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掀起国人开会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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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筹备、召开的相关红色故事

中共一大筹备、召开的相关红色故事
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该会议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2日在上海举行。

筹备这次会议的过程充满了密谋和秘密指示。

为了确保会议的顺利召开，党的组织者秘密联系了各方面的代表。

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密码，只有掌握这个密码的人才能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种严密的保密措施使会议前的准备工作非常安全。

在会议召开前，与会代表们被要求在事先指定的地点集合。

他们一个个秘密地来到上海，并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络，确保彼此的安全。

在会议召开的那一天，代表们进入了会场，开始了真正的会议。

会议期间，代表们激烈讨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发展和革命道路的重要问题。

他们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理念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并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们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这些文件成为了党的基本指导原则，为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里程碑。

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确立起了自己的纲领和组织结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过程中的红色故事，充满了革命精神和秘密行动的传奇色彩。

中共一大筹备和召开的相关红色故事

中共一大筹备和召开的相关红色故事
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

为了筹备这次大会，党内秘密成立了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有毛泽东、陈独秀、李达、刘仁静等党内重要人物。

他们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资金紧缺、秘密活动受到监视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进行了秘密筹款活动，并制定了详细的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前夕，筹备委员会秘密联系了代表们，并确定了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选择在一个租下的法租界的墙角楼，以确保安全。

会议开始时，与会代表们亮明身份，展示了自己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

会议期间，毛泽东等人发表了重要的演讲，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与目标。

会议还通过了党的章程、决议案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共产党的宗旨、领导机构以及党的任务等。

中共一大的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秘密组织发展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和组织体系的政党。

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者。

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农民革命的

(1)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395页。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9、170、240—242页。
(3)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24—125页。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农民革命的呢？
（一）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
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是中国大陆学界最为传统的解释，也是传统革命史观的基本体现。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共革命领导人就对此作过阐述。中共革命领导人刘少奇，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作出解释。1947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上报告指出：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战胜蒋介石。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蒋介石管区有三万万多人口，比我们多，但蒋介石那里农民没有翻身，在反对他，在他的脚下安了“磙子”。我们这里农民翻了身，我们脚跟站得更稳了。这样，就将使我们与蒋介石的力量对比上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有一万万五千万人，群众自动参战，人力、财力、物力是无穷的。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战争，抵住了蒋介石，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搞。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的。(1)
到1970年代以后，不少外国学者也倾向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解释，不过其分析视角与中共传统解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否认土地分配等社会经济结构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但又认为中共社会经济改革对动员农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看法在西方学者看来，属于“社会交换理论”，内含道德经济论和理性经济论两个方面，总之就是通过给农民最急迫的实在利益换取他们的广泛支持。中共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只在于抗日爱国，而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改良，例如累进税给贫雇农和中农很多好处，这是中共得人心的基础。

遵义会议，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

CURRENT EVENTS遵义会议，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文丨■ 遵义杂志社全媒体记者邹杰一85年前的那次远征意味着什么？它是信念不朽的象征，它是中国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史诗。

85年前在遵义召开的那次会议意味着什么？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

作为遵义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读懂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回首长征以及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应该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去探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

于是，85年后，我们重新上路。

走过千山万水，穿越时光隧道，轻轻叩开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上那扇厚重的大门：85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慢慢变得清晰、生动、隽永起来。

遵义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到过的最大城市；遵义会议会址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邸，堪称当年遵义城最洋气的建筑。

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留下的唯一题字：遵时局中等城义会议会址。

这6个大字遒劲、俊逸、豪迈。

透过字里行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依然振聋发聩：“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二应该说，遵义会议的召开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1934年1月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开始显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以后，随着红军一次次作战失利，使广大官兵对王明路线产生了怀疑、不满。

特别是湘江之战，红军损失大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血的事实，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就连为人谦和的周恩来，也开始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

这种强烈的情绪使许多红军领导者转变了观点，进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序幕——通道转兵。

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强化了这种共识，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伏笔。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中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手段，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巩固。

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决心和实践能力。

本文将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核心思想及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历史背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背景深厚而复杂。

20世纪初，中国进入近代化的探索阶段，国家面临农民起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等多重困境。

毛泽东、周恩来等先驱者提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道路，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河。

二、核心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依靠群众，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革命道路。

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项革命实践中。

三、实践路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路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起义和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初期，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在推动革命中的作用，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革命的风暴从农村向城市推进。

2.工人运动和工业化进程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工人运动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发展工业化进程，提升劳动者的地位和福利待遇，稳固工人阶级的支持。

3.思想文化革命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文化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批判旧文化思想和推动新文化思潮的兴起，中国实现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革。

4.党建和领导体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采取了党建和领导体系的严密建设，确保了革命力量的团结统一和行动效果的最大化。

四、成就与启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土地制度的改革、经济发展的起飞以及人民群众权益的保障等，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成果。

这为全球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多样而富有探索性的。

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

革命道路的探索
20世纪20、30年代中共成功探索出正确革命道路的过程：
1、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明确指出党在当前的工作中心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而后，领导了三大工人运动，结果惨遭失败，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2、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提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团结一切革命阶级共同对敌，而后，1926年与国民党合作联合发动了北伐战争。

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民革命失败。

3、1927年8月1日，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作出决策：放弃进攻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至此，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总的来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探索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过程包括以下重要进程：1.中共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2.在开展工人运动中深感敌人强大，与国民党合作，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4.鉴于城市中心夺取政权失败，中共以马哲为指导，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5.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妥善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分歧；6.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7.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以人民解放战争的方式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然而这些进程当中也是充满艰辛的：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

但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绝杀。

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武装夺取政权时探索的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

在迷茫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并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新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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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掀起国人开会的革命作者：袁天鹏介绍：议事规则专家，美国议事专家协会（nap）中国唯一会员，译著第十版《罗伯特议事规则》并致力于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大家好，我叫袁天鹏。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开会的故事。

我经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别人问我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会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直接说我是教人家开会的。

然后大家依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有教人开会这种职业吗？我说这个职业是我开创的，目前只有我的团队在教大家开会，我们是用一套《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方法教大家开会。

我十年前翻译了一本书叫《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本书是一个叫罗伯特的人写的，他写这个书的原因是他很多年前，1876年的时候，他在美国参加很多公益团体，结果他发现很多热心公益，想做好事的人凑在一起，却做不成好事，他们开会的时候总是吵成一团，最后不欢而散。

他当时发现美国的国会有一套完备的议事规则，可是到民间，当很多人想一起合作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议事规则。

所以他来翻译了，从美国国会的议事规则到民间的简化的翻译。

而我做的工作是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再翻译到中文。

我最开始是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才促使我下定决心来做这样的翻译工作。

那是因为我在2003年从美国回到国内，开始创办了一家电信方面的初创企业，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去创业。

我跟我的同学跟一些朋友一起合作，创办这个企业，很快就遇到问题，最后破裂了。

我反思的时候，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合作，很好的去沟通，股东之间互相猜忌，很难直接表达我要什么，我怎么跟你达成一致的意见，达成妥协。

所以我才想起我在美国学生会学到的这套规则，我把它引入到国内。

它的目的是教会大家怎么去合作。

我开始翻译以后发现最早把这本书引入国内的是孙中山，他在1916年的时候，独自地完成了这个翻译。

他认为这样的规则对中国的社会建设来说非常地重要，所以他起名叫作《民权初步》，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独立思考前提下学会与人达成合作。

所以这本书就成为我未来的工作，我就开始推广它，大家就可能去想谁会愿意凭空给大家讲开会。

那么我告诉大家其实方方面面都有这样的需求，我去过企业，也去过公益组织，也去过政府，去过学校，还去过很多的社区，包括城市的社区，也包括农村的社区。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我在公益组织的例子，这个公益组织有很多企业家组成的一个环保组织，蛮有名气的，这些企业家都是很成功的人士，他们聚在一起，想做一个环保的好事，结果他们一开起会来，一样吵得一塌糊涂，在他们成立的那天大会上，他们讨论自己的章程，一直讨论到12点还没有结论，已经吵得大家很不愉快了。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企业家站出来说，我们这样吧，我们原则通过，有问题以后再说。

当时很多人是很觉得这个人终于出来圆场了，就这样吧。

但是有一个海归企业家他又站起来发言，他开始较劲了，他说“等等，什么叫原则通过？你一个文件，一个决定，你要么通过了，你要么没通过被否决了。

”什么叫原则通过？这样一个我们经常说的套话，他开始质疑了，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90后是不是理解这个词什么含义。

这个词的明确含义实际上就是没有明确的含义，它就是模模糊糊地说我们不知道通没通过，我们就先姑且这样算了。

所以这里面隐含的对于规则的尊重，你是不是很注重规则，很明确的用一个方法确定我们这个组织的规则。

之后，又遇到人引见我去农村去推广这个规则，大家就劝我不要去，说农村接受起来会很慢的，而且你这个规则本来都是海归在讲，不太适合中国的文化。

但我觉得我要轴一点，我要较这个劲，所以我就去农村里面迎接这个挑战。

恰巧这个农村是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社长杨元彪（音05：17）跟我们一起进行了很充分的讨论，找到了能够让村民们来接受这个规则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叫做《南塘十三条》的规则，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网上搜一搜。

我们发现这些规则很简单，比如说主持人要保持中立，不能够对内容发表任何的意见，只是在主持规则。

然后所有人的发言是面向主持人进行，不超时，不打断，不攻击，不跑题等等。

这些规则其实很快就被这些村民们接受了，而且村民们还把它简化，再进一步简化，起了很通俗的名字叫萝卜规则，我们现在都讲我们推的萝卜规则，我也有一个外号叫“萝卜哥”，到处在卖萝卜，到处在种规则。

这样的规则后来移到城市社区里，也去讲。

2012年在深圳有一个罗湖区，区的政府希望去做基层的协商民主和法制化的试验，他选了一百多位居民代表，结果他们发现让这一百多个人去开会，讨论社区里的事情，这是一个技术活，他们在网上搜索，找到我，认为我是这个专家，是技术方面的专家，请我过去。

我给居民们做了两天的培训，居民们也很好地把这个规则学好了，面对主持人发言，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发现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的才是这个规则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当很多人说看到中国人，中国的居民，村民都可以这样开会，有板有眼按照规则来开会，他们觉得很了不起了，但是我内心有很深的忧虑，比如说我在这个社区里，慢慢地深入下去以后，有些项目，有些动议是居民代表提出来，他们都是居民，居民代表自己提议案，自己来表决。

这次有个居民代表提了一个叫做公益集市的议案，申请这笔社区里公共资金的支持。

其实这个议案蛮好的，可是有很多其他的代表质疑这个议案，可是我们又听不出这个质疑的道理到底在哪里，最后这个议案被否决了，结果我们下来了解是因为提出这个议案的代表可能得罪了其他的代表，所以其他的代表是因为不喜欢这个人而否决这个议案。

所以这些代表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去考量这件事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应该支持，它是公益的事情，我们应该支持，不考虑。

考虑的是我不喜欢这个人，所以你要做的事我就反对。

这个是刺痛我的，这个刺痛在于不光是这些居民是这样，我们看到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今天在公共舆论空间看到的很多讨论都是这样的问题，可能大家最近关注到柴静的《穹顶之下》，很多人发表的评论并不是讨论她治霾的那些观点对不对，而是在于我不喜欢柴静你这个人，所以我就反对你这个视频。

所以这些深层次的跟我们文化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才是让我们忧虑的，我们文化当中只问亲疏不问是非，我看你是谁我才来决定我是支持还是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开始去反省自己，检视自己，我也在推动我自己的变化。

我们在社区里还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一个居民代表提了一个议案，是帮助老年人，给老年人做生日会，这个预算比较大，另外一位代表就提出来说我们把礼品的预算减低一点，我们为老人服务这是好事，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礼品，我们总的资金是有限的，其实这是就事论事的意见，但是结果，提议案的代表，反映很强烈，我们也很意外，你干嘛反应这么激动，他愤怒站起来，指责那个人，老人的钱你都敢砍，你就是不孝。

我们后来开始去分析这个人的心理，我们发现他的心理在于什么？我受了很多人的委托，提出这个议案，我好像代表了一群人，结果我的要求被砍下来了，你就是在侮辱我，你反对了我的观点，就是在反对我这个人，就是让我难堪。

他完全是在情绪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在怎么花好这笔资金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触动了我，因为我也想起我当年在美国，在那个学生议会里也争取过一笔资金，是给我们中国学生的新年晚会争取资金，结果最后批下来的时候，会议的秘书还很高兴地过来告诉我，我当时的名字叫Roger，说Roger你的钱批了多少？我说批了多少？批了一半。

我当时脸就拉下来了，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吗，打发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么好的新年你怎么能支持一半了？结果反过来那个秘书很奇怪，Roger，better than nothing，翻译过来就是说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们这么多人在争取资金。

这更羞辱了我，这更是打发叫花子了，什么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但是我后来，随着我去研究议事规则，实践议事规则，我开始明白了，当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我好项目要资金，人家也是好项目要资金，这就是利益冲突，有可能是资金上的冲突，有可能是观念上的冲突，有可能是价值观追求方面的冲突，当我们去，在公共生活当中必然面对这样的冲突，那么怎么学会去妥协，这才是最重要的精神。

所以我现在很理解better than nothing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改变，这个规则让我自己改变了。

还有一些其他人的改变也给我信心，很有名的公益组织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他应该是习惯了说了就算，可是当他参与到公益组织以后，他有改变。

议事规则让他有了触动，有了改变。

比如说当他在主持会议的时候，他以前是这样，决定了，拍板了，可是他现在一言不发，他只能主持规则，他忍得住，几个小时会议下来，他一点观点都不能说。

反过来，在他不主持会议的时候，他可以做到说一定举手发言，这是我们的议事规则，等到主持人请到他了，他才会开始说话，他绝对不会说我来说两句，他就开始说了，他不会那样，他忍得住这样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他的成就，他的地位并没有阻止他去理解，接纳并且践行这样看起来琐碎的规则。

而且他有更深层次的变化，比如说当有人觉得按照这种规则开会，好像我们不能够很充分表达了，觉得不爽了，这位企业家会说，这些规则无非是给大家一个平衡，否则没有这些规则，有的人说得非常得酣畅淋漓，但是有些人可能他的观点连表达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当会议看起来出现了冗长的时候，他往往会站出来说，大家再耐心一点，我们让不同的观点都表达出来，然后他会主动去提出一些折中的方案，争取大家的理解，也就是促成大家的妥协。

所以这种深层次的反思，这种变化，是给我很大鼓励的。

因为我曾经在给北大的一个讲座当中，面对学生，我讲到议事规则种种的好处，有一个学生提问，他说这个看起来很琐碎，他能改变中国吗？他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我对他的回答是说要改变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愿意改变，你想改变什么呢？所以我深信只有改变自己，才是一切改变的基础，但是我也深深地知道改变自己才是最难的，就像《罗伯特议事规则》，我们理解起来都不难，但是从知到行，那个改变才是最难的，只有我们能够检视自己，特别是在规则会妨碍到我们，约束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向规则低头，做到知行合一，那才是最伟大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