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的分类：待时之隐与避世之隐
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的分类：待时之隐与避世之隐隐士属于士阶层，也是在野的不臣之士。
余英时先生认为，“结合《孟子》及《王纪》所记来看，我们可以确知‘士’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
他们品德高尚，清介自守，这样高洁的品德使他们认为尘世中、朝堂中的尔虞我诈、争名逐利是可耻、可鄙的。
因此宁可遁隐山林，与草木鸟兽为伴，也不愿强求分外的财富与名利，把临财廉、取予义作为自己的行为操守。
但是隐士也应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依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频发战争，因此隐士的数量急剧增多。
通常可以分为两类：1、待时之隐2、避世之隐一、待时之隐这类的隐士很多，在隐士集团中占了相当一部分，其中沽名钓誉的人也不少，因此这类型的隐士为了寻求“终南捷径”，丧失了隐士的基本品格。
他们在社会动荡中以退为进，以隐待仕，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得到明主的赏识出仕，以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
（1）韩暨“隐居避乱鲁阳山中”袁术与刘表相继征召都不就，徙居遁逃。
曹操平定荆州后，“辟为丞相士曹属，在官八年，以疾逊位”。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四）（2）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晋书》卷七十九）（3）吴郡钱塘人褚陶“州郡辟，不就，吴平，召补尚书郎”（《晋书》卷九十二）谢安以上三个人都是为时事所迫而不得不隐逸，在古代，士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对政治有一种依附关系，有了政治，他们才能安身立命、得尝抱负、光耀门楣，才能拥有名誉、地位、财富。
所以当他们可以入仕的时候，还是很乐意建立功业的。
由于隐士一贯的高尚品德，所以他们出仕做官，常常会成为清廉、正直的官员，为百姓谋福利，对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二、避世之隐避世型的隐士很多，他们隐逸的原因跟待时之隐一样，或因时局板荡，或因不愿被世事所累，宁肯纵情山水、终老乡里，也始终不愿意出仕。
这样的隐士因其特点可以分为四类：以德正形型、教书育人型、避世立言型、伴山乐水型。
试论庄子对隐士思想的传承和递进
试论庄子对隐士思想的传承和递进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它是农耕文明政治结构和权力斗争发展过程中的派生物｡道家正是汲取了隐士思想的丰富营养才得以产生､成长起来的｡庄子,对隐士思想起到了传承和递进的作用,是隐士思想的立论者和完整阐述者｡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它是农耕文明政治结构和权力斗争发展过程中的派生物｡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老,或老､庄,毋宁说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演变为老､庄,或黄､老,更为恰当｡道家正是汲取了隐士思想的丰富营养才得以产生､成长起来的｡只是隐士思想在老庄那里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了,特别是庄子,对隐士思想起到了传承和递进的作用,是隐士思想的立论者和完整阐述者｡一､庄子使得隐士思想的基本内核进一步明晰化《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这里的“士”,是指知识分子,“不仕”就是远离政治,不出来做官｡所谓隐士其实专指那些具有相当的才学和文化素养而不愿做官的人｡从最早的上古时代的隐士许由､巢父的传说,到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的伯夷､叔齐,其隐士思想的基本内核都是“避世”,远离政治中心和上层社会｡到了道家庄子的“隐逸”,则进一步把隐士思想的基本内核明晰化了,即批判政治的精神和崇尚自然的情怀｡隐士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了文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倾轧,就有了权力倾轧的失败者､厌倦者和回避者;有了政治和政治斗争,就有了远离社会政治的隐者｡隐士作为自愿或被迫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退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依附于任何权力派系,在行动上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博古通今的历史知识,又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退出,因而能够以旁观者的眼光冷静看待现实政治和权力斗争,能够深观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冲突,冷静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加上他们退隐在野,往往居住在山林畎亩之中,较多的接触自然,甚至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们的思维必然会产生有内在联系的两种倾向,即批判政治和崇尚自然｡如果说许由､巢父的“洗耳”､“勿污我犊口”之举,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上山采薇”的行为是对政治的远离､逃避和对自然的依附,是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不合作”和对政治的批判态度｡那么发展到庄子,则是对政治黑暗的口诛笔伐和对大自然的无限崇尚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上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这种融身于自然,不屑与“有国者”共享世俗之乐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思想的集中体现｡庄子主张“道法自然”,认为天道是无为的,人道也应当是无为的｡“道法自然”运行于人间,就是要人民“不违自然”､“不失常性”,这样天下才会“大治”｡他嘲笑人自认为很聪明地去干预“自然”,实际上是干蠢事｡他举例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姆》)庄子看到了社会进化中的动乱现象,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民“失其常性”｡他说:“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人们还不分亲疏;“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人们开始分亲疏;“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人们开始相互竞争;“禹之为天下,使民心变”,人们开始动用刀兵｡所以,他尖锐的指出:圣知､仁义是盗窃天下的工具｡“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箧》)一些窃国大盗,不惟盗窃国家,而且盗窃仁义之法以自守｡这些人以仁义之名,行盗窃之实｡庄子崇尚自然的思路与批判社会的思路并不背离,实际上是根本一致､相辅相成的,极端崇尚自然是为了更有力地否定和批判现实社会｡所以庄子对自然的崇尚有两方面的表征意义:一方面是继承了老子对“道法自然”的阐释,所以反对一切人为的使民“失去常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庄子“终身不仕”,应该是一个小农生产者,亲自耕作稼穑,对大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宏大客观”有一种本能的赞扬和崇敬｡所以庄子对政治的批判和对自然的崇尚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对后来的隐士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后来的隐士对自然的崇尚更多的表现为身心“融于山水田野”间的情态｡这种远离政治､融身心于自然的高节,被称颂､敬慕的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唐朝王绩作的《野望》诗和晋朝陶潜作的《归田园居》诗所描写的境界｡《野望》诗云:“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诗中高士超然物外的胸襟毕现,既然在现实中找不到相知相识的朋友,那就只好追怀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上山采薇的隐逸之士了｡《归田园居》集中表达了诗人厌恶官场､喜爱自然的情怀,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把出外做官说成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而自己的心情犹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现在,自己回到家乡,“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感觉正如“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飞鸟一样,怡然自得的情绪和美丽的乡村景物历历在目｡二､庄子使得隐逸的内涵和途径多样化庄子“隐”的内涵和途径,与上古时代的许由､巢父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与宁愿饿死也不下山的伯夷､叔齐相比,也有显著地不同,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身在闹市,心在山林”,丰富了“隐”的内涵和“避世”的途径｡庄子的“隐”,是介于山林和闹市之间的隐,这就把“隐”的内涵及途径丰富和多样化了｡许由､巢父隐于“颖水之阳”,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孟子》记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伯)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都明显的带有“灵与肉”皆远离尘嚣的意味｡而庄子的“隐”,则更多的是“穿行在山林和闹市之间”,也可以说是“身在闹市,心在山林”｡后来的“隐逸”之士,特别是汉代以后的隐士,都从道家“隐士”思想中汲取了养分,把道家思想奉为经典,或“隐于野”､或“隐于市”､或“隐于朝”,从而使得隐逸的内涵和途径,乃至整个隐逸文化体系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第二,处世坚持以“柔”为主的“道家之隐”,使得“隐逸”思想的内涵进一步丰满和多样化｡许由和巢父远离政治的举动和态度是“刚”性的｡许由和巢父,是很好的朋友｡巢父居住在山中,不谋求世俗的利益,年老之后,他在树上筑巢而安然地沉睡其上;许由则“为人据义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因此许由赢得了尧的高度信任,尧决定把帝位禅让给他｡但许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尧的好意,逃遁到了“颖水之阳”(今河南登封)｡后来尧又派人来规劝他做九州长,许由感到非常肮脏,等规劝他的人走后,许由就跑到河边,用清水来洗耳朵｡这时,巢父正好牵着一头小牛到这里饮水,他看到洗耳的许由,就问其故,许由告之说:“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对此,巢父作出了更为激烈的反应:“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我犊口｡”为了不让许由洗耳所用之水沾染牛嘴,巢父牵着牛到上游去饮水了｡而庄子似乎更多地受杨朱“避世为我”､“重生贵己”以及老子“柔弱者胜刚强”､“守柔曰强”思想的影响,虽然是“隐”,但处世却坚持以“柔”为主｡这里的“柔”,就是不硬抗,是外柔而内刚,表面“柔”,但却实现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这种以“柔”为主,主要表现在三点:其一,“混世”｡“隐”和“避世”得不到自由,迫使庄子“混世”,就是不离开社会,但又不陷入到社会的灾难之中｡他在《庄子·养生主》里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就是说,不可表现太好,也不可表现太坏,最好是不好不坏,走中间路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真葆性,颐养天年｡他在《庄子·山木》中进一步阐述了其“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混世”理论｡在庄子看来,动乱的战国,世情险恶,才与不才都难以全生葆真,成材的大树因其材大而被伐,不鸣之雁又因不鸣而被烹,人只能介于“材与不材之间”了｡所以想出一套“不谴世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的“混世”理论｡其二,“游世”｡但介于“材于不材之间”,毕竟“故未免乎累｡”(《庄子·天下》)也就是说“混世”也是有危险的,那怎么办呢?庄子又提出了“游世”理论｡“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他认为仁义或货财伤身损性就是淫僻之行,要做到能游于世而不为仁义财物所动,能顺着别人而不丧失自己的根本主张｡庄子又把“游世”称作“乘道德而浮游”,“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庄子·山木》)不计毁誉,或现或蛰,不为物累,世人抱瓮而灌我也不妨抱瓮而灌,世人用拮槔提水我也不妨用拮槔提水,凡事无可无不可｡其三,“齐物”｡要生存就必然有是非､有祸福､有哀乐､有生死,对于这一切,庄子提出了一个超脱的看法——“齐物”,即把一切对立的东西都看作齐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有彼｡……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庄子·齐物论》)在庄子看来,万事万物是有差别的,又是无差别的｡有无､大小､寿夭,可以是不同的,又可以是相同的｡从不同之点来看,肝胆可以说有楚越相距之遥;从相同之点来看,万物可以与我合而为一｡世俗之人不懂得齐物的道理,各执一隅之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就各有一是非｡但从“齐物”的观点看,是非是相因的,说不上有真正的是非｡强分大小､贵贱､美丑､是非,不过是一般人的偏见而已｡人应该摆脱一隅之见,用“齐物”的观点看待一切,把万物看作“通而为一”,人生也就入于“道”矣!第三,对“奴役”人的现实社会放言高论,造就了隐士思想内涵的“矛盾双重性”｡隐士隐遁于“山林原野”,寻得心理的宁静和安逸,低调生活,默默一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庄子作为隐士,却对社会放言高论,对奴役人的物质进步和精神文化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其精神诉求的“彰显”本身与“隐遁”的目的存在着明显的背离,显现出“矛盾双重性”｡这对上古时代隐士流传下来的精神传统是个创新｡三､庄子使得隐士追求的精神境界系统化和理想化道家以前的隐士对政治的远离,其获得高洁品格的评价和赞誉是建立在政治肮脏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其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是个性的独立和自由,但总是带有朦胧的模糊色彩｡而庄子的“隐士”思想则把隐士追求的精神境界在理论上系统化和理想化了,其精神价值凸现于对禁锢的主流价值系统的叛逆,对僵化的道统和无道的政统的矫正｡第一,对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追求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扬的气势｡庄子对自由的呼唤和期待,不是闪烁其辞､犹豫不决的,而是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宙为高度的,所以《庄子》的“逍遥”,其游固然逍遥,然“怒而飞,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这种对自由追求的精神和气势是以往隐士所没有的,这种精神和气势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所在,它奠定了中国隐士文化得以流传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根基｡第二,系统描述了隐士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他以是否实现无任何负累的自由(“逍遥”)来划分人生境界,由此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两种:无待和有待｡在庄子看来,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的“恶乎待”(无待)者是自由的;其它虽有情境的差别,但皆是不自由的“犹有所待”(有待)者｡庄子对“无待”自由情态的描述是一种摆脱了一切主､客观束缚的绝对的自由｡他在(《庄子·逍遥》)中又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认为只有那些神游宇宙忘记自身存在的“至人”,无用无为抛弃功名利禄的“神人”,隐姓埋名鄙夷是非荣辱的“圣人”,才能达到他推崇的“逍遥游”之境｡这种“逍遥”的自由,不是一般的思维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这是隐逸文化中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阐述隐士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后世隐士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第三,完整地提出了达到最高精神境界的修为之道｡庄子认为,要做到“逍遥”,就必须达到“道”“我”为一的“真人”境界｡“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是之谓真人｡”《大宗师》而要做“真人”,就必须“修炼”,即他称之为的“心斋”和“坐忘”｡修炼的结果,不仅要忘掉外在的客观世界,而且要忘掉自己的肉体､感官,排除形体､知识,使自己与整个自然混为一体,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无思无虑､无生无死,精神上得到了彻底的自由,就可成为“真人”｡第四,把现实性和神异性相结合,将隐士追求的精神境界理想化｡庄子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其文风浪漫神异,富有想象和感染力｡他描写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等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理想化和神异性｡例如,他在《庄子·逍遥》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尽管这是不真实的,为道家追求的精神境界抹上了理想化和神秘化的色彩,但毕竟提出了一种丰满的情态自由的理念,为后人追求独立之个性和自由之思想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参考文献][1]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释(上､中､下)[M].中华书局,1983.[2]孙叔平编.李书有注.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冯友兰著.涂有光译.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4]夏乃儒主编.中国哲学三百题[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M].齐鲁书社,1982.[6]王国胜.理想的幻灭和无奈的悲鸣[J].理论探索,2005,(3).。
隐士家世、从政考论--以“二十六史”隐士传为例
隐士家世、从政考论--以“二十六史”隐士传为例霍建波【摘要】隐士是隐逸文化的主体，也是隐逸文化主要的承载者和践行者，集中体现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内涵。
符号化的隐士，被人们当作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拒绝参与现世社会政治活动，超越世俗名利的代名词。
其实，这是对隐士的美化，更是一种很大的误解。
通过考察“二十六史”隐士传记载的三百多名隐士，则会发现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家庭背景对隐士相当重要，做隐士需要家族强有力的支持；隐士和政治密切相连，大多数隐士离不开政治；隐士队伍驳杂不纯，主体上应归入统治阶级范畴，小部分属于庶民。
借助“二十六史”隐士传，就能消除笼罩在隐士身上的神秘面纱，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另类群体。
%Recluses are the main group of reclusiv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carriers and practitioners, who are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n abundant culture connotation. Symbolic recluses are synonymous with not serving princes and marquises, handling things nobly, refusing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transcending secular fame and wealth. However, in fact, this is a beautification to hermits and even is a big mis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more than three h undred recluses recorded in “26 Histories”, some basic facts about them are found out that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is very important, becoming recluses needs their family’s strong support, reclu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s, the constitutors are mixed and impure, and 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ruling class, few of them ordinary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recluses’ biography in “26Histories”, the mysterious veil covered over them will be revealed and this different group of people will be understood better and further.【期刊名称】《铜仁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1【总页数】4页(P26-29)【关键词】隐士;家世;从政;“二十六史”;隐士传【作者】霍建波【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6隐逸文化是我国古代特殊的文化现象，是相对于主流仕宦文化而言的一种边缘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逋论学
廖国学讲壹♦瑶瑶同学们好,本期我们还是谈一谈“治学”这个话题,来听一听一位著名的隐士诗人林逋(bij)是如何论学的，先看一看原文。
学者之问也,不独欲闻其说,又必欲知其方;不独欲知其方，又必欲为其事。
而以既问于师，又辩诸友,为当时学者之实务。
盖学以学为人也，问以问所学也。
既为人则不得不学,既学之则不容不问。
1.学者:求学的人。
2.闻其说:听师长的论说。
3.为其事:实践师长所教诲的事。
4.辩诸友：跟朋友探讨、分辨。
诸:兼词“之于”。
辩:探讨,讨论。
5.盖:因为。
林逋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隐±o他通晓经史百家，但淡泊名利，不愿入朝为官,在西湖边结庐而居，过着“梅妻鹤子”的隐居生活。
本文节选自他的《键余札记》，主要探讨的是求学的方法。
林逋认为:求学之人提出问题,不光要听师长的解说,还要了解他们治学的方法;不仅要知道方法,还要践行师长做过的事。
既能向师长请教，又能与朋友们辩论探讨，才是求学者最实在的事情。
这是因为学习是为了弄清做人的道理,提问是为了弄清学习中的疑难。
既然身为人，就不能不学习。
学了，就不能不勤加提问。
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在他的经典文章《师说》里也有过相似的论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在韩愈看来,人要求知，就要主动寻觅良师,才能解答自己的疑惑。
林逋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不仅要主动拜师求学，还要积极地提问、实践、辩论和反思。
所谓“学问”，本就是“学”与“问”的有机结合，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我们应当明白，主动提问并不是一种'示弱于人的羞耻行为,而是怀着谦卑、求知、务实的心态去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新的知识，从而提升自我。
可以说，“问”是求学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无“问”贝怀成“学问”。
对于真正的求学者来说，世间万事万物自成体系、各有乾坤，都很值得研究、学习。
聪明的学者不仅会向师长、朋友学习,还能谦虚地向那些学问、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主动请教,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隐士和隐士文化
隐士和隐士文化中国古代文明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
其中隐士文化自成一格，在文化史中占有重要一笔。
而隐士阶层凭借高贵的品质独具魅力立于青史。
此等高士，或携友同游，纵情山水；或吟诗作赋，陋室高卧；或把酒言欢，高谈阔论；得意处，击缶高歌，仰天长啸，何等自在逍遥。
一、何谓隐士、古今隐士知多少？在这里隐士有三层含义：1.旧指隐居的人。
2.借指因对某事物不关心或因厌倦表示沉默而不出头露面者。
3.指有条件·有机会出仕而不仕，或已经为仕而自动引退的在某一方面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
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
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
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又曰：“遁世无闷。
”又曰：“高尚其事。
”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
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中华文明几千年高士辈出，隐士阶层阵容庞大，不胜枚举，各个时期皆有代表人物。
最远古就有了一位真正的隐士——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云:“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
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
”商周时的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春秋时宁死不受君禄的介子推、骑青牛出关的老子、战国的庄周、汉代的东方朔；魏晋时期隐逸之风最胜，号称天下第一隐的陶渊明、竹林七贤等。
隋唐时，半隐半仕的王维、孟浩然。
宋朝的希夷先生陈抟（后世尊为陈抟老祖）佛印。
明清时期的唐寅、八大山人朱耷、黄宗羲等。
二、真假隐士隐士也有真伪吗？有，有两种人常被误认为隐士。
其一，韬光养晦徐图进取寻求机遇的名士。
中国古代隐士类型简论
由于隐士 隐居不仕的主客原因不 同 ．以致 于他们隐居的 间恶 浊才退隐 山林 。所谓 “ 道有不 申， 行吟 山泽” 是也 。 这是对
动机、 目的也不 同 。 隐居不仕 的方式也不尽 一样 。 其 大致 可分 黑 暗势 力 的 消极 抗 议 。 为 以下 几 种 ：
一
竹林七贤之一 的阮籍是位狂放不羁的隐士。《 晋书 ． 阮籍 传 》“ ：籍容貌伟杰 ， 志气 宏放 ， 傲然 自得 ， 任性 不羁 ， 而喜 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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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 中安身立命 的方式 。 在他 的心灵深 处 ， 现的却是 一个 的人 品学 问 ， 呈 希望其 能够 出山做官 ， 但陶不愿 出山。而 国家每 十分清晰 、 严肃 、 执着 的天地 。因此 ． 他的“ 喜怒不形于 色” 和嵇 有吉 凶 、 征讨大 事 ， 梁武帝 总是先 派人进 山咨询 ， 陶也 毫无 保
【 作者简介】 杜晓刚（ ９ ９ ， ， １７ 一） 男 安徽萧 县人 ，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中文系教师 ，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０ ６
级高师硕士 ： 研究方 向： 明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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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２卷 ・ ４期 第
２０ ０ ９年 ８月
宿 州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Ｊ ０Ｕｒ ｌ ０ Ｕ ｏ ｄ ａ Ｉ ｔ ｕ ｒ ａ］ ｆ Ｓ Ｚｈ Ｕ Ｅ ＵＣ ｔ１ ０ｎ ｎｓ ｔ ｔｅ
２０ ０ ９年 ８月
第１ ２卷 ・ ４期 第
宿州教 育学院学报
中国古代隐士类型简论
杜 晓 刚
（ 安徽 师范大学 安徽 ・ ２ １ ０ ） 芜湖 ４ ０ ０
【 摘 要】 隐士是 中国文人阶层 中一个特 定的部分 ， 由于隐逸不仕 的主客观原 因不同， 以致于他们 隐居的动机 、 目的也不同，
古代士人的仕与隐
古代士人的仕与隐古代隐士，指隐而不仕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的贤能达士，并非一般的山野樵夫。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两条路径，要么出仕光宗耀祖以达治国平天下，要么入隐安贫乐道以求人格独立自由。
然而，看起来都能得到终极圆满的人生两境，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却没有以同等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仕与隐，“学而优则仕”、“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抉择是仕是隐的基本守则浅而易显地折射出了文人士大夫们厚此薄彼的普遍心态：以仕为重，隐轻之，隐乃仕无门、无奈、无望下之举。
毕竟，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们，大多怀有强烈的、积极的出仕愿望，而这种出仕为官兼济天下的理想与道家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隐逸情怀并不能两相兼得，如此一来，在出仕与入隐之间，必定发生抉择上的碰撞，火花之下，古代丰富多彩、别具特色的隐逸文化就此产生。
隐逸文化萌芽于先秦；历史上曾爆发出三次隐逸高潮，分别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到了明清，走向衰竭没落。
隐逸，从最初的“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钦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式的单纯归隐，到最后纷呈繁杂，在千百年的历史动荡与曲折前进的激流当中，它更多地呈现出了不同于或者相悖于字面理解的多重含义，并成蔚然景象，其表征出来的隐逸方式达到七大类之多：一是完全归隐，真正意义上的隐逸，相对于后世出现的其它方式，也称“真隐”，此类隐士具有融自身于自然之中的真正的隐士品格，无论何种条件之下，他们坚守着自己的隐士气节——拒不出仕，高蹈出尘的代表人物有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宋人陈抟、林逋等；二是仕而后隐，这是出仕为官之后却又向往独立人格自由的文人士大们的最终决择，解冠归去之后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怡然自得，旷达闲适，这其中，受尽世人所景仰的莫过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三是半仕半隐：此类隐士于文人士大夫们最为盛行，他们不愿为官却又迫于生计，于是自主选择或无奈被贬谪之后，当个散官离远朝堂不问政事、过着出仕实则隐居的生活，以其隐逸思想主宰自己的精神世界，如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是为小隐或中隐；另有隐于庙堂一说，所谓的“大隐隐朝市”，同样做着官，但不执着于政事，居于统治中心的朝都之上却奉行“不为”的隐者思想；四是忽仕忽隐，出仕而后隐，隐而又复出，大多随着时局利弊而反复，形势有利则出仕，形势恶劣则入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先做官，然后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五是隐而求荣，这类隐士，或热衷交际、热心时局、好与官家打交道，如明代陈继儒，有人写诗讥笑“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或关心朝政，虽隐于高崖深谷、山林原野，却爱管朝政世事，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其政见的举足轻重性，被人誉为“山中宰相”；六是无奈之隐，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当朝合作，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他们虽为隐士，却从事着最为激烈政治斗争。
文化毕业论文：论中国隐士文化内涵
文化毕业论文：论中国隐士文化内涵摘要：隐士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一直存在。
本文通过分析隐士的定义、起源和发展，探讨了中国隐士文化的内涵。
隐士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强调个体的内心修养和超脱物欲的追求。
隐士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清贫、远离俗世和尚德修身。
隐士文化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的道德、文化和精神发展。
关键词：隐士文化；内涵；价值观；中国；影响一、引言隐士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
隐士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代表着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本文将通过对隐士文化的定义、起源和发展进行分析，探讨中国隐士文化的内涵。
二、隐士文化的定义与起源隐士一词最早出现在《詩經》中，指的是避开尘嚣，隐居山林的人。
在宋代，隐士成为了一种风尚，被誉为“仙人”和“先贤”。
隐士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归隐”观念，即追求个体的内心修养和超脱物欲的追求。
三、中国隐士文化的内涵1.社会地位与思想观念：隐士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被视为有学识、有才华、有道德品质的人物。
隐士文化强调个体的内心修养和超脱物欲的追求，注重个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修养。
2.核心价值观：隐士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清贫、远离俗世和尚德修身。
自由即追求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清贫即不贪图物质财富，追求心灵的富足；远离俗世即与纷繁的社会世俗脱离，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尚德修身即追求道德的高尚品质和个人品德的完善。
四、隐士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1.道德发展：隐士文化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推动道德发展的作用。
隐士代表了高尚的品德标准和道德规范，通过自身的行为和榜样，影响了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2.文化传承：隐士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隐士倡导的自由、清贫和修身的价值观，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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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论
—“天然”隐士和“人工”隐士之说首先我想用一个成语来开始今天我对隐士之说的论述，那就是天妒风流。
隐士可以拆开来看，在我的理解中：“隐”为隐居，不出来做官，“士”为文人，主要是那种不得志的人士，文人全称可为文人骚客，他们也许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独领风骚，但一旦提到他们的仕途，就只能用惨不忍睹来概括他们的处境，毋庸置疑会出现隐士这一类特殊的群体，但是他们是属于处于真心那种隐退不问世事的“天然”隐士，还是壮士不得志于心后故作豪放洒脱的“人工”隐士。
这就很难给一个准确的限定，我想在这里阐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谈一下我对隐士的理解与看法。
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隐士始终是以非主流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大致可以把隐士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一：青铜时代——先秦。
二：白银时代——两汉。
三：黄金时代——魏晋。
先秦只能算是隐士形成的雏形阶段，我们了解的很少。
最著名的也就是不食周粟的故事。
《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但是总觉得牵强，我觉得与其称他们为隐士，不如称他们为遗民更加确切，但是他们依旧可以或多或少地体现出隐士那种追求自由，寻找内心真实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他们
还是属于我认可的那种天然隐士，因为他们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做官求而不得后的隐居，完全是不愿做周朝的人民才决定隐居在首阳山，说好听一点他们是在执着心中的那份坚持，说难听一点他们就是固执，不管怎么评价，他们还是属于隐士的先驱人物。
个人认为在此期间庄子的无为即有所为思想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士人。
接下来就应该是两汉的隐士，两汉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总觉得这是一句废话，在这里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隐士选择隐居的原因是有所不同的的，西汉成立之时，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应该是士人出来施展个人抱负的时候，断不会出现隐居在土穴深山之林的隐士，可惜出乎人的理解，这个时候的隐士数量要比先秦的时候要多，更出自身独特的特点，引用一句话来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这可以成为隐士的三种境界。
“朝隐”就应该是西汉特殊的现象，而东方朔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我个人认为，西汉出现隐士的原因可能是与士人自由的丧失有一定的联系，中央集权以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伴君如伴虎，士人那种畅所欲言的自由受到限制，加上战国动乱战争，秦朝的暴政，楚汉之争等诸多元素成为隐士决定隐居的原因，在这里我想特意说
一下“庙隐”的东方朔。
庙隐：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在庙堂之中，这和前面所说的并不矛盾，没错，我前面是说过隐是隐居，不出来做官，而东方朔可以算是积极做官，但是他绝对不是循规蹈矩的士人，他甚至被司马迁列为《滑稽列传》中，他可以是游戏人生的佼佼者，在汉武帝的眼里。
他应该是一个陪伴在他左右的小丑，但他却不忘向汉武帝进谏，可惜一直都会觉得怀才不遇，但是他没有选择深山老林。
而是潇洒地侍奉帝王，有种过把瘾连死都不怕的意味在里面。
甚至他的生活上夜匪夷所思，《史记》记载：“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
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
”这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想想他的抱负与他的处境，不难理解他所有离经叛道的行为，不难体会他心中集结的郁闷，荒诞的行为安全符合逻辑。
陆沉于俗。
避世金马门。
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这最能体现庙隐最高境界的东方朔对隐士隐居于朝的认识。
西汉还有很多隐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还得益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他们可以存活下去，而且过的怡然自得，他们大多数都被记录在《汉书》中，还有在司马迁<史记>中滑稽列传
中偶尔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个时候可以说隐士种类繁多，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三种级别的隐士可以说是各领风骚，恪守着内心的那份执着。
到了东汉，有必要说一下王莽改制，短暂的新朝很快就被起义军推翻，成为短暂的王朝，在他执政期间，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
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他广泛邀请隐居山野的隐士出来做官，但是好多人都持观望态度，只有一部分人，迫于皇威，违心出来做官，还有一部分誓死捍卫自己的坚持。
东汉分三国，三分魏蜀吴，处于乱世之中，名族大分裂之中，不得否认中国的文学也出现大繁荣的局面，以魏国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在在这个乱世，绝对为隐士大规模出现提供了有力的土壤，厌倦战争或看遍生死，隐士开始大量涌现。
其实严格限定东汉和魏晋两个时期的标准很模糊，之所以成魏晋是隐士的黄金时期，是因为那个时候，出现隐士集团，使隐士到达一个巅峰时期。
在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东汉后期的察举
制和举孝廉已经完全变了味，成为名门望族依靠裙带关系互相结党营私的纽带，好多优秀的人才都拜在这种腐败的制度之下，最后只好走进山林，过着自己的隐居生活，用自己故作豪放的洒脱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失落感，加上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士人，佛教的教义虽然最终目的是“出世”，但是它倡导的与“入世”一点也不冲突，正好给了当时东汉的士人给心灵的寄托，导致东汉隐居之风盛行，周党、严光、韩康等是当时京师洛阳家喻户晓的隐士，与之有关的许多故事也流传至今。
晋袁宏的《后汉纪》有专门记载。
最后就是隐士如云的魏晋南北朝，有我们熟知的竹林七贤，
孙登、王烈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七贤是魏晋名士文化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为了逃避惨烈的朝廷党争,不约而同地选择离开是非丛生的京城而隐居簇竹野水间,以此宣示对礼教的叛逆、对世俗的鄙薄。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至于孙登和王烈了解的不是很多，在这里想详细说一下竹林七贤，在这里需要和建安七子区别开，竹林七贤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政治思想大为不同，不过也需要区别来看，，嵇康、阮籍和刘伶是比较激进的天然隐士，尤其是嵇康，他最不和司马集团合作，最后
被杀。
而这里面就有我要说的人工隐士，他们只是隐士的附带品或者是中间的滥竽充数者，他们人工地强迫自己，是自己像一位隐士，但是他们功名心过重，积极入世的态度遭到唾弃，而阮籍可以说是最搞笑的隐士，他不像嵇康那样过刚，他会谨慎地保护自己，但是又不向司马集团妥协，嵇康曾经面对山涛的邀请时，愤然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选择放纵自己，也许他的穷途之哭就是世间隐士最悲凉的痛苦。
也许在这里说的不是很全面，也不能轻易地对一个隐士下结论，不管他们是天然隐士或者是人工隐士，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苦闷郁结，但是我总会想：天生万物以养人，人需一德一报天。
天下大治，你出来让世道更加清明，天下大乱，你更应该出来，让世道恢复正常的轨道，有时候觉得隐士就是懦夫，他们在选择逃避，转过来想到英雄永远改变不了历史，对他们的那种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也有了同情的理解。
所谓的三种隐士，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孰优孰劣，只要记着他们那些自由的精神、超越世俗的举止和超逸非凡的风度，这也许就是我要从他们身上所学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那就是中国的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
那首“归园田居”是他成为后人极力推崇的对象，也许他道出了所有隐士的心声，总之他在
隐士文化的历史道路上的作用不可磨灭。
从这三个时期的隐士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呈现多元化没有孔子的“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作为理论基础，也有老庄“清净无为”的逍遥作为支柱，还有以黄石公那种隐居但内心忧国忧民的偶像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以及在魏晋时期形成的吸收佛学的玄学作为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繁荣助推了中国的隐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