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观
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
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中国古代货币制度是中国货币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货币以贝壳、铜器、银锭、金银锭、纸币等形式存在过，其产生、发展和演变，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紧密相关。
一、古代货币的产生和演变最早的古代货币是贝壳，商周时期已经有了以贝壳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
贝壳货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铜器货币。
铜瓦、铜鼓、铜锅、铜刀等作为货币的铜器经过了漫长的、逐步的发展，实现了财富的储存和价值的流通。
铜器货币盛行了500多年，到了公元前3世纪左右，金银货币开始逐步代替铜器货币。
其中，银布为基础的银锭货币发展最为迅速，成为历史时期货币制度中的主要货币，流通范围几乎遍及国内外。
二、古代货币的特点和作用古代货币的特点是它实现了财富储存和价值流通的功能，从而促进了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的发展。
货币的出现，既消除了直接交换中的限制、不便和低效，又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效率。
货币使生产资料和产品的交换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大，加速了物质财富创造和积累的速度。
此外，货币还具有存储价值、支付手段、表征权利等多重功能，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古代货币制度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货币制度是一种国家经济制度，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古代货币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市场交易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繁荣。
货币制度对物价水平、通货膨胀、收入分配、社会流动性等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古代货币制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关乎整个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平稳运转，同时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的政治、文化与道德。
四、古代货币制度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商周时期的贝壳货币，到金银锭和纸币货币，中国货币历经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承载了丰富而较浓的历史文化底蕴。
古代货币学与財寶研究，成为古代社会和文化、历史、经济等诸多学科领域的重要分支，被广泛地应用到文物考古、博物馆、藏品鉴定、文化交流等众多方面。
中国经济思想史_第4章_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
第四章中国古代货币与人口思想第一节子母与单旗货币思想单旗，史称单穆公，是春秋时周景王（前544—520）和周敬王（前519-476）的卿士。
公元前521年，周景王要新铸大钱取代原有的轻钱，单旗不同意“废轻而作重”，并提出了著名的“子母相权”思想，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思想。
《国语·周语下》记载，“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
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
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
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
一、子母的概念：母者，重也，其大倍，故为母也，子，轻也，其轻少半，故为子也。
（汉书·食货志）《逸周书·大匡解第十二》曾记载，周文王告知四方商旅，“布租轻，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
如果此段记述真实可靠，则属最早提及“子”、“母”概念的文献。
二、子母相权：母权子，子权母。
子母相权是指货币的轻重要求子母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关系，从而维系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之间的平衡关系。
母权子，就是在民患轻时，作重钱，新的重钱就是维系这种平衡关系的主要方面。
同理，子权母，就是在民患重时，作轻钱，新的轻钱就是维系这种平衡关系的主要方面。
子母相权就是轻重货币按照一定的比价流通。
在商品流通中，如果人们感到原来的钱太轻，交易不便，则可以铸造分量重一点的钱。
重钱按对轻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重钱为母，轻钱为子，这即所谓“母权子而行”；反之，如果人们感到原来的钱太重，交易不便，则可以铸造分量轻一点的钱。
轻钱按对重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重钱为母，轻钱为子，这即所谓“子权母而行”。
单旗“母权子、子权母”的论说表明，他对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之间必须互相适应的重要货币原理已有一定认识。
三、量资币，权轻重。
轻重是指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还是货币内部轻重币之间的关系？四、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观点总结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观点总结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可以说是丰富多样的，涉及到了农业、商业、物价、税收、货币、贸易等多个方面。
下面是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观点的大致总结：一、农业观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农业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农耕至上：古代中国经济以农耕为基础，认为农业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农业生产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只有发展农业才能确保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生活。
2. 封建土地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生产资料的基础，土地归地主所有，农民以出租、交租的方式经营土地。
土地制度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限制了农民自身的发展。
3. 春耕秋收制度：中国古代经济中有春耕秋收制度，即在春季进行耕种，秋季进行收获。
这种制度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规律性和可持续性。
二、商业观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商业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内外市场并重：中国古代经济认为内外市场都是重要的，内市是国内市场，外市是国际市场。
内外市场互相依赖，相互影响，是经济发展的有机整体。
2. 义利并重：中国古代商业观点中强调义和利的统一。
商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遵守商业道德，做到公平、诚信，以维护商业的稳定和共同利益。
3. 集市制度：中国古代经济中有集市制度，即定期在城市或农村地区设立集市，供商人集中交易。
集市制度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场所，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
三、物价观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物价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物价稳定：中国古代经济主张物价的稳定。
物价波动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持物价的稳定。
2. 物价调控：中国古代政府实行对物价的调控，通过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来控制物价的波动。
比如设立市令、颁布价格法令等来调整物价。
3. 物价与养民政策：中国古代经济中重视物价与养民政策的关系。
通过控制物价来保护养民，保证养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维护社会稳定。
四、税收观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税收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徭役制度：中国古代采取徭役制度，即对农民进行征税和劳役，作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理论浅析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理论浅析提起中国古代的成就，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四大发明”、“农业文明”等等。
但大家也许不太了解，聪明的中国古人们早在古代经济繁荣与衰颓交替的复杂经济背景下，就已经孕育出了与近代西方著名货币理论与学说有不少相似之处的货币思想。
虽然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一直是封建统治下的自然经济，但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变革和发展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中国最早货币理论中的“子母相权论”到宋代纸币理论再到明清众多有关钱币和货币的理论，都闪耀着早期货币思想的光芒。
经比较，笔者发现，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与西方近代货币理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那么，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什么催生了这些经济思想与理论的萌芽？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相似的货币思想是否又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呢？下面的文章中，笔者将主要对中国古代主要货币思想进行分析，同时加入对西方近代货币思想及二者时代背景相似之处的简要分析。
在古代社会前期的先秦，比较盛行的是反货币论，即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欧阳卫民在《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主要成就》（金融研究，1992年06期）中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就提出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的命题，表明了货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对立。
从时代背景来看，商鞅主张的是一种典型的反货币论。
商鞅的反货币论思想得到了西汉晁错的继承，晁错并不认可货币权力，认为货币最终给国家带来的综合影响是不利的。
但他与商鞅的结论是不同的，在坚持货币不利于国家的同时，他也客观地认为货币“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
在西方的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和中国反货币论相似的理论是18世纪法国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
魁奈曾提出“唯有农业资本才是生产资本”的观点。
虽然这两种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其也有相同之处——处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封建社会。
货币数量论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一大成就。
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先秦时期的著作《管子》、东汉的张林、唐代的刘秩、陆贽等，宋代也有不少承袭并发展前人货币数量学说的思想家。
论中国古代货币的审美—以周元通宝钱为例
二、对于古代货币货币的审美是人的主观活动
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1]]言：“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提出了审美是人的主观活动这一观点。周元通宝钱从经济上看只是经济物质交流的一部分，它有度量价值，使用价值，储藏价值，交换价值，但没有美学价值，也不会因为它铸造的多精美而影响它的货币属性，当仅从市场流通角度看，一文钱便是一文钱，一枚五铢钱和一枚康熙通宝钱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当然，货币背后的购买力又随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一文钱所能兑换的交易物又有所不同。
注释：
[[1]]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730页。
[[2]]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3]]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4]]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5]]杜牧：《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501页。
（二）周元通宝钱所具有的铸造艺术之美。在周元通宝钱的设计和铸造过程中，它融入了匠人对美的理解。首先这种设计美感是对前人的继承，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开元通宝、后汉汉元通宝和周元通宝在形制上的共同点。铸造的历史特征在周元通宝钱上得到继承，比如书体、形制的大小，“通”字和“宝”字变化不大。但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唐代开元通宝钱面有星形（或称梅花形）炉记，一般在通字下部，元字右部区域，而周元通宝的面部炉记则更多变，在面部四字与内外郭所形成的空白区域均又出现。再如背部炉记，开元通宝钱多背星，月，甲痕形，比较特殊的如祥云、星月相合等，周元通宝钱在此基础上又有发展，背部炉记更为全面而普遍，星形炉记布于背部上下左右四方，而月形炉记则布于上下左右及四角八个方向，形成了成体系的炉记标记，这种类型的炉记体系又是后世所未有的，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具体炉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留待有识之士探究探讨。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货币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货币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拥有着丰富多样的货币文化。
自古至今的五千年里，中国的货币不仅仅代表着一种交换媒介，更是记录了我们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传承。
本文将从古代至现代，对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货币文化进行探索。
古代中国的货币文化在古代中国，货币的形式多种多样。
最早的货币形式可以追溯到商代的贝币和夏商时期的布币。
这些早期的货币形式往往以实物质料作为交换媒介，如贝壳、布片等。
这些货币的使用不仅体现了古人的物物交换观念，更代表着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社会的发展，货币形式逐渐演变为金属币。
最早的金属币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铜质货币，称为“圜钱”。
这种铜钱由贵族和地方政权铸造，并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使用。
铜钱的出现标志着货币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为后来的货币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革，货币形式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与发展。
汉代出现了另一种重要的货币形式——铸铁钱，为中国的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而到了唐宋时期，银元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货币形式，标志着货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现代中国的货币文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货币文化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金圆券作为国家货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通。
此后，中国先后使用了许多不同的货币形式，如中国邮票货币、缅甸日本占领时期的“满洲国”货币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作为国家主权货币开始流通。
从最初的第一套人民币到现在的第五套人民币，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人民币的面值和设计也在不断调整和改进，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近年来，电子货币的兴起又对货币文化产生了新的影响。
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支付工具的使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
这种新型的货币形式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语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货币文化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见证了中国古代的繁荣与兴盛，也承载了中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
“钱轻物重”中国古代传统货币数量观再思考
作者： 缪明杨
作者机构：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
出版物刊名： 西南金融
页码： 52-53页
主题词： 货币数量论 中国古代 商品价格 货币价值 社会经济现象 购买力 货币贬值 流通中货币 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摘要： “钱轻物重”：中国古代传统货币数量观再思考□缪明杨中国古代传统货币数量观，历来多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所诟病否定。
在此笔者拟以“钱轻物重”为题，对中国古代传统货币数量观重予检视，以就正于同好。
一在学说纷杂，流派迭呈的西方货币理论中，独树一帜的货币数量论根...。
古代中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
古代中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古代中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相互交织，不断演进。
本文将从货币的起源与演变、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等方面来探讨古代中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
首先，古代中国货币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
在这个时期，人们常用实物交换商品，如粮食、兽皮、贝壳等，这也是最原始的货币形式。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交往方式日益频繁，实物交换的不便性也逐渐凸显，逐渐产生了以金属为代表的可流通货币。
随着金属货币的出现和流通，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不断演变。
最早的流通货币是青铜器，它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而且作为崇拜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换媒介。
后来，随着货币交易的增加，古代中国逐渐出现了以金和银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
在货币制度层面，古代中国出现了多种货币形式。
最初，货币制度以重金属为主导，如黄金、银子，由官府统一铸造发行。
这一制度在商周时期逐渐建立，并延续到秦汉时期。
而随着王权的衰落和社会分割，私人铸造的冶铸货币也出现了，同时盐、铁等特定商品也被当作货币使用。
此外，中国古代还存在蔬菜、布帛、木梁等特殊货币。
古代中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商业繁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货币的流通，人们能够更方便地进行交换和贸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加强了王权统治和中央政府的权力。
此外，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总之，古代中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货币的起源与演变、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等方面来看，古代中国的金融与货币制度在不同时期和政权的影响下，不断演变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金融中国古代货币思想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Zhongguo gudai huobi sixiang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以前历代思想家及史籍中对货币、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的看法和主张，包括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货币范畴和货币理论。
先秦货币思想的发生可以追溯到货币发生的时期。
中国的货币发生于夏商时期，最早的主要货币是天然海贝，因而商代的甲骨文中有、、、等字从贝。
在殷商、西周的金文中从贝的字就更多了，这些字许多都与商品和交换有关。
殷商甲骨文中的买字写成等形，从网从贝；贝作为货币，网贝就有贸易市利的意思；尤其是殷中每见“子荷贝”图形文字，还有等，形象地显示了殷商时期的商人们携带货币，或肩荷、或船载，引重致远、长途贩运的情景。
这些表明当时天然贝已是流通界的主要货币，而且也可推知其时人们已意识到货币的发生与商业和交换有密切的关系。
甲骨文宝字写成等形，像屋宇，货币及玉珍藏在屋内就是字；除此，甲骨文中更有字，像货贝成堆；字像人拜倒于货币之旁，这些都形象地显示了人们对货币的宝爱及贪欲心理，而且货币拜物教的观念也发生了。
不过，殷商、西周时期还只是中国货币的发生时期，因而这时期人们的货币思想也只处在萌芽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时代，也是金属铸币广泛流通及货币经济确立的时期，因而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内容也开始丰富起来。
这时，在货币思想领域中逐渐出现了一些较系统的观点和看法，由于它们皆发生于中国自身，是在无外部现成思想为旁依的情形下产生的，因而更富创造性，并对后世货币思想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这时出现的重要货币概念和范畴有子母、轻重，以及涉及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及货币购买力等的一些观点。
其中，一些重要货币范畴如“子母”、“轻重”还发展和形成比较系统的看法和素朴的理论，如货币子母相权论、轻重理论及以轻重理论为重心的一套管子学派的货币思想等。
这时，货币金属论与货币名目论这两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关于货币本质问题的看法，以及关于货币价值形成问题的货币数量论思想（见货币数量说），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均已有明显的表现。
_钱轻物重_中国古代传统货币数量观再思考
/钱轻物重0:中国古代传统货币数量观再思考t缪明杨中国古代传统货币数量观,历来多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所诟病否定。
在此笔者拟以/钱轻物重0为题,对中国古代传统货币数量观重予检视,以就正于同好。
一在学说纷杂,流派迭呈的西方货币理论中,独树一帜的货币数量论根据货币数量来对货币价值、商品价格进行解释,认为:货币的价值与商品的价格均由货币数量决定;在其他条件恒定的情形下,流通中货币数量增加,货币价值将下降,商品价格会上走;反之,流通中货币数量抑减,货币价值即会提高,商品价格却将降低。
从十六世纪法国重商主义者让#波丹(Jean Bo din,约1530)))1596年),到本世纪美国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 ilton F ridman, 1921)))),欧美货币数量论数百年的发展轨迹不难勾勒。
中国古代,先贤智者们在观察思考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一社会经济现象时,虽然尚未象十九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那样将其明确概括表述为通货膨胀,但不可否认,他们对该社会经济现象却有其独到深刻的认识、概括及表述。
这种认识、概括及表述,就是/钱轻物重0,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货币数量观。
先秦时期,5管子6一书的作者即直陈货币与商品间的关系是/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0¹,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将使商品价格随之作同向增减变化,单位货币购买力则随之作反向减增变化。
东汉章帝元和(公元84)87年)中,尚书张林针对当时物价问题一抒己见,谓/百物皆贵,此钱贱故耳0, /钱少,物皆贱矣。
0º南齐孔觊将货币数量多寡与物价高下相联系,称/籴不贵是天下钱少0。
»唐代刘秩考察货币价值大小与货币数量多寡间的联系,以为/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钱多,多则作法使之少,少则重0¼。
陆贽则运用轻重论将其对货币数量的认识更为明白地表述为/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
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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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货币金属主义理论自货币产生以来，对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探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学术理论上，关于货币的本质，有所谓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的理论派别，金属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商品，而不了解货币是与一般商品有区别的特殊商品，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因此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
而名目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不是商品，它只不过是便利于商品流通的一种计算单位或符号，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因此认为货币和它的金属实体无关，只要有它的名义价值就可以了，在中国，这两种理论倾向都产生得很早。
总体考察，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赞同金属主义倾向者为多数。
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的源起及发展作一总结、探讨。
一、先秦时期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是由春秋末年单旗提出的，他的“子母相权”论常被后世人引用，而他也是有据可考的第一个货币金属主义论者。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
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卿士（辅臣）单旗反对景王铸大钱，他的子母相权理论中提出单位铸币的金属含量须与商品交易额相符。
他首先指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灾民。
”单旗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权轻重”，即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他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其理论具有金属主义的倾向，可以说是中国金属主义货币思想的萌芽。
二、南北朝时期自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像单旗一样提出具有明显金属主义的货币理论。
西汉货币理论的贡献主要是集中在集中铸币权，强调“上用之”（即由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使晁错等人成为名目主义者。
而东汉在货币理论上处于低潮。
两晋时期主要的货币理论探讨集中在“罢货币论”和“反废钱论”。
直到南齐孔觊提出“不惜铜爱工论”，金属主义观点有了较大的发展。
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
南朝经济较东晋有所发展，但货币制度混乱。
混乱的货币流通导致各种对立货币政策主张。
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任奉朝请的孔觊上《铸钱均货议》，提出了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
他认为：“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
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
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
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
”他指出国家虽然垄断铸币权，但民间盗铸难以禁止，责任在于统治者自己，因为统治者只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所铸的钱偷工减料。
才使盗铸有利可图，利益所在，不是政权力量能够阻止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
孔觊的不惜钱爱工论主张因其理论概括程度高而为后世金属主义货币论者所称道。
何尚之反“大钱当两”争论。
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江夏王刘义恭建议流传的旧大钱一枚当四铢钱两枚，以防止就大钱被剪凿，得到了很多人赞成，但何尚之坚决反对。
何尚之（382—460），文帝王尚书令。
他批评大钱当两的主张说：“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
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
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
”“以估货为本”是讲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的最根本职能。
“徒崇虚价”是批评钱币的名义价值超过他的实际价值，这是带有明显金属主义观点的言论。
更可贵的是何尚之还在后来的论述中提出“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币值变动会引起不同人们之间的财富的再分配。
北朝的货币经济没有南朝发达，货币理论也较南朝简单得多。
三、唐五代时期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一个顶峰，唐初稳定的政局和开明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产品大幅增加，相比之下，钱币数量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商品也成为法定通货。
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就曾下诏：“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
如闻市肆必须见（现）钱，深非道理。
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尤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征税以钱为标准后，钱币数量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于是有人提出“不禁私铸”的建议，而反对者认为：“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会导致“恶钱”（不足值货币）流通。
这其中杜佑的货币理论最为精辟。
杜佑足值铸币主张。
唐五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金属主义者是杜佑，唐代宗时官至御史中丞。
在《通典•食货八》，记载了杜佑谈对货币的看法。
他批评通货膨胀：“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
”杜佑主张足值铸币，表达了彻底的金属主义观点。
四、宋元时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北宋时中国产生了纸币，最初是民间产生了交子，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决定改为官办，于次年发行官交子。
纸币的产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演变，同时也带来了货币理论上的创新，而货币金属主义者和货币名目主义者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论战。
事实证明，货币金属主义者的呼吁对遏止统治者滥发纸币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
苏轼的金属主义观点。
苏轼对当时的纸币流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
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
”苏轼是中国最早用金属主义观点来批评纸币流通的人。
他揭示了纸币流通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却没有认识到纸币的产生及流通本身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认识到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币制变迁的进步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他在币制问题上认识上的片面性。
吕祖谦反通货贬值论。
吕祖谦（1137-1181），孝宗年间进士，任南外宗学教授。
他反对实行通货贬值，指出：“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
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
”他的论述肯定了货币的作用“权轻重本末”，是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而且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南齐孔觊的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若不惜铜钱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在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
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
钱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
南齐孔觊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
”吕祖谦认为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是经典的不刊之论，不仅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把铸造足值钱币以防止私铸看作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所在，见解更为深远。
但他认为除了“不惜钱爱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整顿货币制度则是狭隘的。
叶适的劣币驱良币理论。
（1150-1223），南宋孝宗年间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
他注意到当时南宋纸币流通，导致流通中金属货币大幅减少，被储藏起来，因此他指出：“造楮（纸币）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与府库，外藏与富室。
”而且他认为：“”……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固其势也”。
也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纸币驱良币是客观规律，在金属货币和纸币并行的情况下，储藏手段职能由金属货币担当。
叶适的纸币驱良币理论属于劣币驱良币理论。
西方人将劣币驱良币理论成为格雷欣法则，但格雷欣法提出该理论其实比叶适晚400年。
他的金属主义思想表现在，他认为铜钱是最适当的货币，重于或轻于铜钱的都不行：贵莫于珠金，贱莫如泥沙，至钱而平矣。
先王之用币，钱居其一；而后世之用钱也，它币至于皆废，诚以为轻重之适也。
故夫天下之货，未有可轻于钱者也。
”在分析了铜钱的重要性和纸币驱钱币后，他得出：“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于持空券以制钱乎”，“空券”即不兑现纸币。
他反对纸币流通，就是因为纸币在流通中取代了金属货币的地位。
客观地说，叶适的货币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他看到了纸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是因此而要求废除纸币的提法则是一种倒退，他没有看到纸币的产生是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纸币的兑现问题和杜绝纸币的通货膨胀，叶适没有看到这一点。
许衡的纸币论。
许衡，元朝官员。
他的纸币理论根本否认了纸币流通。
他指出了纸币流通的两个弊病：“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以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然后世不期于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虽有贤明之贤，恐不能免也。
奸民不期于伪造，而自不能不伪造，虽制以死刑，不能绝也……”第二个弊病前人已经指出，而第一个弊病实际上讲的是铸币税的问题。
发行纸币比征税容易，所以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统治者在财政收支不能平衡时，就会将纸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
许衡认为纸币流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实际上，纸币流通的弊病和纸币能不能流通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许衡却将它们混淆了。
他根本反对纸币，说明他不懂得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特点。
五、明清时期元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实行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禁止用银用钱，而中后期的纸币恶性通货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元朝的败亡。
明朝建立统治以后，结束了元朝的单一的纸币制度，批判元朝单一纸币制度的同时，建立了银本位制度，虽然明、清时期也发行过纸币，也曾经有人提出过“用银有害论”，但总体来讲，明清时期占据主流的观点还是金属主义理论。
丘濬的金属主义货币论。
丘濬，明代官员，曾任户部尚书。
他在《大学衍义补》中，阐发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关于货币的有两卷，在按语中，对金属主义货币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
其中对货币的起源，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国家垄断铸币权、等价交换原则等都有论述。
述对于纸币流通，丘濬是继许衡以后用金属主义观点进行彻底否定的人。
他对纸币流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理论上较许衡又有所发展。
他说：“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意思说，纸币流通是人君为了谋私利而造成的。
并结合他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说纸币流通是“设为阴谋潜夺之术”，是因为它不符合商品买卖“必物与币两相当值”的等价交换原则。
他分析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
其体有大小精粗，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这是用朴素的劳动价值观点来否定纸币流通。
“功”是劳动的意思。
虽然联系劳动耗费来说明商品价格是难得的。
但用纸币本身无价值来说明纸币流通的不合理，在货币理论上并不正确，因为纸币可以代表一定的价值同商品进行等价交换。
因而，丘濬的货币政策主张中突出了白银的地位，而且要把白银作为价值尺度。
这与明朝把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趋势是吻合的。
王夫之的货币论。
王夫之，明末清初人。
王夫之的货币理论散见于《读通鉴论》和《宋论》中。
他的新观点在于指出了铜是贱金属，有必要更讲究钱的质量，这种观点与明代铜钱已处于银的附属地位的历史条件相适应，但以次来说明铸造足值货币的必要性，虽有一定道理，却仍缺乏理论上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