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翻译观的利与弊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
（1）理解即是翻译：领悟一种意义便是翻译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就其实际过程来看，任何一个交流 行为都隐含着翻译活动，他的“理解即翻译”论断的阐释 学意义在于指出了阐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理解和阐释问 题即是译者最关注的根本问题。 （2）翻译的四个步骤 乔治·斯坦纳指出，翻译并不是“意义”简单复制的 过程，而是有“人”这一主体参与的过程，即译者的主体 性。
2.海德格尔阐释学翻译观
1）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反对一字一译，对号入座的 译法，认为翻译的关键在于表达词语后的“道说”，而“道说” 是无法通过字面的直译传达的。 2）区分了“翻译translation”和“转渡transfer”。 3）他认为每种翻译都是解释，而所有的解释是翻译。他把 “解释”与“翻译”等同起来。 4）他认为，理解受到历史和语言的双重影响。 5）准确的翻译还受缚于母语的前结构。 6）他倡导在翻译中以本意在先、审视词语的源流、重视被遮 蔽的思想。
二、理论特点
1、将阐释概念扩大，认为翻译，乃至语言研究都是阐 释过程。强调原文理解的普遍性与历史性。 2、广阔的研究视野，翻译研究涉及功能学、文化学、 比较文学、哲学、社会学；研究对象涉及口译与笔译、 文学翻译与机械翻译。 3、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三、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1）中世纪的古典阐释学：用于逻辑学和辩论术，以及一些 宗教、文学经典著作的解释。 2）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学（18世纪）：阐释所有文本，以 语法阐释、心理阐释为方法，强调阐释的客观性、能动性 和辩证法的一门特殊学科。
3）本体论（现代）阐释学：人类自身的历史的哲学阐释， 揭示了理解的相对性与历史性，批评了传统的阐释存在的 非历史性主义倾向，提高了人们对理解的自觉地反思水平。
阐释学理论
阐释学理论一，引言翻译是把一种创造性活动。
它可以将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正恰如其分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去。
翻译之美在于将美学与翻译相结合。
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实现源文本的审美价值。
译者作为读者去体验源文本的美，然后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按照翻译的标准进行翻译活动，将源文本作为新的审美对象，最后在译文的读者身上实现源文本的审美价值。
本文选取了《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写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这也是一封辩护信。
本文在解释学理论的背景下研究了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特别是以乔治·斯坦纳的四阶段理论为代表。
本文使用乔治·斯坦纳的四步理论和一些例子来探讨译者的主体性如何在翻译中体现。
二，阐释学翻译理论解释学的翻译理论是从解释学中发展出来的。
乔治·斯坦纳在阐释学的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即“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对翻译活动的作用。
运用四步骤理论分析英譯本，证实在翻译实践中阐释学的重要性并为其他英译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参考。
信任、侵入、吸收、补偿这四个步骤之间的关系紧密，相互交叉，且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
三，阐释学翻译理论在译文中的体现（一）信任斯坦纳认为，译者首先必须对原文及其作者有充分的信心。
当我们翻译一篇文章的时候，是因为相信原文有价值和有意义。
原文中有东西可供人们了解交流，这样的文章值得翻译，因此一切理解活动，即一切翻译活动，必须从信任开始。
只有在充分信任原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翻译。
翻译的第一步是信任，即作者坚信自己选择的目标值得翻译，选择《傲慢与偏见》的原因很明显，因为这部小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二）侵入斯坦纳认为翻译是一个目标语言侵入源文本的过程。
侵入是对原文的理解，它受到“偏见”的影响和制约。
每个译者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译者应该透过语言的表象，深入到原文的内核，将核心的思想抽取出来。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原文阐释是必须牢牢抓住的，原文的精神是是译者必须把握的关键。
口译即释意关于释意理论及有关争议的反思
口译即释意关于释意理论及有关争议的反思一、本文概述释意理论是口译研究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主流理论之一，它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占据了口译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对口译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释意理论的关键概念及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介绍对释意理论质疑的观点。
通过分析释意理论的关键词，本文将对围绕释意理论展开的争议进行反思。
释意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翻译即释意，它强调口译员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理解源语的含义，并根据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进行重新表达。
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释意翻译、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翻译程序等。
随着口译研究的发展，释意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
本文将通过对释意理论的深入探讨，分析其理论贡献和历史意义，并思考其在口译研究和教学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通过本文的概述，读者可以对释意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相关争议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二、释意理论的核心观点释意理论，又称解释学，是一种关注文本、言语或行为意义的理论框架。
它起源于哲学领域，特别是由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等人发展的哲学解释学。
这一理论后来被应用于多个领域，包括文学研究、法律、心理学和口译等。
文本的多重意义：释意理论认为，文本不是静态的、单一意义的实体，而是具有多重潜在意义的动态结构。
每个读者或听者都会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和经验，对文本进行独特的解读。
读者的角色：在释意过程中，读者或听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预期、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文化背景都会影响对文本的理解。
理解文本是一个主观的过程，每个个体的解释都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和文化背景：释意理论强调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理解过程中的重要性。
文本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解文本需要对这些背景有所了解。
解释的循环：理解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称为“解释的循环”或“理解的循环”。
这意味着在理解一个文本时，我们不断地在整体和部分之间移动，从整体中理解部分，再从部分中理解整体。
浅议翻译
浅议翻译起初，没学翻译这门课之前，一直觉得翻译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简单的把单词意思弄清楚，翻译成通顺的句子就可以了，或者是查到中文意思相对的英语单词拼凑到一块就行了，经过一年的翻译学习，使我改变了之前对翻译的看法，下面是我对翻译的一些学习感悟。
在学习中，郗老师告诉了我们翻译的信达雅，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
100年来在中国翻译界一直旗不倒,被奉为圭臬,并指引了一代代人的翻译实践。
管如此,在这一百年中,“信达雅”也像其他事物一样经历了褒贬毁誉。
褒之者称其为译界金科玉律,贬之者则谓其言之空洞,没有现实指导意义。
“信”为忠实,“达”为通顺,“雅”为文辞优雅或风格相同。
实这是对严复本意的一种误解。
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拟引全文，仅就《译例言》中的关键词句加以分析说明。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重要。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即达”的目的还是“信”以,把“达”简单地理解为通顺有于严复本义。
“信、达、雅”中，唯“雅”字难解，易起争论，许多想推倒三难说的人亦多在“雅”字上发难。
倘若一提“雅”，就以为是“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没有道理的，其说可攻，攻之可破。
然而，可否换一种理解呢？试以“文学性”解“雅”。
有人间：“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作孤立的语言层次上的理解。
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况就会不同。
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之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
总而言之，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
信、达、雅齐备，则人“化境”；然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于是而求“神似”。
解释学与翻译
生 留校 ， 先是师从洪谦 先生研 究逻辑实证主义 ， 后师从郑昕先生研究康德哲 学。１５ ９ ９年研究生毕业 即留
字 面的意义 ， 而又要 超越 它 的局 限性 和 直接 性 ， 阅“ 座大 山” 阻 隔 ， 力去 翻 三 的 努
追求 并探 索深层 次 的思想 内容 与意 义 。怎 样 达 到这种 超 越 的 完善 性 ， 就 是我 这 们要 面 对 的特 殊难 点 。 在２ ０世纪 末期 ， 国哲学 界 ， 于希腊 文 “ ｉａ” 英 文 ｔ ｂ 德 文 Ｓ ｉ） 我 关 ｅｎｉ （ ｏ ｅ， ｅ 的 ｎ 翻译 问题 争论 十分 热烈 。许 多专家 参与 了讨论 ， 发表 了不少论 文 ， 出 ＿ 不 同的 提 ＿ ｒ 意见 ， 分歧难 以统 一 。我 觉得 ， 这些 分歧 的根 源就在 于它 涉及 到哲学 文献 翻译难 点 的特殊 性 。我 国近代 启 蒙 思想 家 严 复 先 生 ， 是 一 位 大 翻译 家 ， 提 出 ： 译 也 他 “
而 又 超 越 语 言 文 字之 限 而 达 到 对 于 不 同 民族 的 文 化 和 思 维 方 式 的 了解 和 把 握 们 中 ．我
国人 的 理 解 的 “ 结 构 ” 我 们 的 “ 统 ” 我 们 的 “ 见 ”， 西 土人 士 的 传 承 物 是 大异 其 前 ， 传 ， 成 与 趣 的 ， 为我 们 与他 们 之 间的 民族 精 神 是根 本 不 同 的 。这 样 看 来 ， 实 于 “ 本 ” 意 的 因 忠 文 原
事 三难 ： 、 、 。 求 其 信 已 大 难 矣 ， 信 矣 不 达 ， 译 犹 不 译 也 ， 尚 达 信 达 雅 顾 虽 则 焉 ” 严 复把 “ ” “ ” 在核 心地位 ， 么又 怎样理 解 “ ” “ ” 。 信 和 达 放 那 信 和 达 呢？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
5、安托瓦纳·贝尔曼
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 1942-1991）当代法国著名理 论家，拉美文学及德国哲学的翻译家，以其一贯的哲学立场而 闻名译学界。
主张摒弃翻译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反对通过变形、改编等方式 对译本进行“本土化”。
秉承了德国古典阐释学奠基人施莱尔马赫的将译本读者引向作 者的异化观，但又把自己的翻译批评理论建立在现代阐释学的 基础上。
他推崇直译，即依附于字面的翻译。这里的字面指目标语中多 种指示可能性的范围(not word for word, literally)。
阐释学翻译观的几点启示：
阐释学使得翻译的观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对翻译的 认识更加丰富。但翻译概念的持续扩展有可能导致学科界 限的消失，并最终威胁到学科本体的生存；
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和视阈融合观在带来理论积极面 的同时也潜藏了很多问题，如过分提倡译者主体性导致翻 译实践的乱译之风；相对主义盛行导致以行为目的来衡量 手段的正当性，而这些翻译实践如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就存 在相互之间怎样交流的问题，偏离了翻译实践的正轨。
四、意义及影响
创造性地将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题 对客体的认识的理解过程，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此外，阐释学派通过探讨理解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 阐明了翻译的文化内涵，开创了翻译学向文化转向的 先河。
二、理论特点
1、将阐释概念扩大，认为翻译，乃至语言研究都是阐 释过程。强调原文理解的普遍性与历史性。
2、广阔的研究视野，翻译研究涉及功能学、文化学、 比较文学、哲学、社会学；研究对象涉及口译与笔译、 文学翻译与机械翻译。
3、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三、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理论内容提要
1.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翻译观
理解与翻译_从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看庞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得失
理解与翻译——从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看庞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得失朱湘军,郑敏宇(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200433;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200083)摘 要:庞德作为英美文坛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其创造性的翻译在译界褒贬不一。
本文从施莱尔马赫的语法和心理学的两套解释学法则具体探讨庞德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上的“得”与“失”。
关键词:施莱尔马赫;庞德;方法论解释学;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理解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03(2005)01-0052-03Abstract:Ezr a Po und,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en in the w ester n liter ature,receiv ed appr ov al almost as much as disappro val for his creat ive t ransla tio n.T his paper,fr om the per spectiv e of Schleier macher’s M ethodolog ical Her meneut ics,offer s a theo retical ex pla nat ion o f Po und’s“mistr anslating”a nd“inv ent ing”in his tr anslation o f Chinese cla ssic pomes.Key words:Schleiermacher;Ezra P ound;M ethodolog ical Hermeneutics;Chinese classic poems;t ransla tio n; understanding 斯泰纳(G or g e Steiner,1929-)在他的《通天塔之后》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解即翻译”(Steiner,2001:1)的观点,为翻译理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维度。
利和弊英语翻译
利和弊英语翻译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作为一种全球通用语言，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包括商务、科技、教育等领域。
因此，英语翻译也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工作。
但是，英语翻译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利与弊，下面我们将对其进行细致解析。
利
1. 促进跨文化交流
英语翻译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通过翻译，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2. 传播知识
英语翻译帮助着国际间知识的传播。
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文学作品、音乐影视作品等都需要通过英语翻译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受益。
3. 促进国际合作
在商务领域，英语翻译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与贸易。
通过准确的翻译，不同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更好地合作、开展业务。
弊
1. 意义丢失
英语翻译可能面临着意义的丢失。
由于不同语言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不同，翻译有时无法做到完美表达原文的意义，导致信息传递不准确。
2. 翻译错误
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翻译错误的风险。
有时候翻译者可能会因为理解偏差或疏忽导致翻译错误，使得最终的翻译结果不符合原文意思。
3. 文化隔阂
英语翻译有可能加剧文化隔阂。
某些特定的文化内涵、习俗或象征可能会因翻译不当而失去原意，造成文化之间的隔阂。
总的来说，英语翻译作为促进世界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翻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翻译质量，实现更精准、准确的翻译结果，促进各国间更好地相互理解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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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翻译观的利与弊张健（巢湖学院外语系，安徽巢湖238000）摘要：伽达默尔从解释学视域下探讨翻译活动，其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伽氏的翻译理论一经问世就备受译界关注。
对于解释学而言，高奏赞歌者颇众，骨头里挑刺者却寥寥无几。
本文旨在辩证地探讨解释学翻译观于翻译研究的利与弊，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
关键词：伽达默尔；解释学；利与弊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868（2012）01－0089－07收稿日期：2011-11-27作者简介：张健（1972-），男，安徽合肥人。
巢湖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外语言对比及翻译学。
1导言翻译与哲学息息相关。
“哲学研究、特别是语言哲学中涉及到大量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也包含哲学思辨和哲学方法论的运用。
”（刘军平，2010:64）而“解释”可谓是哲学的“品牌词”，但凡涉及哲学的概念，往往会打上“解释”的标签。
从“解释学”（hermeneutics ）词源来看，“解释”和“翻译”被相提并论早有历史了。
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Hermers ）是奥林匹亚山中诸多神灵的信使，负责将神的旨意传递到人间，可是神有神语，不同于人类的语言，只有将神语译成人语，人间方能领会神旨，所以翻译必不可少。
同时，毕竟是神旨，少不了晦暗不明之处，所以翻译时也就少不了解释，也就是对其中微言大义进行阐发，于是乎翻译、解释与传递同步进行。
后来不少学者对翻译中的解释十分重视，并将哲学解释学引入翻译研究当中，以求理论支持。
自从19世纪以来，解释学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
当然这其中功不可没者大有人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开启了哲学解释学之门，但施氏的解释学翻译思想尚处萌芽状态，不足之处可见一斑。
狄尔泰（Dilthey ）又将此扩大至整个精神科学范围，使解释学“从专门的技术性学科转变为人文科学家的一般方法论学科”。
（郭安，1999:22）此后，海德格尔（Heidegger ）将原有的解释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升至本体论，加大对世界本源的哲学研究，而海氏的弟子伽达默尔（Gadamer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解释学发展为一门显学，可以说，伽氏才是解释学的集大成者。
当然，仅从哲学原创性来看，伽达默尔不算抢眼，但就翻译哲学而言，伽氏绝对算得了开天辟地的人物。
在伽氏眼中，翻译完全是意义的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身份时有重合。
译者在译前首先是作为原文读者的身份出现，而后在其理解、阐释之下，才有译本的诞生。
难怪后来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在其大作《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 -tion ）中专门从解释学（即斯坦纳所称的“诠释学”）视阈深入探讨了翻译的解释性。
可以说，解2012年第14卷第1期巢湖学院学报No．1．,Vol．14．2012总第112期Journal of Chaohu CollegeGeneral Serial No．112释学派用心良苦，他们一直尝试着在为翻译研究的发展另辟哲学之径。
近年来国内从解释学角度探讨翻译的专著、论文也逐渐增多，但总的说来，褒奖有余，批评不足。
俗话说，人无完人，理论亦是如此。
任何理论一经问世，应者多寡暂且不论，但其中必定有利有弊。
2解释学翻译观溯源正如伽达默尔本人所言，“翻译过程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
”（H.G.伽达默尔，2003:182）翻译的特点是理解和交往，如同人类的“对话”，而伽达默尔又从“对话”二字中获得无限启发，并逐步形成了解释学哲学的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伽氏的“对话观”并非是人与人（即译者与作者）的对话，而是译者与文本的对话，作者完全被搁置在一边。
按照伽达默尔的理据，多数译者在执笔翻译时很少有机会直接面对作者，唯有面对文本，和文本对话交流，“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时，不管译者如何力图进入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成作者，翻译都不可能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就心理而言，翻译是就文本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必须受文本内容理解的反馈导向，这一点毋庸置疑。
”（H.G.伽达默尔，2004: 498）此外，文本是分母语文本和外语文本的，虽然对母语文本的阅读过程也是对话，而对外语文本的阅读、理解、解释才更能表现出差别，更体现真正意义上对话的性质。
一般说来，欧美的翻译理论与哲学沾亲带故的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西方的翻译文论更是充斥着数不清的哲学精髓，大批的哲学家投身于翻译研究，伽达默尔本人就是位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翻译思想不同程度地受惠于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的辩证法，康德（Kant）、黑格尔（Hegel）的唯心主义，胡塞尔（Hussel）的现象学，雅斯贝尔斯（Jaspers）、马塞尔（Marcel）、布伯（Buber）的存在主义，洪堡特（Humbodt）、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以及克罗齐（Croce）、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历史哲学。
此外，伽达默尔又“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海德格尔所奠定的哲学解释学”作了“进一步发展”。
（单继刚，2007:39）总之，伽氏的理论核心是“意义的对话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以及“效果历史”等。
伽达默尔对文本的定位中可谓一反常态，指客为主，给予文本完整的“生命感”。
伽氏认为，文本乃是自律的主体而非客体，作者的本意和文本的本意都无从定夺，意义仅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不断对话中。
伽达默尔之所以认为读者只身无法完全把握文本意义，是因为读者作为“此在”（Dasein）必然是历史的一员，是历史的存在，而文本的意义在理解者（读者）的解读之中，必将得到无限的填充。
文本和理解者都是历史的，因此我们理解文本时非但应当跳出历史，反而要投身于历史之中，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是理解历史，而是理解自己。
伽达默尔继而提出：“真正的历史对象并非孤立的，而是此和彼的统一，或称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以及历史理解的真实……因此我们把它称为‘效果历史’。
”（Gadamer，1975:250）人作为历史的存在，其社会历史背景必然会产生某种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人在理解前的知识结构，海德格尔称此为“前结构”（Vorstruktur）①。
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前结构”进一步发展为“成见”或偏见理论，即“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
”（张德让，2001:24）存在的历史性和读者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时间距离是产生“成见”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不是理解的障碍，相反，它是理解的一个必要组成因素，因为读者解读文本之际，总是带着自己的“成见”去理解，不带“成见”的读者头脑只能是空白，缺少基本的知识储备，根本无法去理解。
伽达默尔进一步将“成见”区分为“建设性成见”和“误人的成见”，认为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会消解“误人的成见”。
在这之后，伽达默尔又提出了“视域融合”（或译作“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观点。
①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此在”存在的基本状态是“在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的解释学境遇已被“过去”预先规定了。
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有”（Vorhabe或fore-having）的基础上，理解总是对属于我们经验世界的某物的理解；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见”（Vorsicht或fore-sight）的基础上，理解总是受到理解者的先在观点的约束和影响；每一种理解都建立在“前把握”（Vorgriff或fore-grasping）基础上，理解总是包含着关于理解对象的处置方式。
他认为文本作为自足的主体，拥有自己最初的视域，而理解者也难以摆脱自身所生活的历史时代背景所限定的视域，理解的过程就是这两个视域的相互融合、最终产生更大的视域（即理解的“后视域”）的过程。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说逻辑缜密，但却抽象深邃，为求一目了然，笔者对此作如下流程解说：“此在”（理解者/读者）是历史的存在，历史赋予他一定的“成见”，所以他的理解也是历史的，他必然拥有自己的“视域”，而此“视域”与彼视阈（即作为自律主体的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这便构成了理解的过程。
而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此在”决不可能脱离历史来理解历史，文本的意义只能是无限填充的过程。
3解释学翻译观要义“无论我们如何给翻译下定义，双语间意义的转换”（transfer of meaning）的共性却是不可否认的。
（lawendowski,1978:267）意义转换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和阐释。
可以说，“每一次翻译都是一种阐释，基本说来，译者所处的情形与正在做解释活动的人所处的情形相同。
”（陈永国，2005:311）面对潮水般的“作者中心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给处境尴尬的译者带来了转机，动摇了翻译界的思维定式，丰富了翻译研究视阈。
3.1“读者”论解释学翻译观的问世不仅“破除了‘主客二分’的既有认识论模式”，也“更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范式。
”（叶泽雄，1996:43）其中译者“读者论”以及文本“主体论”不仅对传统翻译观中的“因素论”提出了质疑，而且确立了翻译中的“二核”，即读者与文本之间“一对一”的平等对话关系，大胆地赋予文本鲜活的生命力，最终改变了文本的被动地位，为翻译学科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动态观和生命观。
“它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尤其对人文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把人文科学的研究从科学主义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使之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这不仅扩大了哲学研究的领域，也使人文科学获得了新生。
”（吕俊，2000:49）解释学翻译理论首先提升两个读者（即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地位①。
伽氏的理据如下：译者“读者论”旨在提升译者作为原文读者的主体地位，丰富译者的身份，消除译者“只译不读”之嫌，拉平译者与作者的力量悬殊，给予译者解读原作的权利，正视译文对原文的距离，从此，译者作为读者和曾被奉若神明的文本立于平等的位置，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也说明了“理解就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谢天振，2003:214）此外，在伽达默尔眼中，译文读者地位也须大力提升。
和译者一样，译文读者有着自身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对于译文会有诸多反应，译文读者完全有权利参与对译文质量的评判并参与翻译批评。
此外，译者“读者论”也从根本上揭示了翻译和阅读的关联，为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提供了更切实际的视角，使翻译的亲和力直线上升，缓解了人们对于翻译的恐惧。
翻译源于阅读又止于阅读，翻译中的“双读者（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效应”对于翻译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