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货殖列传_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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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的经营思想与商业谋略

《货殖列传》的经营思想与商业谋略司马迁《货殖列传》通过对春秋到西汉之间“布衣匹夫”的工商业者经营活动的描述，勾勒出汉初商业市场兴旺、活跃的画面。

其中提出的经营思想和商业谋略，深刻精道，是为后人留下的宝贵商业文化财富。

标签：司马迁货殖列传经营思想商业谋略一、破除轻商观念，主张逐利致富的经营思想司马迁作为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同时具有经济学家的头脑，为经济史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货殖列传》可以说是记载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实的最早篇章。

所谓“货殖”，就是经营货物，以滋殖财富。

而货殖者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业务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职业群体。

正像《太史公自序》所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

”它通过对这些“布衣匹夫”的工商业者活动的描述，表达了自己主张“逐利致富”的商业经营思想。

中国历来有“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也是如此。

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始祖孔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的正统观念正是讳言财利的。

孟子也说过“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梁惠王上》）；而董仲舒更认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些思想无疑对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

司马迁不仅以《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而且旗帜鲜明地从多方面强调商业发展的重要性。

他否定老子提出的“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完全否定商品交换的社会模式。

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货殖列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货殖列传》）。

就是说，老子这一套理论已经行不通。

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们“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所有這一切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的。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一〕近年来，我一直在宣传一种观点，中国搞市场经济在技术上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有借鉴，但作为制度道路的选择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学西方的，更不能认为是西化。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从古代传统商品货币关系根底上开展起来的。

而古代传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并不首先产生于西方，却是在东方古国中国。

这两天我又一次认真研读【史记货殖列传】，对上述观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史学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明确批判了重农耕轻商贾、重本抑末的落后经济思想，主张农工商虞并重，提倡开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

单货殖〔而不是物殖〕二字就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的这个思想。

史太公说：我们国家资源雄厚，物产丰富，这是人们的生活源泉。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他说：人们利用市场规律低进高出，以求盈利谋生，各自努力经营本业，开展社会经济。

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明为繁荣经济就要鼓励分业经营。

说：农不出那么乏其食，工不出那么乏其事，商不出那么三宝〔吃的、穿的、用的老玺注〕绝，虞不出那么财匮少。

他总结介绍了越王勾践用范蠡等人的计策，凭借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的经验。

史太公还一精一辟论述了经济与政治、与道德、与民风的关系。

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他还说，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他们营商出于私利，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开展了，这应当看作是奉献。

不是常说开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张政一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就是说最好的方法是顺其自然。

其次是因势利导。

再其次是加以教育。

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规章制度使其标准化。

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此外，【货殖列传】通过总结经济事业兴旺地区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开展经济方面的业绩与经验，论述了大量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法那么的理论与实践。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2篇）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

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

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

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

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

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

”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

’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

”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就召请他。

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___字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

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

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

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

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原文译文赏析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原文译文赏析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原文、译文、赏析及作者介绍。

一、原文。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篇重要列传，篇幅较长，以下选取部分原文示例：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

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二、注释。

1. 挽近世：近代。

挽，通“晚”。

2. 涂民耳目：堵塞人民的耳目。

涂，堵塞。

3. 刍豢：泛指各种牲畜。

刍，吃草的牲畜，如牛、羊。

豢，吃粮食的牲畜，如猪、狗。

4. 渐：浸染，影响。

5. 眇论：微妙的理论。

眇，通“妙”。

6. 利道之：以利益引导他们。

道，通“导”。

7. 榖：楮树，树皮可以造纸。

8. 纑：野麻，可以织布。

9. 旄：牦牛尾，可作装饰。

10. 棻：香木。

11. 连：通“链”，铅矿石。

12. 征：寻求，趋向。

三、译文。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百姓们各自认为自己的饮食最香甜，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相互往来。

货殖列传

【参考文献】
• 【1】《史记· 货殖列传第69》卷一百二十九 732页，司马迁著，岳麓书社出版， 2001 年9月第2版。 • 【2】《<货殖列传>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宝库》，谢华，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1996年第1期。 • 【3】《司马迁的义利观》，王福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03期。
不足之处：
• 他在《货殖列传》中引用管仲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谢谢
浅析《货殖列传》之“义利观”
张雪霞
• 本文从《货殖列传》切入，对司马迁经济思想上的一个重要方面──义利观，进行了辩证分析探讨： • １．司马迁─反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立足十社会发展和现实人生、特别强调了“利”的重要性； • ２．司马迁在重利的同时，还崇尚“义”；
•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敢于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 提出挑战，其“熙熙利来、壤壤利往”的观点，对商人及其文化的推崇，使人耳目一新；用“利”来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其思想意义不可低估。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求富的活动（求富手段）分为三种，“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其中“奸富”是指违法犯奸而富，司马迁抨击了奸富的不道德，如称“掘冢”为“奸事”，“博戏”为“恶业”等。因此，可以看出，司马迁虽然重利，但同时也注重“义”的约束机制，主张“义利”并重，认为在逐利过程中及逐利致富后均应讲求仁义道德，欲求长富，不修德义是办不到的。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有不足之处)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第六章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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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 。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 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宁要社会主义草）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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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司马迁认为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韩非为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仲提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 治国篇》) 管仲的这些经济政策思想，是司马迁经济政策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国家干预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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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在财富与道德的关系上，财富是道德的基础。司马迁认为富裕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礼节相让，贫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礼让。“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经济财富决定社会政治、风气。（发展是硬道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
• 《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

《货殖列传》读后感

《货殖列传》读后感读完某一作品后，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吧，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收集整理的《货殖列传》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货殖列传》读后感1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至今已经有2100多年了，可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货殖，即经商，做买卖，靠贸易以生财求利之意。

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详细地介绍了汉代及其以前有货殖的种种情况，如商贾怎样致富，各地有什么货物，以及经济状况怎样影响人民的生活，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等等。

它是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

本文主要论述了货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

它说明为积累财富而努力发展生产和贸易，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巩固国家统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不断发展生产和贸易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

司马迁很早就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生产、交换贸易和积累财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经济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很值得重视。

文章一开头就否定了老子所设思的理想社会，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司马迁认为：这种理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发展经济。

人是讲利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你看，大家热热闹闹地、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地云集又离散为了什么？还不是实惠。

你光空头政治行吗？农民种地，人们就有饭吃，工人做工，就会有生产日用品、矿山、铁路、高楼，商人经商，货物就流通市场经济下，价格自动调节，比如，今年大蒜贵了，明年种蒜的就多，猪肉贱了，喂猪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贵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

北方的劳动力稀少，劳力就开到北方，并没有人强迫和组织他们这样做，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货殖列传》读后感精选

?货殖列传?读后感一“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开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说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

?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那么三宝绝〞，商业“上那么富国，下那么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那么饶，原小那么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假设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缺乏〞，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

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

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失势而益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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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12-24

作者简介:陶家柳(1963-　),男,江西波阳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教育学。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陶家柳(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7)摘　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第一次把经济方面的史料收入历史书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今制订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02)04-0072-05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但是他还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一点就不是广为人知的,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传世杰作《史记・货殖列传》一章内,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涉及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自此以后,历代史学家写史书时,都专门辟有《食货志》一章,记载当朝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为后世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点来说,司马迁足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他的《平准书》也稍微涉及了一点,这里我们存而不论,本文仅就《货殖列传》谈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人类求富合理论物质财富本来是人们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财富二字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如孔子提出“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最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却最被人厌弃,看起来很滑稽,其实,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愚民政策,因为如果人们“安贫乐道”,不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

就不会犯上作乱,统治阶级的宝座就稳如泰山。司马迁和这些人唱了一曲反调,他明确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1](P3256)不光是穷人求富,富人也希望更富,“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因此求富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是正正当当,符合事物之理的。在肯定了求富的合理性后,司马迁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芸芸众生求富图:

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堆埋,劫人作奸,

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尔。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契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上饶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OFSHANGRAONORMALCOLLEGE Vol.22,No.4Aug.2002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阮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设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1](P3271)司马迁举了这么多例子,旨在说明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学而会的,这当然有他的进步性,如他所说,隐居岩穴之士固有清高傲世,不愿与俗人同流合污之人,但也不乏通过隐居而求名求利的人,正如前人所说的那样:藏之深山是为了扬名四海,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揭示了一部分隐士的真正面目。但是,除了进步性之外,司马迁的求富理论也有它的缺陷,如他把一切人的求富动机混同在一起了,而没有看到他们的阶级差别,统治阶级求富是为了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而贫苦的老百姓们如“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追求财富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温饱。尽管如此,但他引证事实,驳斥了儒道两家有关经济问题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唯物论的光辉,这是应当肯定的。在求富问题上,司马迁还提出了一个卓越的思想,也就是经济实力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势,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实力,政治上不可能有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既然是客观规律,不可能加以改变,那就必然会造成人们竞相求富,以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在求富问题上,司马迁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在解释财富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作出了片面的理解,“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1](P3255),为此,他列举了陶朱公(范蠡)的例子,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给贫困的人们。基于此,他把财富和伦理道德完全等同了。事实上,富人不一定道德水平就高,而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少的,我国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与司马迁完全不同的观点,即“为富不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二、农工商虞并重论中国古代一直是实行重本抑末政策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从战国到清朝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业一直摆在末业的地位,商人的声誉也就低得不能再低了。统治阶级从经济上严酷打击商人阶层,如汉武帝时期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盐铁官营,断绝商人发财致富的途径,另一方面,还加重对商人征收税收,把商人已经得到的财富尽量掠夺走。在政治上,统治阶级也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规定商人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不准做官,把商人列入另册,和罪犯列为一类。司马迁是如何认识商业和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的呢?“夫山西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丹砂、犀、王毒瑁、珠玑、齿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民而食之,虞而出之,商而通之”[1](P3254),他

把商业和农业、牧业、渔业等并列在一起,认为农业生产粮食,可以养活人民,牧业可以生产牧畜,供人食用,而商业呢,它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沟通各地的商品流通,使它们互通有无,“以所多易所鲜”,山西的人用他多余的竹、谷去换山东的鱼盐,各得其所,得其所欲,这全靠了商业的功劳。司马迁还引用《周书》来进一步说明商业的重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

工不出则乏其事,上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从这段话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司马迁重视商业的思想。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司马迁认识到了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越多,付出的劳动越大,所得到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即“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司马迁的这种财富源泉的思想比一千多年后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配第的观点还要进步,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司马迁的思想比配第高明的地方在于,司马迁所谓的自然资源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山林、水泽等。针对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对商人的贬低,司马迁为商人正名,他认为商人并不都是奸滑不轨之人,

其中也有许多商人道德修养比较高。司马迁为他们作了传记,树碑立传,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宣曲任氏,富至千金,但任氏家法严谨,“然任公家约,非田蓄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1](P3286)。任氏富裕而不奢侈,因此成为众人的表率。又如无盐氏,在国家急难之时,解囊相助,“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1](P3280),这样解

国家危难的商人不仅不应歧视,而且应当受到尊敬。

提出了致富的指导思想,“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这里他强调要靠农业生产致富,这才是上策,

前面我们已经阐述司马迁是很重视商业的,那与他的重农思想是不是矛盾的呢?我认为不是,因为司马迁的重商本来就是在重农基础上的重商,他并没有否定农业的重要性,也没有把商业放在比农业更重要的地位上。因此,他提出的以本致富的思想并不违背重商思想。根据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特点,司马迁又提出了行业致富优劣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专业,贫者之资也”[1](P3274),在这里,他提出了致富的门路是商业为

上,工副业次之,农业为下。我认为这并不是司马迁在提倡大家都去走末业致富的道路,而只是一种客观的表述,接着司马迁阐述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那就是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资金循环慢,而商业流通周期较短,资金循环比较快。对司马迁这一思想,

我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胡寄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资本周转速度这个概念能被一位生活在两千年前的思想家意识到,这在全世界的经济思想史上也是极不寻常的事实。”[2](P208)

司马迁是怎样解释产生贫富差别的原因的呢?

他认为“巧者有余,拙者不足”[1](P3255),他把产生贫富

差别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手段的高明与否,具体地说就是人的聪明或愚笨。我们知道,贫富差别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排除了这种联系,就不能正确地得出起初原因,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司马迁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之中。司马迁关于本末致富的道路问题,还有一个经济思想,那就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P3280),用现在

的话来说,就是通过经商发财致富,然后用得来的钱购买土地,由商人一变而为地主,或者既是商人又是地主。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以后,中国的商人一般都是地主,因为经商所得的钱财是浮物,一旦遇上什么变故,万贯家财就很可能化为乌有,而土地是固定的财产,烧不毁,搬不走,只要不经过巨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土地就可以世代继承,因此商人都愿意购买土地,以至这一做法影响到后来的官僚,他们也用搜括来的钱财,去购买大量的土地,使得官僚和地主集于一身,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庞大的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网。既然司马迁反对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致富的目的,他就必然会提出他自己认为是正当的致富道路,事实上,他在《货殖列传》中也确实提出了多种致富道路。“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1](P3277),他详细地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了致富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下面这些:1.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就已经看到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P3255)太公望认识到营丘人民少,土地盐碱化严重,不适宜种粮食,于是让女人去刺绣、做衣服,做一些价值昂贵的奢侈品,如同现在倡导的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利润,结果齐国的鞋子、帽子、衣服畅销天下,国力强盛,各国不得不敬而畏之。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贵的,须知汉朝正强调以农为本,实际上也就是粮食生产为本,而司马迁竟然提出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适宜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不必整齐划一,这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而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寡妇清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去生产丹药,这也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宜的一种表现,试想,如果寡妇清不生产丹药,而从事农业生产,一个寡妇能有多大的力量去种植粮食,不要说致富,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当前,政府强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宜发展何种作物,就广泛种植何种作物,以时常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实际,才能有所收获。2.想人之未想,出奇制胜。司马迁多次提到要致富必须出奇制胜。出奇就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对此,司马迁有非常明确的说明“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书,终不告之矣”[1](P3259),这就是说经商要有大智大勇,能当机立断,敢冒一定的风险,否则要想致富是不可能的。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