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安藤彦太郎先生

追念安藤彦太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安藤彦太郎先生因膀胱癌，不幸于10月27日在东京逝世。

当时，我正在台湾政治大学访问，没有得到安藤逝世的消息。

前几天，步平先生说他要去东京，我才知道他和张海鹏先生将专程赴东京吊唁。

安藤先生已经92岁高龄了，多年来，他虽然精神不减当年，但毕竟一直被被疾病困扰。

他的逝世，可以说是油尽灯枯，并不让人十分意外。

但是，我得知他逝世消息的那天，什么事也做不下去。

先生的音容笑貌，我眼前时隐时现，好像面对面地和我交谈。

安藤先生是我们研究所的老朋友，但我认识他却很晚。

那还是1996年的6月间，海鹏先生从日本访问归来，告诉我在东京见到安藤先生时，他特意说你们研究所闻黎明写的关于西南联大教授会的论文，他已复印了下来，并希望能和我取得联系。

从海鹏先生那里，我知道安藤先生正在研究西南联大，而且写了一些章节，陆续发表在日本《日中学院院刊》上。

我没有拜读过安藤先生的著作，但知道他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他对我的关注，让我即兴奋又不安。

于是，我找了一本《日本的中国学者》，里面介绍他生于1917年，原为早稻田大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1946年参加中国研究所创建，1952年发起创办中国语学研究会，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日译。

书中还介绍到，安藤先生原为日本共产党党员，1966年与宫本集团决裂，1976年5月至1978年10月来华任专家，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及中共十一大及五届人大有关文件翻译。

说来也巧，那年研究所安排我去日本庆应大学访问，由于我是第一次去日本，刘大年先生特别为我写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庆应大学法学部学部长山田辰雄教授，一封给东京大学东洋文研究所所长滨下武志教授，一封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

大年先生还说，安藤要来北京，届时带我一起去会面。

8月26日，我接到海鹏先生电话，说安藤已到北京了，明晚请我们吃饭，要我到所里乘车同去。

27日下午，我和大年先生、海鹏先生，还有当时的科研处长徐辉琪先生，一起乘车到友谊宾馆。

安藤先生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校订后，就住在友谊宾馆。

后来，他回国了，但友谊宾馆一直为他保留着一套房间，他们夫妇每年都要来一次到北京，每到北京就住在那里。

参加那次会面的，还有时任院科研局局长助理、亚非处处长孙新。

在友谊宾馆的一间餐厅里，大家热烈地交谈着。

我初次见到安藤先生，而且是在座中的小字辈，不免有些拘谨，但安藤的和蔼面容，那么平易近人，很快就把我解放了。

海鹏向安藤、岸阳子夫妇介绍我时，他们都露出高兴的神色，说我长得像祖父。

孙新则向他们介绍我去日本的经费来源等。

当时，我正在参加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一书的写作，我送给他一本我写的《闻一多传》，于是大年先生要我把这本书也送给他们，岸阳子笑着说不用了，她不仅买了这本书，还买了我的另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只是还没来得及寄给安藤（岸阳子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教书，已在北京八个月了）。

她还说，安藤的《西南联大史》，已经开始发表，现在刊登至南开大学被炸一节。

岸阳子的消息很灵通，竟然知道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正在翻译《闻一多传》，还说铃木为人很好，只是担心他力不胜任。

说到日本做闻一多研究的学者，岸阳子如数家珍，说有一个人在北海道，他的学位论文写的就是闻一多，我到日本后，她会给那人打招呼，要我去北海道见他。

这位先生和岸阳子是京都大学的同窗，也是竹内实先生的及门弟子，竹内先生对奥平先生的论文评价很高。

我问这人是谁，岸阳子说是奥平卓。

我一听就笑了，因为我和奥平卓很熟悉，直到现在，每年新年都收到他的贺卡。

我的女儿考入北京语言大学那年，奥平先生还托人送了她一个最新型号的索尼数码相机。

共同的话题，很容易缩短彼此的距离。

岸阳子说，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本来想写闻一多的庄子研究，但竹内先生说难度太大，这才改庄子研究，后来还把《庄子》译成日文出版。

那次晚餐，点的是中国菜。

岸阳子说，本想请我们吃日本料理，但友谊宾馆的和式料理都是从日本运来的，而日本正在闹什么病毒，故改吃中国菜。

于是说到日本生鱼片，我说没吃过，安藤便叮嘱岸阳子，说我到日本后，要她带我一起吃次生鱼片。

临别时，安藤夫妇说我到东京后，一定和他们联系。

安藤先生那次到北京来，带着一项重要任务。

一年前，村山富士出任日本首相，为了对侵华表示歉意，由国会通过了一项36亿日元的中日历史研究议案。

这项工作分三个部分，一是资助日本高中历史教师到中国进修考察，二是建立专门收集十五年中日战争史资料的图书馆，三是资助中国和日本学者进行十五年中日战争史研究。

这项工作，日本已经启动了，但中国有关方面还在考虑。

安藤先生来北京，就是为了说明日本政府对中国学者的资助不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当时，中国有关部门已大体同意接受这笔款项，并决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窗口，由近代史研究所具体主持。

不过，社科院要求把这笔款项一揽子交给他们，为此，安藤特来北京，说明日本国会通过的议案规定十年完成，按照日本的财政制度，需要每年进行核算。

后来，海鹏先生说，日本为了落实国会议案，计划成立两个机构，一是日中历史研究会，安藤为会长；一是负责审查课题的评议会，安藤任副理事长。

实际上，安藤先生是这项工作的重要主持者，因为负责课题审查的评议会通过的决议，最终还要交给日中历史研究会具体执行。

这次见面后，我数次到日本访问，每次都得到安藤先生的关照。

1996年11月中旬，我离开庆应大学前，接到安藤先生的电话，说要请我吃饭。

19日下午，我如约来到早稻田大学大隈会馆。

安藤先生退休前是早稻田大学教授，退休后授予名誉教授，岸阳子也是早稻田大学教授，因此他们特意选择了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的大隈会馆。

岸阳子一见我面，就问王丹梅怎么没来。

王丹梅是我的表妹，我姑姑的女儿，当时正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安藤夫妇邀请我们两人一起来，但她正好赶上一件急事来不了了。

安藤先生也临时有事，要晚一点来，嘱咐岸阳子陪我一个小时。

那天，我送给他们几本书，一本《闻一多传》，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尽管岸阳子说她已经买了，但我还是要送给他们的。

另外一本，是中国摄影出版社新出版的《诗人·学者·斗士：闻一多》画册。

我还送了特意带来的文房四宝、毛泽东像章，以及西南联大研究目录。

岸阳子也送了我她翻译的《庄子》一书，并送给大年先生一盒笔，请我带回去（后来大年先生高兴的接受了这盒笔，说要给他们去信致谢）。

我们在大隈会馆喝红茶，边喝边谈。

我那时正在做“抗日战争时期第三种力量”的研究，于是向岸阳子介绍了这项课题的进展情况。

岸阳子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并建议我申请中日历史研究基金。

其实，这项课题已经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不过由于岸阳子的鼓励，我后来向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了另一项申请，这就是《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一书的起因。

下午近6点钟时，岸阳子把我带到大隈会馆的另一个房间，安藤先生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

那次他们请我吃的是日式烧烤，开始是一位青年人操作，后来厨师长亲自操刀。

厨师长当着我们的面，把一块牛肉放在不锈钢板上，不时翻来复去的烧烤，再一块一块地切开，送到我们面前。

我们一边吃，厨师长一边做。

烤的东西很多，除了牛肉，还有鱼、蔬菜等。

这种方式我还不曾见过，整个过程如表演一般。

餐厅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那气氛仿佛是为我们特设的专场。

饭后，安藤夫妇请我喝咖啡，岸阳子再次说我的研究应该向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申请。

安藤则在一张纸上画了图，向我解释说日本的体制与中国不同，说日本的都、市、町等都是自治体，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上交70％的税收，而地方政府成员都是本地区自行选举的，可以不听中央政府的话，最近发现的冲绳事件就是一例，由于冲绳知事向中央政府让步了，选民下次可以不选他。

安藤先生进一步说，日本的地方政府并不是与中央政府同进同退，内阁倒台，地方政府并不随着倒台。

现在国会已经通过了议案，政府不能再过问这笔钱怎么用，因此中国政府也不要担心拿了日本的钱就会倾向日本。

岸阳子也插话说，考虑到两国学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所以规定两国学者各自研究，不进行合作，但可以交流、访问，到时各自出各自的成果。

岸阳子又说，国会这笔钱实际上由安藤掌握，虽然他们请了几位知名学者，但主持其事者仍是安藤，中国方面由刘大年先生负责，张海鹏是主要成员。

岸阳子还说，我的申请如遇到困难，可以写信给她，由安藤出面向中国方面说明，这样会有些促进作用。

安藤夫妇对我的关照还有许多，真是一言难尽。

1998年，我第二次赴日本，仍然在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

那次访问，因为计划父母和妻子、女儿也去一段时间，因此庆应大学把我安排在麻布十番的一座小楼里。

房间很大，占了整整一层，房租自然也较贵，每月21万日元，学校为我出10日元，余下的11万日元要我支付。

那次访问，是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时间为六个月，我想延长半年，就需要节省经费，因此父母离开后，我想搬到专门接待中国访问学者的后乐寮去，那里价格很便宜。

但是，后乐寮规定只接待月收入10万日元以内的学者，而我每月的经费差不多是它的四倍，因此后乐寮不同意我入住。

我有些着急，便请安藤先生帮忙。

我想，安藤先生担任日中学院院长，而日中学院与后乐寮同属中日友好会馆，以安藤的地位，应该不成问题。

安藤先生的确为我做了很大努力，后来教育部派驻后乐寮的代表陈晓光告诉我，这件事甚至提到日中友好会馆的会议上研究过，但最终还是因为规定所限，没有同意。

但是，安藤先生为我排忧解难的努力，让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2001年我在樱美林大学访问时，再次受到安藤先生的热情款待。

还是在早稻田大学那所环境优雅的大隈会馆，那天的晚餐，岸阳子的母亲也来了。

这是位和蔼可亲，有着深厚中国情结的老太太，可惜她的话不多，只是默默地听我们交谈。

还有一次，安藤先生除了请我外，还请了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潄瑜教授。

我和陈潄瑜相交多年，但谁都没想到会在东瀛同作安藤夫妇的客人。

记不得是哪一次，安藤先生请我吃饭时，还送给我刊登有他写的《西南联大史》的近十册《日中学院院刊》，说文章还没写完，以后结集出版，再送我一本。

2002年11月1日，西南联大65周年校庆在北京大学举行，安藤夫妇参加了这次活动。

那天，父亲兴冲冲地来电话，说他在北大见到了安藤夫妇，是别人引见的。

他们一听是闻一多的儿子，便问是否认识闻黎明。

父亲说闻黎明就是我的儿子，他们十分高兴，并和父亲合影留念。

我和安藤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7年9月5日。

那时，我即将结束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的访问，离开东京前，我在电话里向安藤夫妇辞行，但他们坚持请我共进晚餐。

岸阳子解释说，安藤的腿不好，不能走远路，所以选择他家附近的JR荻窐站内一家名叫“京岚山”的餐馆。

荻窐离都心区有一段距离，我没有去过，很是生疏，岸阳子怕我找不到，电话里反复说明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