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教合流的文化基础
论“三教”到“三教合一”
（三）
在区分三教和三教合一时，有一条界限是需要分明的，即站在佛、道的宗教立场上说三教一家，和以三家观念统一到一个宗教形态之中是有着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后者也可说是前者观念发展的结果。
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可以察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发展动态。首先，自唐以后，无论是从外在的政治统一，还是内在的专制集权程度，都甚于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于一代。这种专制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愈来愈需要更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包括象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统治者的极力提倡[35]。其次，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条件。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36]。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哲（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七宝会”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内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为成熟，“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37]。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如“‘三教圣人’在元代戏剧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现了”[38]。再次，由于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国佛教再也难以吸收与中国文化异质的东西，这对加速与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后，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道、佛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三教合一把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调和起来，推陈出新，民众是乐于其成的。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14]。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15]。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16]，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17]。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18]。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19]。同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20]。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21]，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22]。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三教珠英》，参加者皆为一时之选，如“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23]，这些人俱是少读经书，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此当然也会给三教在文字表达中的频率高低带来影响。
第8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第8课三国至隋唐的文化一、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1．三教发展概况（1）汉武帝时期：儒学正统地位确立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
（2）魏晋南北朝①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主张“贵儒”和“尊道”②佛教：吸收儒、道思想，渐趋本土化③儒学：吸收佛、道精神，有新发展，虽受冲击，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3）隋唐时期：①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②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
③武则天时，佛教形成不同宗派，其中禅宗对后世影响最大，佛教完成本土化2.反佛运动：（1）原因：佛教盛行，严重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2）表现：①民间：南朝范缜②统治者：四次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3）结果：佛教文化遭受损失，但佛教的发展仍未从根本上受到遏制。
3.复兴儒学（1）原因：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
（2）表现：唐中期韩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二、文学艺术三、科技四、中外文化交流1．佛教文化交流（1）概况：①唐朝贞观年间玄奘在天竺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钻研多年，成为佛学大师。
②唐朝高僧鉴真六次东渡到达日本，传授佛法。
日本高僧空海来长安求法。
（2）影响：①伴随佛教东传而来的异域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②这些交流对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2．其他文化交流①唐首都长安聚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使节、商人、侨民，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
②新罗、日本两国文化都受到唐朝的巨大影响。
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大多来自唐朝③唐朝后期，海路来华的西亚商人在广州、泉州等南方港口城市定居。
探究与拓展【史识】1．魏晋至隋唐时期儒学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冲击，隋唐时期提出的“三教合归儒”指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未改变。
2．道教的产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重视现世的特点；佛教进入中国后，吸收儒、道的思想，渐趋本土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唐代文学绪论、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学·绪论
二、唐文学繁荣的表现： 1.诗、文、小说、词全面发展。诗歌达到最高成 就，散文展开文体文风改革，小说走向成熟，出现 新的文体——词，并焕发光彩。 2.作者众多，名家名篇众多。
隋唐五代文学·绪论
三、唐诗发展的分期
南宋严羽《沦浪诗话》依时代先后分唐诗为五个
阶段，后人论唐诗分期，皆追溯于严羽：
隋唐五代文学·第一章
“初唐四杰”之名的来历及对唐诗革新的贡献 ：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王 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旧唐书· 杨炯传》） “四杰”官小而才大，位卑而名高。他们有变革文风的 自觉意识，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在诗歌的题材、 风格、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和贡献。题材上“由宫廷走向市 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举凡离别、怀乡、边塞、 市井生活、山川景物等皆入诗；内容上代表了当时文学革新 的方向；风格上与宫体诗的绮靡不同，而是真实情感的抒发， 或开朗豪放、积极进取，或悲凉雄放、铺张扬励；形式上王、 杨长五律，卢、骆长于七言歌行，改造了宫体诗。
隋唐五代文学·绪论
第二节 唐代文学的繁荣
一、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
客观原因：经济发达，社会思想文化的开放兼容， 带来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文化环境；盛世士人的进取精 神，带来文学昂扬的风貌；丰富多彩的生活、多种艺 术的相互交融促进，三百多年间包括大繁荣与大破坏 的时代，都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土壤。
文学自身的原因：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发展的结果。
隋唐五代文学·第一章
三、杜审言与沈、宋及近五律的定型
武则天后期，诗坛依然流 行宫廷风貌，在诗艺技巧上有 进一步发展，出现杜审言、宋 之问、沈佺期等重要的宫廷诗 杜审言（648？—708）， 字必简，祖籍襄阳(今湖北襄 樊)，实为洛州巩县(今属河南) 人。初唐的一位重要诗人，是 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杜 甫的祖父。他的诗以浑厚见长， 精于律诗，尤工五律，与同时 的沈(佺)期、宋之问齐名。他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
从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争论和著作看三教融合佛教传入初期，人们把佛与黄老并饲，把佛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
随着佛教的传播，有人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并没有根本对立，提出了儒释道一致的思想（如《牟子》）。
两晋及南北朝，佛教广泛地普及到社会，人们对佛教有了深入的了解，佛教势力日益扩大，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儒、道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和斗争。
儒释道三教围绕各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总的来说，儒释道三教一致、同流、合一的说法占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
南北朝期间诞生了许多讨论三教关系问题的著作，它们体现了三教的斗争，但根本上体现的三教融合的趋势。
一、《须弥四域经》和《清净法行经》两部宣传佛教优于儒、道二教的著作佛教传入我国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儒、道（先是道家）发生交涉和碰撞。
到晋代以后，佛教势力日盛，与儒、道（尤其是道）之间为争夺信徒和影响范围而导致斗争加剧。
它们各自为了提高地位，或制造假说把本教历史提前，或把对方教主说成是自己所奉教主的弟子。
下面以佛教的两本著作为例。
《须弥四域经》的经名最早见于隋法经等人编的《众经目录》卷二“众经伪妄”中。
北周道安在其《二教论·服法非老篇》中，为了说明孔、老是佛显化的形象（“权入六道”），引《须弥四域经》说：“宝应声菩萨，各日伏牺；宝吉祥菩萨名曰女娲。
”（《广弘明集》卷八）而在唐道绰《安乐集》卷下引证更加详细：“故《须弥四域经》云：天地初开之时，未有日月星辰，纵有天人来下，但用项光照用。
尔时人民多生苦恼，于是阿弥陀佛遣二菩萨，一名宝应声，二名宝吉祥，即伏羲、女娲是。
此二菩萨共相筹议，向第七梵天上取其七宝，来至此届，造日月星辰二十八宿，以照天下，定其四时春秋冬夏，时二菩萨共相谓言，所以月星辰二十八宿西行者，一切诸天人民尽共稽首阿弥陀佛。
”伏羲、女娲本来与佛教毫无关系，《须弥四域经》把伏羲、女娲说成是阿弥陀佛派的两个菩萨显化的，就把佛、菩萨置于中国圣人之上，借以抬高佛教的地位。
简述唐代文化
简述唐代文化摘要：一、唐代文化的背景与特点二、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1.诗词创作2.散文繁荣3.小说兴起三、唐代科技成就1.数学2.天文学3.医学四、唐代宗教文化1.佛教2.道教3.儒教五、唐代社会风俗与生活六、唐代文化的传承与影响正文：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唐代被誉为盛世，其文化成就璀璨夺目。
唐代文化是在前代基础上，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它具有开放、包容、创新的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唐代文化的背景与特点唐代文化繁荣的背景，离不开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族融合。
唐朝实行开放的政策，对外交往频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科技等成果。
唐代文化具有以下特点：1.兼容并蓄：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唐代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2.创新精神：唐代文人墨客勇于创新，打破了旧有的文学规范，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3.世俗化：唐代文化呈现出浓厚的世俗化倾向，注重现实生活，追求享受。
二、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唐代文学艺术成果丰硕，尤以诗词、散文和小说为代表。
1.诗词创作：唐代是诗词的黄金时代，著名诗人如杜甫、白居易、李白等，各具特色。
他们的作品既有豪放、奔放的气韵，又有婉约、柔美的风情。
2.散文繁荣：唐代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主张回归先秦两汉散文的传统，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手法，使之成为文学的主流。
3.小说兴起：唐代小说起步，虽然篇幅短小，但题材丰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如《长恨歌传》、《古镜记》等，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唐代科技成就唐代科技繁荣，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数学：唐代数学家如祖冲之、李淳风等，对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缀术》、《数书九章》等，均为数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2.天文学：唐代天文学家如僧一行、苏颂等，对天文观测、星历计算等方面有深入研究。
僧一行主持修订的《大衍历》是我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
3.医学：唐代医学家如孙思邈、王焘等，总结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
儒释道
第二节、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位，儒释道三足鼎立。
“三教”的说法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到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时已允许三教同时存在。
这一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是在唐朝。
武则天“开国之初，即于明堂举行三教讲论”，后又令人撰写《三教珠英》一千卷。
在此之后，唐宋君主大多主张三教会通，唐玄宗、宋孝宗都是著名的例子。
到了明清社会，三教合一甚至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所体现。
儒、释、道三教都有不同的中心人物，儒教是孔子，佛教是释迦牟尼，道教是老子或太上老君，这些圣人对于宇宙、人生、社会，有相当不同的认识和说明。
儒家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社会伦常，留心现世的实际问题，是所谓“人世”的文化；佛教、道教关心如何解脱，对现世的事物没有什么留恋，是所谓“出世”的文化。
在出世的文化里，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佛，追求一种不生不死的涅架，脱离生命轮回的苦海，去体会“一切皆空”；道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仙，炼的不管是外丹还是内丹，要的都是长生久视，从理论上说生命是永远可以存在下去的。
在生和死的问题上，儒家也表现得非常现实，他们并不关心死后会怎么样，但是相信子女能够延续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中国人往往会把子孙后代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心性修养这个问题上，佛、道二教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佛教的禅学，道教的内丹学，都有一种非凡的宗教魅力。
三教既然有这么多差别，矛盾与冲突也就免不了。
在中古社会里，统治者有时灭佛，有时灭道，但是最终也没有把任何一方灭掉。
三教同时存在，也就成了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三教合流，实际上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佛、道二教攀附儒家，认为佛道可以“辅助王化”，站在佛道自身的立场上，提出“三教合一”、“平等三教”、“三教并用”等主张，当然里面始终夹杂了佛、道二教的冲突与融合，这里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流；第二个过程是儒家主动吸收佛、道二教的思想成果，提倡三教归儒，这里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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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唐宋文化一、文化思想发展脉络1．唐代科举制的特点（130-131）唐代统治者废除了魏晋时期只于士族选拔官员的九品中正制，取而代之的是给所有士子公平竞争机会的科举制。
它给了大批中下层士子或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寒士）一个通过考试参政的机会。
唐代科举与后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开放性和透明度。
唐时科举不用糊名制，录取的关键并不在一次考试的城绩，而在于平时的声誉。
这既迫使考生在科考之前就要漫游天下以激扬身价，结交豪俊名流以求延誉，使唐代士人从一开始就离开象牙塔，步人壮阔的社会生活，多方面体验人生，铸造其雄视百代的阔大胸襟。
另外，也迫使主考官员注意社会公识和舆论，以显示他的识贤和得人。
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激荡出唐代士人壮浪豪纵的英发之气。
完善的科举制，以制度文化的形式，为寒士进入统治阶层提供了保证，从根本上消除了先秦战国时期士人政治关怀的无秩状态。
唐代寒士以士节为重，自觉地将个体的功名之心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挂起钩来，在为自己谋得统治集团一席之地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个统一大帝国文化的前进。
2．唐代开放的文化气象（134）唐代文化，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的文化气象。
域外文化大量涌入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大地，给唐文化带来了活力，但并没有动摇其华夏文化的本质。
诚然，域外文化的大量输入，对唐人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但中国文化的内核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或受其影响。
唐代的官制、兵制、田制等制度文化，始终保持着中华文化的延续性。
而唐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一定程度上受域外文化的影响，也并没有荡而不返，而是以传统的价值观、伦理观去融化、汲收域外文化的因子，有亲和力的部分，为唐人所接受、采纳，否则即被抛弃。
这实际上就是唐文化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进行能动的选择、改造和吸收，从而将之融为整个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以这么说，唐文化的开放性，正是其兼容性的基础，而兼容性又是其宏阔博大的根本保证。
3．唐代的文化成就（136-137）唐代实行科举制，使大批寒士崛起，并因而在各个文化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创造出一代辉煌的文化。
隋唐时期三教鼎力的原因和表现分析
一、三教鼎力的原因原因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新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则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它与隋唐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都密切相关，隋唐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局面，实现天下的统一，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
1、从政治上看，隋唐时期的政治在总体上较为稳定，特别是唐朝前期政治清明，君主明智，行政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决策往往能在众臣的讨论和权衡下作出，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形态，从而为各种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的帝王虽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会表现出对儒佛道三教的不同态度，但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正是顺应大一统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在帝王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三教共同发展的思想学术新局面。
2、经济繁荣与科技文化灿烂对隋唐思想学术的推动也不可忽视。
隋唐时期的科技与生产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主动与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并大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所表现出的民族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等与隋唐思想学术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也是非相吻合的。
隋唐时，思想学术的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经学上出现了王通的新的解经学和融合南北学风的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以及各种私家注疏史学上公私修史都非常盛行，出现了刘知几《史通》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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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三教合流的文化基础摘要：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
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
然而三教之所以在唐代得以合一，是有着多方面的文化基础的。
拙文主要从三教之间长期的碰撞融合，统治者安邦定国的需要，三教之间哲理层面的深层互补以及三教并行的实用功效等四个方面入手，探究三教合流的各方面进程。
关键词：儒释道唐代合流文化基础绪论一、长期的历史积淀三教合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贯穿整个中古，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佛教的中国化，此过程也就是佛教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
自西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作为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便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由此读经为官便成为士人光宗耀祖、参与社会政治的一条门径。
清人皮锡瑞曾对经学的发展历史作了划分，并将魏晋时期称为“经学中衰时代”，认为“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
”①与此同时，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也开始传人中国。
佛教自西汉哀帝时期传人中国中原地区之后，此后在内陆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为了适应传经布道的需要，佛教经典的翻译也就日显重要。
汉代译经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依附和对传统固有的名词概念的借用，为汉魏间格义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所谓“格义”，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以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
早期译经用“无为”来译“涅槃”，把“释迦牟尼”译为“能仁”，以至于当时人们往往以传统的周孔之教和老庄之道来理解佛教，就可以视为是格义的最早运用。
例如，牟子《理惑论》在解释佛道时说：“道之言导也，导入致于无为。
”即认为佛道是引导人们去追求“无为”的。
这里的“无为”指的就是老子的那种“澹泊无为”；“澹泊无为，莫尚于佛。
”既然佛与老子都崇尚无为，所以说：“佛与老子，无为志也。
”袁宏在《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中也把佛教的理论理解为与道家学说相似。
“格义”既为佛教的中国化敞开了大门，也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进一步开拓了道路，也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①皮锡瑞撰,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页。
化的融合埋下了种子。
佛教传入之初，两汉统治者并没有将其视为异类文化，而是将佛教与中国的黄老之术等量齐观。
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东汉明帝时的楚王刘英，将佛陀依附十黄老一起进行祭祀，以求福祥。
史载：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
②将黄老、佛陀并举：二是东汉桓帝在宫中造黄金浮屠(佛陀)和老子像，并立祠祭拜浮屠(佛陀)、老子。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亦给予了较大影响。
所谓“玄学”，众所周知，足以《老子》、《庄子》、《周易》几部古代经典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政治而发展成为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注重了对于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而旦综合了儒、道思想，探究体用、有无、本末等一些比较抽象的形上思维理论，因而它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所以，有的学人亦将这一时期小国的佛教称之为“佛玄时期”。
诚如洪修平先生说:“由于玄学本身是儒、道兼综,因而两晋的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三教融合的意义。
”③第一、儒道互动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想动态是儒道融合而致玄学的产生，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儒道思想发展的内部需求决定的。
儒道思想虽然自先秦始就存在着交流互通,但在魏晋时期才伴随着谈玄之风的兴起，才②《后汉书·楚王英传》③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实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玄学的兴起与衰落告诉我们，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何者更适合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诉求，这是对思想进行取舍的关键所在。
1、上古儒道孔子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其特点是言人事，重道德，提倡积极进取，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④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其特点是言天道，重自然，提倡顺任天性，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⑤儒家认为人的价值理念高于一切，是人之异于禽兽而成其为人的根本所在,孔子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软！”⑥提倡用礼法名教制约其类于禽兽的自然本性，充满了浓郁的现实关怀之情。
道家认为应该法天而行，据天道立人道。
庄子说：“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
”⑦天道无为，自然而然，人道也应该效法天道，去除人为的礼法名教，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克服由所谓礼法名教造成的人的异化。
孔子提倡积极有为，批评不求进取的思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孔子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老庄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说：“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儒道二家的观点鲜明对立，似乎毫不相干。
然而正是因为双方差异性的④[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58页⑤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9页⑥[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81页⑦陈鼓应注:《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3页存在，也为两者的互相融通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史载孔子曾向老子问礼。
“无为而治”是道家老子的主要观点，而孔子也赞同此一观点，《论语·卫灵公》有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将“无为而治”视为只有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
又如道家崇尚“出世”的处世之道，《史记》载有老子劝诫孔子的话“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于是在《论语》中我们也可看到类似的思想。
孔子说：“道不行，乘俘浮于海”；“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可见，孔子在面对无道的乱世时亦提倡采用道家明哲保身的思想。
至孟子更是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道家也并未完全否弃儒家积极有为的态度，特别是《庄子》一书在构建道家核心价值观时更是直接援用《论语》中的人物，借用儒家学者宣扬道家主张。
庄子在《天下篇》中说：“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
”这种言论与儒家学者几乎无异。
侯外庐等人曾经评价说：“继承老子遗绪的庄子，更是毫无隐词地“剽剥儒墨。
”可见，儒道两大思想主体自先秦以降就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
汉初以黄老道家为官方意识形态，思想上以道为主、以儒为辅，道家思想曾一度成为主流思想。
自董仲舒建立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并将儒家学说推上至尊地位之后，儒道二家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及现实利益分配之争，矛盾一度被激化，甚至出现司马迁所说“世之学老者则拙儒学，儒学亦拙老子”的现象。
但总体来说，两汉思想的发展走的是以道辅儒会通儒道的理路。
汤一介先生评价道：“从西汉末的严遵，经东汉初的桓谭，到王充、张衡、冯衍等，一直到东汉末的仲长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这一思潮的影响”。
如果说早期儒道之间的对话还能做到彼此尊重。
至两汉时期，两家关系一度变得紧张起来。
特别是东汉末年，儒家礼法成为上层统治者实施暴力的遮羞。
桓灵之世的掌权者以破坏名教为罪名铲除异己的党锢之祸更使人们对儒学至尊地位产生了怀疑。
至曹魏正始年间，儒道是同是异、名教与自然是分是合的大讨论兴起，儒道关系的发展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阶段。
客观说来，儒道互融有其内在的可能性。
司马谈指出，儒道二家在内的诸子学说，本质上都是“务为治”的学术文化，其基本精神都是立足于内圣外王之道。
这一观点本身就有混淆儒道区别之嫌疑。
至魏晋时期，以“内圣外王”为标准，名士学子们打着融合儒道的旗号，一度企图以道家本体论取代儒家本体论的地位，尽管最终结局并未如玄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这一互动过程本身是以对儒家本体论的误读和对道家本体论的过度诊释为前提的，但是儒道互补的思想运动毕竟刺激了儒家与道家发展的内在潜力机制，并为二者此后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2、魏晋缘道融儒魏晋时期，儒学式微，道学兴起，然而文化之精髓已然在儒。
诚如周予同先生在为皮锡瑞《经学历史》所作之《序言》中说：“魏，晋时代，今文学亡灭，而古文学反日趋于发扬开展。
”⑧道家思想的复⑧皮锡瑞撰,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序言兴，依然无法取代儒学的根本地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处理二者的关系，而不是抛弃任何一方。
魏初，由王符、崔皇、仲长统、荀悦等人掀起一场诸如本末、名实、才性、天人等问题的思考，引发了人们对于儒道关系的大讨论。
围绕着名教与自然这个根本问题，由何晏、王弼始，掀起有关本体论问题的激烈争辨。
这一次论争的根本原则是既能合理引入道家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能保持儒家圣人的地位不动摇。
也就是说，引入道家思想以论证儒家学说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这场大讨论所依据的经典是儒家《周易》、《论语》及道家《老子》、《庄子》。
先是何晏、王弼注重道家思想，用《老子》解儒家的《周易》、《论语》，学说中心是主张以无为本；其次是裴頠在此基础上提出崇有，偏向儒家学说；然后是向(秀)、郭(象)注重解庄，主张自然之说，认为万物一体，自生自化，宣扬以顺化为归的思想。
至此，儒道融合终于达到魏晋时期所能达到的最高顶点与最佳模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彻底解决了儒道思想遭遇魏晋社会时代问题时的困惑。
郭象综合儒道的独化论体系，同时也意味着玄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消失。
伴随着玄学的衰落，儒道二家重新思索自身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统治者安邦定国的需要三、深层哲理的互补性印度佛教真正融入到中国文化圈中，主要是因为其思想系统的深邃性与完整性极大吸引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
四、三教并行的实用功能参考书目《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正如何锡蓉所说:“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归根到底是作为文化核心内涵的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
”⑨⑨何锡蓉:《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双向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