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册亨县冗渡镇中心小学往年教师招考真题
册亨县冗渡镇中心小学往年教师招考真题1.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道路。
针对胡适的挑战，()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胡适的改良主义。
[单选题] *A李大钊(正确答案)B陈独秀C鲁迅2.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单选题] *A天津B北京C长沙(正确答案)3.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分别在()召开。
[单选题] *A上海、嘉兴(正确答案)B上海、天津C北京、上海4.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以()为起点，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
[单选题] *A上海工人罢工B香港海员罢工(正确答案)C广州工人罢工5.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是1923年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
[单选题] *A上海B广州(正确答案)C北京6.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国共合作方式是()。
[单选题] *A党外合作B党内合作(正确答案)C平等合作7.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
[单选题] * A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B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正确答案)C北伐战争开始8.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单选题] *A《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B《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正确答案)C《星星之火，可以燎原》9.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单选题] *A广州B南昌C上海(正确答案)10.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共产党分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单选题] *A汪精卫(正确答案)B蒋介石C张作霖11.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选出了以()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胡适 三论问题与主义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李守常两先生，做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
蓝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点：他们都说主义是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李君的话），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态度”（蓝君的话）这种界说，和我原文所说的话，并没有冲突。
我说，“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我所说的是主义的历史，他们所说的是主义的现在的作用。
试看一切主义的历史，从老子的无为主义，到现在的布尔札维主义，哪一个主义起初不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蓝李两君的误会，由于他们错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
凡是可以指为这个或那个的，凡是关于个体的及特别的事物的，都是具体的。
譬如俄国新宪法，主张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矿产，水力，银行，收归国有；把制造和运输等事，归工人自己管理；无论何人，必须工作；一切遗产制度，完全废止；一切秘密的国际条约，完全无效……这都是个体的政策，这都是这个那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法。
——这都是“具体的主张”，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札维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
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
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
蓝君的第二个大误会，是把我所用的“抽象”两个字解错了。
我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
如现在官场所用的“过激主义”，便是一例；如现在许多盲目文人心里的“文学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
导读2《再论问题与主义》导读
在谈到 “假冒牌号的危险”时,李大钊认为将主义付诸实践,是揭 穿假冒者面具的 最有效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面要继续宣传 主义,一面应该 “就种种问题研究实 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 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 大家”。
在谈到 “所谓过激主义”时,李大钊认为那些给人扣所谓 “过激” 帽子的人,“哪里 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 这个名辞怎么解释?” 但面对这样 “浅薄无知”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大无畏的精 神,一方面要自己认定主义,用它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宣传 主义,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主义,并学会用它来改造社会。
第三,不能因为有 “假冒牌号的危险”,就停止主义的宣传。李大钊援 引孙中山的言论,指出:“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 善良的谷 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因此,面对假冒牌号的人,我们 “愈发 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 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 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 骗大家
重要意义
1.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确立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
李大钊在 《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思想政治教 育的概念,但 在主义并立、非马克思主义者发起责难的背景下发表这篇 文章,显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对大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现实实 践。这场论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真理性能力,使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李大 钊在文章中所揭示的研究和宣传主义的重要性、在中国的现实社会条 件下毫不动摇 地宣传主义的必要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研究与宣传 主义的原则方法,为此后马克思 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确立积累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
写作背景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启示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
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题。
胡适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而李大钊则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表态了，他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接着他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之争由此展开.......想要深入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就需要了解它的背景需要把它放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分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还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间。
政治上, 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 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穷兵默武, 弄得民不聊生, 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 经济上, 各派军阀为了争取外国列强的支持, 大量出卖国家主权, 同时, 各帝国主义国家也加大了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和经济掠夺, 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 封建军阀们的目标则相为一致, 即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逆流, 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面对当时的黑暗状况, 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先进分子们共同苦苦探索的间题。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篇一：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学生，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魏姓学生，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
那位学生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
请学生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15分钟过后，胡适让学生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存在即合理，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一些方面超过以前的东西。
这个白，我觉得是撇去了文言文中的那些虚无的东西，剩下一些直白简练的，上面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为什么会干不了？相比文言文的回答胡适先生的话缺少事情的原因，我想要是一个不明白胡适先生的人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追加提问这样不但增加回电数量且会给人一种狂妄浮躁无诚意的感觉，而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则不同既详细说明自身干不了的原因是才学疏浅又以恐字表达自身的谦虚不堪从命就更是增加了尊敬对方的意味，故我认为文言文并不比白话文差且在文化传承上较之更为重要。
如果在平时的语言环境中塑造一种不卑不亢柔和的氛围创造一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那么重新恢复文明之邦的美名将不再是梦！而文言文我认为将是实现这个美梦的不二之选！。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者：思媚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3年第06期摘要：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范围遍及全国的思想争论运动，并成为了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桩历史“公案”。
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社会背景、争论概况，以及胡适个人成长经历及思想背景，进而客观地分析评价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其与李大钊的“志同，道不同”的真友情，他的学理思想和思维范式以及问题意识等，力求还原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以及挖掘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关键词：问题；主义；胡适；思想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1919年7月20日，他在进步刊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一争论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建国前后，史学界对此次争论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下了定论，对于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观点更是引来各种争议，尤其在文革时期，他备受国内学者“青睐”，批评他的文章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该争论定义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的尖锐斗争。
[1]然而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力求重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胡适在这场论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以及他的不足。
本文力求还原胡适先生在争论中思想的真实面目，挖掘其思想包含的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一、重回“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情境（一）社会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境，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统治、政治渗透及改良和反抗封建专制、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统治构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主流。
[2]无数仁人志士都奋发图强，力争寻求改变陈旧体制、救国救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以及外来“主义”纷纷传入中国。
胡适语录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胡适
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胡适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胡适
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它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它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它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中国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地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胡适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
与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似乎有点矛盾，没别的意思，也是因先生的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这句话得来的思考。
2009-06-08 17:05:17 白無常。 (/macchiatto)
胡先生不幸言中了
2009-02-24 14:21:55 天花乱坠
既然有了《胡适语粹》
你们干嘛还做这些事
2009-03-04 10:20:20 香槟
s thtcnhaq,tfq vftcfas
2009-03-04 10:20:56 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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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
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
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
这
是“主义”的原起。
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
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
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
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
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诀。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
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
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
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
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
有了许多学理做材科，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民国八年七月（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