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世界体系
阐述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阐述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摘要：国际秩序变革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密切相关，随着两者变革加速推进，各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向平衡趋势发展，各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中国在改革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十九大后，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义务、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全球治理体系仍然存在弊端，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受到相应挑战。
正确认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以及作用，积极响应，采取行动，对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全球治理地位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积极同各个国家进行交流合作。
现如今世界各国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连通。
面对人类发展难题需要各国携手共同解决，加强全球治理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发达国家和發展中国家的沟通桥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断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一、全球治理产生与发展全球治理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兴起，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人类社会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转向治理以及从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区域和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提出是随着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而提出的，目的是重塑全球秩序和人类生活。
一方面，全球化使人类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另一方面，全球化发展也使各种全球问题更加彰显。
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化问题正使人类面临严峻考验。
各国应加强全球治理成为共识，解决问题需要各个国家的合作。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力图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中国认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命运掌握在世界各国手中，各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让发展成果由全人类共享。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读书笔记书名：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姓名：黄毅学号：21105008全球性是指由多大陆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网络构成的一种世界状态。
这些相互依存的网络可能是通过资本和货物、信息和思想、人员和暴力，以及在患精神和生物上相关的物质连接起来的。
全球化和费全球化是指是全球性的上升或减少。
p1全球性并不等同于普遍性，20世纪初资本市场的整合程度高于现在的整合程度，但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全球化并不一定带来同质化。
普通人谈论全球化，他们一般指的是全球性在最近时期的发展。
考虑到这样的语境，累死全球化是全新的观点言之成理，但是严格的讲却不够准确。
全球性的广度指的是全世界范围内存在潜在的联系，有时候这些联系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构。
即使我们队两国之间相互依存的每一个方面加以详细分析，但是我们仍有可能对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造成的“共感”效应视而不见。
P9我们队治理的定义是：正式和非正式的知道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
政府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其行动具有权威性，并产生正式的越是关系。
全球治理与世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国内治理与之类比是不够的。
21世纪的世界体系不仅仅是单一国家通过外交、国际公法和国际组织等互动的体系。
因此简化的模型虽然不能作为我们综合考察的基础，但是它仍然是我们着手研究全球治理的有用模型。
P20全球性正强烈的冲击着国内治理机制，但是并不像某些预言家宣称的，民族国家已经过时。
所谓有用的无效率的存在以及各国政治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均表明，国家仍将是21世纪治理的主要机构。
第一篇全球化的趋势第一章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塑造战后世界持续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他有两大推动力：一是私营领域中运输、通讯成本的降低，而是公共领域内限制贸易、投资的政策障碍的减少。
P46尽管二战后跨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总是上看十分显著，但如果从下面两个标准衡量的话，一体化就不像人们广泛认为的那么显著了。
第一个视角是用100年前的标准来评价，第二个是用所谓真正完美的全球一体化标准来衡量。
公元前21世纪的世界
在21世纪，飞机、汽车、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对人类来说毫不新奇。
面对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都很好奇，公元前21世纪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那个时代人类的科技水平又如何呢？在中国，公元前21世纪可谓是一个“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旧有的生活、政治体系被彻底打乱，原始氏族社会转变成奴隶制社会，在此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正式建立起来。
对中国先民来说，这个世纪属于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稍后掌握了冶金与铸造技术，与石器时代相比，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公元前21世纪之初，中国华北平原洪水泛滥，汹涌的河水咆哮着四处横流，农作物被淹没，房屋倒塌，大批牲畜死亡。
由于大洪水的侵袭，华夏先民们不得不爬到树上，搭起“鸟屋”居住。
在这种情况下，部落联盟领袖舜任命禹负责治水。
禹以父亲的治水失败为教训，邀请三位氏族酋长协助一道治水，并发动灾区的各氏族、部落组成治水大军，终于用13年的时间把洪水给制服了。
尽管在4000余年前的中国，交通极不方便，但禹通过治水，把神州大地划分为九个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
随着禹治水的成功，他在华夏部落联盟中的威望日益提高，此时的舜已经是80余岁的老人了。
在各部落的推荐下，舜不得不指定禹为继承人。
从时间上推算，夏朝应该建立在公元前2100年一公元前2000年之间的某一年。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禹立四十五年”推算，禹死时约85岁。
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凭借强大的实力，通过甘之战和征伐西河，推翻了禅让制，建立起“家天下”。
启当了几年君王之后，便生病去世了，这时历史也进入了公元前20世纪。
公元前2037年左右，华夏先民们通过煮沸树叶，发明了茶叶；夏王朝建立了第一座动物园，号称“智能园”；水稻在中国部分地区开始被种植；酿酒在公元前21世纪也已开始，大禹还告诫天下诸侯不要沉湎于饮酒之中。
在埃及，当历史进入公元前21世纪时，统治者是第十一王朝的第三代法老因提夫二世。
21世纪世界经济九大趋势
21世纪世界经济九大趋势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特点。
在２１世纪，至少在２１世纪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地域限制，根据其内在的需要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这样一种趋势。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早在１５０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实际指出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有一种打破国家疆界，在全球扩张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
在２１世纪，以全球化为中心，世界经济很可能将呈现如下重要趋势。
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竞赛将导致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高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迅速推广和应用，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
在８０年代，由于在技术争霸战中占尽先机，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明星。
在９０年代，美国重新取得了科技领域的支配地位，从而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大巩固和加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
在２１世纪，大国之间的科技争霸定将进一步白热化，鹿死谁手也还未可知。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有那些在高科技领域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和宇航技术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际贸易将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国进出口总额在本国ＧＤＰ中所占比重普遍明显提高。
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总产出的增长速度。
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提高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的大大加强，一些产品的不同部件分别由许多国家生产。
国际分工广度和深度的加强不仅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且使各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一国经济已难于脱离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在２１世纪，由于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国际分工的深化，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将继续维持高于世界ＧＤＰ的增长速度。
新时代背景
新时代背景进入新时代是指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承认和拥抱新时代带来的变化和挑战，其面向未来的前景。
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题为“新世纪，新时代，新气象”的演讲，宣布中国正式进入新时代，从而把新时代概念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和国际舞台，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和普遍响应。
新时代的来临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最明显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各国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彼此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的大环境。
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脉搏加快，社会变革也随之而来，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各界尤其是社会底层和各个群体的利益受到了影响和挑战。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新时代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取得了更多成果，经济总量和经济体系呈现出新的态势，金融市场开放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进展，宏观调控体系和市场活力逐步得到加强。
此外，技术发展也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态势中不可忽视的因素，科技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新时代具有多元主义和开放式的政治环境，政治多元化的新视野和政治民主化的新势力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格局，政治体系分化和社会民主化的趋势加强，政治参与的社会力量和影响力也不断发展和拓展。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时代的文化气象更加多元和丰富，新的文化活动蜂拥而至，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尤其是新科技、新媒体视听等新媒介的出现，促进了文化交流，文化面貌不断变化，文化多样性得到发展，文化创新活跃气氛也日趋浓厚，对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新时代的来临为全球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让世界各国站在一起解决复杂的全球挑战，实现和谐发展，共同维护人类以及发展新时代的繁荣和稳定。
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政策，在新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义务遵守社会公德，重视社会维稳，以社会进步为责任，积极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共同谱写和谐发展的新篇章。
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
21世纪的世界格局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伴随着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世纪论也开始在世界流行，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的位置，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也属奇迹。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经济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
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向亚太地区移动的大背景下，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但挑战不容小视。
对于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仅仅在经济上取到了巨大的成就不足以让我们成为世界上的强国，我将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四个方面来阐述21世纪世界变迁中的中国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是否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在政治方面，国家的政治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成分，它包含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国内方面是指对内的能力，属于执政能力的范畴;国际方面属于久交的一部分。
中国政治力爱中国政治发展进程表现两重性特点优势和劣势并在，即中国政治对内保持强大的凝聚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政治了解不多，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感召力弱小。
从国内与国孙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力的国内动员能力强大，而国际动员能力弱小，这样的特点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很难改变。
因此强强中国政治能力建设既是提高中国政治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内部政治系统与外部政治系统相互交流的保证。
虽然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走上正规，未发生重大的变故，但国内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却存在极大的不完善性，对中国的稳定发展会带来潜在的危害。
首先政府重要官员的选拔普通民众参与度不高，而他们的考核又以GDP为重，普通民众的感受似乎对他们的升迁没什么影响。
往往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大力发展经济而忽视了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表现为：一方面，社会冲突的总量在迅速主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社会冲突都呈现上升态势;另一方面，制度内的社会冲突在社会冲突总量中的比例在下降，相应制度外的社会冲突的比例在上升。
世界体系理论概述
世界体系理论概述1、世界体系理论的内核：“现代世界体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并进一步分析，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一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
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
为了方便也是由于没有更合适的术语，我们用‘世界经济体’描述后者”。
也就是说，世界帝国是一种具有政治制度的社会单位，它的基础在于中央集权统治，它依靠政治权力，以纳贡的形式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掠夺经济剩余。
到大约15世纪束16世纪初，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出现。
“它不是一个帝国，尽管它像一个帝国那样幅员辽阔，并带有某些特征。
它既是不同的，又是崭新的。
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体系，而且这正是现代世界体系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有异于帝国、辅邦和民族国家。
因为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 。
世界经济体是具有劳动分工和不同文化制度的单位，是一个没有权力中心的世界体系，主要是利用不平等交换机制把经济剩余从“边缘”转移到“中心”。
当然，这个世界经济体刚刚出现的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政治体系（世界帝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少数地区仍然处于无体系的杂乱状态之中。
经济体系是政治体系的发展，但不是所有的政治体系都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体。
今天看来，历史上作为政治体系的帝国，由于未能及时地向经济体系演进，最终都由于内部或外部的冲击崩溃瓦解。
另一方面，经济体系内并不是没有政治上的联系力量，而是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
这一点与政治体系的帝国恰恰相反。
经济体系首先出现在欧洲。
但是，“欧洲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体，还存在其他的世界经济体，但只有欧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它能超过其他的实际经济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21世纪，我们正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全球性挑战。
气候变化、贫困与饥饿、疾病传播、恐怖主义等问题不仅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困扰，也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
一、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全球范围内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过去几十年来，人类的工业化活动导致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加速了地球气候的变化。
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应该积极参与碳减排行动，推动可持续发展，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同时，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研究、制定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共建低碳经济，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
二、共同消除贫困与饥饿贫困与饥饿是全球社会不公的严重现象。
截至2018年，全球有超过8亿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每天面临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与支持，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同时，应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教育、医疗、饮水等基本公共服务，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共同抗击疾病传播疾病传播对全球健康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流感、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等疾病的爆发不仅危害了人民健康，也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为了共同应对疾病传播，各国应加强信息共享与联防联控，共同研究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加强全球卫生合作体系的建设。
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加强疫情监测和预警能力，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的传播。
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恐怖组织的极端思想、暴力行为和恐怖袭击给社会稳定和民众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为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各国应加强情报共享、执法合作和边境管理，形成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态度。
同时，还应加强对极端主义的宣传和引导，加强民众安全意识教育，营造一个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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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世界体系【导语】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建立新格局的序幕；而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余音并未消失，当今世界五强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似乎在重演当年的大国协调模式，冲突与动荡也依然存在。
与19世纪的世界体系相比，21世纪的全球局势已开始呈现更加复杂、多元的发展趋势。
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凸显于21世纪特殊的世界政治版图；崛起中的中国、笼罩在苏联覆灭阴影中的俄罗斯、内部隐患四伏的印度都在加速着当今世界的变革。
在这篇文章中，佩里•安德森试图就上述问题为我们解读21世纪尚未成型的世界新体系，并指出建构新体系的潜在危机及多种可能。
----------------------------------------------------------------------------------随着“维也纳体系”在一战中的全面崩溃，世界政治格局也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世界上主要政治体之间的角力在20世纪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秩序：1918年到1945年，乱世当道，各大国与众小国各自为营，世界局势在阵营之间的相互敌对中逐步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其后近半个世纪，世界局势从根本上呈现以美国与苏联两极开启并领导的冷战格局，争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或影响。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独占鳌头。
以21世纪世界体系出发，今天，我将就“与19世纪世界体系相比，21世纪的世界体系有何异同”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21世纪“维也纳体系”？从相似之处说起，正如维也纳会议过后的世界一样，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也会举行定期会议：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 Summit），八国集团，20国集团（G20），与过去的会议体系并无二致——所有参会国家都是联合国的维护者，在安理会中也绝少有分歧，遵循“大国一致原则”。
它们也同样都是世贸组织成员。
形形色色的条约和国际组织大量涌现。
人权话语提供了19世纪“文明标准”的后现代版本。
以人权为名，军事与政治干涉激增，或宣称自己采取不干涉政策。
和过去一样，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今天的国际体制是为了谋求人类的普遍利益，但在实践中，亦如过去一样，大国凭特权凌驾于体制之上，其中一项特权就是拥有核武器的权利。
以上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国际政治图景。
图/Peter Schrank许多人都同意，如19世纪前期一样，当代存在美国、欧盟、俄国、中国和印度五个明显的大国地位人选。
而当今世界的五大国——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他们能否组成新的五强统治（Pentarchy）？在社会结构、政治体系、法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这五国比起构建维也纳协定的五国来说，内部差异更为复杂。
欧盟拥有最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但仍是一个并不完善的国家联盟，许多成员国仍保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整个联盟缺乏中央政府；俄罗斯虽然失去了苏联一半的领土，但依然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储备，由一个选举产生的独裁政权所统治。
即将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印度，是一个有四亿赤贫人口的种姓社会，也是一个在自由民主政体框架内的中央集权而又拥有多元文化的联邦制国家。
而美国，生活水平超过任何其他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行业和最强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包裹在一部18世纪宪法外衣之下的、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社会（unfettered capitalism），仅有一半人口参与投票。
中国是一个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国家，这一政权管治着战后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
与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几大老君主国相比，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一大国集群内部的差异，是否更为极端，会不会因此成为它们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协调关系的阻碍呢？当然，即便确有形成协调关系的迹象，这一过程也远比1815年的过程更为缓慢和坎坷，因为它所形成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出于彻底地击败共同敌人的目的——比如拿破仑，尽管他背叛了法国大革命，但仍然被君主们视为恐怖的革命后果之一；它的前提条件也不来自退回全面战争的危险，维也纳会议恐惧这种全面战争，视之为革命的伴生物。
当今世界，核恐怖平衡早就已经消除了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传统演算方式：其他形式的适度敌对可能会重现，但决战沙场的情形，已大为减少。
另外，随着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与苏联的解体，曾长时间存在的全球遍布意识形态传播与反叛中心的图景，已不会重新出现。
日趋复杂的协作基础假如今日的大国既不恐惧战争，也不担心革命，它们之间的稳定协作还能建立于怎样的基础之上呢？毫无疑问，一定是更为庸常、也更为复杂的基础。
能促使当今的大国达成协议以领导世界的，并不是源于相关国家间战争状态或底层社会革命的危险，而是他们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使他们必须捆绑在一起。
不仅在于今日商品市场跨国联系程度之深远超往日，更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资本和货币市场超越国界之间的互联互通，已经达到了即便是在古典自由主义高峰的美好年代也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仅仅几十年之前，连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先锋仍抱以怀旧的姿态回眸那个美好年代。
因此目前对世界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军事冲突或激进暴动，而是来自经济失调的连锁反应——正如我们自2008年以来所目睹的那种情形，以及生态危机的到来——如生物圈的持续变暖。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过去会议体系的当代形态才被创制出来，这一产物并不是为了平息王朝冲突或领土争端而召开的外交峰会，而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的集会，旨在熨平各方在贸易、利率、币值和碳排放目标等实质利害关系上的分歧。
显然，矛盾与冲突依旧存在。
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经济和生态议程，加之各方的领土关切或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政策规划并没有必然的兼容性。
但正如19世纪欧洲的大国协调一样，这些矛盾点已经在实践中被解决或压制了——尽管这一过程多多少少伴随着摩擦。
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诸原则，均抱有一致的务实的支持态度。
虽然它们为了在体系中获取相对优势而玩弄手段，但全球化不仅统一了所谓“国际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深层客观利益，也整合了它们各自主观看法的核心基础。
由此来看，21世纪早期的世界，与两次大战之间以及二战之后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
但是，有效共识的前提条件也与19世纪截然不同。
经济的不稳定，以及影响更深远的生态危机，都是当今统治秩序不得不面对的威胁，这是因为各个大国的政权合法性都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后者发展速度的快慢系于各国预期和客观条件。
任何持续的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即便没有引起直接的选举或社会反弹，仍有可能造成与今日的统治秩序相抵触的局面。
正是对这一危险的共同忧虑，让国际秩序的顶层集团紧紧地整合在一起。
在这个被平定的秩序中，如1815年之后一样，依旧存在区域性失衡，即存在与秩序原则相矛盾的战乱地区。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失衡与1815年情况相当类似。
19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造成了类似的区域动乱，并最终导致维也纳体系的崩盘。
到了21世纪，昔日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属地及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外围地带，爆发了同样的地区骚乱。
当地时间2016年7月16日德国柏林，多国民众手举土耳其国旗，高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肖像和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标语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土耳其军事政变。
（图/东方IC）在我们交谈的当下，正有七场战争在这一区域发生或持续扩大：从利比亚到索马里，遍及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甚至在欧洲，如前南斯拉夫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奥斯曼统治遗留的冲突和混乱，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阿拉伯世界内外，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世界对石油的需索，延续并激化了这些奥斯曼历史遗留问题，以至于稳定已成为这一地区遥不可及的夙愿。
独一无二的霸主：美国到底是谁在挑起这些地区的战争？正如其前任一样，当代大国秩序并不是平等者之间的联合体，等级制度始终暗藏其中。
然而，不同于复辟时代的欧洲，现有秩序内部不存在两个霸权力量。
美国依然享有“后冷战时期”无可撼动的独尊地位，享有诸多众所周知的战略优势——巨额财富、优质教育资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备力量、国际储备货币等等，但最常引发质疑的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
当美国要依靠对手的资助来维系自己的贸易国地位时，它要寄望于何种方式主宰一切呢？对这一点，其辩护者指出，虽然美国如今持有的公共债务数量几近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六，但仍低于1945年的相对值，也同样低于现在的日本，相比英国在战胜拿破仑次日近百分之二百七十的峰值，更是九牛一毛——彼时英国即将迎来扩张成为世界帝国的黄金时代。
当然，与1820年代的英国债务和1990年代的日本债务不同的是，美国的持债者多来自海外，接近于历史上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债务形式，而非帝国主义国家债务形式。
但是这些债务支撑起美国的庞大进口额——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作为美国债务的持有方，他们也需要通过对美出口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加之其所拥有的债务量已经十分巨大，如果债权国抛售债权，将会引发所持债券价格灾难性的下跌。
由此可见，债务国和债权国互相绑架了对方。
辩证地看，大国间结构性冲突最大的潜在爆发点，正是其经济利益上互相依存的最有力确证，而任何新的大国统治也必须建立在这一依存性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霸权地位虽处于外部赤字的阴影之下，但尚未受到实质影响，其得益于两个方面。
其一，在意识形态上，大国之中，唯有美国致力于输出自由市场与自由选举的资本主义自由信条，原则上这一信条可以适用到任何地方。
其他大国的官方立场都是特定国内环境的产物，他们既没有能力实现类似水平的普世化，亦不以此相标榜。
中国的情况即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拒绝任何将自己塑造为他国的模范的主张，更不必说更加力所不及的俄罗斯和印度了。
欧盟也同样如此，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它几乎都和美国一样，就是多了那么一点装腔作势，但作为一个异于他者的超国家政治体，置身于这样几乎全由民族国家构成且由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家领头的世界格局中，它缺乏广泛的号召力。
另一个支撑起美国霸权地位的条件，自然是它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美国独据大西洋与太平洋两个天然屏障，使之能与对手在地理位置上隔绝开来；而其他大国都与潜在或事实上的对手接壤，如欧盟与俄罗斯，俄国与欧盟、中国，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
并且出于各自的国内原因，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保持了内向性，对它们而言，外部问题往往受制于内部局势——这也是它们常常迎合美国霸权的原因。
在这个辐辏结构中，各方与华盛顿的关系总是比另外四方内部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
而霸主美国恰恰相反，它是当前大国体系中唯一真正外向的国家，美国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的关注经常比在国内问题上更持久其行动也更为果断。
因此，美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即便在原来的大国协调秩序中亦无能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