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兼爱”说与功利主义思想

墨子的“兼爱”说与功利主义思想摘要：墨子的伦理思想以“兼爱”说为中心和标志，把“兼爱”原则展开为“兼相爱、交相利”，进而发展为墨子的义利观，墨子的义利观既“贵义”又“尚利”，是首位在诸子百家中高举功利主义旗帜的思想家。

墨子的“兼爱”思想，首先体现在“别相恶”的对立中。

通过“兼以易别”用大爱的姿态表达了一种平等的思想，根据此来兴天下之利。

但“兼爱”不仅追求社会的正义平等，也关注个体的权益。

首先，墨子将天下祸害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深刻地揭示了天下之害的根源。

其次，墨家所讲的“兼相爱，交相利”，迥异于“耻言利”的儒家思想。

墨子强调“义利一体”，视“利人”、“利天下”为“义（至善）”，然后又提出“利”以“义”的标准和目的。

墨子提倡“交利”的平等意识，代表了平民和小生产者的物质生活利益，不是利益冲突的另一方以奴隶主贵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但是墨子又把解决这一冲突、矛盾的希望寄予帝王，这显然是不可实现的空想。

最后墨子把义利统一的功利主义贯彻在道德评价上，提出在“合其志功而观”的道德评价理论，强调客观结果与主观动机的统一。

关键词：墨家，兼爱，非攻，交利《史记》无墨子传，只在《孟荀列传》后附了寥寥24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但墨学在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古语有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这句古谚隐含着这样的信息：在百家争鸣的时期，儒、墨两家同为“显学”。

对此典籍中多有记载。

（《韩非子·显学》）载：“世之显学，儒墨也。

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吕氏春秋》）中多次以孔墨并称。

（《当染》）云：“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

”这就说明墨家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墨家学派也曾有过显赫，辉煌的学术地位。

墨子，名翟（dí），墨翟是墨家的创始人，后人尊称为墨子。

墨子的时期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多数认为墨子是鲁国人。

传说他的手工技巧和著名工匠公输般齐名，是一名精于制械的工程师。

墨子属于“士”的阶级，但他也是平民的代言人。

墨子先习儒而后非儒，深谙儒家学术，并在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家惯用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但在思想体系中的内容和特点上与儒家是对立的。

墨子最终舍弃儒学自创学派—墨家。

墨家著作现存《墨子》一书，从汉朝流传下来，著录《墨子》71篇，宋朝前后遗失18篇，现仅存53篇。

一．“兼爱”之说兼爱为墨子“十论”的核心，其基本涵义是“视人为己，不分亲疏，贪官贵贱，同等爱人。

”这和儒家“仁爱”的伦理思想是对立的，这里做简单的比较：1.爱的程度、范围儒家：依据宗法伦理，承认亲疏有别、远近有分、贵贱有差。

墨家：反对宗法伦理，主张“爱无差”，“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2.爱的先后顺序上，爱与被爱儒家：“仁学”提出时，一开始就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说明儒家“仁”最初的含义就是对根基宗法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的概括。

其学生有子也说的很明白：“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学》）。

而后儒家提倡先爱自己之亲，再推及别人之亲，推己由人，主张尽心，不言回报，是彻底的义务论。

墨家：“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

大致的意思是我对你好，然后你也对我好，我爱你，你也爱我。

对等互报，对待利益的问题上呈现了功利主义的色彩。

反过来，问题是如果别人不爱我。

我应该怎么办。

在《兼爱·中》有说“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意思是：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墨子说道：“用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

另外在实行“兼爱”原则上，墨子也有自己的想法：“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大致意思是：凡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爱他；有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随即憎恶他；损害别人的人，别人随即损害他。

这样情况就显而易见了，因为世界上即使是愚笨之人在危难之时也会选择兼爱之人，而且可以兴天下之利和除天下之恶。

“兼爱”的第一要义首先是反对独知爱己的自私自利，反对自私自利，否定亲疏有别的宗法观念，然而“兼爱”是否可行？于是墨子又对兼爱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一方面求助于上天和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了“投桃报李”、“好人好报”的对等互报原则，即自己的利益可以通过爱人、利人而得到回报。

后期墨者说：“爱人不外取己，己在所爱之中”（《墨子·大取》）。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别人并没有把自己排斥在外，在爱别人的同时也就爱了自己。

于是个人利益与爱人利人达到一致，这样“兼爱”就具有了诱人、魅力之处。

正因如此，人民就乐意实行“兼爱”的原则。

所以墨子深信实行“兼爱”原则，“此何难之有焉！”由此可看出“兼爱”原则的可行性论证可见，固然反对恶人贼人的利己主义，但没有否定利己之心。

恰恰是以对等互报原则，“兼爱”都是以利己心和个人利益为立足点。

墨子说：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

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

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

这就是说，孝子之所以爱利他人之亲，其立足点就在于可以满足“爱利其亲”的利己之心，“兼爱”的魅力就在于墨子的利己是可以获得，而不用损害个人利益。

这也就是墨子认为“兼爱”的实行“此何难之有焉”的原因。

但是墨子并没有把利己作为“义”（善）的价值尺度或是行为准则，相反，而是把“利人”视为行为的准则和“义”的价值尺度。

这就体现了墨子功利主义的思想及其特点。

因此全面考察“兼爱”利人利己的伦理性质，其实质就是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矛盾的和冲突。

这也就是兼爱的特殊功能所在，使国与国，家于家，人与人利益互通相爱相利。

但这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可调和，在社会制度大变革时期更是如此。

贵族们独知爱己、利己是经济、政治地位决定的，实行“兼爱”是不可行的、主观幻想的。

其认识的根源是把现实中的阶级利益对抗直接认为单独知识道德问题，认为不要取消上下、贵贱在政治、经济上的对立，只需要“以兼易别”的道德方式就可解决，万事大吉，单用道德的力量改造社会的思想，无疑是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不符合社会实际，如水中之月，空中楼阁一般。

但是“兼爱”思想也有其光辉之处，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心声，具有人民性品格。

二．墨子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在墨子的道德价值观中，首先是何为“至善”的问题。

同为显学的儒墨两家有着原则性的分歧。

儒家认为“义”为礼的最高境界，符合礼便是义，把“利”理解为私利，把“义”、“利”对立起来，主张“仁者安仁，何必曰利”的道义论。

墨家这里即“贵义”又“尚利”，主张“义”以“利”为内容、目的和标准。

但是墨子说的“利”是利人、利天下而不是私利，用是否利人、利天下的现实利益来区别“义”与“不义”、“善”与“恶”。

一切善恶的道德价值在于对他人天下产生的效果。

据此，墨子提出一条可以行为准则—“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这充分体现了墨子在回答什么是至善的问题，即道德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特点。

墨子“尚利”，视“利人”、“利天下”为“义”的内容、目的、标准；反过来，墨子又把“义”看成是达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所以有提出“贵义”，这个“义”就其具体形式而言，即指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规范。

墨子提出“尚利”的道德价值标准，这是对“利”为道德价值标准的传统观念的否定，挑战了周礼的道德观念的地位，这体现了当时社会道德观念的变革，具有启蒙的意义。

同事墨子既提出以“利人”、“利天下”的“义”的标准；又以“贵义”维护了道德的作用，在理论上有进步和合理性。

墨子强调“利”也没有否定道德的作用，充分肯定道德原则由一定利益所决定。

理论一经产生就有其独立性和存在价值，起着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强调“利”，但不否定道德，这就达到了义利的统一，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功利主义，有十分宝贵的理论价值。

从思想源头来讲这是有了自身的阶级特性，是代表奴隶与贵族之间的平民与小私有生产者的利益，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可以表明墨家“利天下”所代表的阶级，但这现实理性的功利为何成为空想。

因为他把如何实现“天下之利”的问题，寄希望于“上天”、“君主”、“道德”的力量。

三．“志功统一”的道德评价原则把义利统一的功利主义原则落实在道德评价上，提出“志功统一”的主张，“志”是行为的动机，“功”是行为的效果，应相互结合来评价行为道德。

如动机不好之例：钓鱼不是为了喂鱼吃东西，而是你想要吃掉这条鱼。

动机好而效果不好的例子如：揠苗助长。

“志功合一”是墨子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但是墨子认为不同职业其功德是有大小之分的。

虽然这是经验论的观点，但是要求行为有更多功善是十分合理的。

墨子也是首个提出比较“志”和“功”这对概念的，并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解答。

墨子学术中除了以上讲述的观点外还有大量理论知识。

如墨家的十大主张中除了“兼爱”还有“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

他的“三表”法的认识论、逻辑学都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也造就百家争鸣时期“非儒即墨”之称。

墨家在当时虽然地位显赫，被尊为“显学”，但只有300多年的光辉历史。

墨家为何辉煌的时间如此之短，在汉代以降迅速衰微，原因何在？首先，外部的社会原因，在春秋社会变革时期，法家是更适应当时的变革需求；而后汉王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地位越来越高，知识分子视墨家为邪说暴行，因而被冷落。

其次，从内部原因来说墨家“敢于用而不知文”，崇尚节俭，提倡“自苦为极”脱离实际，人民难以实现；并且在墨子之后缺乏德业兼备的领袖，墨家的后世有拥秦的嫌疑，在知识分子中名声不好。

再次，墨家与传统上层文化大相径庭，文化主流是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倾向，使墨家的自然科学无适宜生长的空间。

最后，墨家兼爱思想有打破家族家庭本位之嫌与封建的宗法制相抵触，被打击从而演化为社会下层所流行的思想。

总之，墨子代表着平民和小私有生产者的利益，以“兼爱”为标志，以贵义、尚利的功利主义为特点，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