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体思维和中国政道思维
中西方政治体制的比较
中西方政治体制的比较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是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各种政治体制在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环境中不断发展，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一、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上奠定的，主要包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作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实现和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历史起点落后，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们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和挫折。
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成完全合格的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不断对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西方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有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大类，但具体的组织方式又因国家的不同而各有特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的总统制。
君主立宪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君主权力受宪法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英，国是最早实行议会君主制的国家。
中西民主政治对比
中西民主政治对比我国及西方的许多国家都采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但很明显这两种民主政治有许多不同点。
本文将讨论着两种制度的优缺点并试图从教科书以外的解释为何我国的民主政治相比与西方国家具有先进性。
首先，我们将中西的民主政治进行一个粗浅的横向对比。
先来看看西方人是怎么搞民主政治的。
依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西方大致是把立法、行政、执法的权利分别授予议会、政府、法院。
其中最能体现“民主”这个词的机构当然就是议会了。
“议会”，从名字上来看就是“一起讨论的会议”，会议的参与人各抒己见，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所谓的“民主”给人最直观的感觉不就是这样的么？实际上，不少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都有不止一个议会，而是两个。
在一些地方（如英国），这是为了分开贵族和平民。
而在另一些地方（像是美国），这是为了妥协两种矛盾的要求：各种议席数相等和按洲人口分配的议席。
而我们又知道，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不少国家，政党间通过各种竞选获得议席，得到议席最多的政党便是执政党，第二的是在野党。
剩下的？反正不管也没问题。
然后执政党的领导人自动成为了政府首脑。
当然，也有像美国这样子哪个政党的人当总统哪个党执政的国家存在。
从上面这些冗长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西方民主政治体系把人分到各个群体里，让他们争吵以求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其实这也正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不同的势力相互斗争以取得平衡。
因此他们认为：不同的政党虽然在吵架。
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使国家变得更好，“吵架”只是面对问题寻找最好的出路的方式。
这种政治制度附带的好处是：执政党因为面临着下台的危险，所以必须表现得让人满意，腐败因此变少了。
至少从直观感觉上讲，这样的制度因为利益群体相互制约儿防止了权力被集中和滥用。
也许因为感性上易于理解这一点，不少人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比我国的要民主。
请注意，直到这里我们都只是在说这种制度在理论上的效果，并未涉及实践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但是西方政治在制度上是否真的比我国民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看看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怎么样的。
对比中西方政治体制,我们的制度有哪些显着优势？
对比中西方政治体制，我们的制度有哪些显着优势？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显着的区别。
通过对比这些体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本文将探讨中国制度相对于西方政治体制的一些显著优势。
1. 高效执行力中国政治体制以高效的执行力而闻名。
在中国，政策决策过程相对较为迅速，由于权力集中，政府能够快速作出决策并实施。
这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相比之下，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决策过程可能更为缓慢，并且在多方利益的平衡中更难以达成共识。
2. 长期稳定性中国政治体制强调长期稳定性，以确保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在中国，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能够为政策实施提供一种相对持续的框架。
这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
相比之下，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执政党可能会面临周期性的政权交替，导致政策的连续性受到一定影响。
3. 均衡发展中国政治体制注重均衡发展，旨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
通过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中国政府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这使得中国能够有效应对贫困、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诸多社会挑战。
相比之下，西方政治体制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常常受到更大的争议和挑战。
4. 灵活应变能力中国政治体制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和突发情况。
由于权力集中，政府可以迅速采取行动，以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这种灵活性在应对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等方面非常重要。
相比之下，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政策制定和行政过程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和挑战。
5. 效率和成本控制中国政治体制注重效率和成本控制。
通过强调规划和集中管理，中国能够迅速实施重大项目和公共政策。
这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推动国家发展。
相比之下，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政策决策和项目实施过程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和监管。
结论尽管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存在一些差异，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在高效执行力、长期稳定性、均衡发展、灵活应变能力以及效率和成本控制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
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作者：王绍光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12期中国式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可能要打阵地战，也可能是一场持久战。
现在，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都非常重视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或简称政体。
在不少人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不一而足。
政体好，其它都会好；政体不好，其它都好不了。
这个看法，可以叫政体决定论。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是似是而非。
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
政体未必有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讨论任何问题，一定要跳出别人圈出来的框框，包括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
尤其是政治问题，在这个领域里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其隐形预设的结论。
“政体决定论”的反思政体这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形式。
在西方，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已经开始谈政体分类，后来德漠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亨廷顿等都把政体分类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
当然，他们这样分析也有一个客观原因，比如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基础是他对古希腊170多个城邦宪制的观察。
这170多个城邦，大概相当于170多个村庄和集镇，几千到几万人。
所以，他看到很多政体可以进行分类。
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欧洲，在欧洲大陆还有500多个政体，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启蒙时代很多政治家也习惯利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
在过去30多年学术生涯里面，有25年以上我自己对“政体决定论”也是深信不疑。
但是，后来用“政体决定论”来分析中国以及国外问题的时候，碰到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我开始对政体进行反思。
实际上，今天回头看政体分析，问题非常之多。
其实，即使在西方，从政体的角度去分析政治现象也是问题重重。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政体进行分类后，对其中任何一类都不甚满意，混合政体于是成为了一种选择。
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个根本差异8600字
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个根本差异8600字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个根本差异一、抽象之人vs道德生命体从人性着手构筑论文联盟理想的政治制度体系是中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视域。
究竟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从人性着手寻求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与设计完美的政治制度，西方社会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已开始，柏拉图率先先验地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智、激情、欲望三个部分，从而提出了由完全理性的哲学王统治激情的护国者与满怀欲望的生产者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理想国的构想。
亚里士多德也遵循这一路线，指出“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
但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干涉或规范，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为了弃恶扬善、消除人的淫欲和贪婪，必然需要建立以法律与道德为主的有着规范与制约机制的理想的政治共同体秩序。
力图正确地揭示人性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政治哲学家的努力方向。
特别是近代以来，各种人性的观点纷纷出炉，尽管众说纷纭，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政治哲学家在人性观上的深层共识在于人是一种超验的抽象的个人，是拥有物质需求(在各个哲学家那里其内容不同)、富有经济思维(为了自由、财产而与他人交往)并善于利用理性(这是政治组织形成的前提)参与政治事务的个人，从而必定是要么属于“经济人”，要么属于“政治人”。
与西方政治哲学家相似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同样看到了从人性出发探视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引领者充分认识到了“‘人’是世界问题的总根源，任何改造世界、完善社会、增进文明的诉求，都必须从‘人’本身下手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政体思维太僵化,解释不了中国
政体思维太僵化，解释不了中国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5年第14期王绍光政体思维者的逻辑定式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是政体思维。
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是，3月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
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笔者认为，是政体思维导致他得出这个结论。
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
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再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以及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西方思想家两千多年一直试图探求理想政体。
现代西方政治学也一脉相承，聚焦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能不能遏制腐败等议题。
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的希腊文书名就是《政体论》。
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
从这套思路谈论问题的时候，会首先说这个国家的政体是什么，要么叫君主制，要么叫专制，抑或其他，然后对不同的政体进行价值判断。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将国家分成不同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划分的。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某种政体比较好，某种政体不太好。
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
之后的西方思想家大概也延续了这种思路。
在他们的思维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
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
也就是说，好的政体不管碰到多大挫折最终都会胜出，不好的政体不管现时表现如何亮丽迟早要灭亡。
沈大伟也好，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说中国要崩溃的人，就是这种政体思维在作祟。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的政体叫做不民主。
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得还不错，失败却是必然的，垮掉只是迟早的问题。
政体思维解释不了复杂的政治我曾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接触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慢慢就发现了问题。
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模式的不同
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模式的不同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究其根源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都是值得思考和深究的问题，不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不同的科学体系、文化体系和历史形态。
下面小编为你讲解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吧区别。
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模式的不同一、中国人偏重于形象思维，西方人偏重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指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它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即通常的想象。
抽象思维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
这种思维需要遵循逻辑规律，所以又称逻辑思维。
”(关世杰，1995：102) 中国偏重于形象思维，因而善于打比喻。
在中国文学史中，运用形象类比手法的文章不胜枚举。
《诗经》、《老子》、《庄子》等多用形象类比的手法来传达作者的思想。
《二十四诗品》中则用人格形象来类比文学艺术的风貌，二十四种诗歌风格用二十四种人格形象表达出来。
例如《二十四诗品》之三《纤农》“窈窕幽谷，时见美人”，之六《典雅》“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之七《洗炼》“载瞻星辰，载歌幽人”，之十《自然》“幽人空山，过雨采�” 。
《易经》用八种自然现象―天、地、山、水、风、火、雷、泽等“立象以尽意” 。
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道：“盈天下而皆象也。
《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津，莫非象也。
而《易》统会其理。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形象思维的重视。
抽象思维在中国则很不发达，例如，需要抽象思维的逻辑学在中国发展十分缓慢，大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明学传入中国，因明学主要是阐述逻辑规则和逻辑错误。
其后，逻辑学的发展也是断断续续。
“逻辑一词是由严复从英语logic翻译过来的，由于当时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所以采用音译。
” (关世杰，1995：104)中国逻辑学的不发达可见一斑。
而西方人则偏重于抽象思维。
古希腊的逻辑学十分发达，在欧美文化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理建立起来一套逻辑体系，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大多体现了这些原理。
中国与古代西方政治制度有何异同
中国与古代西方政治制度有何异同中国与古代西方政治制度有何异同一、中国与古代西方政治制度相同点：1、中西方古代政治制度都以君主专制制度为主，并且呈现出君主不断集权的趋势。
在中西方的古代政治制度上，君主专制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君主专即是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掌握著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军事权、立法权等权利。
也可以说是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中尤其体现出了权力的专断，如秦始皇规定：皇权至高无上，凡行政、军事、经济等一切大权，均由皇帝总揽，军事大事，最终均由皇帝裁决。
称谓专用。
秦王赢政统一全国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这就确定了君主至高无上的称呼。
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就发展到了顶峰地步。
与此同时，古代西方虽然多数时期是属于分裂的时期，但是也出现了许多统一广阔地区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这些帝国都存在着专制制度。
就连以西方古代民主著称的雅典，同样也存在着贵族专制制度。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虽然已经经过了一些民主改革，如“格拉古兄弟改革”、“马略改革”，虽然采取了很大程度上的民主措施，但是最终也出现了苏拉的独裁统治。
尤其发展到了后期的查理曼帝国时期，君主的权利获得了极大的膨胀，就连教皇都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
2、中西方古代法律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法律制度的本质而言，任何时期的法律制度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
中西方古代社会法律也不能避免这样的一个本质特性。
从中国古代的法律分析，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开始有法律的存在，比如在商朝就出现了有《汤刑》，这是属于中国古代早期的一部法律。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并且最终夺的了政权。
这是地主阶级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而由法家主要代表人韩非所提出的法治思想就刚好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
随之在各国出现了一些列的法律制度。
如魏国的《李悝之法》，楚国的《吴起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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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体思维和中国政道思维作者：王绍光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8月5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
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
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
2012年我编的一本书，《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讲这个问题。
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
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这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比他们更早的人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这一系列的人都强调政体。
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体相关的问题，比如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平、能不能让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政体决定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实际上就是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
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
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
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
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个好东西。
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人的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换句话说，政体未必有传说中那种神乎其神的决定性作用。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
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
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
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政体是决定性的。
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
所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西方政体思维与中国政道思维西方是政体思维方式，中国是什么思维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国传统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从来不讲政体。
它完全不是政体思维，而是政道思维。
与西方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
所谓政道，是指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为政之道相关的词语随处可见，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无道之君”，“君有道”、“君无道”，“国有道”、“国无道”，等等。
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则，后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
“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体、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的是梁启超。
19世纪最后几年，梁启超读了一些西方的书，发现西方讲政体，非常兴奋，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
他很快把政体概念运用到政治分析中，说中国是个专制国家。
“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
他“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认为把专制推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梁启超也是中国最早放弃和批判政体思维的人。
1903年他去美国走访了8个月，那时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是问题最多的时候。
他很快就对这个自己曾经大加赞誉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大失所望，并得出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识到政体决定论是错误的，把视线转向政体以外的其他因素，开始强调，政治的好坏不能光看政体，更重要的是道德。
“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
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
就这样，他从政体思维转向政道思维。
辛亥革命后，政体换了，但善政不立。
经过亲身从政，梁启超对民国政治大失所望，也对政体决定论更加怀疑，认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体。
民国四年，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
我国则此数年中此各种政制已一一经尝试而无所遗。
曷为善治终不可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
盖无论帝制共和单一联邦独裁多决，而运用之者皆此时代之中国人耳。
均是人也，谓运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顽，实不识其解。
”他的意思很清楚：改变政治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政体；政体并非政治之本。
共产党讲的民主是政道层面上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大家，当他们把问题想清楚后，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体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
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他认同“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
但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
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称作是理想的政体。
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绝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
同样，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讲的“民主”也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
或者说，他讲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体的概念。
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
如果从政体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话几乎毫无意义，也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跟竞选、多党制没关系。
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说法很有道理。
因为只要能让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体现，就是政道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民主”本来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既可以从政体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政道的角度看。
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
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体制对人民的需求具有回应性，就是政道思维所理解的民主。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
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
环视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看，因为采用竞争性选举，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应性未必高；有些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但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却比较高。
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的人，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种政体思维方式本身有什么问题。
政体思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到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把复杂的政治现实简约为几个标签：民主、专制，非此即彼，截然对立。
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一党制，是政体的问题。
那么变成几个党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两党制。
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想搞两党制，别人也想有两个党，最后可能出现几百个党、几千个党。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几百个政党。
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258个社会联合组织参加竞选。
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按这个比例，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将会出现上千个政党。
苏联1991年解体前就有争论，开放不开放？有人说，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变成一个北欧式的国家，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后更有可能跟非洲国家一样。
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走过的政治道路确实不像北欧，更像非洲，陷入混乱和贫困。
普京上台后才把残局收拾起来，人均GDP从谷底爬出来，现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平略高一点点。
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超强，遭遇让人不胜唏嘘。
以为政体一旦改变，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不能拿这种事做实验。
中国1912年就有过这种实验，当时一开放，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非常像西方——多党制，有几百个党，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表面上看什么都有。
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时间，中国到底怎么样？尤其后来造成的结果——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就有政体思维在作祟。
今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中就谈到这个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
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
但是要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
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
这种混合政体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
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
就像习近平所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否定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政道思维的方式。
应该多考虑考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议型民主我们不但要否定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认识到，西式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的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
不仅如此，我们要看到中国民主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树立和增强制度自信。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正在实践中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意味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民主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谁？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
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
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
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