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文化变迁的感想(春节)

春节，中国这个最隆重、最热闹的古老节日到来之时，深受传统影响而又接受着新观念的中国人在民俗的继承与扬弃间面临着抉择。

自从2500多年前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开始，中国人就把精神超越的对象人格化的最高神转化为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文化精神，形成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其中重视家庭就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核心，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家庭伦理本位”的文化，毋庸置疑，充满浓浓情味的春节正是中国“家庭伦理本位”文化的集中表现。

中国人过年讲究四个方面--团圆，欢庆，祥和，平安。

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聚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享受着除夕过年欢庆、祥和的节日，向上苍感恩祈福，并提前预祝明年平平安安。

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说，"人们平常的生活愿望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活理想在过年时集中体现出来。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过年有很多讲究，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比如祭灶、扫尘，贴春联、年画，包饺子，吃年夜饭，守岁，祭祖等等，这些习俗在传统的过年形式中是必不可少的。

而其中这些都有着深层的蕴义，例如，饺子（饺与交谐音），因饺子形如元宝，有“招财进宝”之意，“交”就意味着旧的一年与新的一年之交，而包饺子这意味着包住福运，吃饺子则是吃住福运，由此民间流传着“钱饺”；而扫尘（尘与陈谐音），则隐含着除陈、除旧的意愿；还有如倒贴“福”字，表达福到的含义；打碎了东西要说"岁岁（碎碎）平安"，桌上要摆放苹果取得是"平安"的谐音；大家见面要笑呵呵的，过年不能哭的，也不能打架，要放鞭炮和礼花来表达喜悦……记得描述春节人们如何准备的忙碌的场景，都有着非常有趣味的口令，如幼时听我母亲诉说，家乡农村中就留传着有趣的过年俗语，“如二十一打算盘，二十二上大街，二十三拜灶神，二十四扫尘，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杀年猪，二十七杀阉鸡，二十八打粑粑，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坐到吃。

”当然不同地域也许有着不同的口令，故而更准确地表述可以引用民间年节歌中写到的，“二十三祭灶天，二十四写联对，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蒸馒头，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儿包饺子。

初一初二磕头儿，初三初四耍球儿，初一祭祖初二拜年，初三老鼠娶亲初四迎神接，初五破五初六送神，初七人日初八顺星，初九玉帝诞辰，十三到十五闹元宵，初七初八干活儿。

”这些都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人民在春节这一既隆重又热闹的节日中忙碌的场景。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农耕时代的年俗在信息时代的中国终究有了变化，传统民俗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部分地逝去，又部分地继承下来，出现了一些新奇的现象。

尽管有一些民俗学家反对，随着通讯设备的普及以及人们交往地域的扩大，电话、短信还是不可阻挡地成为春节里的重要活动--拜年的主要形式。

相对于上门拜年，更多人选择了使用电话和短信拜年。

传统的形式繁琐、有着封建意味的祭祀与守岁开始淡出了人们的春节生活。

当然有些人仍会认为，"春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还是按照老法过才有年味，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延续。

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春节习俗太麻烦，而且与时代脱节，像正月不能理发这类要求多不合情理。

"总之，不外乎两种意见，一方面认为繁琐的春节习俗难以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一方面却还希望保持中国传统特色，保留传统的习俗。

而据北京青年报对北京、上海、广东六百多名居民进行的"春节习俗"话题调查显示，有81.2％的被访者认为春节习俗"太繁琐，难以适应现代化生活"，有些也已经"落伍"．但仍有高达71％的市民认为过春节还是要加入一些传统习俗，甚至有近半数的人表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愿意完全按照春节习俗过春节。

这些表现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理想的年俗很多被继承了下来。

在调查中，近80％的人表示会祭灶或扫尘；80％的人表示会贴春联、年画或者福字；同时，高达87％的人选择在家里迎春，50％以上的人表示要看灯会、逛庙会。

有意思的是，一些传统的被视为过时的风俗却还保留下来，例如62％的女性会带着丈夫与儿女回娘家，53％的人表示遵守正月里不理发的
习俗。

针对以上，笔者分析认为，人们对春节习俗的繁琐还是可以接受，虽然认为其难以适应现代化生活，可是这一传统仍被人们所认可和接纳。

当然从以上资料分析，也不难看出，如看灯会、逛庙会、祭祖等许多习俗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这些变化缘何于此，笔者不禁打上一个问号？笔者分析认为有三种原因。

第一，时代的变迁，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起来，人们的口袋也日益“鼓”起来了，而向古时自己动手做一顿丰盛大餐，逐渐就被不如上馆子打牙祭所取代了；而过年的作揖磕头也被高度发达的通讯工具所淘汰出局，转而用发短信、打电话所取代等等。

第二，年味淡了，这也是说明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已经司空见惯。

因此，过去过年时的惊喜反而减少了。

第三，年的载体的缺失，因为古时的春节有着许许多多的风俗，由于现代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反差甚于强烈，故而的确有很多习俗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却丧失了赖以存在的载体。

例如现在很多大城市都禁放鞭炮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习俗中，鞭炮不能仅仅看做是一个玩乐的形式，更应注意其普天同庆的民族精神的涵义。

然而鞭炮的燃放又着实给城市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这之间就出现了许多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就导致人们缺乏了像鞭炮之类的载体，来充分表达浓浓的年味。

对此，冯骥才先生就认为“民族情感很多是通过民俗体现出来，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春节民俗，认识其中的涵义，必须亲身体会到春节民俗。

故此，年味的缺失，不在于没有年的情感，而是恰恰缺乏年的载体"。

那么至于春节习俗的时代变迁过程中，我们对其应该持以何种眼光抑或态度来看待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从民俗学角度来看，传统春节习俗的消失也有可能导致春节精神的变异。

就过春节而言，如出现了超市里购买速冻水饺代替了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打电话和发短信拜年代替了磕头作揖拜年等现象，就会导致年味的变异，甚至年味的变淡，因为春节过年，主要是一种沟通和增进亲情和友情的载体，而包水饺不是在于包水饺的结果，而更注重是包水饺的过程，是人们在一年的忙碌中，难得有的空闲中“拉家常式”的闲谈，以此彼此加深了解，促进感情的升华的一个过程，毕竟从超市购买水饺没有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来的自然和亲切。

故而，这种“变异”形式的变化，笔者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正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的进步或进化是处于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从生长—分化—整合—重组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一层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变迁而逐渐转换和不断生成的，关键在于“传统”背后的精神内涵保持稳定。

更何况，咱们老祖宗马克思就说过，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的变化运动是绝对的，这也足能说明过年的民俗的确可以“与时俱进”。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通过春节沟通和增进亲情和友情的精神诉求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一些过节的习俗和形式而已。

例如中国的春运无疑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潮，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或“车满为患”等现象与其说是验证了交通部门的不作为，毋宁说是验证了现代中国人回家过年的强烈渴望。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春节的实质及内涵精神仍在延续着，仍然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节日。

过年这个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包含了诸多的精神涵义，春节民俗在时代变迁中需要合理地继承和扬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更需要现代的人们精心呵护并挖掘、放大。

总之，笔者认为，春节民俗的继承与扬弃与否，它是需要大家聚集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加以应对，我们既不能坐视传统习俗的消失和变异，也不能漠视新奇习俗的注入，阻碍春节民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

而应象鲁迅先生描述“拿来主义”的态度般，予以面对，既要“吸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