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共识” 与“ 华盛顿共识” 之比较
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
收稿日期：2005-09-10作者简介：吕乃基（1945-），男，上海人，东南大学教授。
第8卷第1期2006年1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N o r t h e a s t e r n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V o l .8，N o .1=============================================================J a n .2006文章编号：1008-3758（2006）01-0042-06北京共识V S 华盛顿共识吕乃基（东南大学S T S 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6）摘要：从操作层面分析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分别揭示了二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华盛顿共识基于还原和简化对内生型国家的道路和现状得出了抽象的原则，其根源是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和近现代的科学方法。
北京共识则考虑到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可行性和目标，其根源是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为外生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典范。
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兴起之时，华盛顿共识正在关注并接受北京共识，而北京共识也正在反省和克服缺乏一致的理论出发点和法治的弊病。
关键词：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中图分类号：D616；F045.5文献标识码：A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正在成为关注的热点，在经济学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作一分析。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所陷入的经济危机，1989年，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推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石。
其主要内容是“三化”，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稳定化，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华耀（辑）
【期刊名称】《科教文汇》
【年(卷),期】2005(000)007
【摘要】在针对“中国威胁论”的讨论，经常有学者提到“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两个概念，现将其简要介绍给读者，使读者对这两个概念有所了解。
【总页数】1页(Pi0016)
【作者】华耀（辑）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2.1
【相关文献】
1.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果——兼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J], 张士铨;宋婧瑜
2.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说起 [J], 马庆恒
3.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J], 文江
4.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日内瓦共识 [J], 张向晨
5.“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比较制度审视 [J], 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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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
7.引进外資的自由化 8.私有化 9.放宽规制
被 认为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长远发 展 的 正确 策 略
10.以成本获取产权的方法
约翰．威廉姆森为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級研究员
2019
一、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2）中国模式问题的 提出是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
* 拉美國家、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 于二十世紀末实践采用
• 中国模式指的是，在过去25年间成功地回应了 各种经济难题，保持了连续和快速的增长。
二、国内外“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综述---1）对 “中国模式”概念的论述
• 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理解，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3、从自己的学科研究领域的角度来界定中国模式的含义，主要的观点
有
• 中国模式或北就共识实质就是中国作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 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 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
采用有关概念作国家 发展的結果：
贪婪与恐惧 缺乏监管 自由放任政策必然后果 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厄运？
2019
一、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3）乔舒亚.库伯.雷 默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模 式”的序幕
• 北京共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 顿共识，其核心价值正在全世界产 生涟漪效应，并将给 世界特别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
• 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惊人的经济增 长速度、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拥有一个不断 扩大的市场，还在于采取审慎行事的循序渐进方 式适时推进政治改革、确保社会稳定、坚决捍卫 国家主权和利益。
• 中国模式开始作为一种软力量而对国际社会产生吸引力。 中国模式的经验有可能成为全世界获取发展和转型思想的 灵感宝库。
讨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
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
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弱势美元会否导致金融危机方星海：您能说说美元的问题吗？因为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美国是唯一可以以自己的货币无限制地借钱（借美元贷款）的国家，所以就出现如您所说的情况，广大穷国借钱给最富裕的国家，这会减缓经济发展。
中国当然也不愿意因为巨额美元储备而遭受损害。
以您在美国政界的丰富经验，您认为美国内在的政治力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美国的错误吗？毕竟美国现在的许多政策倾向是与其他国家的期望相左的，前些天保罗．沃尔夫维茨被提名为新任世行行长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软实力”提升 北京共识VS华盛顿模式
中国“软实力”提升北京共识VS华盛顿模式2005年09月26日《环球》杂志如果说“硬实力”是国际政治中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是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
外交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
因为外交借“壳”说事，在国家利益的折冲樽俎的边缘空间内，成功的外交可以适当扩张国际利益，比如新加坡以小国身份创意发起亚欧会议，显然拓展了国力。
而失败的外交则损害国家利益，比如日本公开以金钱“敲门”，“争常”陷入困境。
但是，无论如何，外交不可能把死马医成活马，不可能把弱国吹成强国，“弱国无外交”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软实力的三大要件2004年5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依例进行。
这是政治局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联系到两个月前中央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及当前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热议，这一次例常的集体学习的不寻常之处便跃然纸上，这就是：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加速推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北京共识》论文，定义中国模式为：努力、创新和实验；捍卫国家利益；循序渐进等。
中国外交的“软实力”是随着近几年硬实力的增强而逐步有所起色。
过去一度曾以“经济外交”作为中国外交“软实力”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所谓“外交为经济服务”、“外交促进国内经济”只是解决了某个阶段外交的目的性问题，在这里，经济是主语，外交是工具，外交服从于国家利益，因此，也就服从于国家某个阶段的整体发展目标，这是情有可缘、顺理成章的事，但这并不是外交本身作为“软实力”的体现。
要想真正崛起为国家“软实力”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在主观上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一是对国际关系具有独立连贯、可持续性和有说服力的看法；二是进行着与外交理论相符的外交实践；三是对于各类国际事务能够采取与外交理论相符的多样化的立场。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赵晓
【期刊名称】《南风窗》
【年(卷),期】2004(000)07X
【摘要】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
【总页数】1页(P43)
【作者】赵晓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14
【相关文献】
1.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果——兼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2.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说起
3.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4.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日内瓦共识
5.“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比较制度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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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vs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
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但是“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所产生的误导也有表现在理论误区、目标混乱、政策误导。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陈志广)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
第三个要素是政治约束。包括事前的政治约束与 事后的政治约束。事前的政治约束定义为阻碍 改革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而事后的政治约束 定义为决策已经制定并在看到结果以后的反作 用和逆转约束。事前约束意味着对改革方案必 须进行妥协，必须制定对受损者补偿的方案， 或者意味着激进改革方案必须一拖再拖。与事 前约束相联系的就是改革的是否可接受性。事 后约束则通过试图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 与它相联的是改革的是否可逆转性。
2014-1-9 南京大学政治系 沈伯平 10
三、政治、市场与企业
首先我们看一看转型中的政治。在转型过程开始 之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长期被忽视。其中的 主要思想是，改革导致的效率提高使补偿改革 的受损者成为可能，因而改革中的政治因素可 以不予考虑，而且经济学家认为研究这类问题 是政治学家的工作。但是，事实表明政治因素 在实际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华盛顿共识对转型经济的 认识
3· 宏观经济稳定化。稳定化就是产生宏观上价 格的稳定，使得价格体系能够对不同商品的 稀缺的调剂起到良好的作用。 华盛顿共识对于转型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其支 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 立刻有收获，效率立刻就可以得到提高。因 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 式的。大爆炸式的转型意味着所有的重大改 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
南京大学政治系 沈伯平
2014-1-9
8
演进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
第一、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制度经济 学，其方法论体现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发展。 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他们认为， 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度作为基础，市场不能够自 发地做出充分的发展。 信息不完备理论。。对这一理论作出最重要贡 献的有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他们 认为市场要良好地运作，需要完善的信息，经 济主体要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如果这些信息 不完备，市场就不能自发地起到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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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比较—一种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的视角“华盛顿共识”是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善的。
“北京共识”是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我们试图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找出发展中的共性和特异性，寻求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拍·拉莫( J o s h u a ·C o o p e r ·R a m o )的文章，题为《北京共识》。
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2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成就作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与分析。
拉莫的论文主要分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打交道四个部分。
在这篇文章里，拉莫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一个新概念“北京共识”，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模式”。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拉莫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拉莫说: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
中国人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变化，创建了新的规则。
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由此给一些部门所带来的超J 决速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发生了。
用物理学术语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创新成为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途径，它是人们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改革实践，交流更加便捷快速，创新越多，密度越大，速度越快。
解决变化中出现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靠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
惟有率领创新，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并抵消内部不平衡，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领导者和普通人的知识水平，调整企业结构，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人员，解决知识鸿沟问题，这种发展模式把旧有的发展理念彻底摒弃。
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集中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处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
绿猫( G oeC a)只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 “透明猫”( T r a l l s p an C a)指G D P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数据都应该是透明的，都经得起检验。
在这里，维持稳定，减少污染和惩治腐败成为其中心，接近1亿人的温饱问题之后的中国，面临新的发展起点，过去的发展理念要适时调整。
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使他自己交织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
中国正常吸引其他国家的模式，正在全世界产生联谊效应，向其他国家提供自身发展的观念，这可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所以如此，他从正反三个方面扩展其能量:1 . 具有某种反弹带动力能量;随着冷战的结束，许多一度热衷于美国的国家从冷战式的军事联盟转向经济联盟，“华盛顿共识”效果不佳而被抛弃，“北京共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个人作用—来分析问题，为了创造一种允许试验和失败的环境，在政府和公民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契约，“三个贴近”( 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的提出放开了数百万人的手脚，·在他们工作、计划和自己组织起来的同时，确保庞大的中国社会保持团结，这也巩固了党的领导。
2 通过本地化是仿效者在本土实现增长的连锁反应;在亚洲，中国文化渗透到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上，许多异族人侵者被同化，把西方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实现由“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条全球化新路，即根据当地适应性的需求融合全球思想，中国经济特区样板正在被全球仿效。
3 . 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的一致性，还有，中国以其“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给许多国家真正带来民族独立的希望。
当然中国的模式值得发展中国家认真学习总结，然后结合本国国情充分发挥，但应该注意，中国的模式并不是完全照搬的经验教训。
正如许多分析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模式实际上并不容易仿效，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不照抄照搬外来经验，而是与本国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
但“中国模式”还不完整，在社会政治方面存在问题，中国领导层应虚心努力，着眼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不断完善。
“华盛顿共识”是1 9年美国人约翰·威廉森提出来的。
他当时在一份很有名的杂志上就经济改革制度，尤其是拉美的经济政策作了一番评点，据他说，坐镇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已经就一些事情达成了共识，包括:1 财政管制;2 利用公共开支促进增长以及收人再分配;3 . 国有企业私有化;4 利率、汇率自由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5 拆除壁垒，自由竞争;6 保护产权。
_ 上述是广为传播的“华盛顿共识”的六项原则。
他认为:上面这份单子体现了一种信念，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不在于他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而在于他推行的经济政策。
威廉森认为，发展靠三件事:1 . 健全的宏观政策，也就是低通胀，低赤字，国家收支平衡;2 . 国家要对外开放，走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路子;3 . 要重市场而轻国家，实行私有化，将政府的行为减少到最小，放开管制。
“华盛顿共识”是针对拉美国家开出的一份经济政策的“灵丹妙药”，但后来却广泛的用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
“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繁荣，也曾经创造了轰动一时的“拉美模式”。
其主要的成绩表现在:1 . 财政赤字减少;2 拉美走出了8年代的“失去的1年”的阴影;3 . 外资大量流人该地区;4 . 大部分企业效益提高;5 . 国民经济总量和市场化程度提高;6货币通胀大幅度降低。
但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拉美模式更多的是暴露出其许多局限性: “在遵循了1年‘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自由市场政策之后……拉美国家证明是一颗苦果。
”就连世界银行首席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认为: “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之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已经被拉美、俄罗斯和亚洲的实践证明时灾难性的。
”1 . 经济增长缓慢。
改革前( 1 9 5 0 一1 9 8年) ，拉美地区的经济年增长率为5 3 %，8年代为12 %，9年代为3 . 2 %，近三年则急剧下降，2 02 年甚至下降到了0 5 %，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对下滑。
2 . 社会形势继续恶化，贫富差距拉大。
失业率从1 9 8 年的6 石%上升到了2 《X ) 2年的9 . 1 %，赤贫人口从1 9 8 7 年到1 9 8 年增加了1 4 5 0 万。
3 . 金融危机的阴影迟迟消除不掉，财政风险加大。
从1 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 01 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都与其不成熟的金融改革有关。
4 . 私有化进程严重损害了拉美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政府调控能力，引发了社会危机。
通过上述的描述可以发现，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模式和在“北京共识”指引下的“中国模式”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中国2 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从1 98 年到2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 3 亿左右，其经济总量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第六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了1 1 刀〕美元，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来看，中国模式在过去2多年的发展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与中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18年以来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底增长率仅为2 3 %，此外，该地区还没能规模地消灭贫困，虽然也有一些特例，但其重要性还不足以影响拉丁美洲的整体情况。
“拉美模式”和“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手段、社会目标、依靠力量、国际环境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 .社会发展手段上的异同华盛顿模式强调的是市场自由主义至上，市场教旨主义完全占据了上风，“华盛顿共识”遵循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国家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日渐式微时，新自由主义大兴其道。
新自由主义的三个特点“激进性、彻底性、放弃主权”在“华感顿共识”里一览无遗。
而“华顿共识”包含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要义，试图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直接作用，来弥补和调节国家干预的不足，但与此同时，也夸大和神化了市场的作用。
中国模式则强调在国家干预下的市场作用。
虽然两者都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但在国家监管的作用上大异其趣。
中国模式从策略上来讲，要求以及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
它的定义就是愿意义无返顾地进行创新和试验( 例如中国的经济特区) 、积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利益( 例如台湾) 、不断精心积累不对称力量的工具( 例如拥有 4 《X 旧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
社会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带不来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因此，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助长上，而且表现为社会再分配以及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上。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也认为:“中国成功的模式:社会主义+ 中国民族传统+ 国家调控的市场+ 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中国政府抛弃了原先所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转向一种更加照顾平民化的政策。
实质上这种转向并不是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意为之，而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政策性调整，这种政策性调整是在社会形势的压迫下展开的。
2 .发展目标上的区别“华盛顿共识”的大致目标是:限制财政赤字，并在政权市场上筹集资金以弥补赤字;保持独立的中央银行且实施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贸易自由化;发展地方政权和股票市场;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对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革税制，使增值税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 让市场决定汇率或者美元化;资本自由流动。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引导下，拉美国家实行的显然是国家自由主义目标。
但实践表明，拉美的发展目标选择完全陷人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有些学者把这种发展定义为“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增长型模式。
而中国模式显然是追求另外一种发展目标。
这种发展目标包括:( 1 可持续发展;英国( 金融时报》2 (4 年5 月7日刊登乔舒亚·库拍·拉莫撰写的另一篇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可持续发展模式大大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