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_阳光下的罪恶_略论阿加莎_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_乔辉

MOVIE LITERATURE20128解读《阳光下的罪恶》———略论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乔辉（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600）［摘要］《阳光下的罪恶》作为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代表作之一，其扣人心弦的情节，幽默风趣的语言，缜密的逻辑推理，无一不体现着这位女作家在侦探小说创作方面的扎实功底。

本文欲从小说的环境、人物、逻辑推理、语言等角度对《阳光下的罪恶》的创作进行解读，通过解析这一侦探小说中独特的艺术韵味来勾勒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特点，同时亦展现这部小说的经典之处和魅力所在。

［关键词］侦探小说；克里斯蒂；时间；《阳光下的罪恶》《阳光下的罪恶》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又一侦探小说力作，其影响力可谓遍布全球。

这一小说继承了以往侦探小说“构思巧妙，布局严谨，案情扑朔迷离，结局出乎意料”的特点，同时在创作方面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说通过一桩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案，深刻地揭示了莫里哀所说的“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语的真谛；同时也对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进行了有力的反讽，正如其名字所示“阳光下的罪恶”，为了名利、金钱，有的人可以不顾一切代价，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去追求那所谓的“名利场”。

侦探小说主要以推理为主，通过设置暗杀地点、主要嫌疑人来展开整个故事情节。

本文欲结合小说创作的三要素即故事情节、环境、人物以及侦探小说必备的逻辑推理元素来对《阳光下的罪恶》这一小说分析归纳出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

一、设置特殊环境环境是小说展开必不可少的元素，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

大环境当为故事情节展开的整个时代背景，小环境是指具体的案发现场。

克里斯蒂的作品多半将小环境设置在所谓的“密室”中，即“象征效应”。

这类小说中的凶案往往发生于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密室”中，在读者看来，任何人都不可能与死者有任何接触，但被害人却被断定为凶杀。

“密室杀人”是西方侦探小说作家最惯常使用的一个写作手法，它极大地挑战了读者的思维极限；当读者认为一切根本不可能时，作家再层层剥茧，揭开案件真相，令读者拍案称奇。

《阳光下的罪恶》也是设置了这样一个密封的场所———山洞来作为凶杀案的现场。

“山洞”作为故事展开的小环境，其寓意不言而喻，既与外界隔绝，又有洞口通往外界，通过设置这样的情境隐喻，使读者深陷其中，同时亦使得整部作品随着这样一个“山洞”的设置而进入跌宕起伏的情境之中。

王国维先生在文学创作中提出“情境”说，即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我们认为西方的侦探小说也可以用王国维先生的理论来解读，克里斯蒂的《阳光下的罪恶》的“有我之境”即为小说的展开全部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也就是作者借大侦探波洛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一举一动来演绎着自己的文字意味。

犹如文中所言“日子可以说是平静，但是就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暗涌正在不停地翻滚”。

“无我之境”是那些游离了作者掌控之外的某些场景，比如帮凶从空中俯视水面的那一幕，作者压根没有预见到这会成为破案的一个关键点，但是又与海上宾馆这样一个场所构成了一个和谐的视角。

依靠特殊环境进行杀人是侦探小说的一大看点，环境的设置成功与否直接对作品的受青睐度有着较大的影响。

《阳光下的罪恶》恰恰运用了这一成功的环境设置，以海边宾馆为据点，以周围的海水、山、船为媒介物，犹如将整个事件设置在一个极其优美的环境之中。

蓝蓝的海水、静静的小船、安逸的宾馆构成了一个平面视图，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悠然。

作者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带读者进入一个充满人文景观的世界，仿佛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描绘的美景一般。

然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却孕育着无限的杀机，凶杀案由此展开。

如题目所言“阳光下的罪恶”，发人深省。

可以说，这类侦探小说大多利用人的心理误区和错觉，诱导读者对此案产生浓厚兴趣，进入作者设置的“陷阱”之中，这也是环境设置成功的标志之一。

我们认为案件的环境直接决定着最终的结果将会呈现出一种即在其中又出乎其表的性质。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境，当被害者进入山洞后，“山洞”这一特殊的意境呈献给读者的是一种冰冷、闭塞、无路可逃的文学特征，其象征的意味使案件的发生成为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又变成了读者世界中的“悬疑影像”，犹如物理学中“小孔成像”般地显现在读者面前，透过小孔可见成像，换言之，透过山洞即可看到所谓的“密室凶手”。

这种诡谲的情节安排，充满了悬念，令人非一口气读完不可，而这就是侦探案件的悬疑魅力。

在侦探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无论作品的犯罪题材如何变化，设计特殊的杀人环境一直是西方侦探小说作家首选的写作方法，而“密室杀人”类侦探故事被西方侦探小说界推崇为“至尊”，由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而《阳光下的罪恶》可谓个中翘楚。

二、设置鲜明的人物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在人物设置上总是与其他侦探小说家不同，这或许是与女作家的独特审美情趣有关。

东晋顾恺之在作画时强调人物传神的焦点在双眸，而阿氏的作品注重人物的外貌和内心。

《阳光下的罪恶》的暗涌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阿伦娜·马歇尔的女人，她的美艳外表031MOVIELITERATURE2012年第8期/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犹如曹禺著名的话剧《日出》中的陈白露这个交际花一样，她的出场顿时令在场男士心驰神往，想入非非。

这样一个有着“埃及艳后”般美貌的女人却心怀鬼胎，作者对其整体性格设置可谓别具匠心：一方面她很漂亮，有着众星捧月般的气场，一方面，她是有夫之妇，却又喜欢勾三搭四。

正是这种放荡的性格，最终却要了她的命，很明显这是读者正常的理解。

然而作者却巧妙地将这一点置在复杂而特殊的矛盾之中，阿伦娜与旅馆的多名住客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仿佛她就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此时的她可以说是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案件的发生自然需要一个导火索，也就是主要矛盾，即她和帕特里克·雷恩福德关系暧昧，在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这就免不了旁人的议论纷纷。

阿伦娜的性格在克里斯蒂的笔下被刻画得活灵活现，读者更是对其充满了好奇的想象。

对于案件的另一大人物即大神探波洛，作者依然采用了传统的素描手法对其外貌作出了勾勒，他的出场自然少不了那句名言，“我是比利时人，不是法国人”。

他在《阳光下的罪恶》的出场带给人一种潇洒、幽默而又风度翩翩的感觉，尽管不是帅哥，却有着迷人的魅力，那就是他有着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他一出场，空气总是会略有停滞，像空中吐出的烟圈一样画个圆然后慢慢消失。

他就是案件的“CEO ”，由他来掌控整个案件的进展，作者对他的机智、风趣、理性而又有些胖的侦探形象个体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这其中波洛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每个人都有可能，每个人又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这种特定的语言设计也是为波洛量身而制的。

每当他说这话时，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案情进入了扑朔迷离、险象环生的关键环节，波洛抽丝剥茧般的推理工作开始了，对于这一场景，王安忆在克里斯蒂作品的书评中曾说：“这时的空气停滞在猜疑、恐惧的世界里。

”三、逻辑推理严密每一部优秀的侦探小说，严密的逻辑推理是必不可少的。

推理主要有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克里斯蒂的作品中这两种推理兼有。

若想成为侦探小说作者，拥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不仅需要有相当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还需要具备博大精深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具有渊博学识的侦探小说作者在侦探小说创作中，按照严密的科学逻辑推理，在现实生活与科学常理的基础上构思故事，刻画人物性格，对案情进行深入分析。

在《阳光下的罪恶》中，波洛运用一系列知识来对案件进行投石问路般的推理，这其中就显示了他在医学、化学、解剖学、地质学、犯罪心理学、刑侦逻辑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

这一点在小说中亦有深刻的体现，当波洛在指出罪犯是谁时，搞笑离奇的一幕出现了，罪犯反问波洛证据何在？大家都以为波洛会十拿九稳地给出证据，这时波洛以欧洲人常有的耸肩表示歉意的方式告诉大家，凶手说的没错，尽管他的推理完全正确。

接下来的一幕则显示了波洛的睿智，当罪犯离开旅馆时，他在离开旅馆上的付款单上的签名使得波洛灵机一动，尽管名字与之前的不同，但是笔迹一样，而且这名字的笔迹跟几年前凶杀案的名字笔迹一样，于是波洛认定此人是两宗案件的主谋。

紧接着，波洛又找出了伯克利先生那丢失的钻石，原来在凶手的烟袋里藏着一颗红宝石，波洛说自始至终凶手的烟袋就没有点着过，靠精细的观察和某些细节，波洛即能巧下断语。

这也就是柯南·道尔提出的侦探要学会辨认足迹、泥印、烟丝等。

缜密的逻辑推理还体现在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中，波洛很善于观察周围人的生活习惯。

在《阳光下的罪恶》中，他对帮凶克里斯丁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如克里斯丁总是围着脸怕日光晒坏她那有着过敏体质的脸，但在悬崖上看表时她的脸是什么都没带的，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阿伦娜的养女总是嫉恨她，波洛也是看在眼里的；阿伦娜通常不用防晒霜，可恰恰在死亡那天她却涂了防晒霜等细节。

可以说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是对侦探观察生活细节的最准确注脚，学会观察人、观察生活，这就是侦探应具备的素质，也是文学创作中的“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理论的阐释。

有“侦探女皇”美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阳光下的罪恶》当为其逻辑推理小说的又一力作，这部小说通过语言真实生动地演绎了“没有推理，就没有侦探小说”的说法。

四、运用文学性语言侦探小说往往以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充满悬疑色彩、逻辑推理性较强而深受读者欢迎，然而说教般的语言是无法吸引读者的。

正如著名作家王蒙在《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语言应在其合适的文体风格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的语言正是运用了文学性的语言，将作品中涉及的乡村、别墅、庄园等场景以女性独特的细腻、生动形象的文学笔触，加之英国式的幽默成分运用其中，展现出一种格外温和细腻、充满了西方童话般的侦探著作，想来这也是其作品备受全世界侦探小说迷喜爱的原因之一吧。

克里斯蒂还擅长用典故、谚语和民谣来揭示书中人物命运的发展。

这一类引用大多有着很强的暗示性和宿命感，它们在文中的反复出现，可以渲染小说气氛。

例如，在《阳光下的罪恶》中，“这里很平静，阳光照耀，海水湛蓝。

可是别忘了，在太阳底下，到处都有邪恶的事”。

她的小说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独到的表现手法，使她的作品卓尔不群。

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在全世界侦探小说界中堪称个中翘楚，她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参考文献］［1］［英］阿加莎·克里斯蒂．阳光下的罪恶［M ］．刘月荣，李玉杰，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王安忆．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J ］．当代作家评论，2005（05）．［3］赫凛冽．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J ］．作家，2011（04）．［4］鲁向黎．女性意识的自我悖谬———析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 ］．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04）．［5］崔迪．幻影迷宫————论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魅力元素［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6）．［作者简介］乔辉（1977—），男，山东济宁人，博士，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