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浅析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形成原因
浅析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形成原因司马迁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领域中“成一家之言”，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其经济政策主张放任私人经济生产活动。
回顾历史，司马迁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其家学思想传统和西汉时期封建经济发展臻于繁荣的反映。
【关键词】自由放任；家学思想；封建经济繁荣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经济学界对垒的两个思想阵营。
回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种现象也曾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例如，儒道思想从法乎自然出发，主张“无为”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倡导农商并重。
商韩法家则强调富国强兵，主张“国富民贫”，独重农业。
《管子》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放任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某种融合。
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发展和巩固，国家干预主义和重农抑商思想成为历代主流思想，司马迁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如梁启超所言：“前哲精义，千年湮没”。
在今日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我们不妨回头探寻前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华和源头。
一、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内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史记》的《平淮书》和《货殖列传》中。
司马迁认为国家经济管理应该“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其意思是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最好是不加干涉，听任私人进行生产和贸易活动；其次是国家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其次是用教化的方法诱导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又其次是由国家采取行政法治手段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最差的办法是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
由此观之，在司马迁看来，评判国家经济政策好坏的标准是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程度越低越好。
司马迁之所以提出上诉管理国民经济的主张，是基于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认识。
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一、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
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
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
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
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
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
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
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
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
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
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
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
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
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
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
“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
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
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
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撰写了《史记》，这
本书不仅是当时帝国历史研究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史学家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
本文重点探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期对对经济思想的研究有所裨益。
《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的著作，司马迁重点写作货殖的生活，和他在汉朝的经济思想。
在《史记》中，司马迁提出了三种经济思想，即“利己、适宜、宽厚”。
首先，司马迁认为“利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他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正当的，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必须看重社会利益。
因此，他反对利己主义，认为利己主义会导致社会不公平，从而破坏社会稳定。
其次，司马迁崇尚“适宜”的经济思想，即适度支出，量力而行，以免产生过度支出。
他认为，如果花费过度，可能会导致民众拮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转。
而且他认为实行适宜的政策，可以保护小资本家，防止大资本家过度投资和抢占资源，以保障社会经济秩序。
最后，司马迁认同“宽厚”的政策，即运用宽容的政策使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受益。
他认为，合理分配资源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宽厚的政策也有助于减少不公平的发生，促进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发展。
总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引导我们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进而发展具有社会情感的经济思维，以及实行宽容、适宜、宽厚的政策，以建设公平、和谐的社
会。
从《资治通鉴·唐纪》经济部分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资治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张洁张剑光内容提要：《资治通鉴·唐纪》中以记录军事、政治为重点，经济的内容相对较少。
在这些经济材料中，司马光着重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反映出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
司马光格外重视人口，认为这是国家征收租赋、摊派徭役的重要依据。
他反对货币私铸，反对轻易对货币制度进行变革。
《通鉴》的取材与司马光的经济意识具有紧密的关系。
关键词：《资治通鉴》司马光赋税人口货币作者简介：张洁（1980－），女，河南洛阳人，历史学硕士，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教师。
张剑光（1964－），男，上海嘉定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因激烈反对王安石新法，上疏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
政治上的失意，使司马光能以全副精力放在潜心修撰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上。
这部被后世史家誉为“史学绝作”的史书，是一部极有史学价值的经典著作，同时书中也体现出了司马光的政治和思想倾向，他将自己当代政治、经济上的一些看法融进了这部史学巨著中。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大部分笔墨都花在了军事、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着力描写朝廷政争、君主活动、国力和军力，而对于经济部分则惜墨如金，其《唐纪》部分也不例外。
这说明司马光认为统治一个国家的基础主要在军事、政治、礼仪、边疆等方面，其次才是经济。
就《通鉴》经济部分较少编入的原因来看，可能在司马光的眼里经济不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应该要直接抓的，而是有关部门和大臣的事情，但这些并不说明司马光不重视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不多的关于经济的记载中，主要涉及赋税、田制、徭役、人口、货币、漕运、仓储等方面内容，虽然不够完整系统，但也足以反映司马光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他重点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深刻地反映出一代政治家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
浅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独特性及价值意义
浅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独特性及价值意义作者：徐慧芳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6年第01期【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
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
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超越时代的、独特的经济思想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先进经济思想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其先进的、超越时代的独特经济思想，具体表现在：1.肯定人求利求富的合理性思想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
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一部《论语》“子罕言利”。
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
儒家在民众求利方面的观点是，鄙视富贵或采用回避的态度。
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
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
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
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并进一步深刻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地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姓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讲解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1)一一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摘要：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司马迁主张让社会经济生活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
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与儒、道、法三家俱有渊源，他较多地吸取了管子、老予与荀子的学说，而把孟子与韩非予的思想当作了反面的参照系。
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主要与他的经济思想有关：本文试以他对商鞅变法的态度为例，剖析他对政治翠新家的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渊源；政治革新家；态度与评价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
”[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
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
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
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
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
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
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②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③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
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
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
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
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
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
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
罕言利。
”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
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
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
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
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
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
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
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
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
工粗略的的分为“农、工、商、虞”四个部门，认为这四个部门是“民所衣食之源”，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
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可见他很早就认识到对商业的重要性。
他在《货殖列传》中又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各行各业细致的分工，例如农业、渔业、畜牧业、盐业、矿业、种植业等，并列举社会“末业”中从业于市井中的作酒、作酱、杀牛、造船、漆器、纺织、刺绣等行业，可谓各行齐备，包罗万象。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
同样，也比西方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早了1000多年。
三、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地形特征、民情风俗，主张民欲致富，要因地制宜，把求富思想和地方地形、地域和当地风俗民情特点结合起来，要智富、巧富、以奇致富。
他列举了姜子牙被封营丘的事例，那里本来多是盐碱湿地，人烟稀少，因离西周都城遥远而显荒凉偏僻。
但姜子牙到此之后，因地制宜，鼓励当地的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提倡工艺技巧;又积极变废为宝，利用盐碱湿地和靠近大海的地形特点，积极发展渔业和晒盐业，再让商人把海盐和鱼类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便纷纷流归齐地，齐国便慢慢富裕起来。
到后来，齐桓公竟因
此逐步积累，经几世奋而成霸业。
又说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宜种植农业，以农业致富。
而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善投机求财利。
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等等。
又举白圭、猗顿、乌氏倮等成功致富的事迹。
并以此为例，主张智富、巧富、以奇致富。
他认为商场如战场，商业竞争和战争一样，都有风险。
他引用商祖白圭的话：“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告之矣。
”认为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
一个人在经商的智慧上如不能随机应变，勇气上如不能果敢决断，仁德上如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上如不能有所坚守，就不能取得成功。
司马迁高度赞扬经商者“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出奇制胜的经商智慧。
主张致富时要因地制宜，要结合当地的世俗民风，智富、巧富、以奇致富，这是司马迁教民致富、发展经济思想又一重要思想表现。
四、在多渠道的致富路径中，尤重商业，“素封论”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致富的途径，例如他认为，做官久，就可以致富。
无爵而有土地者可以吃“租税”致富，其他如猗顿经营盐业、郭纵冶铁、乌氏倮经营畜
牧业、巴蜀寡妇清开采矿石等。
而从事“末业”的如陆地牧马、泽地养猪、水中养鱼、山中植树，齐鲁种麻、渭川植竹等，市井手工业中特举例说有贩卖油脂的，虽为当时人所瞧不起小行当，而雍伯用它挣到了千金。
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用它赚了一千万钱。
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用它富到列鼎而食。
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用它富至车马成行。
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用它富到击钟佐食。
并赞扬说这些人都是由于不耻微小、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而在他所举的各种行业中，尤重商业，他认为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认为民间所产的各种农副产品及各种商品都要“待商而通之”，而“货殖”二字，即指“谋求财货繁殖生利”之道。
他详细列举了从古到今成功商人的形象，如范蠡、白圭、猗顿、卓氏、孙氏、郑程等，并详细记录他们从事商业的事迹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自创“素封”一词，赞扬了他们虽不经皇帝敕封但却富可敌国的财富和地位。
而这种“素封”思想，表明了司马迁对商人、商业的重视，对商人、商业高度赞扬和肯定，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中尤显标新立异和难能可贵。
五、正当致富，主张本富，反对奸富的思想
所谓本富，就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在当时的社会中认为这样致富是最高尚的，应当受到褒奖和肯定。
所谓
末富，就是指从事商品交换、冶铁、畜牧、各种手工业而致富。
所谓奸富就是作奸犯科，冒着生命危险、靠攫取不义之财而获得财富。
如司马迁所列举的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私刻假印、伪造文书、贪污受贿等等。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末富”、“奸富”这三个词是他的发明，这句话也是他的发明。
他将奸富作为最下来看，说明了他在致富路径选择上的价值倾向，要走正路，正当致富，不义之财不可得。
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这种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求富者有着警醒和棒喝之意，就是对现世中的当代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而言，司马迁的特殊的经济思想主表现在对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较早的提出了社会分工的理论;主张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对商业的重视，素封论思想;最后表明他对获得财富的路径取向，主张本富，反对奸富。
号召人们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
他的经济思想，虽然不能和现代工业文明映照下的西方系统的经济思想相比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先进的，具有前瞻性的。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冯务中.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5）.
[4] 陈小赤.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J].理论导刊，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