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性翻译研究
从翻译的界定看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
第4卷 第12期 中 国 水 运 Vol.4 No.12 2006年 12月 China Water Transport December 2006收稿日期：2006-11-12作者简介：龙佳红 女（1971-）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430070）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从翻译的界定看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龙佳红摘 要：简要梳理了译界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
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围绕翻跨语际转换性质来界定.当代译论则主要围绕跨文化转换性质来阐释翻译。
对翻译界定的演进中还折射出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以原语为中心的规定性研究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从微观语言层面的内部研究转向宏观文化层面的外部研究。
关键词：翻译 翻译学 传统译论 现代译论 当代译论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06）12-0190-03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翻译的界定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翻译活动性质、目的、过程和作用的认识。
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活动。
而当代译学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借鉴了西方当代多种文论思潮，主要从文化和权力等宏观层面将翻译界定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和传播行为，从而凸显出翻译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因素。
这一核心概念的演进，折射出翻译学科的发展趋势——即翻译内涵逐步扩大，翻译研究疆域不断拓宽。
翻译研究也从单一视角微观层面的内部研究转为多维视角宏观层面的外部研究；从静态的以翻译结果（文本分析）为中心的研究转为以动态的翻译过程为中心的研究；从以原语为依规的规定性研究转为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
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类是参照潘文国“按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当代三大类。
”（2002：34）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者纷纷以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来研究翻译，翻译研究告别了传统经验漫谈式的模式，从而走以语言学、符号学等理论为指导的科学模式，代表人物有费道罗夫、奈达，卡特福德等。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中国传统译论一向十分关注文本，而对文本之外影响与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则少有研究。
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启发我们从多视角去审视翻译：为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我们不仅要研究翻译文本，还要多研究翻译现象，尤其要从文化层面上去分析翻译现象；在继续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同时，加强相对薄弱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此，翻译研究者必须拓宽学术视野，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一、文学作品的本质与文学经典的翻译20世纪前半期，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以其反传统的翻译思想而著称，他的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文章在西方译学界经常被人们热议，对后来解构学派翻译思想体系的形成颇有影响。
文章谈的虽然是作者的翻译思想，但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对文学作品本质的认识。
他认为：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时候，考虑受众的园素从未给人带来任何好处。
谈论某一类的受众或他们的代言人只会使人误入歧途。
而且，从理论上探讨艺术，甚至连“理想的”受众这个概念都会十分有害，因其无非设定了具有这类资格的人本身的存在和本性。
艺术同样设定了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可是从未有任何艺术品在乎人的反应。
没有哪首诗是为了读者而写，也没有哪幅画是为了观赏者而作，更没有哪部交响乐是为了听众而谱。
初读这段话，令人吃惊不小，艺术作品怎能不考虑受众因素、怎会不在乎人的反应?然而，把这段话接着读上两三遍，再掩卷细细回味一番，你会慢慢体会出一些本雅明这样说的道理。
艺术家的创作源于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抒发内心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感受，作品往往反映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及其他复杂的感情。
当作者完全沉浸在创作境界中时，其他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艺术家的创作与功利的联系越直接越紧密，作品就越容易媚俗。
只有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
本雅明上述这番话一直备受争议，持赞赏态度的人认为他：“使语言神圣的一面重新回归文学语言，并由此克服了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改良了文学的世俗历史性。
翻译文化学派
翻译文化学派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
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
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
浅谈规定性翻译研究与描述性翻译研究
浅谈规定性翻译研究与描述性翻译研究【摘要】翻译研究方法是指从事翻译研究所采取的手段、途径和可操作性规则或模式。
本文想介绍描述性研究与规定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以客观描述为主，尽量不予以价值判断。
而规定性研究则以价值判断为主。
【关键词】翻译；规定性翻译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一、规定性翻译研究概述“规定”一词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中的定义，“是定下规则或给出明确指令”。
“描述”一词的定义是“与批判、评价、理论、规范、规定、情绪化、先验、分析等词相对。
”因此我们可想而知规定与描述是一对彼此对立，相伴相生的概念。
中国传统的译论遵循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样的翻译标准道路在发展。
[[1]]那么规定性翻译研究在《翻译学词典》中的定义如下：“规范性的翻译研究途径，或者说，那些制定标准、规定在特定文化下该如何译为佳的翻译研究。
”而在国内的定义是“规范性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
”[[2]]规定性翻译研究有以下特征：1、以原语或源文本为中心，它主要的目的是指导翻译实践，为翻译实践及评估设定普遍标准。
在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中，翻译实践及评估的标准主要来自原文。
比如西塞罗、圣哲罗姆、泰特勒，他们都坚持以原语为中心的原则，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中，更是每一条都以源文本为标准：要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风格笔调与原作性质相同、与原作同样流畅。
[[3]]中国传统的译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都是在追求与原作的某种程度、或某一方面的“等”或“似”。
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以源语文本为导向。
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仅把翻译视作语言文字间的转换，忽视“文化这个大语境”，即使提到了文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提出具体的翻译技巧。
[[4]]换而言之，在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中，译者往往通过译语和源语两种语言的系统来对比和探讨翻译技巧和翻译艺术。
第三个特征是“源自‘纯粹的臆想’”或者其它更‘基础的学科’框架下所做出的理论及描述性研究成果。
翻译学研究方法
翻译学研究方法作者：沈雪丹来源：《今日湖北·中旬刊》2014年第08期摘要翻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是关键。
翻译学已脱离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从早期的经验总结、归纳思辨等走向当今的跨学科研究；而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描述性翻译研究又渐渐兴起，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主要类型，它与理论研究方法中的规定性研究几乎完全背离。
本文对翻译学中几种主要类型的研究方法进行概述，再具体对比描述性翻译研究和规定性翻译研究，并对新兴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作出理性分析。
关键词翻译学研究方法描述性翻译研究规定性翻译研究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关键部分，要使研究具有价值，必须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点同样适用于翻译学。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不再是依附语言学的状态，不应全盘采用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模式；应该具备自己的理论支柱，自己的研究对象、自己的内在体系和自己的研究方法，应强化以科学理性的方法论来指导翻译研究。
一、翻译研究方法的选择要为翻译学选择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要了解翻译学的学科性质。
翻译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因此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既要有科学性，也不能抹杀其人文性质。
作为整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最主要的区别，除了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之外，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包含着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评价。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语际转换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翻译研究同时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两重性质，过分强调其中一种而忽视另外一种是有失偏颇的。
翻译学由于形成初期是和语言学紧密联系的，它的第一重属性是科学性，那么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翻译。
由于翻译本身是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性质复杂的实践活动，以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研究也就具有了多样性和复杂性。
主要的翻译研究方法类型有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而每种类型又有不同的具体方法，本文将会对两种类型中具代表性的方法进行分述、总结，使两种类型方法的特点能够较全面地展现。
文化学派
翻译文化学派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
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
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
西方最流行的翻译标准
西方最流行的翻译标准1. 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School）奥古斯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开创了西方翻译的语言学传统。
直到20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各种语言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路线从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1世纪。
沿这一路线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方法，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标准的对等问题。
一般认为，西方语言学派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标志是美国著名学家尤金·奈达（Engene Nida）于1947年发表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ranslation: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
语言学派分布的地域较广，主要集中于英美，代表人物有奈达，卡特福德（J. C. 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哈蒂姆（Hatim）等。
除此之外，捷克布拉格学派的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前苏联的费奥多罗夫，法国的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以及德国的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也都是当代国外语言学派的突出代表人物。
雅克布逊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Translation），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为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理论方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奉为翻译研究经典之作。
这此篇论文中，他首次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这一分类准确概括了翻译的本质，在译学界影响深远。
描写性与规定性翻译研究方法
描写性与规定性翻译研究方法摘要：翻译研究范式经历了有规定走向描写的过程。
本文试从翻译研究从规定走向描写的发展历程，发展趋势，理论成果分析方面进行论述，分析和总结，反思当前此方面研究的成就也不足，以期对将来的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规定性，描述性，翻译研究一，引言在语言学中，描写（descriptive）与规定（prescriptive）是一对相对的理论原则，也是两个相对立的方法论范畴。
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注重原则、标准、方法和技巧，是规定性的研究；而现代翻译研究重描写，是指由语言学，文学批评理论，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所有带主义的词组成的理论。
规定的理论可以看成是传统的理论。
它和传统上的思维习惯一脉相承，虽然有时也参考一些现代的发展，但总的趋势没变。
总的说来，这种理论在翻译研究中主观性强，一般属于保守派。
翻译中规定性的理论也可以说就是“忠实论”，翻译的标准是普遍的，可以应用于任何翻译，这个标准就是“忠实”。
描写翻译研究的任务是发现翻译的规律，包括翻译过程、产品、影响、效果等等，相关的问题有译文读者的接受，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文本、读者、译者、赞助人等与翻译策略和结果的关系等等。
描写重客观、重理性、重分析、重经验，但是它的不足是容易埋没价值问题。
上个世纪50 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变,由规范转向描述。
(李红满,2002)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
传统的规范性翻译研究侧重于文本的对照力图探索。
语言转换的规律,评判译文的优劣,进而对翻译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
而描述性翻译研究则突破了由单纯的文本构成的封闭空间,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这个大环境中研究翻译,考察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关系。
其着重点不在于制定规范,作出价值判断,而在于客观地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
二，由规定转向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倾向于规定性，注重翻译标准的设定，研究应当怎么译，强调翻译的忠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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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中的规定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
“规定” 一词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 语大词典》中被定义为“定下规则 或给出 明确指令”，“描述” 一词则被定义为 “与批判、评价、理论、规范、规 定、情 绪化、先验、分析等词相对”。由此可见， 规定和描述是一对彼此对立、 相伴相生的 概念。
在语言学中，规定和描写是一对相对 的理论原则，也是两个相对的方法论范畴。 传统的翻译原则只注重原则、标准、方法 和技巧，是规定性的研究；而现在翻译研 究重描写，是指由语言学、文学批评理论、 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所有 带主义的词组成的理论。
规定性翻译研究的不足
第一，关于翻译的绝对标准不可得。
第二，从指导实践的角度来看，不同人倡导 的翻译标准往往相互矛盾，无 法达到普遍 适用，无法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第三，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以价值判断 为中心的规定性翻译研究过 于主观。 第四，仅仅研究两种文字的对比与转换。
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应用范围
1.翻译学科体系研究。 2.翻译教学研究。 3.翻译批评研究。 4.实用文体翻译研究。
规定性翻译研究的特征
1.以源语或原文本为中心。规定性翻译研究的目的
主要是指导翻译实 践，为翻译实践及评估设定普 遍标准。在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中，翻译实 践 及评估的标准来自或主要来自原文。以源语文本 为导向是传统的规定性 翻译研究的显著特征
例如，西塞罗，圣哲罗姆，泰特勒，奈达，严复“信达雅”， 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张培基的“忠实通 顺”
2.仅把翻译视作语言文字间的转换,忽视“文 化这个大语境”， 即使提到 文化，其最终 目的也是为了提出具体的翻译技巧。也就 是说，传统的规定性翻 译研究往往通过译 语和源语两种语言系统的对比来探讨翻译 技巧与翻译艺术。
3.源自于“纯粹的臆想”或“其他更‘基础 的学科’框架下所做出的理 论及描述性研 究成果”。
规定与描述在哲学上的区别
规定 应该 包含价值判断 是 不包含价值判断 描述
理想、信念、世界观 指导实践
无法通过经验科学认识 不是经验科学的认识方法
实在 陈述事实
可以通过逻辑证实或可以经验观察 经验科学的认识方法
与其说翻译规范的规定性研究和描写性研 究是两种研究方法,不如说它们是两种研究态 度。前者主张翻译标准的一元论,后者则倡导 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区别： 1)从假设或理论模式出发还是从客观的翻译现象 出发; 2)以指导实践为目的还是以纯理论建设为目的; 3)以源语为中心还是以目的语为中心; 4)理想化地、静止地还是历史地看待研究对象和 理论本身.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 规范（norm），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不分 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在他 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若有违反便叱 之为“不忠实”或“结构笨重”、“误导读者”等等。 美国知名的描写翻译学者Maria Tymoczko认为， 规范性翻译理论根源在于把翻译看作一种纯粹 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 以考察。（As a language art, transla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meless linguistic rules (which has led to a normative tendency in the theory)…）[作为一种 语言艺术，翻译常常被人用一些超越时间（或 译成“永远有效”）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这 种做法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的规范倾向]
从个人对翻译实践 活动的感悟中概括出翻译之难、 翻译技巧，再以概括出的技巧反观翻译实践, 提出 翻译的标准和译者培养的种种原则。成为规定性 判断源头的“更‘基础的 学科’框架下所做出的 理论及描述性研究成果”则往往是语言学和文学、 文艺 学的研究成果。
4.规定性翻译研究不可避免地包含研究者的 价值判断。 不管规定性翻译研究是从“实践中 来”，从“形而上学的思考中来”，还 是 借用其他学科框架下的各种研究成果，规 定性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到实践 中去”， 提出标准，指导实践。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是规定性研究一 统天下。到了 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研究 范式 在欧洲悄然兴起。研究者们把更多的 目光从“我们应该如何翻译，何为正确的 翻译”这类问题，转向真实的翻译现象， “描述、解释及了解译者真实所为，” 关 注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
第一节
规定性翻译研究（ＰＴＳ）
１.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定义 ２.规定性翻译研究的特征 ３.规定性翻译研究的不足 ４.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应用范围
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定义
在《翻译学词典》中，规定性翻译研究被定 义为 “规范性的翻译研究途径，或者说，那些制 定标准、规定在特定文化下该如何 译为佳的翻译 研究”。规定性翻译研究重于文本的对照， 力图探索语言转换的规律，评判译文的优劣，进 而对翻译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