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无处安放的人

/精神病患者：无处安放的人文｜刘丹青推荐语：在这个社会上，你似乎难以找到另一个群体，在至亲和邻人眼里如此多余。

他们发病与被抛弃的理由，往往追究到底只有两个字：贫穷。

有关调查估计，中国大约有1.73亿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约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推测，到2020年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1/4。

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距离西安古城约两小时车程，南接乾陵，俗称“秦陇咽喉”。

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巨大的沟壑、陡坡与大块黄土地，将村落远远分隔开。

住在这里的人说，生在这儿就好像是被老天抛弃了。

外面的世界太远，很多人一生未出山村。

这个县所辖的11个村镇、19.16万人口中，共有400余名精神病患者，排除抑郁、躁狂等不对他人构成伤害的精神症状外，尚有259名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有暴力及杀人倾向者85人。

永寿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育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发病前，这些人往往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没有钱，没有好的教育，只有一个简单的大脑，一个健康的身体。

在这个地方生活，如果连这两样都没有了，在村里人眼里就是个多余的人。

不仅自己不能干活儿，衣食起居还要多一个人照顾，等于多了一张嘴，少了两双手。

这类人被叫做“武疯子”，乱跑，打人，动不动就走丢了。

通行的做法是把这“武疯子” 用铁链子锁起来，关在房子里，在墙角堆上土让他便溺。

一旦家里钱耗尽了，就一辆车把他拉往另一个县城，扔到大街上，从此生活里再没有这个人。

2013年11月5日，浙江境内的一所精神病院内。

这之后，他们吃垃圾，打人，或被抓起来，或冻死在外。

这之前，他们已经被铁链子锁了很多年。

走到这一步是无奈之举。

这地方风俗保守，一个精神病人的家人往往同时承受着刺激、折磨和村里人的歧视，对外抬不起头，几年下来病的病，死的死，“一人疯一家穷”。

永寿县公安局队长王运生说，在经济贫困的西北地区，把“武疯子”扔到别的县，减轻本县的治安负担，几乎是通行的、不明说的做法。

只不过有些人被家人扔掉，有些早没了家人，被邻居或村委会扔掉。

这行为并不被人认作残酷。

扔之前，家里已经被这“武疯子”拖了很多年，精神、经济上都垮掉了。

真到了走投无路，不得不扔掉时，往往扔与被扔的人都已经无知无觉。

2013年起，永寿县出了两个大案，一个患者把村民往死里打，没人敢管，就这么打死了;另一个患者被家人锁在院里，躁狂发作打死家人并煮在锅里。

第二年，县政府开始重视精神病人，并进行排查。

而发动警力和公安系统介入农村精神病的救治，在全国还属第一例。

遗弃在这个社会上，你似乎难以找到另一个群体，在至亲和邻人眼里如此多余。

如果完全没有意识也就罢了。

当29岁的李阳阳蹲在地上，把泥和面和成饼，用脏手翻这张饼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他是知道饿的。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这饼已经发霉变绿了。

房子四面漏风，门窗和房顶都被他自己拆掉烧掉了。

春天的陕西风大沙多，炕上一条破棉被，墙角半袋面，地上一张面板，上面土和面混在一起。

这就是阳阳的一切。

他是永寿县监军镇干堡村出了名的武疯子，但他会说话，四肢健全，能干活儿，甚至能花钱，低保不够，他打着奶奶的耳光问她是不是私吞了他那份。

他是这村里的孽障，是人见人躲的坏孩子，到了这个份儿上，早已没有人去推究到底是病改变了他，还是他性格里本来就有这招人厌的部分。

他的人格与他的病混在一起，早已分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甚至可以说，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讨厌，/没有人能说出他的恶到底是谁的错。

阳阳的父亲和伯父都有精神分裂症，父亲出于暴力倾向，在阳阳5岁那年用菜刀砍伤母亲，母亲改嫁远走，父亲从此失踪。

除了这病外，他没有留给阳阳任何东西。

可以说，阳阳的一生从出生起就注定了。

他简直从小就是个坏孩子，跟小流氓混在一起，从小就孤僻冷漠，不学无术，脾气怪、不合群。

可谁会想到他是个病人呢?一个不可爱的小孩子赚不来爱和同情。

这就是精神疾病的荒诞处。

其他疾病不会这样彻底地破坏一个人的性情，改变他的人格，可精神病是可以的。

当这些病人被遗弃时，他们早已具备了诸多被抛弃的理由，你无法责备那些抛弃他们的人。

村长说，这孩子性情坏，念书念不好就打歪主意，县里超载车辆过收费站是要交罚款的，很多车为躲罚款，就从村里绕路，阳阳跟一群小痞子就躲在小路上拦车要钱，不给就打，靠这钱过日子。

那时只知道他脾气怪，没见出别的毛病，可后来收费站管得严，绕路的车辆都被收管起来，小痞子们断了财路，阳阳就此疯了。

不是什么大事，也算不上重创，从小被遗弃，靠低保生活，阳阳的生活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尊心，村里人想不通为什么这件事成了诱使他发病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这天起，他狂躁、打人、烧房子，一转眼从一个小流氓变成了人见人躲的“武疯子”。

没有人同情他。

“自作孽!”“懒病!” “四肢健全又没病没灾，怎么就不能干活儿?”“真生病了还能知道花钱吗?他一天能花出去五百块，这叫生病?”村里的人这么说他。

直到他蹲在四面漏风的房子里吃土和的面饼时，人们才承认，这孩子是病了。

但也不免将信将疑。

他偶尔还可以说话，念念有词地告诉周围人：“我14岁那年我大伯说，你别跟人说你有病，你得瞒着。

”说这话时，他又显得很胆怯，低着头，眼睛盯着锅。

他上嘴唇外凸，下颚格外短，这让他几乎是永远半张着嘴，露出一副兼有惊讶和凶狠的表情。

这隐瞒不光是出于保守的考虑。

永寿县中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王振义说，现在国家的精神病诊疗系统就是这样，“走传染病的模式，看一个病人必须上报，不对外面公开，但是系统里面必须知道，发生之后，我们就要上报到疾控中心，县里面上报到省里面，上报到卫计委，所以这些人忌讳这个不愿意来。

”一次看病，名字就要永久性地记录在一个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系统或档案里，这让这些村里人感到恐怖。

因此得病也不看，走迷信的手段，弄一些巫婆、神佛，实在没办法，就到综合医院内科，看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就是不敢看精神科，怕留下记录。

王振义能见到的精神病人，往往都是从综合医院的内科分流过来的，来的时候就很被动，提起精神病讳莫如深，不吃药，说那会“坏了脑子”，在治疗上极不配合。

至于到了李阳阳这种地步，无亲无故，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神智的时候，村长说“这不叫自暴自弃叫什么?他明明可以干活儿的!”而李阳阳的病历上赫然写着精神分裂症。

村长对这词还很陌生，他没有细究这其中的含义，只是觉得用这一个词就把一个人的全部的恶搪塞过去也未免太简单了。

他挥挥手：“他没钱花，没事做，靠这个引起人注意，那样一搞(烧房子、打人)，大家都以为他有病，靠这个骗钱。

我观察了几年，要说有病，我看就是懒病。

”之后，他以村干部正义感说：“对这类人，我们绝对不同情。

”贫穷他们发病与被抛弃的理由，往往追究到底只有两个字：贫穷。

王振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永寿县农村精神病发病率高，跟它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社会上有一个误解，觉得穷人不想那么多，受教育少，精神大条，更不容易得精神病，其实完全相反。

”事实上，永泰县的精神病发病率在中国农村并不算最高的。

由于受农村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和社会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影响,农村的精神病患者家庭常因羞于提起而隐瞒病人，除非有精神病患导致的恶性事件，村、县也很少进行专项统计，更难得到有效的救治和管理。

世/界卫生组织推测，到2020年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1/4。

近年来，由精神病患所引发的刑事、民事案件也逐年增加，因病致贫现象日益严重。

王振义已经在永寿县行医15年，他所诊疗过的发病人群，往往也是最穷的人群。

“他们本来就没有完成教育，没有良好的生存技能和心理储备，为了赚钱出去打工，骤然从乡下去往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压力和社会经验都还不足。

很多年轻孩子在那儿就已经疯了，接回来又不愿意让人知道，家里先是装神弄鬼，慢慢孩子越来越疯，纸包不住火，这种程度才暴露出来，治疗已经迟了。

”雷钰就是这样被接回来的。

一米八的个子，走之前是个“好孩子”，书念得不错又知道干活儿，家里穷，娶不上老婆，父母让他出去打几年工，攒两年钱自己娶个媳妇，人生大事就算解决了。

雷钰1987年出生，出去那年只有15岁，那是2002年，在流水线上干活儿最吃香的年头。

2003年11月，姐姐有一个星期打不通雷钰的电话，到厂子看他时，他已经“呆掉了”，跟谁都不说话，带回家就躲进房间一句话没有，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16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一沉默就是12年。

2005年的一天，父亲发现儿子丢了。

骑上摩托沿路疯找——哪儿都没有。

一个星期里，父亲问遍了周遭11个村镇，一路问到咸阳，在火车站一根电线杆下看到了儿子。

他在吃垃圾。

这一次逃跑是雷钰病情加重的一个信号，这天起，父母给他的房间上了锁。

每天饭送进去，碗端出来，地上一层土，房间腐臭，雷钰拉尿都在地上，太脏了就把土撮走。

雷钰的神智和自控力越来越差，他开始打父母。

刀、擀面杖、棍子、拳头，摸到什么就抡什么。

公安局队长王运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访了那么多精神病家庭，雷钰最让他不忍。

这孩子身形高大，双手戴着铁链，被亲生父母关在屋子里，窗口很小，室内腐臭，粗铁做的手铐上还缠了一圈布条，怕他手疼从2005年起，10年间这铁链子就没离开过雷钰的手。

雷钰的大伯雷振勇说，这十年对雷钰父母来说“就是熬着等死”。

一家人少了唯一的盼头和最壮的劳动力，本来就不好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

现在每顿一个菜叶都吃不起，只是干噎粮食。

雷钰一米八的个子，从150斤瘦到120斤。

“思想上好像没有痛苦，有饭就吃，记不得事情。

10年不说一句话。

眼睛睁着，很凶，就对爸妈动手，爸妈都寒了心，现在钱也熬干了，说最好有一个收容所，送进去花几个钱，就当没这个儿子了。

”雷振勇说这孩子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没什么感情表达了”，只是哭，“你问他话他就哭，不说话一直哭。

”遗传王振义是永寿县唯一的精神心理科医生，他解释说，精神分裂症本来就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即使后天由于刺激而发病，那病因也在基因里。

可在包括陕西在内的农村，传宗接代是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病了不但不治，反而倾向于隐瞒，这样才可以在病情潜伏期或稳定期，掖着藏着完成婚嫁，生下孩子。

所以往往一个精神病，一家精神病，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周静静就是这样从周家村嫁到甘井镇郭家村的。

当她被从床上拉起来见人时，她的表情迷惑而迟滞。

28岁的她胖而结实，很少下地走动，吃完饭就缩在炕上睡，婆家人羞于提起她。

但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孩子认得妈妈，妈妈却不认得孩子。

与其说婆家娶的是静静这个人，不如说娶的只是她的身体和肚子。

结婚时静静已经疯了，这一点婆家知道。

公公郭兴华是个老实人，他说娶了静静不算亏，“就算她疯了，咱家儿子也捡便宜。

”说起来，静静的条件不差。

身高165，一副结实耐劳的好身体，高中毕业，又在广州打过工，在当地这是家家抢着要的好媳妇。

如果没疯，她不会嫁给一个身高一米五、身材干瘦、又讨不到老婆的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