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
论述历史文献学的功用
论述历史文献学的功用历史文献学是研究历史文献的学科，旨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历史真相，还原历史事实，对于我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功用。
历史文献学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
历史文献是人类社会留下的珍贵遗产，记录了人类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通过研究历史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的社会制度、政治风貌、经济状况、科技水平、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情况，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
历史文献学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在的现实。
历史是现实的延续和基石，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过去经验教训、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我们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应对现实都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只有深入了解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实，更好地应对现实的挑战和问题。
历史文献学有助于我们展望未来的发展。
历史文献中不仅有过去的事实，还有人们对未来的展望和预测。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预测，从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所把握。
历史文献中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对我们指导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文献学还有助于我们塑造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历史文献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通过研究历史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自己所属民族、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而增强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历史文献中的英雄人物、伟大事迹、崇高精神，对我们树立自信、激发斗志、传承文化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具有丰富多样的功用。
通过研究历史文献，我们可以了解过去的历史、认识现在的现实、展望未来的发展，同时还有助于塑造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实、展望未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加强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保护，从而更好地弘扬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智慧，推动社会进步。
文献学在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中的价值
文献学在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中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历史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文献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文化资料的学科，对于历史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将探讨文献学在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文献学对于历史文化交流研究的资料提供作用文献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文化资料的学科，能够提供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为历史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和分析，可以还原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交流的方式和规律。
这些资料不仅可以用于学术研究，还可以为历史文化交流的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
二、文献学对于历史文化交流研究的文化解读作用文献学在考察历史文献时，可以通过对文献中的文字、图像以及其他形式的表达进行解读，从中获取文化信息，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传播方式。
通过对历史文献中的语言、表达形式以及文化符号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从而揭示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过程和文化交流的影响。
三、文献学对于历史文化交流研究的影响分析作用文献学在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中，可以通过分析文献资料中的内容、表达方式以及作者背景等信息，来研究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现象，并揭示其影响和后果。
通过对历史文献中的相关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可以了解到历史时期文化交流的动因和结果，从而为当代的历史文化交流提供借鉴和参考。
四、文献学对于历史文化交流研究的意义通过对文献学在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文献学对于历史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文献学的资料提供作用、文化解读作用和影响分析作用，为我们理解历史文化交流过程、揭示文化交流的影响和后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同时，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也为当代的历史文化交流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总结起来，文献学在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通过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我们可以获取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交流方式。
古代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古代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古代文献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文献、典籍以及古代书写、传播方式等内容的学科。
它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等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本文将从古代文献学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以及具体案例等方面，探讨古代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一、古代文献学的定义和研究方法古代文献学是通过对古代文献、典籍进行搜集、整理、研究的学科。
它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包括古籍、碑帖、文牍等；二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剖析、考辨，还原原始文本；三是研究古代文献的价值、来源、背景、意义等；四是探讨古代文献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发现古代文献在现实中的应用和意义。
研究古代文献的方法主要包括文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
文本学是研究文献的版本、结构、语言等方面的学科，通过对文献的文字进行矫正、校勘，以便还原其最原始的面貌。
校勘学是对文献的比对和考证，通过对不同版本、不同文献之间的对比，找出其中的错误或变异，以求得正确的文本。
考据学是对文献的内容、沿革、来源等进行考察和考证的学科，通过对文献背后的历史、人物、事件等因素的研究，揭示文献的真实含义和历史背景。
二、古代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古代文献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历史、文化、社会、宗教、思想等多个方面。
在历史研究中，古代文献学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1.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考证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可以验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
比如，通过对《史记》等史书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汉代著名将领霍去病的事迹，证实其在西域扩张中的重要贡献。
2.社会制度和规范的研究古代文献学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制度、法律和规范。
比如，通过对《尚书》等典籍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礼制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理解古代社会的风貌。
3.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古代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内涵，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
古典文献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探析
古典文献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探析古典文献是指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作品。
它们涵盖了各个领域，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古典文献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在于记录和传承人类的智慧和经验，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首先，古典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历史是人类经验的总结，通过研究古典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政治风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信息。
古典文献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建历史的过程，还可以揭示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原因。
例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记录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脉络。
其次，古典文献对于研究学术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各个学科领域，古典文献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源和参考文献。
无论是文学、哲学、史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古典文献都包含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
通过研读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学者们的思想观点和思考方式，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古典文献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们所记录的学术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它们所传递的思想和智慧，是我们学习、借鉴的重要资料。
此外，古典文献还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古典文献是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智慧。
无论是古代文学作品、诗词歌赋，还是经典哲学思想、艺术理论，古典文献都以其卓越的艺术表达和独特的文化品味影响了后世。
通过研读古典文献，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更好地领略和欣赏人类的文化遗产。
古典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既定的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于当代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启发。
最后，古典文献对于人类的思考和价值观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
古典文献中的智慧和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们所追求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依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研读古典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更好地理解并传承人类的精神文明。
古代文献的价值与鉴别
古代文献的价值与鉴别古代文献作为历史的见证和宝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对待古代文献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并学会如何鉴别真伪，以确保我们能够准确理解历史、文化和知识。
一、古代文献的价值1. 历史记录：古代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过程。
通过研究古代文献，我们可以还原历史场景，探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更全面地认识过去的世界。
2. 文化传承：古代文献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
它们记录了古代各个文明的文学、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成果，对后世的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通过研究古代文献，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也促进了我们对自己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3. 学术研究：古代文献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各个学科需要依赖古代文献进行相关的研究，如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研究等。
通过研究古代文献，学者们可以进行深入探讨、推翻传统观点、提出新的理论，推动学术的发展。
二、鉴别古代文献的真伪1. 考证来源：鉴别古代文献的真伪首先要考证文献的来源。
了解文献的历史渊源、出处和流传过程，以及与其他相关文献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判断其真实性。
2. 校勘研究：通过校勘研究，比对不同版本的文献，检查污损、错漏等问题，可以找出潜在的伪作或篡改。
校勘研究需要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知识和方法，对文献进行多方面的鉴别。
3. 内容分析：对于古代文献的内容，我们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估。
通过与其他可靠文献进行比对，对文献中的历史事实、人物传记和记载事件等进行核实，排除可能存在的虚假信息。
4. 考察作者：作者的身份和信誉对于古代文献的真伪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作者的背景、学识和历史地位等，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文献的可信度。
5. 辅助资料：依靠相关辅助资料来鉴别古代文献的真伪也是可行的方法。
如通过历史笔记、史料、传记等与文献进行比对，以检查文献的真实性和一致性。
古代文献学的发展与现代价值
古代文献学的发展与现代价值古代文献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文献的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关于古代文献的研究也不断地发展着。
古代文献学的发展历程中，也不断涌现出了众多的经典著作和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对于史学史、文学史、语言学等学科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具备了现代价值。
古代文献学的发展历程在我国古代，由于没有现代的印刷技术和电子媒体，因此文献具备了极高的珍贵性。
在最早的时期，人们常常用像甲骨、龟壳等硬质材料上刻画文字，用以记录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随着铜器和纸张的发明，文献的记录方式也相应地得到了改进。
在商周时期，出现了许多的金文和钟鼎铭等古文献，这些文献中记载了丰富的社会经济生活、当时的习俗文化等内容。
而在秦汉期间，由于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制度的实施，书写方式也得到了规范，出现了大量的《诗经》、《尚书》、《世说新语》等经典著作。
在唐宋时期，古代文献的研究也开始走向成熟。
在唐朝，太宗时期就有了著名的《开元协律》，这是对汉、魏、隋、唐五代音乐制度的总结，对于后来的音乐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而在宋代，古代文献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献工具书，如《太原谷雨斋三字经》、《新唐书》、《宋史》、《永乐大典》等。
这些书对于古代文献的记录和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古代文献学的现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文献的保存方式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现代，人们通过数字技术、图像技术、文献数据库等方式实现了文献的数字化，可以方便地进行查阅和研究。
同时，其他技术手段也让古代文献的保存和研究变得更加便利和广泛，如印刷、复制、保护等等。
在现代，古代文献学依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了深入的交叉研究。
同时，古代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
比如，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语言文字的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等方面，古代文献学的应用都具有广泛且深入的价值。
结语古代文献学是一门优秀的学科，它涉及到的领域和知识十分广泛。
《书目答问》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
《书⽬答问》历史⽂献学价值初探清代张之洞的《书⽬答问》是⼀部指导后⽣治学门径的著作，在我国⽬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古籍，探求学术渊源都有指导价值。
从历史⽂献学的⾓度，探讨《书⽬答问》对历史⽂献学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历史⽂献学发展的影响。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涛，晚年⾃号⽆竞居⼠、壶公、⾹岩、抱冰⽼⼈等，[1]3直⾪南⽪⼈(河北南⽪县)。
重视教育，热衷于兴办书院，培养“致⽤”之⼈，是洋务运动派的重要代表之⼀。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诸⽣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2]1。
为了更好的指导学⽣阅读典籍，少⾛弯路，张之洞在缪荃孙等⼈的协助下[3]60，利⽤两年多的时间，对传统典籍进⾏详细的甄别，精选出2200多种书籍，分门别类编纂成册，名为《书⽬答问》“以告初学”。
⾃成书起，便受到世⼈重视，清⼈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于时南⽪张孝达学使有《书⽬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饰椟卖珠。
于是纸贵洛阳，声蜚⽇下，⼠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
”虽然当时《书⽬问答》仅仅被⼀般⼈看作是购书的⼯具，但《书⽬问答》在清朝时期已经⼴为流传。
后来⼜有⼈对其不断进⾏整理和研究，光绪五年张之洞弟⼦王秉恩“对原刻本改动达四百多处，有补书名、补卷数、补作者、补版本，有改正原版错误，有改书名、卷数、作者、按语、刊刻时间等等”[4]专著有江⼈度的《书⽬答问笺补》、叶德辉的《补书⽬答问》，范希曾以《书⽬答问》初印为底本，详细订正其失误，并补录了1200余种图书;最近来新夏先⽣汇录了有关《书⽬答问》的⼗多种重要笺补著作，撰写了“具有重要研究和使⽤价值”[5]的《书⽬答问汇补》;论⽂有潘秀芹《<书⽬答问>得失谈》，丁宏宣《<书⽬答问>的特点和创新》，赵翠芳《<书⽬答问>在著录经济⽂献⽅⾯的贡献》等。
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对《书⽬答问》的作者考正、编撰特点、⽬录学的功⽤等⽅⾯进⾏探讨。
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
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文献学是一门研究传统和非传统文献的学科，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领域。
通过对古代文献材料的整理、研究和分析，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基础。
本文将探讨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
一、文献学梳理历史脉络文献学通过对各种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梳理历史脉络。
历史研究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来支撑和印证，而文献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文献的学科可以提供各种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类，帮助研究者梳理出历史事件的前后关系和联系。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历史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而更准确地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文献学重塑历史人物形象历史研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文献学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挖掘和研究，可以为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资料。
通过对历史文献中有关某一历史人物的记载的比对和分析，可以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揭示其个人特点、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等，从而使历史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
三、文献学提供历史事实依据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准确的历史事实基础上，而文献学正是提供历史事实的重要依据之一。
历史文献是反映历史事实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获得大量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文献学通过对各类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取各种历史事实，并为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和依据。
四、文献学推动历史学方法的创新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是推动历史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力量。
在历史研究中，文献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文献的学科，更是一种研究方法和技术。
文献学的方法与技术，如文献鉴定、文献考证、文献比较等，对于历史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文献学的发展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而且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发展。
五、文献学促进历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文献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对于促进历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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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历史文献学价值初探程立中内容提要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后生治学门径的著作，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古籍，探求学术渊源都有指导价值。
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书目答问》目录版本历史文献学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无竞居士、壶公、香岩、抱冰老人等，［1］3直隶南皮人（河北南皮县）。
重视教育，热衷于兴办书院，培养“致用”之人，是洋务运动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2］1。
为了更好的指导学生阅读典籍，少走弯路，张之洞在缪荃孙等人的协助下［3］60，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对传统典籍进行详细的甄别，精选出2200多种书籍，分门别类编纂成册，名为《书目答问》“以告初学”。
自成书起，便受到世人重视，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
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
”虽然当时《书目问答》仅仅被一般人看作是购书的工具，但《书目问答》在清朝时期已经广为流传。
后来又有人对其不断进行整理和研究，光绪五年张之洞弟子王秉恩“对原刻本改动达四百多处，有补书名、补卷数、补作者、补版本，有改正原版错误，有改书名、卷数、作者、按语、刊刻时间等等”［4］专著有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叶德辉的《补书目答问》，范希曾以《书目答问》初印为底本，详细订正其失误，并补录了1200余种图书；最近来新夏先生汇录了有关《书目答问》的十多种重要笺补著作，撰写了“具有重要研究和使用价值”［5］的《书目答问汇补》；论文有潘秀芹《<书目答问>得失谈》，丁宏宣《<书目答问>的特点和创新》，赵翠芳《<书目答问>在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贡献》等。
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对《书目答问》的作者考正、编撰特点、目录学的功用等方面进行探讨。
试从历史文献学探讨其价值，并浅谈其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一《书目答问》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书目答问》虽然主要用于指导士子们读书、科举之用，但是与传统目录学著作相比较，无疑是一次新的突破。
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创新上。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确立了四部分类法的权威性，此后《四库全书总目》统领了整个目录学界达百年之久，“未有敢违背其成法者”［6］14，张之洞鉴于当时学术发展需要，大量新式书籍出现的实际情况，“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故在“四部”之外另立“丛书”、“别录”两目，这样“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初学各书”便有了恰当的位置。
这种分类方法，对目录学的贡献不可否认。
在近代和现代的古籍编纂中，基本上采用经、史、子、集、丛的基本类例方式，就是现在国家编辑《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同样沿用了张之洞的“五分法”。
其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还表现在对“经部”的分类上，清修《四库全书》把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而张之洞则不蹈袭四库类例之法，独辟蹊径、卓尔不群，分经部为“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类，“划正文与后儒至专著为二，斯为特异，古人所不及为”［6］14。
这种対“经部”的分类方式，无疑是对传统“经部”分类方式的一次创新。
《书目答问》在书籍的收录上，与传统目录学著作相比，也显示出自身的特色。
首先是详今略古的著录思想，与《四库全书》相比，重点收录今人著作，“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
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
他又在史部地理类中明确指出“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这种收录思想从后世来看，不失为明智之举。
其次是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类著作的重视，如《数学启蒙》一卷，（注）西洋人伟烈亚力撰，《新译几何原本》三十卷、《续补》二卷，《代微积拾级》，《曲线说》一卷，（注）李善兰译，《代数术》二十五卷，《卷首释号》一卷，（注）今人译等书收录在“子部天文算法”中的“西法”中，这在目录学上前无古人，堪称开山之举。
二《书目答问》在版本学方面的贡献古人读书治学一向重视“版本”，尤其强调“精校、精刊”，张之洞也不例外。
其在《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指出“继前代经史子集，苟其书流传自古，确有实用者，国朝必为表章疏释，精校重刻。
凡诸先正未言及者，百年来无校刊精本者，皆其书有可议者也。
”可见张之洞对版本重视之程度。
然其《书目答问》在版本方面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较各种版本的优劣，并指出何种“善（本）”，何种“不善（本）”。
在元陈澔《礼记·集说》下标明：“新刻五经，江宁本最善。
”在吴廷华《仪礼章句》下注云：“乾隆丁丑、嘉庆丙辰两刻本。
阮元编录皇清经解学海堂刻本，极善。
”许慎《说文解字》有“平津馆小字本”、“广州新刻陈昌治编录一篆一行本”、“苏州浦氏重刻孙本”等几个版本，比较之后指出“孙本最善，陈本最便。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下注云：“活字版本不善，湖北新刻本。
”有时还指明各个版本优劣的原因。
在《十三经注疏》下标明：“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
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讹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
”其次，《书目答问》还简介一些书籍版本的增删分合情况，标明其版本的变化历程，使读者一看便知。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下注云：“雅丽堂本，经解汇函重刻卢本，明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张海鹏照旷阁刻学津讨源本，又明木渎周氏刻本，仁和叶氏刻周本。
”《汉魏丛书》下标明：“明程荣刻三十八种，何允中刻七十六种。
国朝王谟刻八十六种，又广为九十四种。
”王昶《蜀石经残字》注云：“摹刻板本，学海堂收经义丛钞内。
”有些提示书籍作者、内容或特点等。
宋徐铉《骑省集》下标明：“铉为北宋初文学之最，故举其。
”王士祯编《感旧集》下注云：“解题下多有旧闻佚事。
”宋王益之《西汉年纪》注云：“改窜前人史书以为著述，乃宋、明人通病，此取其有可刊正汉书文字之处。
”此类标注在《书目答问》中随处可见。
三《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我国自孔子整理《诗》、《书》、《春秋》时，已开文献整理工作之先河，而刘向、刘歆父子遍校群书则标志着国家大规模的整理文献的开端，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又将文献整理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
可见整理文献自古就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以“校雠学”统称，但是无法涵盖其丰富的内容。
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文献学”，后进一步阐释“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既文献学。
”［7］87 “文献学”才为世人所重视。
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则“体现了古代文献学脱离‘校雠学’之名的初期”［8］6，但是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学。
正如崔曙庭在回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时所说“当时大家虽然都是从事与文献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的，但是对于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却是比较陌生的。
”［9］任何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张舜徽先生则为文献学“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8］7。
而《中国文献学》正是张舜徽先生不满于《书目答问》对清代学者的分类方式所创作的。
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前言中明确指出“张之洞《书目答问》未，附列清代学者《姓名略》，将学有专长的名家，按类分列。
但有时也显现出这一方法的局限。
”随后他又以钱大昕为例进行说明，“既列入经学家，又列入史学家，又列入小学家，又列入算学家，又列入校勘学家，又列入金石学家。
”在张舜徽先生看来，由于他们治学广博、造诣精湛，以上各“家”都无法全面肯定他们的成就，“如果把他们归入文献学家，那就包括无遗”。
“我于是发愿写《中国文献学》一书，将前人在这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不朽业绩，加以总结；对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寄以厚望”。
可见，《书目答问》对我国历史文献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书目答问》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取舍图书时，没有收录戏曲、小说之类，以致苏轼、辛弃疾等人著名词篇都被排斥在外；甚至在作者、书名等方面也有错误之处，如钱大昕《三史拾遗》之“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误解为《辽金元三史拾遗》；在版本著录方面的脱漏、讹误也不在少数。
《书目答问》尽管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是对我国历史文献学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1］刘平．张之洞传[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2］张之洞．书目答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3］周铁强．《书目答问》撰者考辩[J]．图书与情报,1998(4)。
［4］许刚．世纪之初《书目答问》研究的最新力作——评《书目答问》校补[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3)。
［5］来新夏．《书目答问汇补》叙[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2)。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8］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崔曙庭.张舜徽先生创建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的重大贡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