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
欧洲传统游记中的嘉绒藏区社会
欧洲传统游记中的嘉绒藏区社会作者：维姆•范•斯本根来源：《民族学刊》2013年第05期[摘要]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游历于藏区东缘嘉绒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动植物学家和驻华领事官员络绎不绝于途，并且留下了不少考察观光型文字资料，较少为学界所知。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比较阅读，可以使我们获得不少相关区域的有价值的资料，加深我们对汉藏边缘嘉绒藏区经济、政治、风俗、语言、宗教与族群认同的了解。
当然，在使用这些游记资料时，还需做比较阅读，避免单个游记在知识上的局限。
[关键词]嘉绒藏区；欧洲传统游记；区域社会；维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n）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01-12作者简介：维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n），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地理系教授，主要从事藏区旅行地理和经典文献的研究；尼玛扎西（杨公卫），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2012-2013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四川成都610041；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UBC-IAR）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重庆400030尽管利用传统欧洲游记研究西藏在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但我认为作为原始资料的旅游和考察报告的作用并没有充分体现。
一般认为游记文献能够帮助我们再现历史上西藏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可以再现那些极少为人所知的、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生活的人们的情况[2]。
事实上是，旅行者的经历是提供给我们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唯一资料来源。
我们有着大量的用西方语言记录的关于西藏的游记，但是它们报道的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关于西藏中部地区和一些边境区域的游记，这些游记在书架上蒙受尘灰、无人问津。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对描述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传统欧洲游记进行回顾，重点讨论其突出的优点，发现它们对于理解西藏历史地理的重要价值②。
关于部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定名问题及其研究现状述评
书目录》相同。 号文献中记载： “ Ｐ． Ｔ． ９６
ｄｅ ｂｚｈＩｎ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 ｔｓｈｅ ｄｐａｖ ｍｙｅｄ ｋｉ ｂｋｏｄ ｐａ ｂｓｔａｎ ｐｖｉ ｍｄｏ
ｒｄｚｏｇｓ ｓｏ 无量寿如来庄严经完毕”，因此 Ｐ． Ｔ． ９６ 号写卷定名为 《无量寿如来庄严经》 （ｄｅ ｂｚｈｉｎ ｇｓｈｅｇｓ
号的定名提出商榷意见的同时，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
【关键词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定名；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Ｋ９２８． 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 （ ） １６７４８８２４ ２０２１ ０３０００１０７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不同民族文字的文献中，汉文文献数量为最，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 但许多藏文写卷无头无尾，甚至字迹漫漶、不易辨认，无法确认其内容。尤其是属于残篇断简的佛教 文献，若对其相关文献的查阅不足，则会导致无法定名，抑或定名疏误。在目前已出版的法藏敦煌藏 文文献的书籍和目录，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中，对部分佛教文献写卷只笼统地定名为佛经或误定名为 其他不同佛经的名称等定名存在不够准确等问题［１］。文章将对其中二十四个写卷的定名提出商榷意见 的同时，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述评。
一、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目及出版的情况 （一） 《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 首次较全面地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进行编目的是法国的拉露 （Ｍａｒｃｅｌｌｅ ， — ），其花 Ｌａｌｏｕ １８９０ １９６７ 费毕生的精力完成了三大册的 《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 （以下简称 《拉露目 录》）的编写出版。其中，第一册包括 Ｐ． Ｔ． —１ ８４９ 号，１９３９ 年出版；第二册包括 Ｐ． Ｔ． — ８５０ １２８２ 号， １９５０ 年出版；第三册包括 Ｐ． Ｔ． — １２８３ ２２１６ 号，１９６１ 年出版［２］。 （二） 《敦煌吐蕃文献选》 麦克唐纳 （Ａ，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今枝由郎 （Ｙｏｓｈｉｒｏ ） Ｉｍａｅｄａ 等人编选的 《敦煌吐蕃文献选》，全称 《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并以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所藏藏文文献补充者》［３］，第一卷于 １９７８ 年出版；第二卷于 １９８０ 年出版；第三卷于 １９９０ 年出版；第四卷于 ２００１ 年出版。这是首次对敦煌藏文 文献进行大规模的影印出版，其中部分卷子是从英藏中补充的。 （三）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 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 （以下简称
布道疑难问题
布道疑难问题这些年，我在不少场合讲过“布道”问题。
一个多月前，我在与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们聚会时说：“我已是75岁的古稀之人了，身体还未发现大的毛病，能到一些地方走走，讲讲x的历史和理论，就是‘布道’——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之道。
”为什么要用“布道”这个词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十年前，我走长征路，在四川宝兴那个地方（前些时发生地震的重灾区），到中央红军当年过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山脚下看到了一座教堂。
据说，这座教堂是法国人建的，过去那里有传教士，熊猫就是法国传教士在140多年前发现的。
那是一个很偏远的穷乡僻壤，交通极不发达，又是藏族同胞聚居之地。
这些传教士跑到那里去传教，没有执着的信仰、信念，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很难长期坚守在那里的。
这里姑且不论他们是否怀有某种政治目的，但他们能在那里生活下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这本身就是一种“布道”精神。
二是：这些年，我不断听说在我国有不少农村，教堂发展很快，信教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一些x员也信教，有什么困难，一些村民不找x支部而去教堂。
我问过一些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得到的回答都说：人家能帮助解决某些问题。
我也问过一些新入教的老百姓：为什么要信教？他们回答说：能得到关怀，大家互相帮助，心神比较平静。
这对我是个极大震撼。
做思想政治工作本是我们共产x的优势。
我们x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于做群众工作，使老百姓打心底里拥护共产x，跟着共产x闹革命，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从而有了新中国。
现在，怎么丢掉了这个传家宝，反而成了传教士争取群众的手段？真没想到一些地方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说明一些地方x组织、一些x员干部忘了本，忘了以人民为本这个共产x安身立命的基石。
换一个角度说，我们的某些基层组织太缺乏传教士那种“布道”精神了。
三是：我还经常听说，我们有些高校所开的思想政治课，学生根本不爱听。
这里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条恐怕与有些老师在讲授这些课时缺乏那种“布道”精神，缺乏职业操守，不认真备课，或者讲的比较死板有关。
雪山下的十字架
相k'y^C a t h o l i c Cl 本Catholic Church In China雪山下的十字架徐这个边远蛮荒之地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翻越德姆拉山到丙中洛的行程,常使人心里充 满恐惧。
虽然有无数美得让人窒息的景色，却是一 条无比险恶的路。
经过几座正在下雨飞雪的山脉，几次攀上海拔4500多米的山垭口，经过无数U字形 的急转弯，沿着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边缘前行。
我 永远难忘几辆货车和小车翻滚悬崖下无法挽救的 场景。
不用多久那些车要么被泥石覆盖，要么从中 长出野草来。
这是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高山峡谷中生活 着一群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人,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形 象、风俗、习惯、语言、历史几乎一片空白，甚至将他 们视为野蛮落后的族群。
可是，当我一头懵懵懂懂 闯进去时，却发现一个令我无比惊讶，无限感慨的 世界。
一、秋那桶秋那桶，怒江大峡谷北端一个贫瘠的小村，一幢幢木构灰色石片覆盖的房舍从半山渐次向山下 铺成。
矮小的房屋没有任何装饰，门外没有院落与 围墙，一切都显得古朴原始。
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怒 江，在山脚下拐了一个弯，又奔腾着流向远方。
远处 一边是碧罗雪山，一边是卡瓦格博雪山。
村里以怒族为主，其次是傈僳族和少许藏族。
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但却没有丰收的景象。
可耕 种的土地非常有限，而且坡度大，每一块地都比较 小，而且极不规则，千奇百怪的形状。
加上土地瘠薄 和气候寒冷，纤细瘦小的玉米在风中摇晃。
这景象 不难想象村民原来的生存状态，据说以前许多男人 是靠外出给人当马脚子(马帮驮运）,爬山涉水，风杉餐露宿,以生命为赌注换得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这里是由从云南丙中洛经察瓦龙入藏必经之 地，也是最近的线路，但由于沿途地质活动频繁，人 烟稀少，野兽出没,历史上马帮多是从德钦入藏。
怒 江大峡谷沿线因远离历代朝廷的驿站官道，所以只 有蜿蜒在山间河谷中的羊肠小道，秋那桶,就是滇 北与西藏交界线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
“桶”是怒族语，意思是“和平、平安'怒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至今人口也只有4万左右。
西方涉藏偏见、缘由及对策
2015年第10期一、西方涉藏的偏见1、对西藏文化的偏见西方人对西藏文化的态度有两种偏见，一种是极端妖魔化西藏，另一种是极端神秘化西藏。
妖魔西藏论者认为西藏不过是受神灵和鬼怪骚扰的不毛之地，并非一块圣地。
从17世纪开始，很多西方传教士、探险者和武装侵略者进入西藏进行猎奇、游说和侵略。
他们希望以基督教作为普世文明取代藏传佛教，希望猎奇雪域文明为西方解开西藏神奇面纱，他们希望西藏成为白人至上的殖民地，他们在描述西藏文化时，充满了贬损和嘲讽。
他们把西藏人描述为愚昧、下贱、肮脏和淫荡的，他们认为西藏人非常讨厌，藏人受的教育越多，就越让人讨厌，唯有基督教能拯救可耻的异民族。
①如1895年英国学者瓦德尔在《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一书中贬低西藏，称藏族在佛教传入以前是食人肉的野蛮人。
②荣赫鹏在《印度与西藏》一书中，认为藏人是狡诈的、不道德的、过分依赖宗教的、肮脏的和懒惰的，藏人需要得到英国人的文明指导。
在《西藏的神秘与巫师》一书中，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儿认为西藏的僧兵像黑鬼。
③神话西藏论出现在20世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西藏成为西方人怀旧和思乡的对象，西藏被日益神秘化和乌托邦化。
如1933年一部以西藏文化为背景的乌托邦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一书，认为在强国互相吞并、毁于战争后，香格里拉将幸存下来，而那个时候基督教伦理将最终实现。
④然而小说建构的香格里拉，其主角康韦是英国人，最高喇嘛劳尔特是来自卢森堡的传教士，大多数香格里拉的官员也不是藏族人，而是欧洲人。
藏族人在香格里拉，在白人精英看来，只是一些苦力。
⑤可见在美化香格里拉的背后，是在美化白人和基督教文明。
2、对西藏历史的偏见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会分别从各自角度叙述历史，建构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根据自己的历史理解提取历史记忆。
西方人对西藏历史的偏见主要体现在对西藏主权归属问题史实的描述和理解上。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西方学界、新闻界和民众往往从负面描述这段历史，如法国作家写道：“神奇的西藏，受难的西藏，世纪末雪域遭遇的现实。
《鞑靼西藏旅行记》中的西藏形象谫论
哲学史学研究《革达革旦西藏旅行记》中的西藏形象8论李祈越(西藏民族大学，陕西咸阳712000)摘要：在《/O西藏游记》中，作者从多个方面记录了他眼中的西藏形象，包括西藏的生态环境、藏族人、西藏的社会风俗、宗教、城市建筑等。
通过对这些西藏形象的梳理，发现作者对西藏的认知是多元的，有着客观的态度,但更多的是站在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立场上，将西藏塑造成符合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他者形象。
《/0西藏游记》构建的西藏形象深刻地影响了此后西方世界对西藏的认知，在古伯察之后西方人所著的旅藏游记中大多带有这种东方主义的印记。
从资料上着眼，该游记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O西藏游记》西藏形象古伯察19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开始寻求更广阔的殖民地。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率先打入中国西藏地区，从此进入西藏的西方人逐渐增多，多是些军队的人员，还有传教士、探险家、勘探人员等。
一些传教士写出了旅藏游记，这些游记在西方公开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反响，强烈刺激了当时西方社会对西藏的追逐，更多的西方人来到西藏。
在19世纪的西方人旅藏游记中，古伯的《駆靶西藏旅行记》在当时西方国有大的响，一些人在这本游记的西藏探险。
古伯在这本游记中对西藏形象的建构对后来很多西方人所写的旅藏游记有着接接的响。
游记中的西藏形象，更地了19世纪西方人中的西藏形象。
一、作者及游记内容介绍古伯察(Evariste Regis Hue1813—1860)，法国入华遣会会士，国开，1839中国，了大中国，、古、、、等地，一半，于1846年初到达西藏。
古伯察是第一位进入西藏的法国人，了西藏的地。
《西藏旅记》记了古伯一古出进入西藏，到后藏大逐，打这一段的旅。
古伯一的：沙漠到西，到古。
们在甘肃的藏区接到了藏族百姓与喇嘛，在与入交流中逐识到拉萨在整个西域的重大意义与诱惑力，最终难以抗这种吸引，古伯察与秦神父决定放弃1蒙古部落的北上计划，将最终目标定为世界屋脊的西藏。
二、《，-西藏旅行记》中的西藏形象1.西藏的生态环境、青海湖人文与自然地理风貌是一体的，一个民族的性格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其自然生态风貌的响。
陈寅恪学案三
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先生治学，正符合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的，“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
在自道治学范围时，他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2]实际上，寅恪先生为学的精博均远远超过钱牧斋。
先生之学，有独特的体系，涉及文史哲三领域，若沿用近人区分，则可概括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中古文学、佛经翻译文学等。
先生治学，有其内在理路及发展规律，演变轨迹，历历可寻。
其间大的转变有二，即从西北史地到中国中古文史哲之学的转移及从中古到明清的易代[3]。
后者以始撰《再生缘》为界限，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较为明显。
前者的转变始于何时，意义如何，尚需深论。
寅恪先生自少年起，“廿载行踪遍五洲”，[4]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
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5]。
1923年，他自道习藏文心声[6]：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7])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
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
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
中国所译，又颇难解。
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习藏文的目的在唐史、吐蕃史[8]及佛经翻译。
而习其他诸文字，亦有历史、佛教二目的在焉，这一点可与他著文相证，也可从他回国后所开课程得到例证。
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普通演讲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指导学科范围为五类，即1．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
漫话“三江并流”区的天主教文化
顾德尔神父（Goutelle Jean Baptiste）来自法国外方 传教会，是最早开拓西藏教区的西方传教士之一，他的 足 迹 走 遍了这 里的绵绵 丛山，为这 片藏 区的传 教事业
茨中天主教堂
贡献出大半生，最后在1895年于小维西去世。2007年， 在教区神父的帮助下，小维西教堂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来重新翻修。翻新后的教堂，仍然保存着原来传统的 白族建筑风格，以及典型的白族黑白绘画。
95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视点·杂谈 VIEWPOINT
便 可 以凌 空 划 过 河道。这 是 千百年来，当地 居民最 重 要的渡河工具，到今天，尽管沿澜沧江河岸已经修建了 公 路，但在 对岸 车 路不通 的 村落，溜索依 然 是村 民 外 出的重要交通工具。当年传教士就是在这样的交通环 境下，一直沿着澜沧江传教。
《现代西藏的诞生》（英文,与王宝玉合译）。现任中国
Category 5 – Missionaries in China书名：《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作者：伍昆明出版社和出版年月：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页数：671页字数：500千字印数：3000册作者简介：伍昆明，广东连县人，1943年生，196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柳坠祺教授的藏族史专业研究生。
多年来，作者参与撰写两部重点项目著作，发表了一些藏学研究论文，翻译了一些英、法文的文章与资料以及汉译英的资料，并已出版两部译著：《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和文化》（英文，与李坚尚合译）、《现代西藏的诞生》（英文，与王宝玉合译）。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书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填补了这方面的的空白，使读者了解了西方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情况。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伴随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有10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小兄弟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这是西方与西藏地方直接接触的开始。
研究西方与西藏地方关系早期阶段的历史，即这一百多年间传教士在西藏地方断续活动的历史，对于了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我国西藏的觊觎和扩张意图，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矛盾和冲突，藏族人民反洋教的斗争，18世纪上半叶西藏发生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问题，均有裨益。
然而，在国内，对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在西藏上述三个地区活动的历史，由于资料綦缺而少有人详加研究。
在国外，深入研究者亦为数极少，且多属各自修会的会士，他们有些人在某些方面作了些有益的研究和资料编纂工作。
如G.M.托斯卡诺的《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和L.伯戴克编纂的七巨册文献汇编《赴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等。
但也有人站在自己修会的立场上，对传教士采取完全歌功颂德的态度，充斥溢美之词；有的甚至严重违背历史事实，错误地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中有关蒙古音乐之描述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中有关蒙古音乐之描述宫宏宇THE DESCRIPTION ABOUT MONGOLIAN MUSIC IN EVARISTE REGIS H U C'S TR A V E LS INT A R T A R Y,THIBET,A N D CHINA摘要：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是“五口通商”后最早进入我国蒙古、西藏地区的西方人之一。
其著述《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对当时清朝热河、蒙古诸旗、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康地区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民风习俗、自然状况等记述在海外影响甚广。
以古伯察1850年首版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为聚焦点，检索古伯察对蒙古地区诸旗仪式及世俗音乐活动的描述。
这些描述虽然不是民族音乐学意义上的有关蒙古音乐活动的专门研究，但却提供了一个从世界看近代蒙古及其音乐文化的视角，不仅可弥补中文蒙古音乐研究史料之不足，亦可为学界了解域外对蒙古音乐文化的认知过程开启一扇新的视窗。
关键词：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蒙古族音乐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8)03-0003-06DOI:10.15929/ki.l004-2172.2018.03.001中国的蒙古地区，自元代时起就开始不断有西人涉足，来此传教、探险、调研的各类人员络绎不绝，留下了大量的考察报告、游记、研究著述等文献资料。
这些早期进人蒙古地区的西人或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或通过道听途说留下了大量有关蒙古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礼仪、风土人情的通信、日记、考察报告及研究论著，西方社会也由此对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风土文化有了最初的了解。
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6gis Huc, 1813—1860)及其1839年人华的上司约瑟夫•秦噶哔 (Joseph Gabet, 1808—1853)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最早进人蒙古地区的西方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摘要]本文在勾勒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藏族地区活动情况的基础上，以法国早期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探讨了法国传教士在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过程中，法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19世纪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藏族；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G05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9)02010209 18世纪，法国出现了零星的关于藏族语言文本的解读，但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及其文化之间的接触，从19世纪才真正开始。
在两者之间的历史交往和文化交流方面，传教士们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藏活动19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开始探查进入中国藏族地区的道路，直到20世纪初，部分传教士进驻到包括四川、云南在内的藏族聚居区，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
其中，传教士与法国政府的关系、欧洲旅行者的游历活动、英国人入侵西藏，以及川边地方内乱等都成为影响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因素。
本文力图以这些因素为线索，对法国传教士半个多世纪的在藏活动进行勾勒。
由于传教士所宣扬的天主教自始至终都遭到维护藏传佛教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抵制和反对，因而几十年间身在藏族地区的法国传教士被持续不断的冲突所包围。
(一)19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暂时放弃对西藏传教会的支持19世纪40年代以后，法国传教士从蒙古、四川和印度三个方向开始了向藏族地区的进发。
在蒙古方向上，有18441846年遣使会士。
古伯察(Eva riste-R6gi sHuc，18131860)及其上司秦噶哔(Jos eph G abet，18081853)的活动，他们曾到达拉萨并居住了近2个月。
在四川方向上，有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在藏传教事业的开创人之一罗勒努(C harle s Ren e Ren ou，18121863)，他于1847年9月初到打箭炉(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后便开始学习藏语，并逐步深入到巴塘、察木多(Tcham outo，今西藏自治区昌都)等地探察适合传教的地方。
他通过书信将其考察的结果(诸如路况、各地的官员驻守情况等)向上级汇报，并点明了在此地传教的关键：即避免同清朝官员接触以展开探察传教地点的工作。
此外，还有从印度方向企图深入藏区的传教士。
这是一条相对容易的路线。
外方传教会在征得孟加拉传教区主教的同意后得以在阿萨姆邦(As sam)驻足并开展活动。
1849年外方传教会派出了三个传教士拉邦(Ju lienRabin，18191876)、克里克(Nicol as Mi chelKrick，18191854)和贝尔纳(Louis Bern ard，18211888)，他们以印度的高哈蒂(G owaha tty)为驻地，相继进入Mic hemi、Abor等居住区，并向不丹方向探察入藏的可能性。
后因为有传教士被杀，外方传教会又向该地区增派了布里(Augus tin-E tienn eBour ry，18261854)和德告丹(Aug usteD esgod ins，18261913)。
到19世纪50年代，传教士的工作打开了最初的局面。
一方面，在原西藏和印度斯坦宗座代牧区(Vicar iatoApost olico delTibet e Hi ndust an)第三任宗座监牧(Prae rect us Ap ostol icum)波尔伊(M gr.Jo sephA nthon yBorg hi)的请求下，1846年3月教皇格列戈里十四世(Gr6go ireXI V)同意建立拉萨宗座代牧区@(Vicar iat a posto lique deLh assa)，并赋予该区主教同其他代牧主教相同的权利。
1857年法国人杜多明(Ja cques Leon Thomi ne-De smazu res，18041869)被任命为第一任宗座代牧主教，从此法国传教士在藏族地区的活动得以有组织的展开。
另一方面，1855年罗勒努和肖法日(J eanCh arles Fage，18241888)在云南博木噶(Bong a)地区获得居留权，建立了西藏传教会的第一个传教点。
西藏传教会也因此有了一个开展工作的基地。
到60年代初，罗勒努、顾德尔(Jean Bapti ste G outel le，18211895)、肖法日、吕项(Gabri elPie rreMa rieDu rand，18351865)和德告丹齐聚博木噶，他们周围有40多个成年人，30多名孤儿，开办了一所学校，同时有成年人受洗。
由于传教士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在发展教徒、地产租用及缴纳各种费用等问题上不和，1858年传教点博木噶遭到袭击和破坏，1863年传教士被驱逐。
传教会希望法国政府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周旋，法国政府利用1860年签订的条约为传教会取得了一些补偿，同时也为传教士争取到了入藏通行证。
但到6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对在藏传教士的保护。
这一意向在60年代初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Miche lAlex andre Klecz kowsk i，18181886)在任时就显现出来。
一方面他向清政府表明法国与英、俄不同，不但无相害之心，且有钳制别国之意。
盖别国欲有所图。
若法人在彼，别国不得独行其志，希望能够保护传教士的利益。
但另一方面，基于清政府的无能和英俄对法国传教士入藏的不满，哥士耆对此也无能为力。
之后驻华公使(m inist re p16nipo tenti aire)柏尔德密(Jules-Fran cois-Gusta ve Be rthem y)同清政府交涉对传教士的赔偿问题，而后者表示无力对其进行保护，因为时值藏族地方内乱，清廷也是鞭长莫及。
这样，一方面考虑到同英俄之间的利益协调，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更多的外交冲突，1864年3月柏尔德密致信顾德尔，提出公使馆不能保证为传教士提供足够的保护，建议他们回到汉族地区，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再返回。
同时，法国政府也致信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direc teurdu S6minai re)，请他们不要再派传教士入藏。
1864年6月法国外交部长吕义(Ed ouard Drou yn de Lhuy s，18051881)的信再次要求传教士撤出藏族地区。
法国政府放弃对传教会的保护和支持使传教士面临困境，但他们仍然滞留在这些地区。
外方传教会神学院参议会院长阿尔布朗(Conse ilduS6min aire，le Su p6rie ur)在1864年6月29日给法国政府的回信中表明传教士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继续活动。
尽管法国政府在1864年宣布放弃对在藏传教士的支持，但此乃一时之举。
基于法国通过实施天主教文化影响，以及在藏传教士为借口以同英俄争夺利益的考虑，60年代以后的驻华公使和外交部长等人仍然在为维护传教士的利益同清政府周旋。
我们可以看到，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团参赞的伯洛内#p#分页标题#e#(Claud e-Hen ri-Ma riede Bello net)、公使兰盟(Marie-Char les-H enri-Alber tdeLa llema nd)、法国外交部长德喀斯(L ouisDecaz es，du c deGluck sberg，18191886)、原驻华公使团参赞赫捷德(Ge orges Emil e Gui llaum e deRoque tte)、1887年在外交部长弗鲁昂(E mileFlour ens，18411920)缺席期间负责的苏阿尔(F ernan dArth ur So uhart)、公使李梅(V.G.Lema ire)和他告假期间接管工作的法国驻津总领事林椿(P.Ris telhu eber)、公使施阿兰(Aug usteG6rar d，18521922)，这些人都参与到为在藏传教士解决教案纠纷的事务中。
此外，1897年西藏传教会主教毕天祥(F61ix Bier，18381901)被法国政府授予五等荣誉骑士勋位一事，也可以看出法国政府对在藏传教事业的支持。
(二)欧洲旅行者的游历活动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欧美各国通过各项条约的签订取得了限制性地进入中国内地的权利，游历者们开始向各地深入。
长期以来由于宗教观念的对立及在地产等问题上引发的矛盾，传教士的活动激起了藏族地区人民的反对情绪，而旅行者的纷纷涌入使之更加激化。
其结果，直接引发了西藏地方政府发布阻止外国人进入的严正声明，原本处境不妙的传教会也受到直接影响。
1868年英国人库贝(Thoma sThor nvill eCoop er)、1877年英国陆军中尉吉尔(Wi lliam Gill)和贝德禄(Edwar dColb orneB aber，18431890)、18781879年匈牙利伯爵贝拉(Bel a Sze chiny i)、生物学家罗兹(M.DeL oczi)及地理学家克莱内(M.Krei tner)、1870年以来进行了三次考察的俄国陆军上校普热瓦尔斯基，他们都企图深入西藏腹地，但均在半路被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