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古汉语词类活用的多向阐释

古汉语语法研究第一讲古汉语词类活用的所指及其阐释一古汉语词类活用的所指古汉语词类活用的所指（本体），我们将其界定为出于一定表义需要，通过转类的方式灵活使用某些现成词语的一种遣词表义现象。

为了便于对这一众说纷纭的表义现象的有效把握，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该现象总的特点：第一、活用是跨类的。

这里的“类”，既包括语法上的大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又包括以上大类中的相关次类，如代词中的三身代词、动词中的一般动词和特殊动词。

第二、活用是或临时、或不固定、或低频率的。

所谓临时，指的是在特定语言环境中偶尔使用一些之后就不再使用了的情况。

如名词“肘”用作一般动词，在《左传》中偶尔出现过，以后用例极少，是较典型的临时性使用。

例：（1）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

（《左传·成公二年》）所谓不固定，指的是在古汉语中一直处于间或使用状态的情况。

如数词“四”和“六”用作动词即属该类情况。

反映该类情况的各期用例如：（3）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

（《吕氏春秋·观世》）（4）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5）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章炳麟《秦政记》）所谓低频率，指的是在古汉语中一直在使用，但频率较低的情况。

如“绳”，通常为名词，用作动词，表示“衡量”、“约束”、“纠正”等意义，尽管各期都有用例出现，但相对名词用法而言，频率均较低。

以先秦时期为例，在《礼记》和《韩非子》中，“绳”分别单独出现了7次和13次，其中，动词用法均仅为2次。

“绳”的动词用法，是低频率的具体体现。

（二）、该现象在语言所固有的客观范畴中的伴随性表现。

第一、语法范畴。

活用出现后，活用词的语法特征临时发生了与活用类型相应的跨类变化。

如“水”，通常的词性是名词，造句功用上，通常充作主语、宾语和定语。

组合形式上，通常同数量词组合。

用作动词以后，造句功用上，则是充作谓语，有时还带有宾语。

组合形式上，亦常同助动词等组合在一起。

例：（6）河水清且涟猗。

（《诗经·魏风·伐檀》）（7）假舟辑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8）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左传·昭公三十年》）第二、语义范畴。

活用出现后，活用词所表示的语义内容临时发生了与活用类型相应的跨类引申。

如“多”和“少”，通常的词性是形容词，分别表示“数量大”和“数量小”义，用作动词以后，表示的则是“赞赏”、“轻视”或者“多有”、“少有”义。

例：（9）谋夫孔多。

（《诗经·小雅》）（10）益之相禹也，历年少。

（《孟子·万章上》）（11）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史记·管晏列传》）（12）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

（《史记·苏秦列传》）（13）其为人也，监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

（《韩非子·十过》）第三、语用范畴。

活用出现后，除活用为使动、意动等特殊动词以外的其他活用类型，较之本用而言，往往增加了一些特定的表达效果。

如以下例中的“蹄”。

（14）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孟子·滕文公上》）（15）驴不胜怒，蹄之。

（柳宗元《三戒》）（14）中的“蹄”，是名词“蹄”的本用，表示“马、牛、羊等动物具有角质物的脚”义，没有特殊的表达效果。

（15）中的“蹄”，是临时用作一般动词的，表示“（用蹄）踢”义。

该“蹄”，不仅将动词义“踢”有效地表示了出来，而且，因为是以通常用作名词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在感受“踢”义的同时，还能感受得到“马、牛、羊等动物具有角质物的脚”的形象，所以，自然获得了形象的表达效果。

第四、语音范畴。

不少词语活用以后语音上发生了变化。

活用词语音上变与不变具有任意性，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但是，在具体变化形式上，则有一定的倾向性，即，多为平声变去声。

如以下“妻”、“膏”的活用。

（16）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

”（《战国策·秦策一》）妻，本用，平声，七奚切。

（17）以其子妻之。

（《论语·公冶长》）妻，活用，去声，七计切。

（18）脂膏，以膏之。

（《礼记·内则》）前一“膏”，本用，平声，古劳切。

后一“膏”，活用，去声，古报切。

（三）、该现象的范围。

范围的问题争议较多，其中，有两类现象有必要作一简要的讨论。

其一，是通常所说的名词作状语。

关于该现象，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三家：廖振佑认为是活用，但词类没变，只是造句功用发生了变化。

王克仲认为是活用，是名词用作副词。

郭锡良认为不是活用，是名词的本用①。

我们认为郭说为是。

因为，廖说较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正如郭说所言，名词作状语在古汉语里较为普遍，不是或临时、或不固定、或低频率的。

二是词类没发生变化就谈不上词类活用。

王说亦大致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副词具有纯状语性，但不能倒过来，把能够作状语的都说成是副词。

二是从语义上讲，名词作状语表示的不是副词义。

尽管可以将它们归为情态，但该类情态是具象的，不是抽象的。

这一点，从以下例中“兄”、“犬”与“固”、“间”表义的比较中不难看出。

（19）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史记·项羽本纪》）（20）少时，一狼迳去，其一犬坐于前。

（《聊斋志异·狼》）（21）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楚辞·九章·惜诵》）（22）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

（《史记·项羽本纪》）相比较而言，郭说较为切实地反映了名词在古汉语中的实际使用情况。

其二、是通常所说的从动、比动、受动等特殊用法②。

该现象，亦有是与不是活用之争。

它们的代表性用例如：（23）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

（《史记·吕太后本纪》）（24）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李白《与韩荆州书》）（25）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

（扬雄《解嘲》）持活用说者认为，以上例中的“脱”、“雄”、“笑”分别产生了“从”、“比”、“受”义，因而改变了它们的性质，用作特殊动词了。

对此，我们亦倾向于否定。

因为，从语义上讲，“从”、“比”、“受”诸义不是由“脱”、“雄”、“笑”增生的，而是我们在解读时据语境译出来的，究其来源，当看作是“脱”、“雄”、“笑”后所省介词的补译较为合理。

从语法上讲，“脱”、“雄”、“笑”的词类并未发生变化。

关于词类活用的范围，排除了以上二现象之后，现将同前述总的特点和伴随性表现相应的诸活用现象进行分类概括。

相关用例，因一般语法书多有例及，故在此不赘。

1、名词类的活用。

1）名词用作一般动词。

2）名词用作使动、意动等特殊动词。

2、动词类的活用。

1）一般动词用作名词。

2）一般动词用作使动词。

3、形容词类的活用。

1）形容词用作一般动词。

2）形容词用作使动、意动等特殊动词。

3）形容词用作名词。

4、数词类的活用。

1）数词用作一般动词。

2）数词用作使动词。

5、代词类的活用。

1）代词用作一般动词。

2）三身代词相互间的活用。

二古汉语词类活用的现行阐释情况（归入哪个口、层面，给个什么说法、名称）由于古汉语词类活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加之人们认识的多样性，所以，在古汉语界，人们对词类活用全部或部分类型的阐释说法较多。

这些说法，以语言研究通常所概括出的一些范畴为依据，主要可归纳如下：（一）、语法范畴。

1、词类活用说。

该说最初是由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中提出来的③。

它的立足点，是词类活用的全部类型。

它的着眼点，是词在语法特征上所发生的变化。

它的出发点，是权宜性地处理词的语法分类和归类问题。

由于汉语语词缺乏形态变化，某些词通过转类的方式所发生的固定及灵活性的变化非常之多，在词的语法分类和归类时，若将灵活性变化亦作固定看待，那么，它不仅有违事实，而且，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词无定类”的结果。

因此，主张词类活用说的学者们的观点是，将固定与灵活性的变化分开，分类和归类以固定性用法为依据，灵活性变化，看作是游移于固定用法之外的灵活使用情况，即词类活用。

代表性用例不赘。

2、特殊职能说。

该说最初是秦礼君在《论词在句子构成中新义的产生——兼论所谓“词类活用”》中提出来的④，它是针对词类活用说而提出的一种表示相反意见的说法。

该说认为，通常所说的词类活用，是忽视了古今汉语的不同、混淆了词的类别与其语法功能之间的界限的结果，词类活用，实质上是古汉语语词有别于现代汉语语词的一些特殊职能。

如名词，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能充作涉宾谓语，但在古汉语中却是可以的，这就是古汉语名词的特殊职能。

因为此，《梦溪笔谈·采草药》“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中的“芽”，就不是名词活用为一般动词，而是名词的本用。

（二）、语义范畴。

词义的临时性跨类引申说。

该说法在余行达《古代汉语》中被较明确地提了出来⑤。

它的立足点，是词类活用的全部类型。

它的着眼点，是词在语义上所发生的变化。

它的出发点，是说明语法范畴的词类活用在语义范畴的表现。

它的基本观点，是语法范畴的词类活用，从词义发展的纯理论上讲，为词义引申；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具体地讲，为词义的临时性跨类引申。

如“兵”，本义是“兵器”，后引申为“士兵、军队”、“军事、战争”和“用兵器杀”诸义，其中，“士兵、军队”和“军事、战争”是固定引申，而“用兵器杀”因使用频率较低，故应属临时性的跨类引申。

反映以上诸义的用例是：（26）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

（《荀子·议兵》）（27）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

（《管子·权修》）（28）兵者，国之大事。

（《孙子·计篇》）（29）左右欲兵之。

（《史记·伯夷列传》）（三）、语用范畴。

辞格说。

具体名称，各家略有不同，但内涵基本一致。

其中，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和李维琦《修辞学》都叫做“转类”，黄民裕《辞格汇编》叫做“换义”和“转品”⑥。

该说法，早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就被提了出来。

它的立足点，是词类活用中除活用为使动、意动等特殊动词以外的诸类型。

它的着眼点，是活用所带来的特殊表达效果。

它的出发点，是对词类活用的特殊表达格式和效果进行概括，或帮助人们理智地认识它，从而有效地解读古代文献；或引导人们有意识地运用它，从而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

它的基本观点，是认为通常所说的词类活用实质上是一种修辞格。

这一点，早期的陈望道就有过明确的论述，“说话上把某一类词转化作别一类词来用的，名叫转类。

”“修辞上有意从这一个类转成别一个类来用的，便是转类格。

”“又如《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这里第一个‘冠’字是名词，第二个‘冠’字是动词，而第二个‘冠’字也是第一个‘冠’字带出来的，也是转类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