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的宗教与信仰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的宗教与信仰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的宗教与信仰工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时期之一，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
然而，在这一时期，英国人的宗教与信仰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和调整。
一、宗教改革的背景16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宗教改革，由亨利八世发起并继续由他的继任者推动。
英国教会在此期间与罗马教廷决裂，建立了国教，即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
这一事件对英国宗教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后来的宗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传统宗教的削弱在工业革命期间，传统的宗教信仰逐渐削弱。
工业化带来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繁荣，人们开始转向世俗事务，对朝圣、祷告等宗教活动的关注减弱。
此外，由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新思想和新科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对传统宗教的教义产生怀疑，并试图通过科学研究来解释世界的运行。
三、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虽然传统宗教的影响力减弱，但工业革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兴宗教运动。
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韦斯理尔创办的卫理公会（Methodist）。
卫理公会的兴起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强调个人信仰和个人改变的重要性，号召人们投入社会改革事业。
四、社会改革与宗教理想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社会的剧变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对宗教信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些宗教组织和信仰者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宗教理想。
例如，奥尔夫斯基主义（Owenism）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创始的运动，提倡平等和合作，试图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宗教信仰的目标。
五、工业化对宗教的影响工业革命期间，工业化的发展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工业化创造了繁荣，使一些人富有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而减少了对宗教的依赖和需求。
另一方面，工业化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工人的剥削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宗教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
六、宗教与工业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一些工业家对宗教有特殊的关注和投入。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工业革命与帝国的全盛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工业革命与帝国的全盛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是工业革命与帝国的全盛时期。
在19世纪初，英国经历了一场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同时，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推动了英国帝国的扩张，使其成为一个强大而庞大的帝国。
本文将探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工业革命对英国帝国全盛的影响。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英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
工厂的诞生和机械化的推进，使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在这个时期，铁路、汽船和电报等新技术的引进使得贸易、通信和交通更加便捷有效。
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也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大量的工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城市迅速扩大，城市贫民窟的形成导致了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恶化。
然而，城市也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工业投资和技术创新。
其次，工业革命加速了社会阶级的分化。
随着工厂的兴起，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
资产阶级通过工业投资获得了巨额利润，而工人阶级则陷入了贫困和劳动条件恶劣的境地。
这种阶级对立最终导致了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兴起，迫使政府采取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
另外，工业革命也对英国帝国的全盛产生了重大影响。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这使得英国能够通过殖民扩张维持其帝国的强大地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帝国经历了一系列成功的殖民扩张。
英国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
这些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市场，同时也加强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然而，帝国的全盛也伴随着一些负面影响。
英国的殖民政策和掠夺性的经济模式导致了许多殖民地的贫困和动荡。
此外，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引发了一系列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和抵抗。
总之，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工业革命与帝国的全盛紧密相连。
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和社会阶级的分化，同时也为英国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
英国工业革命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历史上，工业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
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工业革命的发生，首先是英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英国是第一个发生具有世界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
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扫清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解放了生产力，革命打击和削弱了保王派大封建主的势力，进一步消除了各个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加强了全国经济上的联合。
英国征服苏格兰后，取消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边界交税，实行了统一的税制，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国内市场。
封建时代各国重农抑商，人们以经商为耻。
而革命后由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英国上层社会不以经商为耻，许多贵族、地主都乐于在银行和工商业中投资，积极参加海外殖民和远征等。
由于宗教信仰比较自由，许多人改信清教。
清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工商业中的进取精神深入人心。
相比英国而言，欧洲大陆上封建统治还十分严重，宗教限制与迫害时有发生。
在大陆上无法生活的新教徒纷纷逃到英国，带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英国的企业对其善加利用。
在政治上，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建立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君主立宪政体、两党制和内阁制，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关税，促进商业、航运和工商业的发展。
制定合适的对外政策也是政府维护商人和工业家在海外利益的手段。
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保海外商路的安全，保证原料的来源，开拓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
革命后，英国还把殖民扩张和对殖民地的开拓作为一项国策，到了18世纪，殖民扩张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革命后，政府为促进流通，扶植银行信贷业的发展，地主、资本家手中积攒的财富在商业中得到了有效利用。
工业革命需要大量金钱。
在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对金钱的聚敛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工业革命的基本前提。
而英国原始积累所包括的两个方面——大量货币集中被少数人占有，大量自由劳动力出现——的实现方式是圈地运动、国债税收、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
神学的发展——精选推荐
神学的发展18世纪，资产阶级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
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表现，是崇尚理性、自由，对一切旧体系采取批判的态度，故称启蒙时期。
这时期新教出现了一批哲学家,如德国的莱布尼兹、莱辛和康德,英国的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
他们运用唯理主义哲学对基督教信仰和神学作了新的论证和解释。
他们提倡自由思想和宽容原则，企图在信仰和理性之间作出某些调和，如英国的自然神论和广涵主义,德国的唯理主义神学,以及荷兰的阿明尼乌主义。
这些都对19世纪新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宗派，如英国卫斯理兄弟创立的卫斯理宗。
在此之前，溯源于15世纪胡斯运动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在亲岑道夫的倡导下，又有新的发展。
这些教派重视信徒的灵修生活，在组织和仪礼上较自由灵活，后传到北美，有较大的发展。
19世纪欧洲的新教，在启蒙时期唯理主义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施莱尔马赫受康德批判哲学和谢林浪漫主义的影响,把宗教看作一种感情的产物,强调个人宗教经验的重要性。
他被称为新教现代神学之父。
稍后,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哺育下,出现了一批神学家，如包尔和施特劳斯以杜宾根大学为中心，对传统信仰和早期基督教发展史作出新的解释。
杜宾根学派对后来的圣经考证学的发展，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里敕尔提出“回到康德”的口号，把道德价值作为捍卫基督教的法宝。
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哈那克和特劳赤等自由主义神学的巨匠。
自由主义神学强调人的价值和自由，在保存道德价值的前提下,主张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提倡社会改革,用改良代替革命。
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革命的浪潮中，企图把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思想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如英国的摩里斯、金斯利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美国的饶申布什等提出了“社会福音”的主张。
20世纪西方世界的各种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使自由主义神学面临绝境。
代之而起的是以巴特和布鲁内尔等为代表的新正统神学。
它强调人的堕落和罪性，宣告历史决非人力所能扭转,人类只有通过否定自己,完全顺从上帝的旨意,用“上帝的话”作为审判的依据,才能得救。
富裕生活的意义
富裕生活的意义许多民族的历史都表明，一个在贫穷中尚能保持顽强的生命活力、自强不息的民族，却常常会倒在富裕的锦榻上。
对于家庭和个人而言也是如此。
中国古人对于财富带来的道德和精神败坏，以及其对家业和子孙的致命打击和毒害，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传之后世的各种家训中充斥着这种警示。
也正因此，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格言才会被代代传诵。
古人的这种担忧其实是有道理的，在今天也同样如此，如果不是更为严重的话。
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许多中国人从赤贫走向了巨富，面对骤然光临的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他们迅速从手足无措滑向了肆意挥霍。
许多聪敏的商人已经紧紧地盯住了这些人的钱包，想方设法用浅薄的奢侈感、上流感来掏空他们的钱包，并让他们幸福地以为这是一个填充头脑和丰富心灵的过程。
比如，在上一篇专栏《苍白的企业文化和焦虑的企业家》中，我们曾经提到的那个令企业家匍匐膜拜的思八达教育集团。
这些企业家希望用奢侈感、上流感、成就感来缓解的真正问题是：如何面对财富充沛之后的生活，如何让财富变得有价值、有意义。
这是我们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世界性难题。
对于中国而言，富人们对待财富的方式还与政治秩序、公共道德密切相关。
当代中国人的财富伦理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专栏中讨论梳理这个问题，或许这个基于历史的回顾能使我们更好地认清自己，并使我们更为坦率也更为自信地对待财富带给个人和社会的问题。
古代的中国人对商人及其伦理充满戒惧和警惕，这是抑商政策的部分起因。
不过，从南宋以后，对于财富的这种恐惧得到了缓解。
宋明理学通常被认为提倡一种极端严酷的道德戒律，“存天理，灭人欲”，极端敌视利益的商人。
令人惊奇地是，这种望文生义，并且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误解，竟然会流传那么长时间。
事实上，朱熹本人就曾经刻书求利。
夫子晚年定居当时全国刻书业中心的福建建阳，为了赚一点“文字钱”，在讲学之余，也常常刻书求售。
如同严蕊、尼姑、儿媳等情色事件一样，刻书也被粗暴地当作道学家朱熹虚伪猥琐的精神世界的象征。
奴隶贸易最大的获利者——英国，为什么要废除奴隶贸易与奴隶制
奴⾪贸易最⼤的获利者——英国，为什么要废除奴⾪贸易与奴⾪制帆船云集的利物浦在⼩编《泣⾎⾮洲——英国⿊奴贸易简史》中，简单为⼤家讲述了英国⼈的⿊奴贸易以及英国⼈从中获得的巨额暴利。
⽽正是依靠着前⽆古⼈后⽆来者的⿊奴贩卖⼒度和垄断的地位，英国的经济在当时得到了⾼速发展，依靠⿊奴贸易所带来的巨额暴利，为第⼀次⼯业⾰命积累了充⾜的资⾦、丰富的廉价原材料产地、四通⼋达的运输、⼴阔的商品倾销市场，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产业结构，沿海地区发展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与⼯业中⼼。
马克思曾说：“直接奴⾪制是资产阶级⼯业的基础。
没有奴⾪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业就不可设想，奴⾪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机器⼯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到了1807年3⽉25⽇，英国国会通过了废除奴⾪贩卖法案（Slave Trade Act），将贩奴在⼤英帝国境内定为⾮法，并实施向英国奴⾪船征收每⼀个奴⾪100英镑的罚⾦。
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签署法令废除奴⾪贩卖。
此后，其它国家纷纷效仿，制定法律废除奴⾪制。
英国废奴倡导者：威廉·威尔伯福斯究竟是什么让英国⼈愿意带头废除奴⾪贸易，舍得放弃这么⼤⼀块蛋糕呢？这恐怕还是得从英国⼈⾃⼰在奴⾪贸易中的获利与地位开始说起。
众所周知，奴⾪贸易就是⼀趟三⾓贸易，欧洲奴⾪贩⼦从本国出发装载盐、布匹、朗姆酒等廉价商品，在⾮洲换成奴⾪，然后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通过⼤西洋，最后在美洲换成糖、烟草和稻⽶等种植园产品以及⾦银和⼯业原料返航。
为了满⾜换购奴⾪的商品的需求，单单1788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就需要18万的男⼯、⼥⼯和童⼯；1701年到1704年，皇家⾮洲公司向⾮洲沿岸运去32954⽀⽕枪，这些都是英国伯明翰的产品。
⽽来⾃西印度群岛、北美等地的棉花、蔗糖运回到英国本⼟进⾏加⼯，利物浦的造船业、制糖业借机发展起来；到18世纪末，曼彻斯特的布匹⼤部分都是⿊奴们种植的棉花织出来的，格拉斯哥的棉纺⼚⽣产的布匹原料也来⾃于西印度。
工业革命下意象派诗歌的意象分析
工业革命下意象派诗歌的意象分析
英国18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语言简洁、生动、形象主题鲜明，意象丰富思想内涵深邃。
在《伦敦》中诗人运用多种意象描写工业革命背景下伦敦黑暗的一面揭示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家庭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凄惨、悲伤、绝望的画面。
本文从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和色彩意象三个层面，赏析《伦敦》的意象特点及对深化主题的作用。
“意象”是中西方诗歌所蕴含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质素。
诗人创作诗歌的过程是诗人对生活的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首先诗人对外界事物心有所感，然后将之寄托于精心选定的具体物象或事象，并融入自己的感受，创造出特定的意象，再由意象构成诗作中特定的艺术意境。
当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在思维空间经过碰擅而有机融合时，便产生了主客观统一的诗歌意象。
诗歌意象作为情思的载体，其作用在于立象寓意，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诗人将主观情思寄托于客观事物，将抽象的情思寄托于具体的物象，使之成为情景交融的可感可触的艺术形象，从而产生无限的艺术魅力。
约翰卫斯理简介
这是约翰卫斯理祷告和灵修的小房间，他每日清早四时 起床后一小时作为灵修，才开始一日的工作。这房间被
称为英国属灵复兴的发电厂。
约翰卫斯理极爱读书，而且大半是在马背上阅读的，他时常骑着马 一天走五十哩，有时还走上九十哩。在每次旅行的时候，他总要带
一本科学、历史或医学的书，藉此他足足读完几千本。
• 约翰返回英国后，兄弟俩又认识一位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弟 兄贝勒尔，共同组织了一个会社"桎梏巷会"(Fetter-Lane Society)。但兄弟两心中仍未得到平安。1738年5月24日 黄昏，约翰不大情愿的走到艾德门街 (Aldersgate)的一个 会社中聚会，刚好听到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文， 突然大受感动，特别对信心有了深刻的体认，宣称他重获 基督徒的真实新生命。
青年时期
• 约翰和弟弟查理两兄弟，在1720年与1726 年先后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就读，
约翰在牛津的求学阶段，已经开始努力实 践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毕业后，约翰22 岁(1725年)就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弟弟查 理发起了一个以"勉励学习、追求圣洁"为宗 旨的同好会，这个同好会常被戏笑称为是" 圣洁会"，后来许多人索性称他们为"循道友 "(Methodists)，来形容他们对理想信徒生活 的追求。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正如他们
• 他由母亲在家教育直到1714年，11岁约 翰·卫斯理才开始就读伦敦的Charterhouse School，受教于大师 John King。 因为身 体羸弱，父亲要求他要在早餐之前跑校舍 三圈，方可进食早餐，因此奠定了他终生 爱好运动的习惯，使他的身体强壮起来。 他在学校的学习勤奋，在21岁时得到文学 学士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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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2卷 第5期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Vol.22 No.5 2000年9月(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Sep., 2000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宗(1740-1840)周文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列部,北京 100038) [摘 要] 卫斯理宗(又称循道宗)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它是国教牧师约翰·卫斯理创立的,卫斯理宗既是一场宗教革命———福音主义运动,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广泛地影响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后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关键词] 卫斯理宗;英国;社会整合功能 [中图分类号]B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5-0078-06近世英国,尤其是18世纪,经历了新旧社会的转变。
在这期间,国教衰落,卫斯理宗应运而生,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它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引出了许多连其创始人———国教牧师约翰·卫斯理(1703-1791)本人也未曾料到的后果。
因此,有的史学家把卫斯理宗和法国大革命并列为震撼18世纪的两件大事。
一、卫斯理宗的产生卫斯理宗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社会,它是当时的国教牧师约翰·卫斯理创立的,是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18世纪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此时,那些统治现代社会的因素,如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等等,各呈纷异,各显异彩。
即使人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着的因素,却也无法否认,这个时期是新旧英国社会转型的典型时期,新兴产业兴起,国教受到起来越激烈的挑战,“旧体制”痛苦而艰难地走向衰落,而在精神领域,整个18世纪的国教及其神职人员除少数几个牧师有惊人的献身精神外,一般不以基督信念关心社会,因而没能成为“教化社区的道德楷模”。
这是一个精神疲软、希望破灭的时代,它充满惰性又缺乏远见,又由于理性主义的盛行,人们宗教情感淡漠。
卫斯理生活的时代,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和大变迁的时代。
当时的英格兰,一方面交通落后,政治腐败,人亿贫病交加,在贵族队级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出现萌芽,乡村人口逐渐移向城市,工人以低价出卖劳动力,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他们的子弟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立法及行政权力完全操纵在贵族手中,平民无权过问,法律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
如13岁的小偷若偷3先令就会被处死,因此,许多史学家称18世纪为英国最不同情平民的世纪。
英国穷人悲惨命运的造成,在于他们被当成了牺牲品,这也正是社会不安、精神空虚的原因。
不管是农业革命,还是随后的工业革命,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平民生活未见变好。
为逃避痛苦的现实,他们把希望转寄于宗教———一种关心他们,并令他们共鸣的新宗教,而“一生,无论言行,非常关心穷人,并时时为他们考虑的卫理斯创立的宗教,正适应了平民的希求。
18世纪前半期,由于首相沃尔波尔及佩勒姆兄弟发展了一套不依赖国教的行政管理机构,国教在贵族阶 [收稿日期] 2000-07-10 [作者简介] 周文英(1965—),女,江苏连云港人,讲师,主要研究欧洲史。
级的控制下逐渐成为国家的一个机构,教会的领袖如主教、牧师等俨然成为特殊阶级,徒具形式,缺乏宗教活力。
和其他政治机构并无二致。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即使坎特伯雷大主教“想要扶持正在衰落的国教也已太迟了”。
他本人曾拒绝向新王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宣誓,于国教损害不小。
同时,18世纪盛行理性主义,人们宗教情感普遍淡漠;中上层社会尤为如此,宗教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点缀与摆设,下层阶级又被国教遗忘。
恰如173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所言:“人们公开蔑视国教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这种邪恶习已渗入大都市,每日都可看到……它的神职人员得不到尊敬。
”这种局面的造成,除了18世纪早期盛行的理性主义影响外,更主要是国教内部腐配不堪,保不住全民“精神领袖”的地位。
许多牧师道德败坏,一味谄媚贵族阶级,求权求利,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置于脑后。
这些牧师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世俗利益,又与当时的政治纠结不清,因而遭到人们的唾弃。
许多高级圣职与政治领域一样,人们争相夺取,教士成了“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恶棍”,他们公开买卖大主教头衔,甚至在报上作广告,因为这笔收入往往很大,又有什一税作担保,许多教职工人员急于寻找这样的肥缺。
同时国教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各级教职差别很大,在教士间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使得教士们不可能全心全意投诸本职工作,抵消了应有的宗教信念与起码的献身精神,抹杀了自身的道德楷模作用,国教衰弱不堪乃时势所必然。
当然,如果国教仅仅限于内部腐朽,而不卷入世俗事务争夺,人们或许对它还会有些敬意。
但是,国教的高级圣职人员往往在占据了大部分财富后,却不愿承担“精神教化”的义务,而是花钱雇人替他们工作。
如在许多地区,高级圣职人员及部分教士往往把征收什一税的工作,托付给一个欲人,并把自己教区也托付给这个俗人管理,自己则到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于是出现了当初法令所不允许的一个人负责几个教区的情形。
一旦出现一个人管理几个教区的局面,这个人就不可能住在一个固定的任地(教区内),自然就不能有效地从事教区内的宗教工作。
这样渐渐地使得国教失去了对乡村精神生活的控制,而乡村生活的至圣之处即在于主日礼拜———“一种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洗涤并开化人类心灵的最佳途径”。
18世纪国教种种弊端与邪恶,是那个时代的共生物。
人们对国教及其圣职人员的蔑视,早就滋生起来。
同时,国家也没有通过议会立法,筹款建立新教堂,因为没有教堂,人们没有地方去敬神,久而久之就失去精神寄托的场所。
而且当时即使有新教堂的建立,也没能赶上人口的增长。
一些稍有责任心的国教牧师们已经抱怨,由于缺少教堂,导致不去教堂人数的增多,以及非国教的迅速传播。
当时这些全新的社区主要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中部和威尔士南部的铁矿业、纺织业工业区。
在这些地区,即使是离居地最近的教堂也有数英里之遥,极不方便。
自然,国教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
因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有适全这些穷人的需要,并要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新宗教,才会攫住新工业区人们的心灵。
总的说来,国教丢失了它对乡村生活的监督与教化,忽视了新工业区人口的精神需要,下层人民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当时有个形象的比喻说,“当人们需要面包的时候,主教们送来石头”。
如此玩冥不化,积弊甚深,因此当时的国教“若想继续存在下去简直是不可能的,它在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就象与正义和理性背道而驰一样,……迟早不可避免地要毁灭……”卫氏深知教会本身无能力肩负使命,希望能有新的、活泼的宗教团体辅助它,充实它,并给它注入新鲜血液。
1746年他发表了《再向有理性宗教和有宗教信仰的人进言》一文,大胆宣称英国是一个背叛上帝、违反诫命的国家,号召上下各阶层的人痛心悔改,且认为当务之急是宗教与道德生活的复兴和个人灵魂的得救以及教会的改革。
他如此疾呼,并非要推翻国教,而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国教健全起来。
因此可以说,他创立卫斯理宗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国教的呆滞状态,给它注入新的活力。
他渴望通过他的传教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变腐朽不堪的国教,改变社会生活的粗俗与低劣,让下层人民安于现状与命运。
卫斯理宗是卫氏的创造。
作为一名国教牧师,卫氏出生于一个有着宗教背景和清教虔诚奇特结合的家庭。
1703年他出生时,家中很贫寒,他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并没因此灰心失望。
她把众多的子女训练成为守秩序、忍耐、礼貌和顺从的人,这种训练为他们的未来工作打下了基础。
1720年卫氏入读牛津基督学院,成绩优良。
四年大学的教育,促使他对宗教问题进行思索。
1725年他决定从事圣职,不久被国教授以会吏圣职。
此时他读书交友,认为“真正的宗教要深种在我们的心头,而上帝的律法不单及到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更管辖着我们的思想”。
每逢圣日,他去教堂服务,领圣餐作祷告。
不久,弟弟查理入学牛津,兄弟俩亲眼目睹国教日益腐败,宗教生活流于形式,社会道德败坏,犯罪增加的现实,为了挽救信仰危机,他们和一帮热心的基督徒于1729年在牛津大学组成“牛津圣社”,这个小团体最后成为18世纪遍布英伦三岛和美洲的循循派(即卫斯理宗)宗教复兴运动的先驱。
1739年4月2日在伦敦,卫氏初次作露天布道,他想借上帝之名“传播福音给穷人”,想让那“被掳的得释放,眼瞎的得看见,叫那受压迫的得自由”。
他的布道以穷人为对象,他的宗教俨然成了“为穷人”的宗教。
当然他并非真正从关心穷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只不过想为国教重新争取下层群众。
尽管如此,正是这一传教标志着卫斯理宗的诞生。
卫斯理宗即循道宗,又叫卫理公会,它是以卫氏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各教会的总称。
1738年开始独立传道,1791年卫氏去世不久,卫斯理宗脱离国教而独立。
卫氏把卫斯理宗看成宗教运动,意在“改革国家,特别是国教”,它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基督教运动,这在英国,自中世纪以来是没有过的。
二、卫斯理宗的社会影响卫斯理宗产生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它伴随了工业革命的整个过程,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生活及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创始人卫斯理成为英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宗教人物,“英国人士对他的景仰,不减于对大文豪莎士比亚”。
的确,“在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人象他那样直接、明显和有力地感动人和改变人们的灵性生活的”。
恰如一位史家所言,“即使我们用最夸张的语言,也难以尽述卫斯理当时所领导的灵性复兴运动的价值,因为百年以后,英国圣公会和其他宗派教会的宗教精神,四分之三是受到卫斯理的灵性复兴运动的影响”。
它引起了国教内部的福音主义运动,可谓是一场宗教革命,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当法国大革命极大地冲击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时,福音主义者们更加提倡谨慎的道德与严肃的宗教生活。
他们看到社会很可能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发生崩溃,害怕“宗教对人们的意识失去控制”而造成“文明社会的弃而不存”。
于是,他们试图在宗教教育方面寻得一剂良药,开始讲道,兴办主日学校,举行道德聚会研读圣经等,他们渴望通过遍布全国的教区制度的帮助,实现全民道德的再生。
总的说来,这些深受卫斯理宗影响的福音主义者确实帮助上流社会复兴了宗教生活的严肃性和道德责任感,而且他们把宗教视为一种极为有用的社会摧制工具,提醒统治阶级正确使用这个工具。
他们也同样帮助大众恢复了道德礼仪的一些标准。
19世纪30-40年代,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在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普遍惧怕革命的时候,他们提倡培养工人阶级的宗教意识,建立稳定的社会生活。
卫斯理宗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国教的懈怠,教堂匮乏而,不能适应新的人口增长需要等因素有关。
到工业革命快要结束时,统治阶级才认识到教堂的重要,因为没有教堂,人们就失去了定期礼拜的场所,教会他就难以控制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