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
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这个民族才可以发达。
”（同上，第一册，53页）他的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同上，54页）孙中山先生在这方面的种种论述都本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思想。
惟其如此，所以一脉相承至今。
例如在孙中山先生身后约三十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也不会侵略别人，但是对人民反抗侵略的革命战争还是要支持的。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又过了二十几年，邓小平先生也说：“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因为三位伟人都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信心，所以能以中华民族的智慧，预见到中国一定会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走上富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