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艺术与权术

领导艺术与权术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用权谋略思想与实例。

这些，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给后人用权、治国以启发和借鉴。

然而，体现在目前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对剥削阶级的腐朽“权术”思想，有的不仅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反而还错误地认为“权术”就是领导“艺术”。

为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与剥削阶级所耍弄的“权术”作一分辨，给年轻干部的健康成长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一、“权术”是统治阶级依仗权势而玩弄的计谋和手段，是剥削阶级御用的政治工具什么是“权术”?《辞海》中说，“权”为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以因事制宜，可进一步引伸为酌情变通、通权达变、以变应变等意。

“术”即手段、策略、方法、心术。

“权术”就是权变之术。

“权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公共权力被极少数统治者掌握时的产物。

历代的权术家们凭借强力玩弄权术，或一切从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出发，抓住一切机会来使自己利益、愿望得到满足；或把权势看作是决定一切的力量，耍弄“权术”有计划地瓦解对立面，排除异己，清扫障碍；或用心腹监视部属和同僚的行为，实行特务统治，动辄使用包括生杀权在内的种种残酷手段，了结对方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

唐朝的“牛党”与“李党”之争，宋朝的“新党”与“旧党”之搏，明朝的“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斗，无不将“权术”的伎俩耍弄到白热化程度，使“权术”充斥着阴险、欺诈、血腥的浊气，形成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权术”斗争的一大奇观。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目睹“权术”政治的种种罪恶，幻想式地在《理想国》要建立一个没有暴力、没有凶杀、没有一切丑恶政治的“理想”国度。

但是，每每处于社会交替及权力变更时期，“权术”便更加猖狂地滥施淫威，顺我者存，逆我者亡。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争斗之中，“权术”同样扮演了肮脏、丑恶的角色，充当了抬高自己、排斥异己的急先锋。

难怪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他写的《竞选州长》中，对这样的政治“权术”百般愤怒。

“权术”是一切廉明政治的“砒霜”，是对付政敌的“杀手锏”。

从以上可以看出，“权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为统治阶级所掌握和利用，并忠实地为其服务：第一，“权术”要为统治阶级尽“忠”，因而是统治阶级御用的治政工具。

第因而，对敌对集团进行有效二，“权术”要为统治阶级尽“责”，的分化、瓦解乃至镇压，毫不留情。

第三“权术”要为统治阶因而必须耍弄“权术”，极尽欺骗、愚弄民众之能事。

级尽“能”，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大权术家无一不是大伪诈家、大阴谋家，无一不给后世留下了千古骂名。

“权术”意味着残酷、欺骗和背信弃义。

“权术”，就是专指政治阶级依仗权势而玩弄的计谋和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剥削阶级耍弄的“权术”与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建立在科学的领导方法基础之上。

它“出”于领导方法，而“胜”于领导方法。

一般来说，领导“艺术”是领导者在其自身拥有一定的知识、经验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础上，运用领导理论、原则、方法来创造性地、随机地有效处理面对问题的综合才能和技巧。

这表现出领导者驾驭领导工作的状态，表现出领导者的学识、经验、智慧、胆略、作风、气质、品格、方法、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等多种要素的拥有程度及整体效能的发挥状况。

领导“艺术”常常是领导者在处理突如其来的、非常规性的、生疏未遇的领导工作任务时展现出来的，它具有经验性、创造性、灵活性、随机性、综合性等特点。

其基本内涵是：第一，它体现在领导工作“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线性化”的动态过程中，善于立新，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创造力。

第二，灵活地熟练地运用科学的领导方法，对突如其来的事件、生疏的工作任务、复杂多变的局势，采取非常规的但又合乎理性和规范的有效方法。

第三，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科学知识与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的直接表现，因此同一工作难题由不同的领导者来处置，表现出来的领导“艺术”其风格不尽相同。

第四，它离开了数字定量的分析，能够迅速从大量经验性材料中判断出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巧妙地把握政策尺度，求真、求美，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与剥削阶级所玩弄的“权术”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依据的理论天壤有别。

我们的领导“艺术”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领导实践和运权艺术为借鉴。

我们在领导“艺术”上的探索、总结和升华，都成为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权术”则是以剥削阶级的统治理论和运权之术为指导，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来源。

因此从根本上说，一切剥削阶级所奉行的“权术”都是反科学、反时代、反民众的。

二是服务的对象完全不同。

“权术”为统治阶级所掌握，是为统治阶级、为统治集团的少数人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是为广大领导干部提高执政本领、提高领导水平，为革命和建设多作贡献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高知政、参政、议政能力服务的。

三是使用的目的迥然各异。

“权术”为统治者所运用，在极大程度上是为了造就一批御用官僚，谁为我卖命，谁就能长命；谁不为我用，谁就而马克思主义领不能用，谁就没好下场。

“权术”重在治“人”。

导“艺术”的运用，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领导“艺术”和方法是“路”和用着它是为了有效解决革命和建设当中的一系列问题。

“桥”，我们也讲究用人，注重选拔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但用人的目的在于治“事”，在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

四是采取的手段大相径庭，“权术”是帝王将相手中的工具。

他们运用“权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只要利益，不要原则。

而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基本原则，在遵循革命和建设一系列程式化规律的基础上，为解决突出的疑难问题而采取的机动灵活但又合乎规范的措施及技巧，达到了真、善、美的完整统一。

五是历史的评价自有褒贬。

“权术”擅长纵横捭阖，波谲云诡，专搞阴谋诡计，害怕正大光明。

“权术”和伪诈形影不离。

“权术”的施展和传播，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摧毁了法律的尊严，玩弄了民众的感情，毁坏了政治谋略的名声，损害了健康政治的肌体。

“权术”对于一切正直和善良的人们来说，意味着灾害和悲剧。

而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传播和使用，则会给人们解决复杂问题以智慧的技巧和便利的武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领导“艺术”的发扬光大，则会给后人以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术”死灰复燃的诱因、表现及其巨大危害。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权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有可能滋长和泛滥。

主要表现在：——有的干部抱“请示汇报”之名，行“跑官要官”之实。

他们三天两头一个“请示”，十天半月一次“汇报”，有的为了骗取上级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不择手段，什么坑、蒙、拐、骗、吹、拍、抬、拉、吃、喝、嫖、赌，什么苦肉计、连环计、反间计、美人计，全都使出来了。

——有的十八般“武艺”、七十二“高招”，干部利用“甘当伯乐”之名获“培植亲信”之利。

有些居于要害岗位的领导干部，利用其“一言九鼎”之威，不讲程序、不顾原则地“积极”向组织人事部门引荐人才，美其名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看似毫无私心杂念，实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拉帮结派，罗织亲信。

——有的干部挥“坚持原则”之棒，行“打击报复”之实。

有的干部对不是“自己一条线上的人”，怀恨在心，在处于提拔、晋升之机，为了不让竞争对手再上台阶，捕风捉影，编造事实，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有的打着“坚持原则”、“向组织上反映情况”的幌子，泄私愤，排“异己”，打击报复优秀干部；有的为了排除竞争对手，无视法纪，运用了诸如威胁、绑架、毁容、暗杀等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伎俩，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有的干部立“廉洁奉公”之牌，图“敛财享乐”之惠。

有的干部平时装出一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样子，实际上却是以此为招牌，掩盖其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之实。

——有的干部为避“同流合污”之贬，求“明哲保身”之安。

不少人对耍弄“权术”、搞不正之风的干部有看法，但却不敢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与之作斗争。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自己不“伸错手，进错房，上错床”就行。

由以上可以看出，“权术”的死灰复燃及其贬滥，的确给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和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历史和现实的许多事实都警示我们，如果我们的干部沾染上了“权术”的恶习，被“权术”鬼迷心窍，为“权术”所污染；如果我们煞费苦心地培养出来的年轻干部，不长于治国安民之道，却精于弄权耍术、蝇营苟苟之功，不仅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好局面难以为继，而且国家政权也会逐渐改变颜色。

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为此，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锐利武器，与耍弄“权术”的邪恶行为展开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