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社会化
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2、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特色： 、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特色： （1）将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区分开来 ） （2）将政治文化界定为对政治对象的心理取向 ） （3）进一步说明政治态度的指向对象，政治对象的划 ）进一步说明政治态度的指向对象， 分最初是分为一般体系、输入对象、输出对象、 分最初是分为一般体系、输入对象、输出对象、对象 自身，后来采用了体系取向、过程取向、政策取向的 自身，后来采用了体系取向、过程取向、 概念 （4）认为指向政治客体的心理是多维的，要区分出不 ）认为指向政治客体的心理是多维的， 同政治文化类型。 同政治文化类型。
3、政治对象与态度取向的组合 、
个人对政治对象的态度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个人对政治对象的态度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并认为个人 对任何政治对象的倾向都可以根据这三个组成部分来考察： 对任何政治对象的倾向都可以根据这三个组成部分来考察： 其一，认识性成分。即人们对政治组织、政治过程、 其一，认识性成分。即人们对政治组织、政治过程、政治 目的、政治角色、政治产品等方面的知识。 目的、政治角色、政治产品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有正 确的，也可能有不正确的， 确的，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它本身就反映了认识主体的政 治取向。由于人们的政治行为源于这些认识，因此， 治取向。由于人们的政治行为源于这些认识，因此，无论 这些知识正确与否，都应予以关注。 这些知识正确与否，都应予以关注。 其二，感情性成分。即人们对政治体系的热爱、忠诚、怀 其二，感情性成分。即人们对政治体系的热爱、忠诚、 疏远等情绪反映。如果某人对某个政治体系有反感， 疑、疏远等情绪反映。如果某人对某个政治体系有反感， 他就不可能对政治当局的要求作出良好的反应。 他就不可能对政治当局的要求作出良好的反应。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Democratic Industrial Parochials Authoritarian Industrial Authoritarian Transitional Democratic Pre-Industrial Participants
权力世界观——权力无处不在
前几日看了一遍文章《因富而生的悲剧史：千年首富进化史》，猛然发现一个规律：古今中外千百年来的财富史，不过是商业智慧向权力寻租的历史。
原以为，只有丑陋的中国人才普遍存在着官商勾结，没想到，西方经济发展史上，这种权力寻租现象更胜一筹，小则一个人控制一个城邦，大则几个家族控制整个欧洲。
奇怪地是，这反而促进了市场的整合和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权力寻租现象称为腐败，视为非法，这与传统道德相悖。
而在西方，却是大张旗鼓，比如西方选举筹款制度，这不明摆着我给你钱帮你选举，成功之后，你再给我利益回报。
如果用简单的道德批判来愤世嫉俗，未免从于流俗，失之表面了。
最近工作上也在思索。
企业为什么要找明星代言？那肯定是明星有知名度和良好的形象，能够帮助企业促进销售。
不过，这不是答案，这只是把问题详细复述了一遍，再把问号改成句号。
看了那篇文章之后，渐渐明了。
这明星代言也是一种权力——明星与媒体相结合的影响力。
企业看中明星的，不过三点：1、知名度：被人们所熟悉的人，更能占据人们的视角。
2、美誉度：代言人的个性品质，影响人们对于所代言产品的判断。
这是明星的光环效应。
3、3、媒体，是社会的有限资源，永远是以精英为主角。
精英是权力上位，财富上位，道德上位，魅力上位，文化上位的人。
明星也是精英之一。
媒体乐以明星为题材。
（注：网络时代的兴起，超女作为标志性事件，平民走进舞台中央，但严格来说，走上这个舞台的，也算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了。
）所以企业请代言人，不过是用自己的钞票，换取明星代言的影响权力。
细细想来，这生活也是政治的生活，权力无处不在。
于是梳理一下先。
权力的本质：人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有效地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并充分地利用各种价值资源，这就需要人对自己的价值资源和他人的价值资源进行有效地影响和制约，这就是权力的根本目的。
权力的本质就是主体影响和制约客体（自己或他者）价值和资源的能力。
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可以对权力进行不同的分类：从社会领域的角度来看，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含军事权力）和文化权力（含宗教权力）；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看，可分为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可分为生产权力、（流通）销售权力和消费权力；从机体活动的角度来看，可分为思维活动权力、行为活动权力和生理活动权力；从行为活动的角度来看，可分为行为目标选择权力、行为方案决策权力、行为结果评价权力；从执行流程的角度来看，可分为目标方案决策权、行为执行权、监督评价权；从主体存在的角度来看，可分为人生生存权、人身自由权与人生发展权；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可分为人生自由控制权、生活资料消费控制权、生产资料所有控制权、价值观控制权；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可分为人事任免权、工作安排权、责权利分配权；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可分为所有权、经营权、分配权；从作用对象的角度来看，可分为作为集体成员在集体中权力，作为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所享有的基本权力；作为社会关系对于他人的权力。
试析政治社会化功能与运作模式
试析政治社会化功能与运作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阿尔蒙德等政治学家推动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开始，政治社会化主题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的关注，研究的角度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政党体制、社会民主、政治稳定等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
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环境和政治运作过程的不同，在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功能、运行模式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正确认识和借鉴国外的政治社会化经验，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社会化整体绩效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
标签：政治社会化；功能；运作；政治教育一、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和功能(一)对政治社会化概念的理解较早强调政治社会化都是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认识的。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
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是密不可分的，简单来说，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或实现方式，只有通过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才得以维持、传播、继承、发展和创造。
迪韦尔热认为，政治文化一般是指文化的政治方面，政治社会化就是把文化中的权威、权力和等级制赖以存在的价值观传授给人们。
里查德．E．唐森和肯尼斯·普热维特认为，政治社会化是公民获得其对政治世界的认识的过程，是一代人将其政治标准和信仰传给下一代的一种方式。
兰顿也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把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对社会的信仰和观念融合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去的过程，是政治社会代代相传政治文化的方式。
所以说，所谓政治社会化，从政府和社会角度来讲，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使国家或政治集团的道德价值观念、政治思想、政治原则、政治制度为社会成员认同和接受，实际上就是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国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综合。
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就是培养青年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明确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做一个忠诚和服务于国家的、适应本国文化的合格的公民。
(二)对政治社会化功能的认识罗金斯等认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功能是训练个人和支持政治系统，因为政治社会化给每个人灌输政治系统流行的价值，它把个人与系统联结起来，通过教育社会成员遵守系统的规则，履行其应承担的责任，从而维持政治系统的运转。
“技术利维坦”的傲慢与偏见———以“社会化技术权力”为中心的讨论
“技术利维坦”的傲慢与偏见———以“社会化技术权力”为中心的讨论◎袁 超内容提要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开启了技术体系的历时性演进，技术参与定义了现代性，而技术进化则在社会权力的作用下垄断了现代性。
技术是历史性质的人造物，其本质是“人性”与“物性”的辩证统一，它不存在自主意志的技术权力，任何形式的技术权力都来自社会权力的转化，是社会化的技术权力。
“技术利维坦”是失控的社会化技术权力对技术本质的反叛与侵夺，并集中体现为“权力的技术逻辑”和“技术的权力惯性”这两种过程形态。
实现技术型时代的人类自救须尊重“有限性”，张扬克制的智慧。
关键词 技术利维坦 社会化技术 权力技术 体系技术 进化人工智能〔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１）０８－０１２２－０７ 在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技术持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用。
从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为科学技术争取“生存权利”①开始，人类不仅经历了两次历时性科技腾飞，还正在继续健步迈向第四次科技革命。
人类虽已身处技术空前便利的智能时代，但亦从未停止思考“技术进化”②与人类解放之关系问题，尤其是经典的“技术异化”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丛”，即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高关联突破性技术的互赖助长性发展，兼具“被传统国家权力机器支配”和“脱离国家自行新型统治”两种倾向的“技术利维坦”被视为技术异化的产物，其发生线索及可能的消极后果开始得到敏锐的学术剖析。
③在此基础上，仍有若干基本问题值得讨论并澄清：“技术利维坦”不应被简单视为“技术控制人类”的新型统治力量，而应被进一步理解为动态演化的支配性社会秩序，它以技术进化为必要条件、以特定的技术与权力关系为结构特征，并集中体现为结合一定时空要素的过程性技术权力形态。
本文将从社会关于技术与权力之未来关系的忧虑性建构切入，逐一予以讨论。
一、技术与权力的社会想象“如果这个东西（高科技）存在，那么它就一定会按照既定逻辑演化”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可怕影响，“你我早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编剧大师查理·布鲁克（ＣｈａｒｌｉｅＢｒｏｏｋｅｒ）用其系列电视剧作《黑镜》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技术治理的精准问责有效机制研究”（２０ＢＺＺ０８０）；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智能时代的政治价值观传播模式与引领路径研究”（ＧＤ１９ＹＭＫ０２）①［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８页。
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哈里哈里斯的观点
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哈里哈里斯的观点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话题。
哈里·哈里斯是一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哈里·哈里斯对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的观点，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
1. 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的定义哈里·哈里斯认为，政治权力是指国家、政府或其他组织所拥有的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和影响力。
政治权力通常通过法律、规章制度以及行政手段来实现。
而社会控制则是一种通过社会习俗、道德规范以及社会群体的行为来对个体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力量。
政治权力和社会控制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的行为。
2. 哈里·哈里斯对政治权力的观点哈里·哈里斯认为政治权力具有双重性质。
一方面，政治权力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需要政治权力来管理和治理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
政府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可以保护公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
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也可能被滥用，成为一种压制和剥夺个体权利的工具。
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时，就容易导致腐败和专制。
3. 哈里·哈里斯对社会控制的观点在社会控制方面，哈里·哈里斯认为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对个体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社会控制可以通过社会化过程进行，通过社会化个体的想法、行为和情感，使其符合社会的期望和规范。
社会控制的出现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减少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发生。
然而，社会控制也可能导致个体的压抑和僵化，限制人们的自由和创造力。
4. 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的相互作用哈里·哈里斯强调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相互作用。
政治权力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控制的支持和认可。
同时，政治权力也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影响社会控制的力度和方向。
政治权力和社会控制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社会的秩序和价值观念。
政治社会化_涵义_特征_功能
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李元书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分析政治社会化的各种不同定义入手,在把握其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功能,力求对政治社会化有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文章将政治社会化的各种不同定义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政治传播论、社会环境论,并进而揭示了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将政治社会化的特征概括为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内化与外化的统一,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认为政治社会化具有传播功能、教育功能、实现功能、变革功能。
关键词 政治 社会化 政治学 政治理论政治社会化是在社会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社会化属于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专用语。
不同学科对社会化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社会化在这些学科中也有不同的含义。
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丰富了社会化的内涵,也对嗣后兴起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政治学及其分支学科对政治社会化的理解,既有对社会化传统观点的直接继承,又有全新思想的大胆创新,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本文试图从分析政治社会化的各种不同定义入手,在把握其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功能,力求对政治社会化有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一、政治社会化的涵义国内外学者有关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很多,归纳起来,包括以下五种观点。
(一)社会教化论。
社会教化论是对社会化的社会学观点的直接继承。
持这种观点的人,视政治社会化为社会组织、群体对该社会的个体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灌输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研究早期,这种观点影响颇大。
赫斯和托尼指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团体或机构教导幼年成员或新成员学习、掌握有关的价值、态度和行为的过程。
¹兰顿也说,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把政治文化代代相传的过程。
º西格尔和格林斯坦则似乎对正式教育机构情有独钟,他们把政治社会化界定为“正式教育机构有意识地灌输政治和政治价值观的过程。
”»这种观点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并强调社会组织和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社会学中的社会化理论及其启示思考
社会学中的社会化理论及其启示思考社会化是指人们通过社会交往学习和吸收一定的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认知方式等社会元素，从而逐渐适应社会生活并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过程。
由于社会化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元素和复杂的社会互动，因而在社会学领域中引发了众多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社会化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
它在早期的社会学理论中被一些学者视作是人类自然进化顺序中的一种必然过程，如埃米尔·杜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强调社会化是社会大一统的重要标志，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认为社会化的结果是剥夺了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使得人们追求物化的财富与权力。
随后，美国社会学家Mead提出了"自我"（Self）这一概念，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基于自我理解的，而自我理解是在人和社会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这一观点对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社会化是一种动态的、交互的过程，人的行为不是单单由遗传决定，更多的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来看，小孩子的行为组织最初是零散的、没有规律的，然而随着他们在家庭、幼儿园、学校等社会机构中的生活经验积累，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些社会化的基础行为和规范，以适应社会生活。
同时，人们也可以通过自主选择加入不同的社会组织，来影响自己的社会化过程。
比如，通过加入学校学习团队、参加志愿活动等方式，有意地接受和学习一些社会化要素，从而形成更加合适的社会角色。
其次，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问题。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化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比如，在某些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是一种被认同的个性特征，倡导自由、个性化、独立等特性。
然而在东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则被弱化，甚至被视作是不好的表现。
这种文化差异反映出社会化过程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不同文化中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最后，社会化也涉及到自我建构和社会互动的关系。
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不仅仅是被动接受外界影响，也包含了个体用各种方式来转化、解释、并建构他人对自己的期望等方面。
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
第七讲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一、政治参与的内涵与功能1、什么叫政治参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政治参与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在伯利克里时代（公元前461—公元前429）的雅典城邦，城邦内的大小政事都要经过由城邦全体成年男子组成的公民大会批准，城邦内公民（奴隶、妇女和外邦人除外）直接参与各种决策。
故而，这种政制运作形成被称做直接民主制。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治参与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行为日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对选举学和选举行为的系统研究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对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其研究对象不仅涉及发达国家公民参与行为，而且还将注意力转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涉及公民的参政行为，而且涉及参政动机、参政心理、参政意识等。
有关政治参与这一概念的界说非常丰富。
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使得他们对政治参与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
就这一概念的内涵来说，有的学者偏重于从过程的角度看待公民参与，认为政治参与就是“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或）有关公益分配决策的行动”。
而有的则偏重从功能的角度看待公民的政治参与，认为所谓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实际上，政治参与作为现代公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是政治关系中公民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重要方式，而且反映着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种种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界说都将影响政府的活动视为公民参与的核心内容。
有关政治参与的外延，有的学者从狭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它只包括合法的参与方式。
如诺曼·尼和西德尼·伏巴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
这里，政治参与的目标在于影响政府人事和（或）政策抉择，它不包括诸如消极抵制、集体不服从、政治暴力或恐怖、暗杀甚至革命等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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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力社会化○ 陈 醇 李爱平(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经济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内容提要〕 在权力起源、权力归属、控权、用权、夺权等与宪政有关的权力理论之中,应当加入权力社会化理论,其目的在于将过大的权力还原为权利,以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适当的份额比例。
在权利份额不足之时,权力社会化是增进权利最为直接的方法,也是权利主体主动回应和契合国家并进而形成权利与权力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权力社会化也是消解过大国家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它有益于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权力社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需消除对权力社会化的误解并注意选择适当的社会化方式。
〔关键词〕 权力社会化;权力;权利;还原〔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4)06-0166-04 一、权力社会化的概念在公法学中,与宪政有关的权力理论有权力起源、权力归属、控权、用权、夺权理论等等。
其中用权理论是较晚的理论。
新宪政论者认为:“宪政政体必须不止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政体,它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国家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
”①新宪政论者指出国家不仅要控制权力,还应当积极地运用权力。
但是,包括新宪政论在内的所有权力理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权力与权利之间应当有一个适当的份额比例,如果国家权力过大,就不是控权与用权的问题,而应当将权力还原为权利,以保持权力与权利之间适当的比例。
这就是权力社会化的问题。
所谓权力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权力超越了权力与权利之间适当的份额比例之时,将过大的国家权力还原为社会的权利。
这一定义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一定义认可权利是权力之母体,因此,将过大的权力转变为权利,只是还原而已;第二,权力社会化的标准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适当份额标准;第三,由于社会是由公民与社团所构成,权力的社会化实质是将国家权力还原为公民与社团的权利。
权力与权利应当在宪法等法律之中拥有多大的份额?对这一问题,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是以“自然状态”的社会为基础的,在他看来,自然状态虽然需要国家,但有着相当的自治能力,只有少数一些问题,诸如法律规则、裁判及其执行等需要求助于国家②。
洛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国家权力的范围,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只有社会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才交由国家解决,国家的权力应以此为限。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问题,社会能自行解决时,就不能让国家解决,即使国家也能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并且有可能解决得更好。
可见,洛克对国家权力范围的理解,以“不得不”由国家解决为限。
又如,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看不见的手”可以自行解决市场问题,国家不必也不应干预市场,而只须充当“夜警”。
因此,应当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③。
而西方多数国家在实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市场经济之后,接受凯恩斯等经济学者的理论,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
尽管对权力与权利的范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纵观法治有成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如下几点却是无可置疑的:第一,权力与权利之间应当有一个界线,权力不能与权利混为一谈;第二,这一范围必须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留下足够的权利空间;第三,必须承认基本人权的不可剥夺性,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不能因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或其他行为而改变。
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是划分权力与权利界线的中心问题。
在这一点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确认了个人基本权利的不可剥夺性。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和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这一规定禁止国家权力涉足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德国《基本法》高度重视人的尊严,《基本法》开宗明义地在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尊重它和保护它是国家的责任。
”为了禁止国家权力涉足,《基本法》第79条第3款特别规定,对《基本法》的修正案不得影响《基本法》第1条所确定的宪法原则④。
在此,本文不打算进一步追究权力与权利之间份额的界线,只是强调,权利与权力之间是应当有一个应然的份额的,如果权力过大超过了这一份额,就应当将过大的国家权力予以社会化,以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适当的份额比例。
二、权力社会化对权利的意义在权利的份额不足之时,权力社会化是增进权利的最为直接的方式。
宪政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创造社会福利,权力社会化是实现这一目的最为直接的方式。
如果一种法学研究DOI:10.15891/ 62-1093/c.2004.06.048权益不应当属于国家,那么,宪政就既不是控权的问题,也不是用权的问题,而应当权力社会化。
此时,任何权利保护的方法,都不如权力社会化来得直接。
权力社会化理论在这一点上超越了以往的权利保护理论。
将本应当属于权利的份额还于原主,这也是对权利主体自治能力的一种信任。
由权利主体构成的市民社会不是完全自足的,但是它具有相当的自治能力。
文艺复兴运动确认了个人的有限理性,《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进一步确立了意思自治原则。
这一原则本身就是对社会之中个人自治的信赖。
市场经济建立以后,经济学家进一步发现了市民社会基本而又奇妙的自治能力:“看不见的手”。
这种能力不是设计的结果,但是却巧妙地调节着市民社会。
“看不见的手”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市民社会权利主体自治能力的信任。
这种信任表明,权利主体不仅仅应当拥有适当的权利,而且有足够的能力自治自己的权利。
通过权力社会化还权益于原主,是对权利主体能力的充分信任,也是对人的理性的充分信任。
正是这种理性和信任体现了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通过权力社会化使权利达到它应有的份额,是权利主体主动回应和契合国家的前提。
要使权利主体主动回应和契合国家,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权利主体的独立性以及他对国家的响应能力和热情。
这二者都要求权利有独立于权力的适当范围:权利主体的独立性要求他有独立于国家的适当权益范围,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具备自治能力,才能够成为独立于国家的主体。
如果国家权力过大,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就不可避免,权利主体就会失去独立的主体地位。
权利主体对国家的响应能力和热情,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他的应有权益。
如果国家权力过大,必然导致对社会的剥夺和高度控制,这会使权利主体失去对国家主动回应的热情。
可见,权利主体对国家的回应和契合,是以权利与权力之间适当的份额为基础的,如果国家权力过大,就应当将权力社会化,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权利主体对国家的主动回应和契合。
法治和经济建设的成功,不可能是国家权力单方面运行的结果,而必须依靠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
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关系,至少应当包括如下相生相克的四个方面:权利制约权力;权力依法规制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利回应和契合权力。
因此,在国家权力过大的情况下,要达成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必须通过权力社会化使权利达到它应有的份额。
从历史上看,西方法治国家的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不仅是权力社会化的结果,而且还要依靠权力社会化予以保持。
广泛权利的存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封建国家将权益高度集中于国家,将权利限制在极为狭小的范围之内,市场经济得不到自由的发展。
通过革命,资产阶级扩大了权利的范围,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才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权利与权力是竞争的,广泛权利的获得,就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有限性的设立。
因此,有限权力与广泛权利关系的确立是资产阶级权力社会化的结果。
权力的扩张性决定了国家权力总在不断扩大,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之下有可能主动地将权力社会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内容随着国家义务的改变而变化,这样国家会获得新的权力而交还部分“过时”不用的权力。
如果国家权力只有扩张和增添,而没有权力社会化,那么国家的权力将越来越大,权利的份额就会越来越小,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关系就无法保持下去。
西方有些国家不断地扩大国家权力而不权力社会化,已经导致了尾大不掉的不良后果⑤。
三、权力社会化对权力的意义权力社会化是消解过大国家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例如,洛克等学者指出了“人们”让渡权利这一产生国家权力的方法,但是没有考虑到:如果公民权利让渡得太多,应当怎么办呢?权力社会化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应当将多余的权力社会化。
权力过大,往往不能有效地控制。
此时,“堵”的方法无效,应当用“泄”的方法即权力社会化。
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它所能承受的权力也是有限的,过多的国家权力会造成滥用,也有可能成为国家的负担,这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权力、运用权力都无济于事,最好的办法是权力社会化。
权力社会化对于国家权力的控制是有益的。
第一,权力社会化是维护国家权力有限性的方法,而只有有限的权力才是可控制的。
国家权力越大,控制的难度越大,过大的国家权力必然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
因此,当一个国家权力过大之时,通过权力社会化可以减少国家权力,从而使控权成为可能。
第二,权力社会化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力量,使社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因素。
托克维尔和达尔都指出了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作用。
托克维尔强调社会在权力制约上的意义,认为社会是一只独立于国家的眼睛,监督着国家,使之不沦为专制⑥。
事实上,无论哪一个社会,社会对国家权力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社会对国家权力控制的能力和有效性是不同的。
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社会的独立性和社会权益的大小。
一个独立的具有广泛权益的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才是有效的,反之,一个附属于国家的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作用就非常有限。
权力社会化能增加社会的权益并进而增强社会的独立性,因而它有助于增强社会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有效性。
可见,权力社会化与国家权力的制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权力社会化对国家权力的运用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建立有效政府,并增加政府动员社会的能力。
只有有限政府才可能是有效的政府,权力过大的政府必然是无能政府。
过大的政府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维持其本身的运转,庞大的政府机构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大政府的低工资容易导致寻租和腐败;过大的政府必然会承担一些本来应当属于社会并且社会可以完成得更好的事情,这样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负担、造成了低效政府,而且干扰了社会,使社会丧失管理自身、抵制政府插手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权力过大,必然要剥夺权利的应有份额,对权利应有份额的剥夺无疑会引起社会对国家的反感和疏离,使社会难以信任和支持政府的行动,国家因此不能动员社会。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毫指出:“帝国的悖论(而不是自相矛盾)是它们的强大———即它们的宏伟遗址、它们的专断、它们对人的生命的轻蔑———掩盖了它们的社会软弱性。
这种强大恰恰建立在并反映了其社会软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