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对当前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１０．０６爱的深入挖掘，从而慢慢发现“在母狼的凶残后面，还有着世上不可思议、最感人的博爱”。

这是“从母狼新低深处发出的、天底最深痛的母性哀歌，无呜咽咽，悲凉凄婉，穿过悠远的岁月，震荡在荒凉古老的原始草原上”，陈阵和另一位青年杨克多次“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两眼泪光”。

它已经不单纯是狼嚎了，而成为“惊天地，泣鬼神，摄人魂的千古绝唱”。

最终，母狼悲凉的哭声没能换回心爱的孩子，只是“把千万年来，年年丧子丧女的积怨统统哭泻出来”，使“苍茫黑暗的草原沉浸在万年的悲痛之中”。

［１０］无形中，作品的伤感情绪被渲染到极点，不经意间将尼采的酒神精神运用得惟妙惟肖。

更为甚者，狼的阳刚之气无丝毫减弱的迹象，悲壮色彩在草原狼的王者气概、英勇气节的衬托下越发浓厚和深沉。

草原上最凶猛的野兽，以最悲壮的姿态来展示他的阳刚之美。

或许，这才是草原狼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奥秘之处。

草原狼——不愧为草原民族的民族魂！（本篇为“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属于江苏省创新课题）注释：［１］方克强：《文化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９页。

［２］［５］［１０］姜戎：《狼图腾》，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３］［４］［６］［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版。

［７］［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５页。

［８］［德］尼采：《瞧！这个人》，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１页。

［９］［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页。

（张艳沁，范钦林 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 ２２６０１９）当前文学生产的状况是许多纯娱乐性、媚俗、无聊，甚至低俗、烂俗的文学作品充斥着文学市场。

当然，不可否认仍然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文学生产整体状况是令人不能不感到担忧的。

那么造成目前文学生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人们大多将矛头指向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而兴起的大众文化，但大众文化究竟是如何具体影响文学创作的，却很少有人去论述，因此本文将试着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做一些分析。

首先对大众文化的定义做个简单的介绍。

大众文化是指：工业化都市化以来，“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１］。

尽管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内容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定义中可以归纳出三点重要的信息：一、工业化是大众文化产生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是按照商品市场规律来运作的。

二、大众文化以机械媒介、电子媒介等大众媒介作为媒介来进行传播。

三、大众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大量的接受群体获得感性的愉悦。

通过以上三点信息可以对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以及它的目的做一个具体的描述，即“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现代的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企业创造的”［２］，比如电视台、唱片公司、电视剧制作中心、出版社等类似的企业，它们按照商品市场规律，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借助于随着科技的发展日益普遍流行的数字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来生产和传播大众文化，以使消费者获得感性的愉悦。

以下以目前大众文化消费群体中人数最多，以电视为媒介传播的过程来对这一过程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各个电视台都有一些自己名牌栏目，这些栏目一般都有很好的收视率。

比如访谈类节目中有央视的《实话实说》、○冯芙蓉大众文化对当前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影响摘 要：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和消费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前令人担忧的文学市场突显出大众文化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本文将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做一些具体分析。

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生产 文学消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１０．０６《艺术人生》，湖南卫视的《芙蓉王背后的故事》等。

这些栏目的形式常常是这样：台上嘉宾在主持人一系列引导性的发问下，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悲惨的故事和曾经不幸的经历。

台下许多观众陪着眼泪，而电视机前的许多观众如亲临现场般感同身受同样陪着眼泪。

这很能吸引一些观众的眼球，好的收视率使这些栏目就这样机械的办下去，导致节目自身日益的模式化、类型化。

同样别的电视台也不甘落后，于是类似的节目，或形式不同但仍以讲述悲情故事为主的节目纷纷成为各个电视台极力推荐的栏目。

而有时同样的嘉宾时常在不同的栏目多次出现讲述着自己已经讲述过多次的故事。

对此电视台、嘉宾、观众似乎乐此不疲。

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祝福》中这样的情节，祥林嫂向人们讲述着阿毛的故事，讲着讲着“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此时男人敛起了笑容，女人们则“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３］。

诚然这类节目有其有利的一面，嘉宾悲愤和压抑的情感在向众人诉说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于是他（她）的心理达到暂时的平衡，甚至得到热心观众的帮助摆脱了困境，而观众在看节目时，日常生活中种种不如意导致的压抑情感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在与他人境遇的比较中对自己目前的境遇感到一些满足，心理达到暂时平衡，从而获得感性的愉悦。

但这样的节目在各电视台为提高收视率，追求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在大批量的复制下，日益的商业化、娱乐化、类型化、模式化。

导致的结果则是“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４］人类最可贵的情感之一，悲悯之情在此过程中逐渐贬值，甚至由悲悯变得麻木冷酷，最后连愉悦之情也没有了。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在大众文化环境下的文学生产的实质和上述情况类似。

大众文化在文化工业、企业的制造和推广下已经有着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而大众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消费者，是因为生产决定消费的同时消费对于生产也起着反作用。

消费者有着获得感性愉悦的心理需求。

现代人生活在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充满变化的社会中，时刻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常常感到身心疲惫，精神的压抑使他们需要有东西来缓解他们的压力，使他们的精神得以放松，心理得到抚慰，获得感性的愉悦。

而以使消费者获得感性愉悦为其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正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求。

伴随着工业化以来产生的大众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潮流，而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避免。

文学生产的商业化越发明显。

在文学生产过程中，当一部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作品生产出来，便广受欢迎。

可观的利润使出版社、发行商、书店、网站等文化工业部门大批量的生产发行这部作品和类似的作品。

而丰厚稿酬的吸引让许多写作者泯灭了良心和廉耻，抛弃文学的“人文精神”，去争先效仿，甚至有意创作一些低俗、烂俗、无聊的作品以满足一些消费者的需求。

于是文学市场看上去一片繁荣景象，数量和种类繁多的作品，大量的读者、生产者，包括文化工业企业和作者获得丰厚的回报。

这繁荣景象的实质却是大量媚俗，甚至低俗、无聊，模式化、类型化、批量化的文学作品占据着文学市场，使人的个性、创造力、想象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变的萎靡，甚至消失殆尽。

它进一步扩大和放纵了消费者想要获得感性愉悦、感官刺激、消遣娱乐的欲望。

而这欲望的进一步扩大和放纵的后果，必然是低质量的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消费者和更广阔的市场，生产者为了利益则更多的去生产大众需求的作品。

比如主要讲述盗墓故事的小说《鬼吹灯》一出来很是受一些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欢迎，迅速在网络、手机上流传，出版发行商也不甘落后积极出版发行。

该书常常在各类图书排行榜都榜上有名。

可观的利润，读者的欢迎，促使作者很快又写出了《鬼吹灯２》。

同时各种以盗墓为题材的作品蜂拥而出。

这些作品除了满足读者猎奇，寻求刺激，获得感性愉悦以外很难再发现什么价值。

可笑的是，据说《鬼吹灯》已成为现代盗墓贼的基础教材，必读书目。

然而利益的追求并不意味要抛弃文学应有的历史使命感，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艺术水准等等，去一味的满足大众低层次的感性愉悦需求。

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并不是我们让低俗、无聊、低质量文学作品占据文学市场的理由。

文学生产最终决定着文学消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是这样”。

优秀的文学产品自身可以创造出有文化层次、艺术修养、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的文学消费者。

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众文化传播的媒介网络、电视、手机等等，也为文学的传播起着促进作用，文学作品的传播早已经不是依靠单一的纸张传播。

促进了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速度和广度。

大众文化市场使得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化生产部门和文学创作者去生产，在满足消费者感性愉悦同时，能够获得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和审美修养，思想上的净化等等。

而文学消费者的提高反过来促进文学生产的积极发展，这样才能实现文学市场的真正繁荣。

因此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影响并不是人们时常认为的那样如狼似虎，是文学生产质量下降的元凶，而是只要合理的利用，善加引导对于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不仅无害反而促进基发展和繁荣。

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寻。

注释：［１］［２］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３页，第９０页。

［３］［４］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７页，第１８页。

（冯芙蓉 兰州大学文学院 ７３００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