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掀起国人开会的革命

如何掀起国人开会的革命

作者：袁天鹏

介绍：议事规则专家，美国议事专家协会（nap）中国唯一会员，译著第十版《罗伯特议事规则》并致力于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大家好，我叫袁天鹏。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开会的故事。我经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别人问我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会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直接说我是教人家开会的。然后大家依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有教人开会这种职业吗？我说这个职业是我开创的，目前只有我的团队在教大家开会，我们是用一套《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方法教大家开会。

我十年前翻译了一本书叫《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本书是一个叫罗伯特的人写的，他写这个书的原因是他很多年前，1876年的时候，他在美国参加很多公益团体，结果他发现很多热心公益，想做好事的人凑在一起，却做不成好事，他们开会的时候总是吵成一团，最后不欢而散。他当时发现美国的国会有一套完备的议事规则，可是到民间，当很多人想一起合作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议事规则。所以他来翻译了，从美国国会的议事规则到民间的简化的翻译。而我做的工作是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再翻译到中文。

我最开始是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才促使我下定决心来做这样的翻译工作。那是因为我在2003年从美国回到国内，开始创办了一家电信方面的初创企业，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去创业。我跟我的同学跟一些朋友一起合作，创办这个企业，很快就遇到问题，最后破裂了。我反思的时候，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合作，很好的去沟通，股东之间互相猜忌，很难直接表达我要什么，我怎么跟你达成一致的意见，达成妥协。所以我才想起我在美国学生会学到的这套规则，我把它引入到国内。它的目的是教会大家怎么去合作。

我开始翻译以后发现最早把这本书引入国内的是孙中山，他在1916年的时候，独自地完成了这个翻译。他认为这样的规则对中国的社会建设来说非常地重要，所以他起名叫作《民权初步》，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独立思考前提下学会与人达成合作。所以这本书就成为我未来的工作，我就开始推广它，大家就可能去想谁会愿意凭空给大家讲开会。那么我告诉大家其实方方面面都有这样的需求，我去过企业，也去过公益组织，也去过政府，去过学校，还去过很多的社区，包括城市的社区，也包括农村的社区。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我在公益组织的例子，这个公益组织有很多企业家组成的一个环保组织，蛮有名气的，这些企业家都是很成功的人士，他们聚在一起，想做一个环保的好事，结果他们一开起会来，一样吵得一塌糊涂，在他们成立的那天大会上，他们讨论自己的章程，一直讨论到12点还没有

结论，已经吵得大家很不愉快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企业家站出来说，我们这样吧，我们原则通过，有问题以后再说。当时很多人是很觉得这个人终于出来圆场了，就这样吧。

但是有一个海归企业家他又站起来发言，他开始较劲了，他说“等等，什么叫原则通过？你一个文件，一个决定，你要么通过了，你要么没通过被否决了。”什么叫原则通过？这样一个我们经常说的套话，他开始质疑了，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90后是不是理解这个词什么含义。这个词的明确含义实际上就是没有明确的含义，它就是模模糊糊地说我们不知道通没通过，我们就先姑且这样算了。所以这里面隐含的对于规则的尊重，你是不是很注重规则，很明确的用一个方法确定我们这个组织的规则。

之后，又遇到人引见我去农村去推广这个规则，大家就劝我不要去，说农村接受起来会很慢的，而且你这个规则本来都是海归在讲，不太适合中国的文化。但我觉得我要轴一点，我要较这个劲，所以我就去农村里面迎接这个挑战。恰巧这个农村是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社长杨元彪（音05：17）跟我们一起进行了很充分的讨论，找到了能够让村民们来接受这个规则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叫做《南塘十三条》的规则，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网上搜一搜。

我们发现这些规则很简单，比如说主持人要保持中立，不能够对内容发表任何的意见，只是在主持规则。然后所有

人的发言是面向主持人进行，不超时，不打断，不攻击，不跑题等等。这些规则其实很快就被这些村民们接受了，而且村民们还把它简化，再进一步简化，起了很通俗的名字叫萝卜规则，我们现在都讲我们推的萝卜规则，我也有一个外号叫“萝卜哥”，到处在卖萝卜，到处在种规则。

这样的规则后来移到城市社区里，也去讲。2012年在深圳有一个罗湖区，区的政府希望去做基层的协商民主和法制化的试验，他选了一百多位居民代表，结果他们发现让这一百多个人去开会，讨论社区里的事情，这是一个技术活，他们在网上搜索，找到我，认为我是这个专家，是技术方面的专家，请我过去。

我给居民们做了两天的培训，居民们也很好地把这个规则学好了，面对主持人发言，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发现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的才是这个规则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当很多人说看到中国人，中国的居民，村民都可以这样开会，有板有眼按照规则来开会，他们觉得很了不起了，但是我内心有很深的忧虑，比如说我在这个社区里，慢慢地深入下去以后，有些项目，有些动议是居民代表提出来，他们都是居民，居民代表自己提议案，自己来表决。

这次有个居民代表提了一个叫做公益集市的议案，申请这笔社区里公共资金的支持。其实这个议案蛮好的，可是有很多其他的代表质疑这个议案，可是我们又听不出这个质疑的道理到底在哪里，最后这个议案被否决了，结果我们下来

了解是因为提出这个议案的代表可能得罪了其他的代表，所以其他的代表是因为不喜欢这个人而否决这个议案。

所以这些代表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去考量这件事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应该支持，它是公益的事情，我们应该支持，不考虑。考虑的是我不喜欢这个人，所以你要做的事我就反对。这个是刺痛我的，这个刺痛在于不光是这些居民是这样，我们看到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今天在公共舆论空间看到的很多讨论都是这样的问题，可能大家最近关注到柴静的《穹顶之下》，很多人发表的评论并不是讨论她治霾的那些观点对不对，而是在于我不喜欢柴静你这个人，所以我就反对你这个视频。

所以这些深层次的跟我们文化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才是让我们忧虑的，我们文化当中只问亲疏不问是非，我看你是谁我才来决定我是支持还是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开始去反省自己，检视自己，我也在推动我自己的变化。

我们在社区里还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一个居民代表提了一个议案，是帮助老年人，给老年人做生日会，这个预算比较大，另外一位代表就提出来说我们把礼品的预算减低一点，我们为老人服务这是好事，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礼品，我们总的资金是有限的，其实这是就事论事的意见，但是结果，提议案的代表，反映很强烈，我们也很意外，你干嘛反应这么激动，他愤怒站起来，指责那个人，老人的钱你都敢砍，你就是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