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软约束

预算软约束"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1、预算软约束是指,向企业提供资金的机构(政府或银行)未能坚持原先的商业约定,使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的当期收益的范围2、广义的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预算约束体的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预算约束体没有被清算而破产,而是被支持体救助得以继续存活下去3、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体制环境下,国有企业处于一种所有者缺位的状态,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利益与其所有者的利益处于一个不十分一致的状态,其受到约束相对较少,学术界称为“预算软约束”4、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亚诺什·科尔奈(Kornai,1986)称为“预算软约束”5、这种现象被亚诺什·科尔奈（Kornai,1986）称为“预算软约束”.科尔奈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归因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为了取得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功,消除预算软约束刻不容缓科尔奈版本的预算软约束非常简单，说一个家里，有老子有儿子，老子自然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用他的原话就是“父爱主义”。

老子希望儿子不要成为纨绔子弟，花钱不要大手大脚。

但是呢，这个老子又偏偏是如此溺爱这个孩子。

所以，每次这个儿子找老子要钱，老子都照给不误。

科尔奈就说，有了这么一个老子，养十个儿子估计九个都会变成纨绔子弟。

这个老子就是政府，儿子就是国有企业，要钱就给这件事情就是预算软约束。

科尔奈最初的著作，尽管在理论上并谈不上优美，但是他揭示了一个及其重要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使得这些企业永远不用担心自己的生产是不是有效率，自己的产品是不是有销路，或者自己是不是亏损。

因为企业最后总是可以伸手向政府要钱。

后来有很多人为“父爱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就是这种“父爱”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文献已经忘得差不多了，Eric Maskin的理论是认为，如果一个非常集中的金融体系，那么银行很可能被一个坏企业给套住。

为什么？先不小心贷出去1000万，企业花了，没钱还。

企业说再贷500万吧，我们就能生产还钱了，银行于是想想看，为了那1000万，就再贷500万吧，于是就这么陷进去了。

更多的人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释的，比如说我们早就听惯的，为了社会稳定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会不断往不盈利的企业里注入资金。

林毅夫认为，中国的国企不仅担负着前面这些社会性负担，还担负着赶超这样的战略性负担，于是预算软约束就更严重。

还有的人从政治家的腐败等角度来分析。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预算软约束，其带来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

其实很多国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细究起来韩国和日本大概都存在，尽管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不太了解。

中国有多严重吧？说一个我听来的数字，是某位银行高管亲口说的。

他说，在东北，把一个国企的职工全部请回家，工资一分不少照发和贷款让这个厂继续生产来自己养活这些人，两者的费用比是1：4。

在一个国有体系下，哪里开个口，就会有无数的钱从那里漏走。

改制卖了点国有资产算什么？比起这样一点一滴动态的流失，差远了。

更重要的是，预算软约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你不能下令银行不给国企贷款，因为预算软约束是那种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是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的。

政府预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立法机关通过控制政府支出从而约束政府及其部门行为的重要手段。

作者综合分析了最近几年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发现我国政府预算软约束现象比较普遍。

作者指出政府预算软约束的后果很严重，不仅不能发挥约束政府行为的功能，还可能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甚至引发社会腐败。

作者呼吁完善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硬化政府预算制度。

作者在在文中对我国政府预算软约束的表现形式给予了描述：第一，政府预算先执行后审批；第二，预留政府预算资金，部分预算资金不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项目；第三，随意调剂使用或者截留、挤占、挪用预算资金，政府预算不能约束有关政府部门的行为；第四，大量财政性资金不纳入政府预算，政府预算无法约束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预算之外的行政行为；第五，任意突破政府预算约束，增加支出项目，扩大预算支出。

进而作者分析了政府预算软约束的危害是严重的：一是，削弱了预算制度约束政府行为的功能，其结果是，该管的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支出，不能管的政府缺去管了，政府“缺位”与“越位”并存。

二是，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他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毛泽东）”最后，预算软约束是腐败的重要源头，政府官员可以随意分配和使用国家财政资金，而不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而预算软约束。

作者分析了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制度缺陷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

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政府预算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二是配套的制度不匹配，导致政府间财权与事权严重失衡。

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预算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二，政府预算没有涵盖绝大多数财政性资金，形不成约束力；第三，部分预算制度脱离实际，削弱了政府预算的约束力；第四，政府预算粗放，起不到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第五，违反政府预算规定的行为得不到制止，政府预算缺乏约束力。

其核心问题是配套制度供给不足，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最后，作者得出如下结论：政府预算软约束表现形式很多，但其核心是政府预算无法对政府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政府预算软约束的危害很大，不仅限制政府预算管理职能的发挥，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而且是腐败的重要源头。

政府预算具有约束力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政府预算可信可行，具有操作性，各级政府及其预算单位能够从正式的预算安排中取得足够的预算收入，以满足必要的预算支出；二是预算规范、合理、有效。

预算软约束综合症与全球金融危机—来自东欧经济学家的警告预算约束的软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

正是预算约束的不断软化促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在过去10-20年里不断出手援助企业。

随着未来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逐渐加强，企业管理者的期望值也会水涨船高，他们越来越相信，一旦企业陷入困境，政府会毫不迟疑地出手相助。

不过，预算约束软化的大踏步前进并不意味着从来未曾经历过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型。

虽然在眼下的金融危机中，政府援助企业已成世界性的趋势，然而迄今为止，支持或反对政府援助的经济学家观点都有失客观性：支持者对其不利影响绝口不提；反对者的忧虑则屡屡被放大，从而忽略了一旦金融机构倒闭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从预算约束的角度看，笔者认为，政府援助计划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均未充分应用归责原则—那些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麻烦的罪魁祸首们并未因此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

如果预算约束无法硬化，如果“胜存劣汰”的规则不再适用，那么最起码需要人为地制造出“胜存劣汰”的局面，让银行或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凶们不应该再继续坐享高薪，以确保企业决策者的成败与其经济成就密切挂钩。

这当然不会杜绝预算约束的软化，却能有效降低其副作用的伤害性。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的大规模干预行为是否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注入了些许社会主义思想是近来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名生长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又长年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学家，笔者想就此发表一些看法。

资本主义制度下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不断加强1968年，笔者的故乡匈牙利开始了一场改革，尝试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纳入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被要求努力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而一旦企业盈利，管理者也能从中分享一定的利润。

然而另一方面，管理者却不用担心企业亏损甚至负债累累，因为一旦企业陷入困境，政府断然不会坐视不理，相反会从预算中拨出紧急援助款项，或是由国有银行提供没有希望偿还的贷款，以类似的措施来挽救企业。

亏损或是负债尽管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并不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

由于政府对陷入困境的企业频频施以援手，企业管理者就此判断企业最终不会关门大吉。

尽管改革表面上让企业管理者承受了巨大的盈利压力，但实际上，其激励作用微乎其微。

既然企业不会破产，企业管理者也就没有必要压缩成本或是积极创新。

财务状况并未对企业的支出、贷款或是扩张形成真正的约束力，这也就是国家层面的“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综合症。

如果政府出手援助陷入困境的企业只是偶发性事件，那么并不足以导致预算约束的软化。

只有当政府频频出手，而管理层也开始寄希望于政府援助时，“预算软约束”的症状才会逐渐显现。

实际上，这是一个由心理因素引发的现象，企业决策者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而根据企业决策者对获得援助的预期高低的主观判断，预算约束可以分为强、一般弱、弱、非常弱等不同的等级。

“预算软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与保险业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含义类似，只不过前者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描述的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以及相对复杂的经济机制。

保险用语中的道德风险指的是投保人基于获得赔偿的预期而采取消极行为，放弃一些原本可减少损失的必要措施，而“预算软约束”则包含对一整套体系的观察分析，对企业、政府、金融机构以及政治家的动机、行为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并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预算软约束”有助于滋长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及对风险的孰视无睹，反过来会导致金融困境频发、援助需求旺盛，换句话说，也就是使预算约束不断软化，形成一个不断自我激励、自我加强的过程。

对比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与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预算硬约束”，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者通常只能“听天由命”，一旦企业持续亏损，或不断积累外债，他们无法期待政府伸出援手，最终企业只得关门收场。

尽管“预算软约束”的症状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更为普遍，也扎根更深，但它同样会出现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

在笔者提出“预算软约束”的理论之后，这一概念被许多研究者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各种不同的经济体系中。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还不起贷款的人很可能面临着牢狱之灾，而生意失败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损失，经营业者的道德名声也会严重受损。

可见彼时的预算约束毫无疑问是相当硬化的。

企业亏损和负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迫使企业家不得不小心行事。

然而，所有权关系以及信用体系的不断进步逐渐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转变。

随着“有限责任”的合法化，以此为基础的合伙制也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原本存在于决策者与所经营企业财务状况之间的道德与物质的紧密纽带也日渐式微。

随着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企业决策者的命运、收入和名声与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之间的联系也愈加松散，而且，后续的破产法规为背负一连串贷款的企业提供了保护。

在大环境和各方面条件的促成之下，预算约束不断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