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恢复_袁小红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 7.24感悟历史：《回忆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日子》
回忆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日子30年前即1971年10月25日，被剥夺达22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终于得到了恢复。
接着，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了正在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
我作为代表团先遣小组的成员，亲身经历了这些激动心弦的日日夜夜。
一1971年初，我从“文革”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在新华社国际部从事编辑有关美国和联合国方面的稿件。
记得这时，尼克松入主白宫已两年，他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矛盾，如国内经济衰退、国际上与苏联尖锐对抗、在越南战场陷入泥沼等。
为了与苏联抗衡和摆脱侵越战争困境，尼克松开始考虑要调整对华关系。
他曾多次公开宣称，美中关系必须和解，并表示他有访华的愿望。
中国方面密切观察着尼克松的每次讲话和行动。
毛主席、周总理从世界战略出发，曾以公开谈话或私下传递口信的方式，表示同意尼克松总统派特使或由他本人来访。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接着，基辛格作为特使秘密访华，随后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初访华的公告。
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了许多国家宣布同我国建交。
在联合国内部，对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第三世界许多友好的国家在大会内外加紧了攻势；而一些原来追随美国的国家，看到美国总统即将访华和美中关系改善，因而也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表示投票支持中国。
1971年8月间，距26届联大开幕已近，我立即投入大会报道的准备工作。
我将联大每年讨论我国代表权的情况，编写了一张图表，供总编室参考。
从历届大会看，自1951年至1960年，美国运用了所谓“暂时予以搁置”的手法，阻挡了大会对中国代表权的讨论；到1961年，由于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新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中增加，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美国已再难阻挠把中国代表权列入议程，不得不改变手法，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作为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来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
中国是这样重返联合国的
封 面 故 事┣ ┫中国是这样重返联合国的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席位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也使联合国这一最大的国际组织真正名副其实。
文︱史文录1971年11月15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立刻成为第26届联大的焦点。
记者们把他团团围住，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仰头大笑，笑容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片刻后，他说：“我现在的表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于是，一张经典的照片“乔的笑”诞生了。
然而，在潇洒自信的笑容背后，却是一段艰辛而漫长的斗争路。
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各同盟国成立了联合国。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代表中国行使常任理事国权力的是国民政府。
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非法占据。
直到1971年在新中国成立的22年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一直没有解决，为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实际上阻挠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主要国家，恰恰是美国。
联合国是二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基础。
但是，如果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东方大国不能成为其成员国，联合国如何谈得上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代表团”继续占据中国的席位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背后的美国势力1971年7月9日中午12:15，一架从伊斯兰堡开来的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客机缓缓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已在机场等候多时。
飞机停稳后，一位戴着宽边黑色眼镜的高大的西方男人走下舷梯，他说着标准的美国英语，叶剑英等上前与这位美国客人热情握手，他就是基辛格。
为了躲避国际媒体的关注，基辛格此行是秘密进行的。
从1961年开始，美国提出一个提案，中国代表权问题被列为其中之一。
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间又拖过了10年，但是这次基辛格访华向中国释放了一种信号，美国想与中国开始接触了。
我国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我国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在联合
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主要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
1.外交努力和斗争：中国政府和外交部门展开了长期而持续
的外交努力与斗争，以恢复并维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
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争取国际支持和认
同，推动国际社会对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讨论和辩论。
2.国际形势变动：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重大变
动，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美之间的交往。
中美关系
的缓和和中美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创造了机遇。
3.政治氛围的利于改变：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代表地位，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倡导者。
特别是在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代表，代表中国应该在联合国享有一
切权益”。
这一决议为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
4.台湾地位的变化：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
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一切事务，并将台湾地区的“中国代表权”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
标志着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总的来说，中国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包括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国际形势的变化、政治氛围的改变以及面对台湾问题的解决等。
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正常化，并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孟晚舟回国看新中国的外交
··( ,;, +,;◇山东省邹城市第一中学 孙广锋 王红梅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２７５８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是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联合国真正具备普遍性的重要历史事件。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５日，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
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５０年后，孟晚舟的回国是中国在新中国外交史和对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这胜利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外交孤立政策。
国内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巩固和建设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
因此，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概括起来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也对当时和以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外交由于美国采取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的国民党集团非法占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２７５８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１９７２年２月，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
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
三、改革开放后的外交美苏两极格局逐步瓦解，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
交活动 • 中国的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 睦邻友好关系，以建设和平的 周边环境
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 有了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参
与联合国，才真正具备了解决国际 问题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首 毛泽东主席在这一年的冬天说过，今 都 年我们有两大喜事：一是林彪跨台； 机 二是联大恢复我国席位。由此可见， 毛主席对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具 场 有战略意义的外交胜利，给予高度的 披 评价。 上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９日上午，中国参 节 加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全体人员在 日 乔冠华团长率领下赶赴首都机场。这 的 一天，首都机场披上节日的盛装，格 盛 外热闹。
乔冠华在联大第26届会议主席台上 发言
中美关系正常化
两国关系改善的主要原因： •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 中国和美国的自身需要，集中力量对抗 苏联； • 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 • 中国希望加强同西方世界的交往。
美国的态度：采取主动 中国的态度：积极响应
军事方面的体现
• 建国前，总体策略是防止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 家。马歇尔曾经有过放弃蒋介石的想法，但没 实现。建国后美国曾经与中国谈判，但鉴于苏 联情况他们打算晚些与中国建交。但后来由于 朝鲜战争和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建交 就不了了之。美国封锁、恐吓中国，支持、怂 恿台湾。
论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论述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但由于国内战乱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复杂性，直到1971年，才成功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一、历史意义：1.标志着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承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意味着新中国被国际社会正式接纳，并获得了一个平等参与全球事务的机会。
这是中国从被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一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重要里程碑。
2.显示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
中国在加入联合国之前，坚持与超级大国苏联保持独立，既不加入东方集团，也不加入西方集团；坚持五项原则，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并为世界所接受。
3.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成功，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能够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4.推动了国际秩序的民主化：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为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作出了贡献。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能够在联合国内发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平等、合理。
二、现实启示：1.和平发展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经验表明，和平发展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制度建设是实现大国崛起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需要通过外交、政治等多个层面的努力，这表明制度建设是实现大国崛起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原则，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性：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我国曾经历过长期的战乱和内乱。
原创6：第24课 开创外交新局面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
一次握手，跨越了最辽阔的海洋； 一次旅行，破除了最深厚的坚冰； 一份公报，震撼着世界的格局。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七天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美关系—— 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
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中国希望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它 的武装力量，缓和中美关系。
美国继续敌视中国。利用台湾问题搞“两个中国”的 阴谋。美国不仅继续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还发 动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
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
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外交基本断绝
2.缓和的原因 （1）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 （2）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 （3）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 （4）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 (5)经济发展缓慢，被日本、西欧反超。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
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
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 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
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
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建交提供法律基础。
1978年12月，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中美建交公 报》，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⑤1979年1月1日 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实 现正常化
三、中日建交
曾带给中国人民的是苦难和仇恨。 但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有利于中国 的发展，更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 和平。
1.中日关系改善的原因及条件 （1）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美国谋求同 中国缓和关系的活动，却避开了日本政府，这种“越顶 外交”的做法，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 （2）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两国民间交 流日益加强，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建交的呼声高涨。 （3）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 （4）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历程的再探究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历程的再探究作者：曹国良来源：《理论观察》2021年第07期关键词：396号决议;代表权问题;安理会;联合国大会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7 — 0076 — 042021年是中国重返联合国50周年，在研究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程时，1950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年的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名为《联合国承认会员国代表权问题》的396号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为当一国的代表权问题产生争议时应有联合国大会进行裁决。
自此之后，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就被限定在了联合国大会的框架内，这也就有了之后“暂不讨论”、“重要问题”、“双重代表权”等美国策划的一连串小动作。
在联大396号决议通过之前，安理会和联大都曾讨论过中国代表权的问题，这一决议的通过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美国及其追随者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阻挠，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关于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议事规则和程序，从而客观上为日后新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文章将梳理联大396号决议通过的前因后果及相关国家在此过程中的立场，以求教于学界。
联合国宪章规定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须经安理会推荐，且规定了推荐新会员国问题属于非程序问题，适用“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即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随后由联合国大会以重要问题的2/3多数通过〔1〕。
由此可以看到，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至少要包含两个票决程序：一是安理会的非程序问题票决，二是联合国大会的重要问题票决。
但是中国代表权问题不属于新会员国加入问题，因此也就不适用于安理会关于非程序性问题的表决，同样也不适用于联合国大会关于重要问题的表决。
由于美国对于新中国继承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阻挠以及联合国自身对于当一国代表权问题面临纠纷时应以何种方式解决在规定上的模糊，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就该问题的讨论范围来看大致就有以下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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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恢复袁小红摘 要:从1949年中国代表权产生开始,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历程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等待尘埃落定”阶段、“暂缓讨论”阶段、“重要问题”阶段及“双重代表权”阶段,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主要的阻力来自于美国,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最终在1971年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关键词: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美国对华政策中图分类号:K 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7)3-215-03作 者: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2从1949年建国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台湾的“中华民国”丧失了其在联合国的位置。
时过境迁,当年被联合国驱逐出联合国的台湾当局,在民进党的统治下又妄图重新进入联合国,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这不仅违反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也是对当年联合国的决议的公然对抗。
本文拟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的始末进行探讨,希望通过对历史的重温,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民进党的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 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产生1945年6月26日,世界50个国家的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订会议的153名代表,怀着对永久和平的期盼,代表各自国家和人民庄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联合国。
中国以创始国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变。
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在短短几年里就丧失了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就丧失了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法理基础和事实根据,理应由新中国来取代原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联合国里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因而产生。
1949年11月15日,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致电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否认目前正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所谓‘中国国民政府’派遣的蒋廷黻所领导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认为他们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并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组织中发言”,正式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①。
联合国于1949年11月18号收到这一电报,但将其视为非联合国成员国政府的电报而没有分发给各成员国。
也就是说这一问题被暂时搁置了。
②1950年1月联合国召开安理会会议,1月8日,周恩来外长再次致电联大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③。
这一次联合国秘书长收到电文后,将其抄送了安理会全体理事国。
1月19日,周恩来外长又照会联大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们新中国已经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同年9月17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再次要求第五届联大立即驱逐国民党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并“请立即办理一切必要手续,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得以出席此次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如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或竟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非法‘代表’在内,则其所作的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决议,均将是非法的,因此也将是无效的”④。
从这一系列外交举措可以看出,新中国尽管刚刚建国,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但并没有忽略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是一开始就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对进入联合国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
二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艰难过程从向联合国提出第一个电报之时,新中国开始了历时二十二年的重返联合国的征程。
在这个征程中的主要障碍来自于美国。
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政府的政策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不同阶段:(一)等待“尘埃落定”阶段(1949年10月到1950年6月)针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出现,美国于1949年12月底制定了一个方案:如果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只要美国还承认蒋政权,就应投票反对以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政权所占据的席位,但是这个问题应作为程序问题,因此将不使用否决权,也反对国民党政府代表使用否决权。
这一政策和美国政府当时对中国事态的总的态度是一致的。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是等待观望,一切等待“尘埃落定”。
美国一方面出于颜面考虑,表示反对驱逐国民党代表;另一方面它的这种反对是消极的,甚至准备接受国民党被驱逐出联合国的可能性。
毕竟那时甚至连国民党政权的完全垮台都已在美国的预期之中。
代表国民党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就认为:“美国之所以要坚持认为这是程序问题,DOI 牶牨牥牣牨牰牥牭牴牤j 牣cn ki 牣cn 牬牫牠牨牥牥牳牤c 牣牪牥牥牱牣牥牫牣牥牱牱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的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⑤1950年1月8日,新中国第二次要求联合国驱逐国民党政府代表,苏联代表团支持新中国的声明,以国民党政府代表的全权证书无效为由,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关于将国民党政府开除出联合国安理会的S/1443决议案,并声明在国民党代表从安理会开除之前,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对于苏联的提议,美国一方面表示将投票反对苏联的决议草案,另一方面又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是程序问题,美国的反对票不能被视作否决票,如果安理会多数投票赞成此决议,美国政府将加以接受。
1月13日,苏联的决议草案交付表决,在美国的影响下,投票结果3票赞成,6票反对,2票弃权⑥,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虽然决议没有通过,但因此却引起了各国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
同年的9月,当新中国再一次就这一问题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要求时,已有四个国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五个议案,表决地点也从安理会转到了联合国大会。
提出决议草案的分别是苏联、印度、古巴和加拿大。
结果,苏联的两个决议草案被否决。
印度提出的相似的决议草案也遭否决。
古巴的议案获得了通过。
该议案提议,“如逢一个以上当局自称为有权在联合国中代表一会员国的政府,而此问题成为争论的题目时,该问题应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每一案件所处之情况予以考虑”,“当任何此问题发生时,应由联合国大会考虑;如值大会休会,应由临时委员会考虑”,“对于这一问题大会或临时委员会所采取的态度,联合国各附属机构及各专门机构应予计及”。
这样就把中国代表权问题转到了没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大会来决定。
大会还通过了加拿大提出的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专门研究并提出报告,在联合国大会就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作出决议之前,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议案。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参战,使本来充满希望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二)“暂缓讨论”阶段(1950年朝鲜战争至196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等待“尘埃落定”转变为全力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
具体表现是在军事上的围堵,经济上封锁和外交上孤立。
与此相适应,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就是竭力维护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反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
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搁置中国代表权问题,将之排除在联合国大会的议题范围之外。
从1951年开始的十年里,美国以时机不宜为由,提出暂缓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议案,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其通过。
这一策略实质上就是想将代表权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如果代表权问题连议事日程都上不了,当然就根本谈不上新中国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了。
以下是这十年中的投票结果:建议不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⑦年份成员国数目列入不列入弃权缺席1951年6011374未点名1952年607421101953年601044241954年601143601955年601242601956年792447801957年822748611958年81#2844901959年822944901960年983442220 #埃及和叙利亚合并。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利用其影响,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但是,随着联合国成员国的不断增加,其中主要是一些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支持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越来越多,美国实行其策略的难度越来越大。
到1960年,美国的“暂缓讨论”议案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了。
设想投弃权票的22个国家如果多数转而投票支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话,美国的议案就已然被推翻。
事实上美国对此前景也是不寒而栗。
国务卿腊斯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暂缓讨论的方案得到的支持已经所剩不多了……目前看来,这肯定是一个依靠起来将是危险的方案”⑧。
美国政府于是被迫改变手法。
(三)“重要问题”阶段(1961-1971)1960年的投票结果使美国预感到在1961召开的16届联大上再提“暂缓讨论”议案有可能在来年的联大中遭到否决,而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丢脸。
1961年初,英国也通知美国,它将在本年度的联大表决中投票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纽约时报》也在社论中指出,如果美国在本届联大中仍继续反对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它将处于“困难的”、“站不住脚的立场”⑨。
为避免这一难堪局面的发生,新上台的肯尼迪政府采取主动,决定改变策略。
将之前所谓“时机不宜、暂缓讨论”的手法,改为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提上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同时提出改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联大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才能有效。
这样,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的讨论程序就被分成了两个步骤:第一,就美国提出的关于改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是一个“重要问题”的议案进行投票。
这一议案本身是程序性的,只须简单多数通过即可;第二,就是否应该改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即就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和驱逐国民党出联合国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表决,这一议案是实质性的重要问题,须2/3的多数通过。
显然,美国采取这一“新策略”的目的,“是把这个问题挂起来,或者推迟一年,或者交给一个小组委员会去研究,结果仍是拖延”⑩。
这一策略既是美国在国际压力下的被迫让步,又是它继续顽固地阻挠、拖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企图的变本加厉。
正如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美国之所以改变手法,是因为“非洲和亚洲几十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赞成北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了”,美国不得不“退而从程序上保卫台湾的地位”,这样,美国只须通过其影响和压力,在初次表决中凑足简单多数,那么“在二次表决中就能以三分之一加一票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1。
依靠这一策略,美国政府又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苦撑了十年。
以下是1961-1970年间,在确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216问题为“重要问题”后,联大关于“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驱逐国民党政府出联合国”议案的表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