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评论资料
论_十七年_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外来者下乡_以_创业史_山乡巨变_艳阳天_为中心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外来者下乡叶君(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摘要:类似于乡土文学中的“侨寓者返乡”,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外来者下乡”也是一种大致类同的情节设置。
然而,作家们往往基于对当时社会主流话语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及对乡村世界各自不同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使这一叙事模式的处理呈现出某种差异性。
在小说文本中的表现上,“外来者”及其下乡一般区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在身份指认上,他们大致是党的干部、人民战士和归乡游子,担当着合法性论证、权力话语植入和表现英雄成长等功能。
关键词:农村题材小说;外来者下乡;合法性论证作者简介:叶君(1971—),男,湖北浠水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乌托邦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8C017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3-00106-06收稿日期:2009-11-122010年5月求是学刊May,2010第37卷第3期SEEKING TRUTHVol.37No.3□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以《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为中心相对于乡土文学里的“侨寓者返乡”,“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里的“外来者下乡”同样构成了一种大致类同的叙事模式。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通常在村一级单位开始,往往随着一个由十多个外来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的进驻而展开。
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作为“外来者”的工作队的团体进入,往往是反映这一历史情景的共有情节,典型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工作组的进驻在自上而下带来土改政策的同时,亦带来了彻底打破旧有乡土格局的暴力。
进入50年代后,农村合作化运动同样是改变旧有乡村格局的巨大政治运动,而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下乡“外来者”由此前的集体外来者变为个体外来者。
“十七年”农村题材的文学传统

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2019年第10期“十七年”农村题材的文学传统辽宁 孟繁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现实、思想、情感等的表达,在继承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传统的同时,创造了全新的话语和形式。
“十七年”期间,成就最高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
这里主要描述的是农村题材小说。
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并不是一回事。
所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社会独特的形态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文学的虚构性和想象力也必须在这样的范畴和基本形态中展开。
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即乡土文学,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40年代以后,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这一文学形态开始向农村题材转变。
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是同构对应关系,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反映和表达,如果说乡土文学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背后隐含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诉求;农村题材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要反映和表达的,是中国社会开始构建的基本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它的基本依据是阶级斗争学说。
这一学说有一个重要的承诺:推翻地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出路。
依据这一学说,现代文学开始发生转变并一直延续到1978年。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家们创作了大批红色经典,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这一文学现象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
事实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都实现了,但是,中国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
80年代,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率先对这条道路提出质疑:在这条道路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依然一贫如洗,出路并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
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看“金山银山”

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看“金山银山”作者:何丽云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07期习近平总书记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深入人心,如今,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穿越时空,从历史的角度看,祖国的河山是怎样的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可见一斑。
尽管描写不多,却让我清晰看到,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处处可见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说起“十七年”文学,“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大家比较熟知,包括著名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而“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人们相对较陌生,这来源于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小说流派,最早由鲁迅先生定义。
乡土小说以与乡土有关的一切为题材,艺术上注重刻画农村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具有浓重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面”。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村题材小说”继承了鄉土的一部分特点,但也与以往的乡土小说有所不同,它以“大跃进”和合作化为背景,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主题倾向。
因此,人们常以“农村题材小说”指代“十七年”乡土小说。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大多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需求,对发表还有要求,例如时代意识要求这类作品必须要有反映阶级斗争的宏大主题。
这些限制多少束缚了作者的自由创作,限制了作品自由美学风格的形成,使得这类作品有着明显的模式化与政治化特点,与此同时作品的文学性书写常常被刻意淡化。
比如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会为了突出主题而去简化风景描写。
而对比之下,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作为“十七年”农村题材作品,尽管也难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作品在人物刻画、情节描写等方面,不能不说受到了一定的束缚。
但对比同时代的同类题材作品,《香飘四季》在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性、创新性,对当时的写作规范发起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陈残云在《香飘四季》中实现了作品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平衡。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2009-03-23 23:14:14)转载分类:学术论文标签:文化————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深刻反映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现实摘要: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手法。
十七年文学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包括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文化背景。
决定了它在某些程度上有其局限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滋生的土壤,也就是说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有其现实主义的基础,进而我们又不可忽视其现实主义成就。
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深刻反映了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描绘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状况,同时在这个特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农民面对国家种种变化以及政策的变动,心理也是非常矛盾的,不知所从。
这一阶段的小说同样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精神世界。
再者它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与当时的历史状况相联系,如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
至于今,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对于现在的文坛仍然有非常深远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关键字:十七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建国初期现实主义成就正文:十七年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
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
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
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
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
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学在“情节化”与“宗教化”上的深层次结合。
情节是反映现实的,在世俗意义上宣传政策吸引读者。
因此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深刻反映了建国初期的社会现实。
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基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基础植根于当时中国国情以及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现状。
十七年农村小说

3、歌颂劳动,歌颂实干精神,反对虚 假浮夸,批判轻视劳动、不安心农业生 产的人,是赵树理短篇小说的又一主要 内容。以《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 永福》为代表。 一九六零年发表的《套不住的手》通过 老农民陈秉正一双劳苦功高的手,一双 套不住的手,歌颂了社会主义时期新型 农民勤劳朴实的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具有鲜明的自觉民间立场,他希望自己“写 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人读, 并通过他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力求写 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作品, 用通俗的方式宣传国家意志,同时又通过小 说创作向官方传递民间的声音。
2.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赵树理认为文艺始 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他的小说一般都是 问题小说,大多属于工作范畴。主张文学创 作要赶任务。 3.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提出了新的创作要求: 新、短、通。
2.创作背景:
赵树理于一九五一年春天,回到了他熟悉的 根据地太行山长治专区,先后参加了试办农 业生产合作社及老社的扩建工作,在群众工 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三里湾》就 是从山西长治地区试办、扩建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的。
3.《三里湾》中的典型人物。 村长范登高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党内的代 表,是一个正在蜕化的共产党员 马多寿是一个封建落后保守的富裕中农典型。 他的老婆绰号“常有理” 袁天成是个处于两条道路中间摇摆的人 以党支部书记王金生为代表的先进农民集体
赵树理对语言的主要追求就是使它能‚说‛,说起 来要琅琅上口,甚至注意音韵的和谐。例如《登记》开 头第一段就是: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 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 叫艾艾,算到一九五0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 周岁十九。
林斤澜“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研究

收稿日期:2019-05-24作者简介:孟凡淼,女,山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林斤澜“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研究孟凡淼(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0)摘 要: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风景描写经常作为背景性的存在,事实上在特定历史时期,风景的描写还深藏着意识形态背后的意义。
林斤澜在“十七年”时期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虽然塑造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但其背后的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的风景,却潜藏着作家被压抑的深刻的审美追求。
关键词:风景;审美;农村题材小说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0-0152-02 林斤澜的小说创作分为“十七年”时期与新时期两个阶段,以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主。
他的小说被评论家总结为“怪味小说”,仅就“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而言,笔者认为,关于“风景”的描写犹有意味。
一、林斤澜“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概述在“十七年”这样一个全员作家书写宣传性的文学作品的时期,林斤澜自不例外,他创作的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人”,在文坛上小有名气。
这一时期文坛上的作品几乎千篇一律地在配合政治的宣传口号,充满了热闹的劳作景象、积极奋进的昂扬气氛,林斤澜的作品也是一样,但不同之处在于,林斤澜用“曲笔”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宣传大于天的氛围之中,仍旧守住了自己对于文学艺术性和审美性的追求。
有研究者将林斤澜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风景的描写总结为一个“奇”字,笔者认为虽然它一定程度上具有总结性和概括性,但并不全面,在笔者看来,或许可以用“现代性”来概括,包括林斤澜所采取的这种借风景的描写来暗隐自身对于政治压抑下的文学审美性的追求的方式,也是具有现代性的,他努力尝试去躲避在政治上过于敏感的部分,用他的话说就是打“擦边球”,以这种方式来拓展并坚守自己的文学自由的阵地。
这一时期林斤澜的代表作有《台湾姑娘》《草原》《一瓢水》《春雷》《雪天》《夜话》《孙实》等,主要都是在歌颂“大跃进”时期农村中热烈、昂扬的景象,抑或是描写地下党工作者的无畏或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敢、吃苦耐劳以及坚韧的伟大形象。
评“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
的大 梁
、
。
何 况 描 写 周大 勇的所 有方 面 的确
“
、 ,
又 完 全可 以概括 在 团 政委为他概括 的 战斗
”
, ,
陈 粟 大军转 入外 线作战 出师鲁 西南 陈赓 兵
团 发动 攻 势威 胁 胡宗 南 的 巢 穴西 安 等 又 支
学习 前 进 一共六 个 大 字 中 单 纯 诚 然 单 纯 但 也 同时有 些单 薄
”
,
:
“
”
二 斤 白面
“
安的 背景上 对 其 心 灵 有 聚光灯 式的描 写 ; 又 在延 安保卫 战的 各次 战 斗中 对 其作 了进 一 步展 开式 的描写 ; 还 在他 的不断 自省 自责 自 励 中 对其 内 心 世界 作 了 展 示
, , 。 ,
,
山 家 祖祖辈 辈 用 眼 泪 浇 别 人 的 土 地
「 类健 词 1
。
成就
不足
创 作 方法
文 艺方 针
“
文 革 前 的 十 七 年 的文 学 中 从 题材 角
;
。
”
,
和 新 的成 就
。
这 倒 不 只 是 因 为 它 从 写 民 兵进
, , 、
度 说 革命历史 题材 创作成就 最大 从体 裁角 度说 长 篇 小 说 创作成 就 最 大
, ,
,
到 了写 正 规军 而 主要 因 为 一 是它在 时代 背 景的 展 现 上 有 意 识 追 求 立 足 现 实 纵 揽 历 史 立 足陕北 统 观 全 国 力 求 比 起 那种 局 限
9 卷第 第 1
19 9 8 年 3
1期
月
Jo n目 o f i j u r
十七年农村题材以工农兵为描写歌颂对象

十七年农村题材以工农兵为描写歌颂对象【实用版】目录一、引言二、十七年农村题材的概述三、以工农兵为描写和歌颂对象的特点四、这种题材的意义和价值五、结论正文【引言】在我国文学史上,十七年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工农兵为描写和歌颂对象,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
本文将对这一题材进行分析,探讨其特点和价值。
【十七年农村题材的概述】十七年农村题材是指自 1949 年至 1966 年间,我国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背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作品,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展现了农村生活的新风貌和新气象。
这些作品积极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颂了劳动人民,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以工农兵为描写和歌颂对象的特点】十七年农村题材以工农兵为描写和歌颂对象,具有以下特点:1.以农村为背景,以土地改革、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为主要内容,反映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
2.歌颂劳动人民,塑造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工农兵形象。
这些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充满活力,代表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
3.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展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程,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和主人翁精神。
4.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主义特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反映了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
【这种题材的意义和价值】十七年农村题材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1.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程,展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是新中国农村历史的重要文献。
2.强调了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培养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作用。
3.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些作品以真实、生动、形象的手法展现了农村生活的新风貌,丰富了我国文学的宝库。
【结论】总之,十七年农村题材以工农兵为描写和歌颂对象的文学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程,歌颂了劳动人民,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评论资料一、贺仲明:简述中国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渊源二、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三、王福湘:《山乡巨变》:左右为难中的艺术创造简述中国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渊源贺仲明一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语言成就和发展方向,对于新文学语言于何时成熟以及是否成熟等问题,研究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我以为,评价新文学语言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本土化的实现。
因为众所周知,新文学是从传统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脱胎而来,它的语言更是受到文言文和翻译文体的强烈影响,要走向自立,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从外在到内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本土化转换过程。
文学语言的本土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生活化。
也就是语言的鲜活自然,是现实生活的直接产物。
因为文学的主要反映对象是现实生活,它的语言就应该以现实人们的语言为基础,通过语言可以折射到现实人们的真实生活。
二是民族性。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体现,本土化的语言应该具有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蕴,透过语言可以体会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三是美学化。
语言本土化不是完全回归口语,而应该是对生活语言的提高和净化。
它应该立足于生活,又比生活更美、更凝炼、更生动。
真正成熟的新文学语言,应该是汲取了传统文言文的精粹,又借鉴翻译语的优长,同时又建立在现实大众口语的基础上,是本土生活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具备了这三点,就可以说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本土化,也才可以说是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成熟。
本土化是一个基本要求,具体到语言风格和语言方向则可以是多元和丰富的。
也就是说,随文学体裁和创作题材的变化,语言可以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差异,更可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
像知识分子题材,就应该符合知识分子的生活话语,可以书面化一些,文气一些;乡村题材就要符合农民的生活,要尽量避免采用单一的知识分子话语,尤其在直接传达农民口语时更应该如此。
此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不同文学体裁对语言的要求不一样,语言的表现内涵也会有所差异。
新文学语言的本土化需要现实生活的滋养,在这当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路程,那就是对农民语言的吸收和借鉴。
因为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阶层,它与中华民族大地的联系也最直接最深切,农民的语言也以其丰富和生动性成为最有创造力的语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时期文学体裁的成熟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农民语言的借鉴,以“人的文学”为宗旨的新文学自然不能例外。
但新文学与农民语言最初的关系却并不和谐,而是相当的隔膜和冲突。
由于农民一直处在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底层,五四新文学又是主张以启蒙的俯视姿态来看待农民阶层,因此,尽管新文学作家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但他们很少有人从农民自身角度来看待和书写乡村,在文学语言上,也很少有人运用农民的语言来进行创作(最初有刘半农等人尝试以地方方言人诗,但成效不佳,也很快偃旗息鼓)。
这使新文学对农民语言的吸纳一直比较缓慢,甚至说比较陌生。
尤其是在乡村生活题材作品中,作家们往往遭遇到严重的尴尬和艰难,影响到其创作成就。
比如新文学乡村题材创作最有影响的作家鲁迅,他的《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作品,表现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叙述技巧,但它们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主,影响了乡村生活表现的自然和真切。
以至于鲁迅有这样的感慨:“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同样,上世纪30年代最优秀的乡村题材小说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语言离农民也很有距离。
正如此,他笔下的人物对话遭到同时代批评家苏雪林的严厉批评:“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
”半个多世纪后,学者刘洪涛也指出:“沈从文作品中,叙事语言之于人物语言,采取的是绝对的独白,根本没有对话的余地。
叙述人对湘西人语言的交际能力持消极态度,当人物谈话有现实针对性,试图表达个人情感、思想、意愿时,他总是不自觉地站出来否定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并认为:“想从沈从文小说人物语言中发现性格发展和心理活动,是用错了力气。
”他的结论是:“沈从文无疑发现了乡土人物最突出的言语特征——审美功能的发达和交际功能的退化。
”但我以为,这也许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沈从文对底层农民的语言不很熟悉,难以做到准确的复述,只能用审美化的方式来处理,他作品中的农民也只能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
40年代文学将这一语言缺陷体现得更为突出。
因为政治形势的需要,作家们大量地描写了农民和乡村生活,但是,作家们又习惯于新文学的知识分子语言风格,二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路翎的《罗大斗的一生》等作品是以知识分子口吻叙述农民的典型,虽然它们对农民文化心理有深入的揭示和批判,却明显隔膜于真实的农民生活。
另一些作家则如老舍所批评的:“作者尽量的用‘妈的’或更蠢的字,以示接近下层生活。
”他们的作品也许勉强地展示了外在乡村生活,却远没有抵达乡村内心世界。
在将农民语言运用于新文学创作方面,最早取得成功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是赵树理,在这方面,将他誉为“赵树理方向”并不算拔高。
而在这方面取得集体性成功的则是“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创作,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创作中,对农民语言的运用第一次进入到一个广泛而自觉的阶段。
农民语言也正式成为新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文学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方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新文学语言的本土化发展。
二“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对农民语言的吸收和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农民人物语言的高度口语化和个性化“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语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充分让农民说自己的话,农民不再像沈从文笔下的农民那样说不出话,也不像路翎笔下的农民满口知识分子腔调,而是自信而自豪地说出自己略嫌质朴和土气的口语。
这一情形的直接表现就是地方方言的大量出现,因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只能说各自的地方方言,让农民说自己的话,就离不开丰富多样的地方方言。
这样,“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第一次大规模地借农民之口将地方方言运用到文学中,周立波、谢璞等人的湖南方言,柳青、王汶石等人的陕西方言,赵树理、马烽等人的山西方言,以及浩然、刘绍棠等人的京郊方言,不同程度地进入新文学阵营中,构成了丰富复杂的语言面貌。
口语化是人物语言的重要内容,但是,真正优秀的人物语言还必然是个性化的语言。
“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虽然尚没有全面地达到这一高度,但由于它们让农民说出了自己习惯的口语,自然地体现了个人的身份特点,自如地展现日常的生活话语,许多农民的个性有自然的体现。
其中的优秀者更不只在人物的语言中体现了人物的年龄、身份,而且充分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塑造出了有特色有个性的农民形象。
比如《山乡巨变》塑造陈先晋、“亭面糊”、“菊咬筋”等几个性格有明显差异的老农民形象,就通过人物的语言体现了个性。
陈先晋语言的简洁体现了他性格上的质朴厚道;“亭面糊”语言的风趣啰嗦体现了他性格的热情和欠稳重;“菊咬筋”的语言则往往话里有话,显示了他的富有心计,胸有城府。
同样,《李双双小传》、《“锻炼锻炼”》、《三年早知道》等作品,也都是通过鲜活的农民口语显示人物的个性。
李双双的泼辣、杨小四的霸道蛮横、赵满屯的爱卖弄小聪明,在人物的每一句话里都可以清晰地看出。
(二)叙述语言的高度生活化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分离,是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传统特征。
比如《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人物一套话语系统,叙述者一套话语系统,叙述者很难进入人物的话语世界中去,而农民们也不企望与知识分子作对话。
同样,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叙述者(或隐含叙述者)的身份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叙述姿态也基本上都采用外在的俯视方式,叙述语言与农民语言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差距和文化裂痕。
“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在这方面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小说的叙述者(或隐含叙述者)基本上不再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农民的第一人称或农民口吻的叙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知识分子叙述者,也基本上采用平视甚至仰视的姿态来写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叙述语言基本上脱离了知识分子化,变成了农民口语高度一致的简洁和朴素。
具体而言,这些作品中基本上采用口语化的短句叙述,很少有书面化的长句,句子的结构简单,与口语相差不大。
这种叙述语言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乡村生活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因为中国乡村的生活简单质朴,变化少,农民的语言也基本上实指多,虚拟的少。
运用农民式的口语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使叙述对象和叙述者达成了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叙述语言在摆脱了欧化的长句后,更为质朴流畅,富于生活气息。
比如《山乡巨变》中对刘雨生和盛佳秀两人关系的叙述:他们两个人其实早就很熟识。
从解放的前几年以起,刘雨生一年要到李家做好多零工。
他总是黑雾天光就来了,工又散得晚,李盛氏和她的男人都喜欢他,说他勤快、诚实,做事又来利落。
村里人称他老刘,或是雨生子,或是雨胡子,盛佳秀的男人叫他雨生哥。
她也习惯地这样叫他。
完全是将农民的口语融合在叙述者的语言当中,既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郁,符合乡村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三)农民口语与其他语言一定程度的融合“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语言虽然总体上质朴简单,与乡村生活形成着对应,但是,作家们的语言并不是对农民语言的简单模仿,而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整合作用,对农民语言进行了很好的加工、锤炼。
其中的优秀作家更是在借鉴农民语言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翻译文和文言文的因素,实现了多种语言内涵的融合,取得了很好的语言美学效果。
这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孙犁。
他的《铁木前传》语言来自生活,又作了很好的锤炼和提高,实现了诗意和生活很好的融合。
建立友情,象培植花树一样艰难。
花树可以因为偶然的疏忽而枯萎。
在黎老东和傅老刚这一次合作里,两个人心里都渐渐觉得和过去有些不一样。
过去,两个人共同给人家做工,那是兄弟般的,手足般的关系。
这一次,傅老刚越来越觉得黎老东不是同自己合作,而是在监督着。
赶工赶得过紧,简直连抽袋烟,黎老东都在一旁表示着不满意。
最使他闷气的是,自己远道赶来,黎老东却再也不说九儿和六儿的事,好象他从前没提过似的。
同样,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也在农民口语基础上吸收了翻译文体的优点,其对乡村的描述既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又富有文言文的美感,融合了现代语言的气息:雨落着。
盛家吃过了早饭,但还没有看见一个人把孩子送来。
盛妈坐在堂屋满边打鞋底。
亭面糊靠在阶砌的一把竹椅上,抽旱烟袋。
远远望去,圾里一片灰蒙蒙;远的山被雨雾遮掩,变得朦胧了,只有二三处白雾稀薄的地方。
出了些微的青黛。
近的山,在大雨里,显出青翠欲滴的可爱的清新。
家家屋顶上,一缕一缕灰白的炊烟,在风里飘展,在雨里闪耀。
雨不停地落着。
屋面前的芭蕉叶子上,枇杷书页上,丝茅上,藤蔓上和野草上,都发出淅淅沥沥的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