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续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之辨
史学史讲义资料(课件)第四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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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制体史书的再创造
1、《通志·二十略》：序：“志者古史之名”。 “略者举其大纲”。
（1）郑樵的生平与《通志》的成书 1104—1162．字渔仲，两宋之际人。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晚年《通志》成，200卷。
调整序次，崭露新认识——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
溯源探流——学术、制度精、选p文pt 化究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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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通考》
(1) 马端临的生平与《文献通考》的成书 字贵与（约1254—约1323），宋元之际。20余年《通考》成。348卷
（2）《通考》体裁、断限、内容与特点
体裁：典制体通史
断限：上古—宋宁宗
内容：24考
（2）《通志》的体裁与断限 纪传体（本纪、世家、列传、载记、谱、略）
断限：上起三皇，下至隋（礼、乐、刑、政至唐）
（3）《二十略》的内容和特点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里、都邑、
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
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 昆虫草木
特点： 增大文化形态的比重——突破旧志传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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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与评价：
内容：42卷239条史事，另附66条，共305件史事，
起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 评价： （1）以事件为中心，创立新史体——“文省于纪传，
事豁于编年” ——《文史通义·书教下》 纪传体 ——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
编年体 ——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
纪事本末体——可免去纪传体重复之弊、 编年体破碎之失。
毛泽东：《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 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 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 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
《金史》“留哥”史事考辨
（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 史系 吉林长春 １ ３ ０ ０ １ ２ ）
摘
要： 耶律 留哥 ， 金 末结 蒙反金 将领 ， 原仕金 为北边 千户。毕 沅在撰 写《 续 资治通鉴》 时， 由于对
史料 未加 考辨 ， 误将移刺 留哥 与耶律 留哥视 为同一人 ， 给梳理 耶律 留哥 生平带来混乱。《 金 史》 中出现
的移剌 留哥 与耶律 留哥并非 同一人 。
关键 词 ： 《 金 史》 ； 耶律 留哥 ； 移剌 留哥 中图分 类号 ： Ｋ ２ ４ ７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２ ０ ９ ５ — ０ ４ ３ ８ （ ２ Ｏ １ ４ ） ０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 ０ ０ ６ ５ — ０ ４
耶律 留哥 （ １ １ ６ ５ — １ ２ ２ ０ ） ， 契丹 人 ， 仕金 为北 边 并非同一人 。权为引玉之砖 ， 以求正于方家 。
报， 乃宣抚司他官所报也 。” “ （ 蒲鲜万奴 ） 取咸平与
据《 元史 ・ 太祖 本纪》 记载 ： “ 七年 壬 申（ １ ２ １ ２ ） 僭号改元事 ， 皆在 （ 贞佑三年 ） 正月 。” “ 《 金史 ・ 宣宗 春正月 ， 耶律 留哥聚众于隆安 ， 自为都元帅 ， 遣 使 本纪上》 中贞韦 占 三年 （ １ ２ １ ５ ） 三月庚午 ， 谕辽东宣抚 来附 。” ［ １ １ ０ ＇ 日 《 元史 ・ 耶律 留哥传》 记载 ， 耶律 留哥于 使蒲鲜 万奴选精锐 屯沈州 、 广宁， 以候进止 ， 盖是 蒙古太祖七 年（ １ ２ １ ２ ） ， “ 遁 至隆安 、 韩州， 纠壮 士剽 时汴京 尚未得万奴反 问 ， 故有此谕耳 。” 关于贞｛ ； 占 掠其地 。州发卒追捕 ， 留哥皆击走之 。因与耶 的合 三年蒲 鲜万奴败 耶律 留哥 ， 取咸 平 ， 遂据东京 ， 自 势募兵 ， 数月众 至十余 万 ， 推 留哥 为都元帅 ， 耶 的 称 天王 ， 国号大 真 ， 改元 天泰 的历史 事件 ， 屠寄在 副之 ， 营帐百里 ， 威震辽东 。” 箭内亘认为《 元 《 蒙兀儿史记 ・ 成吉思可汗本纪第二下》 中有详 细 史 ・ 太祖本纪》 与《 元史・ 耶律 留哥传 》 中 留哥成 为 考辨 ， 此不赘述 。 此后虽有学者认 为“ 所谓取咸 都元帅 的时 间皆为太祖七 年 （ １ ２ １ ２ ） 春正月 ， 由于 平， 即可断定是 出于虚夸不是事实 ， 那 时正是 归仁 在此之前 已与耶 的合兵发展数月 ，故耶律 留哥叛 大战之后 ， 耶律 留哥以胜 利者的气势据咸平 为都 ， 金时间应为太祖六年（ １ ２ １ １ ） 。 万奴 纵使 能北收沈 州（ 今 辽宁省沈 阳市 ） ， 南下 澄 然而 ，箭 内亘 的这一观点存在许多 问题 。其 州（ 今辽 宁省 海城县 ） ， 如何 能有 那么 大的力量卷 《 元史 ・ 太祖本 纪》记载 “ 耶律 留哥 自为都元 土重来 复取咸平。” 阳 但对于第一条史料所记 帅” ， 而《 元史 ・ 耶律 留哥传》 记 载“ （ 众将 ） 推 留哥为 “ 留哥” 为“ 耶律留哥” ， 是没有异议 的。 都元帅 ， 耶 的副之 ” 。《 元史 ・ 太祖本 纪》 的史源 为
造福黎民说毕沅[权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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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黎民说毕沅毕沅，字湘衡，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
出生于江苏太仓一个书香门第。
自幼好学，10岁已能写诗。
他以《续资治通鉴》而名扬学林，学识渊博，著述浩繁，留有《传经表》、《经典文字辨证书》、《关中胜迹图记》、关中、山左、中州《金石记》等著作。
清乾隆31年（1766），毕沅在甘肃任巩秦阶道，后升为陕西按察使、布政使。
38年任陕西巡捕。
50年调河南巡抚，不久升为湖广总督。
他在陕西时间最长，先后约达10余年。
他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
人们称赞他是一位“能以民物为一体”体恤民情、造福一方的清官。
赈济灾民拯苍生甘肃、陕西两省地处内陆，大部地区降雨量偏少，对农作物生长不利。
冬春易旱，且有风沙，寒潮侵袭，两地灾情不断，尤以水旱两灾为甚。
乾隆35年（1770）甘肃连年旱荒，各县官仓已空，急需拨粮救济。
“四年三遇旱，十室九关门”。
灾情十分严重。
毕沅心急如焚，他及时向朝廷详奏了连年苦旱，粮食匮乏，农田干枯等困难情况，不但得到大量粮食对百姓实施赈济，并将全省积欠的种籽、口粮银400万两全部豁免，使百姓得到实惠。
乾隆38年（1773），黄河、渭水、洛水三条大河洪水泛滥，陕西大荔境内有27个村庄受灾，冲塌民房8900余间，受灾人口高达2万余人。
在这紧急关头，毕沅多次亲自赶赴灾区，察看灾情，探访灾民，进行赈济，把很多人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
面对连年不断发生的水旱、冰雹、霜冻，风灾等灾情，毕沅始终镇定自若地积极筹划，尽力赈济，使百姓能够最大限度地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兴修水利防灾害我国历史上，水旱两灾最为频繁、猖獗，遗害也大。
单纯靠赈济，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兴修水利，从灌溉和浚治两方面下手根治。
这样才能使农民安于田亩，努力生产，有了积蓄，即使再遭灾害，也可避免饥荒流离之苦。
清代河患频仍，治河官吏往往乘治河之机中饱私囊，国家尽管投入财力、物力，但收效甚微。
以致河防日弛，河患日剧，增加了更多灾难。
毕沅对此种弊端深恶痛绝。
第九章编年体的发展
◆篇目讲解
《魏孝文帝迁都 》
说明： 选自《资治通鉴》卷138、139。本篇记述
魏孝文帝在决定迁都过程中，同内部守旧势力的 斗争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动荡不稳。
是研究当时北魏社会政治和评价魏孝文帝的 重要史料。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 涑（su）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宗仁宗宝元年 间进士，曾任职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 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擢翰林学士，因 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 兴军。宋哲宗即位，司马光进尚书左仆射，任相 一年余，卒于公元1086年。司马光于宋英宗治平 三年（1066年）受诏，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历史资治通鉴》的成就：
第一、作为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编年体通史， 打破了汉唐时期编年史相对沉寂的局面。自汉以 来，纪传体兴盛，编年体逐渐衰微，《资治通鉴》 产生后，续编、仿作之书络绎不绝。
第二、《资治通鉴》取材广泛，记事注重资 料的考异求真。凡前代史书，都搜集参考，引书 达322种，将史料互相补充，相互订正，史料可 靠性大为提高。且将有关历史记载的各种不同说 法与自己取舍理由逐条记载下来，作成《通鉴考 异》30卷，又作《通鉴目录》30卷，以便检阅。
2.《资治通鉴》的体例与内容：
《资治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 共294卷，按朝代分为16纪，即周纪、秦纪、汉 纪、魏纪、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 纪、唐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 后周纪。
《资治通鉴》沿用《春秋》编年史体裁，贯 通古今，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 文化、人物事迹等，史料极为丰富。
志》，又简称“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巨著， 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历时19年完成。它以时 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因其“鉴 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定名为《资治通鉴》。 它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在 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三种主要体例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古代史学三种主要体例的差异和特色2009-6-14 13:56提问者：sjyazzy|悬赏分：10 |浏览次数：925次2009-6-15 02:02最佳答案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而史书则是其中的一枝奇葩。
这些史籍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多种体例，犹如奇花异放，色彩纷呈。
先秦史籍，有记言（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和记事（如《春秋》、《左传》等）之分，有国别体（如《国语》、《战国策》等）和编年体（如《春秋》、《竹书纪年》等）之别。
但这些史书，有的失之简短，有的流于散碎，不具有系统性，就其规模和体制而言，仍尚欠成熟。
史书的真正成熟始于汉代。
自汉以后，中国史书（不包括笔记野史）的体制大致可以分为纪传体（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编年体（也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和纪史本末体三类。
如究其特点，则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的《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这种体例，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记叙人物的生平事迹反映历史事件，如《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人物传记。
因而，纪传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记叙集中而清楚。
自《史记》问世以后，中国史书大多以这种体例写成，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史（除《史记》为通史外余为断代史），可谓纪传体的一统天下。
纪传体深受史家的青睐，这还应归功于其较合理的编排体例。
以《史记》为例，它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组成。
本纪以帝王事迹为纲，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世家中的部分内容以朝代或诸侯国的事迹为纲，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
表又分为世表、年表、月表，是以表格形式，分别按世代、年、月排列的简明大事记，以补纪、传叙述之不足。
书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分门别类地记叙了礼仪（《礼书》）、音乐（《乐书》）、军事（《律书》）、历法（《历书》）、天文（《天官书》）、祭典（《封禅书》）、水利（《河渠书》）、经济（《平准书》）等方面的知识和发展概况，具有专门学科史的性质。
《资治通鉴》作品鉴赏
《资治通鉴》作品鉴赏1、立场主题：《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
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
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
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
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
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
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
在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
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资治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
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对于军事的记载，《资治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
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
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2、艺术特色：《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多音节摄提（原始干支）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司马光没有交代。
《史记》的《历书》里面也用到了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司马迁也没有交代其来源。
这为后人胡思乱想提供了口实，如竺可桢就建议梵语学者用梵语破译这套术语。
《资治通鉴》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资治通鉴》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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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及译文赏析
《资治通鉴》原文及译文赏析《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通史，涉及了从周朝到五代十国的历史，被誉为“以史论治”的经典。
该书被称为“大清正史第一部”，是清朝官修史书中唯一收录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一部。
《资治通鉴》的作者是清朝黄宗羲先生，他在其著作中，通篇贯穿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思想，旨在通过史实和分析揭示历史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治理国家的方法。
在原文的赏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翔实的史书，更是一部充满思想性的历史著作。
黄宗羲在书中强调了历史上一些具有转折性的事件的重要性，比如西汉末年的“霸陵之让”、唐朝玄宗年间的“安史之乱”等，这些事件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在《资治通鉴》中，黄宗羲对历史任务的观点也很有深度和广度。
他强调了人类的历史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终手段在于儒家的思想和伦理体系。
正因为黄宗羲的思想和观点如此深刻和全面，所以他的著作在历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
在译文的赏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治通鉴》在海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该书的英文翻译《Mirror to the Past》由吉尔伯特和德纳姆合作翻译，被誉为“翻译经典之一”。
在翻译中，他们采用了大量的注释和解释，以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在翻译过程中，他们还注意到了黄宗羲在历史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将其与西方的历史观进行了比较。
他们认为，黄宗羲对历史的认识与西方的历史学派不同，更多的是将历史视为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这样的思想观念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也为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启示。
总的来说，《资治通鉴》无论在原文还是译文中都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和广阔影响的历史著作。
无论是作为中国的古代文化遗产，还是现代世界的历史经典，它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学习和研究《资治通鉴》，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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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7月 Vol. 32 No. 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 2010────────── 收稿日期：2010-04-26作者简介：王彦霞（1977-），女，河北衡水人，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史学史。
-51-✧历史学研究✧毕沅《续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之辨王彦霞（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摘 要：《续资治通鉴》被史学界公认为诸家续《通鉴》著作中最好的一种，无论从其体例改进、史料价值而言，还是就其史学思想而言，《续通鉴》都称得上是后来居上的通鉴学力作。
关键词：剪裁条理；考辨审慎；正统观；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 K 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10)04-0051-05On the Historiographic Value of Xuzizhitongjian Written by Bi YuanWANG Yan-xia(School of Art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Abstract: Xuzizhitongjian is the best one of the continuations of Tongjian . It is a common view among historiographic scholars that Xuzizhitongjian is better than all previous continuations of Tongjian , either in its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book, its historiographic value, or its thoughts.Key words: clipping and consecution; refinement of textual research; orthodox ideas; provision of experience for the practice《续资治通鉴》（下简称《续通鉴》）220卷，仿《通鉴》体例记宋元史事，毕沅集幕府之力，历二十余年编撰而成。
虽无法与《通鉴》相媲美，但后世并不否认它是诸家续《通鉴》著作中最好的一种。
《书目答问》曾这样评价它：“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续通鉴》）皆可废。
”[1]梁启超虽认为在可读性上《续通鉴》不如《通鉴》，但对其价值也持此论，“盖自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废矣。
”[2,p274] “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
”[3]苏州书局将其与《通鉴》合订出版，也是对其价值的肯定。
《续通鉴》得到后世的认可，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史学价值。
一、对《通鉴》及以前续作体例承继中有发展 （一）对《通鉴》及续作纪年之改进《续通鉴》无论是帝王纪年，改元之际的纪年，还是朝代更替之际的纪年，都较前代客观合理，这是对已有续作纪年方法避其短、汲其长的结果。
第一，帝王纪年更合理。
称帝即为之纪年，这是编年体史书的一般通例。
但金承麟称末帝仅一日即亡，《通鉴续编》仍为之纪年，“不免循名失实”。
西辽自德宗以下并无事迹可纪，而《通鉴续编》“必缕列其间”，不过为存宋末昰、昺二王之正统，因而有“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4]之嫌。
但《续通鉴》不拘于此例，灵活运用，视情况而定，记金承麟和西辽德宗以下之事，但并不为之纪年。
显然，《续通鉴》借鉴了《通鉴续编》之不足，帝王纪年更为合理。
第二，对于一年两元之纪年，《通鉴》以后改者为定，这给后人造成了诸多不便，朱熹对其进行了改进，但亦存在不当之处。
对此毕沅已有认识，“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如汉献未禅而岁首已系黄初，魏主尚存而春初即称泰始，颇为后儒所讥。
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太平兴国，则太祖嫌于不终。
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太平兴国二年，则太宗嫌于无始。
”既然《通鉴》、《纲目》两者都存在不足，就需对其进行改进，毕氏“参用李焘、徐乾学之例，十一月以前仍称开宝九年，属之太祖纪；十二年以后称太平兴国，属之太宗纪，虽与温公有异，而义例较安，且合于前史本纪之通例，非自我作古也。
至太宗改元，本为失礼，后朱子论此事亦云：‘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理会不得。
’明程第32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7月-52-敏政作《宋纪受终考》，曲为回护，殊为多事。
今但直书其事，是非自不能掩矣。
”[5]由此可以看出，毕氏之所以能超越司马光和朱熹，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李焘、徐氏已用此例，毕氏不过承袭而已。
第三，对朝代更替之际纪年更为客观。
《元史续编》不予宋末二王之统，附元代年号之下，《续通鉴》对这一纪年方法加以承继，将宋末二王景炎、祥兴二年号附于元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之下。
据史实来看，宋之统绪昰、昺二王偏执一隅，是公元1276年后之事，适时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早已巩固多年，主导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元统治者，因而以元为主线，宋末二王附于后的纪年方法，既符合史事记载的主体性原则，又兼顾了史事记载的全面性。
（二）宋、辽、金史事并重《续通鉴》矫正以往续作详两宋而略辽、金、西夏的弊病，增加记载少数民族史事的篇幅。
辽、金、西夏作为与宋、元皇朝并存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民族偏见，历来受重视程度不够，陈、薛、王、徐氏四家续鉴记载其史事都极为缺略。
毕氏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主，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长编纪事本末》、《宋季三朝政要》、《十国春秋》、《东都事略》等书使其记述更加详备，并另据《契丹国志》等书，补辽、金、西夏史事之缺漏。
元朝事则多引文集，旁及说部之可信者，大大丰富了辽、金、西夏、元朝史事的记载。
其中辽、金、西夏史事附于宋年号之下，记载内容涉及的层面及详尽程度与宋无别。
元朝史事加详则直接表现为篇幅增多。
元在朝时间为61年，近于全书总时长372年的1/6，而篇幅为38卷，超过了全书总卷数220卷的1/6，可见元史事在全书的比重并不占劣势。
《续通鉴》既在史事详尽程度上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皇朝等而视之，又注意在史事记述中，本着不为中原皇朝讳、尊重历史真相的原则，摈弃了狭隘的民族观。
毕氏能在民族观上有这样大的进步，与清朝是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这一政治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三）多种记叙体例的运用以时间为线索记叙事件是编年体史书表述历史的主要形式，但这容易割裂史事的完整性。
在时间本位与事件本位相抵触的情况下，《续通鉴》常常并不拘泥于“以事系日”，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排列史事的程式，而采用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写法，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扩大了记事容量。
《续通鉴》主要运用的叙事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采用连载法，始末连贯，因果彰显，在全书中成为相对独立的章节。
如卷一百六十一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七月，记述孟宗政威振境外时，就采用了连载法，叙述了枣阳、唐、邓、瀼阳等一系列战事。
“金完颜额尔克拥步骑傅枣阳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栅，……金屯兵枣阳城下八十馀日，赵方知其气竭，乃召国、再兴还，并东师隶于再兴，克期合战。
再兴败金人于瀼河，又败之城南。
宗政自城中出击，内外合势，士气大振，贾勇入金营，自晡至三更，杀其众三万，金人大溃。
额尔克单骑遁，追至马蹬寨，焚其城，入邓州而还。
金人自是不敢窥襄阳、枣阳。
中原遗民来归以万数，宗政发廪赡之，给田创屋，籍其勇壮，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间。
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5]其二，对某些单独列出条目，而又值得一提的“次等”史事，多用附叙法，先述一事，逐后连及其他。
如卷四乾德三年（辽应历十五年）正月，先记王全斌慰抚军民之事：“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审征以蜀主降表至。
全斌受之，遣通事舍人汝阴田钦祚乘驿入奏，又遣康延泽趋成都见蜀主，谕以恩信，慰抚军民。
”刘光义克峡路，在曹彬建议下，同样对军民秋毫无犯，与王全斌慰抚军民之事相类，故附叙在后。
“初，刘光义等发夔州，万、施、开、忠、遂等州刺史皆迎降。
光义入城，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
诸将所过，咸欲屠戮，独曹彬禁之，乃止，故峡路兵始终秋毫无犯。
帝闻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赐彬诏褒之。
”[5]其三，采用追叙法，先及本事，后溯由来。
如卷十五端拱二年（辽统和七年）七月，先叙张齐贤被任命一事：“甲申，以知代州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
” 紧跟其后说明了有此任命的具体原因：“先是，宰相赵普奏疏言：‘国家山河至广，文轨虽同，干戈未息，防微虑远，必资通变之材。
去年北师入边，生灵受弊。
……免贻众怒。
’复以札子言：‘齐贤德义，素为乡里所推，……朝行夕死，是所甘心。
’帝纳其言，故有是命。
”[5]其四为补叙法，首先依时述事，其次点明后果。
如卷一百六十六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太宗五年）正月，先记田雄之任命：“蒙古以田雄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
” 下叙其任命后之结果：“时关中郡县萧然，雄披荆榛，立官府，开陈祸福，招徠四山堡寨之未降者，获其人，皆慰遣之，由是归附日众。
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
”[5]上述几种叙事方法在《续通鉴》中的运用俯拾即是，不再一一枚举。
同时，《续通鉴》还不拘于以记事为本位，在人物的卒年之后，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以“列传”叙述人物生平事迹。
传记内容视人物地位和社会的影响力而定，对于地位显赫、社会影响大者，一般叙述较为详细，多涉其具体仕途生涯，如哈喇托克托，曾官居要职，其卒后，传记即是此类。
见卷二百三泰定四年十二月：“前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哈喇托克托卒。
”王彦霞：毕沅《续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之辨-53-“延祐末，托克托为江西行省左丞相，……其没也，即于中祀焉。
”[5]对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续通鉴》则采取叙其典型、突出事迹的方法。
如卷五开宝元年（辽应历十八年），节度使韩令坤卒后之传记，只突出记载了镇守常山之事：“夏，四月，戊午，成德节度使兼侍中韩令坤卒。
令坤有才略，识治道，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
帝闻其丧，悼惜之，追封南康郡王。
”[5]《续通鉴》除人物外，对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汲取了“书”、“志”的叙述体例，不完全拘于时间的限制，而注意溯其演变本末，如记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十二月诏，先记诏之内容：“初诏致仕官给半俸。
”接着追溯其演变过程，叙述诏之来由，“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则不给俸，国初循之，至是有此诏。
”[5]（四）其他殊乖体例之纠正以往续作体例不严，一事互见者不乏见，毕氏《续通鉴》多有纠正。
如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记“丁谓诬寇准，王曾疑其太重，丁谓曰，居停主人勿复言”事，既载于天禧四年（1020），复见于乾兴元年（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