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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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民间故事: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个值得⼤书特书的⼤时代。

对于知识分⼦来说,这样的⼤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世纪。

⼆⼗世纪短短的⼀百年间,其变化动荡的程度、周转复始的更替,⼏乎等于过去⼗个世纪。

在整个⼆⼗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

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代、五四⼀代、后五四⼀代和⼗七年⼀代、*⼀代和后*⼀代。

现将这六代知识分⼦作粗略概述,供读者参考。

▲第⼀代:晚清⼀代最初出现在⼆⼗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代知识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为代表。

他们⼤多出⽣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本转⼿⽽来,常常显得⼀知半解。

从⾻⼦来说,这⼀代⼈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

由于背负着⾃⾝千年之久的传统的重负,以及对西⽅焕然⼀新的⽂明本质的⼀⽆所知,晚清⼀代的知识分⼦在⼏不见光的⿊暗隧道之中艰难地爬⾏摸索,探求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存之道。

他们是思想的先⾏者、⾰命的先驱者。

但是,他们在社会变局之中的⾝份以及⾔⾏形成极⼤的冲突,“世纪末的悲哀”与“世纪初的迷茫”,使得他们⾎液⾥涌流着中华千年传统⽂化,笔底⼝中却充斥着外来⽂明的新思潮。

当晚清⼀代知识分⼦⾯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他们⼀⽅⾯寻求⽣命的价值及意义,⼀⽅⾯也竭尽知识分⼦“以天下为⼰任”的胸襟来关怀蜩螳的国是。

他们是跨世纪的⼀代,既是中国历最末⼀代⼠⼤夫,⼜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

▲第⼆代:五四⼀代1915年以后,新的⼀代知识分⼦崛起了。

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这代⼈,⼤多出⽣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

之所以说第⼀代,是因为他们不再⾛学⽽优则仕的传统⼠⼤夫⽼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的独⽴职业,⽐如教授、报⼈、编辑、作家等等,⽽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中⼜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都放洋⽇本或欧美留学,对西⽅⽂化有⽐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

晚清民国年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晚清民国年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探讨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

主要通过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比较,突显出知识分子转型后的不可忽视的特征。

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这一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已发生了巨大转变。

标签: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晚清民国年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逐步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

其社会角色与从事的职业已不再类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涉猎了社会的各行各业。

对于其社会地位,宏观上来说呈现一定的政治边缘现象,而在以知识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在文化层次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有文化核心地位。

一、社会角色的转变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这一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士居首位。

但是到了晚清,社会动荡不安,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被彻底颠覆,他们失去了其安身立命之阶梯,无法像传统士大夫一样科举进仕来获得传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功名,于是开始寻求其他的出路,在新形势下获取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有的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威,或成为近代商业的经营者,有“绅商”之名,或靠打击其他派别迎合权力斗争之需,进而提高自身的地位。

传统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现代转型。

在传统中国,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士绅集教化、伦理、祭祀、宗教等一切社会职能与权力于一体,成为控制乡土社会的主要权威。

但是到了20世纪,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生活方式和文化气息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新形势之下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接受的教育已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学术,而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事各种不同类型的职业,扮演着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

如政府官员、商人、律师、记者等等,涉及到各行各业。

在邓若华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中有明晰的调查。

邓若华对民国后期常熟地区的18个乡的地方精英做过深入的调查,从其抽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常熟这一地方知识精英的职业构成情况.这些知识分子有当地行政人员,教育文化工作者,医生、工商业者,外地行政人员,律师,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地方武装首脑,人民团体领袖等等。

民国文人

民国文人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

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身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

陈独秀就是不守规矩文人的典型,离经叛道是他的性格本质。

许纪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个性对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

我们无法要求文人中规中矩,真要那样的话,他们的见解就会流于平庸和世俗。

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孙郁在书中不时地对民国文人的性格进行比较,他发现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陈独秀的深刻与单纯一览无余,而鲁迅却冷峻气寒,让人难以读透。

前者呼应时代,后者负载沉重的历史,于是在巨变面前,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度。

民国文人处在文化冲突与时代转折地带,难以有真正的平和。

不肯随波逐流的民国文人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

民国文人改变了“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局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

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

充盈于当今学界的,有太多的势利小人和哗众取宠之士。

即使是爱,也难觅林徽因、石评梅那样的奇女子了。

民国文人的内心的是很苦的,置身于一个苦闷、矛盾的时代,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只能在迟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进行。

《民国风度》读书笔记

《民国风度》读书笔记

《民国风度》读书笔记“民国”只存在了30余年的时间,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让后来者念颂不已。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时,开设“钩沉”专栏,关注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

该报年轻记者徐百柯负责为之撰稿,每周一篇。

近两年后,徐百柯完成对70多位民国学人的素描特写。

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谓之《民国那些人》,引起极大反响。

2011年,九州出版社将之补充再版,更名为《民国风度》。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

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

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

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

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

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

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

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本文旨在探讨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包括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特点。
文化性格的定义与内涵
文化性格是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思维 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等方面的特征。
背景介绍
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经历了从清朝到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面 临着许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如民族危机、社会变革、文化冲突等。
推动现代文化创新
他们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观念为现 代文化创新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促进了现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培养现代知识分子
精神
他们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为现 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培养了 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对未来社会文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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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化自信
我们应该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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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 性格特点
独立自主的精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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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学术独立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注 重学术独立,反对政治干 预,努力维护学术自由。
独立思考
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盲从权威,勇于挑战 传统观念,推动学术进步 。
自主选择
在文化、学术、生活方式 等方面,民国时期大学知 识分子自主选择,不受外 界干扰。
促进学术繁荣
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国现代 学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引领社会思潮
他们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观念引领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了人们的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对现代社会文化的作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注重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社会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评议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曾经涌动起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其标志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李石岑《教育独立建议》等方案的提出和当时南北各校师生的有关活动。

尽管“教育独立”主张立意颇高,但在现实层面充其量体现为企望“教育经费独立”这一基本诉求。

唯一的例外,是1928年前后一度试行的大学院及大学区制,那是一种力求在“法理上”为教育独立奠定根基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

“教育独立”理念在知识界引起一定共呜,直至抗战时期教育独立主张仍时有出现,该主张几乎成为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玫瑰色的梦。

已往学术界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适当评价,更绝少从教育自身运行规律的视角作出解释和定位。

本文拟就这段史事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

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1]其主旨是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

与此同时,严复亦主张“政、学分途”,而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2]西方观念的启悟和中国书院的传统,使得上层知识界对学术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已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识。

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其中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区别: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

因而他主张共和时代的教育应当“超轶于政治”[3]。

此番议论,颇令时人耳目一新。

蔡氏也确能“知行合一”,在民国肇始、党争甚烈的政治环境中,他组建北京教育部,全然不顾党派之分,请出教育专家、共和党人范源濂作次长,称“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4]。

显然,他在向世人表明教育的超然地位,也因此招致国民党内胡汉民诸人的不满和指责。

民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梦

民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梦
描述 了 “ 黄子孙 ”1 9 4 5年元旦的一场大梦 ,那
在接触民众方面 ,作为决策的根据。
他梦见 ,许 多 已被杀害的人都活着 ,而且 担任很重要 的工作 。杀人 的刽子手都 在 国营大
二 十年来 中国发生 的惨痛不幸 的事情 ,都不 曾
发生过。
屠宰场里工作 。大大I N' b 善 于伺候 上司的官僚 们 ,有些变成 了善 于伺候人 民的公仆 ,有些改
言巧 语 ,只要 不把
家 化 ” 的理 想跨 出
______・—_
人 民 当人 看 待 ,不 管 报纸 印 得多 么漂 亮 ,卖得多么便宜 ,
也 没 有人 看 。
了一 大 步 ,敌 对 情 绪 差不 多 已完 全 消 失 ;在各 方 参 加 的
国 民 大 会 上 , 产 生
全 国无 枪炮声 ,人 们都 过上和平 的 日子 ,

安居乐业 ; 政府改组 , 毛泽东 、 周恩来与蒋介石 、
幽 ■ — 誓 一
记者 、甚至杀记者 的事” 。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
孙科 、宋子 文 ,还有张君劢 、曾琦 、莫德 惠等
各党派及无党 派人士环坐讨 论 国事 ;行政 院改 组 ,各 党派都有 人为部长 ,是一个举 国一致 的
之后被选为第 四任总统 ,他把大部分 时间都 用
是《 大公报 》总编辑 , 以一手道义文章风靡海 内。
在战云低垂 ,内战阴影 笼罩着 中国上 空的 1 9 4 6
年 ,两位享有崇高地位 、声望 的知识分子不约
而 同 地做 起 了梦 。
先是 1 9 4 6 年3 月 ,章乃器在 《 平 民》周刊 第 4期发表 《 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 》 ,

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文人民国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

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代。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

然而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强大。

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

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

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写的。

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挽狂澜于既倒。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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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2014-02-18 15:46来源:深圳特区报作者:傅国涌提要《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

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

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梦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梦想,1880年代出生的人,1890年代出生的人和1900年代出生的人,这三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梦想。

1880年代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宋教仁,1890年代出生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在文化上可以以胡适等为代表。

1900出生的这一代人在1949年以前还比较年轻,像王芸生、徐铸成、钱钟书等人那个时候都已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

这三代人深深影响了中国。

A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百年前的中国——1913年,1882年出生的80后宋教仁,不过三十出头,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展开了他梦想的翅膀,把他的梦想付诸实践,几乎差一点就将中国变成他梦想中的那个中国了,但是很不幸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他。

那年3月20日晚上,在上海闸北火车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中国的道路也因此拐了一个弯。

宋教仁那一代的梦想是什么呢?“政党如具有庞大之结合力、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

”虽然这只不过是宋教仁和他所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的梦想而已。

但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那个时代,在宋教仁身后,同样站着一批80后,这些80后,有很多人在民国初年当过国会议员,那个时代怀抱梦想的这些年轻人,已成为议员、总长,宋教仁并不是孤立的,他是整个80后一代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个。

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只有80后有那样的梦。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比他们岁数大的70后、60后,甚至50后的那些精英,同样与80后有着相似的梦想,即便他们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参加或组织了不同的政治党派、团体,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之间是有相当多政治共识的。

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1874年出生的汤化龙,这些立宪派重量级的代表人物,同样跟80后的宋教仁、张耀曾他们有政治上的共识。

1853年出生的老一辈状元实业家张謇,跟他们也有着共识,也有认同这样的梦想。

1881年生在绍兴的周树人,比宋教仁大一岁,也曾经留学日本。

他目光冷峻,甚至带着点嘲讽,在1912到1913年的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将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

后来以鲁迅而知名的他这样自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

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评判。

阅尽沧桑之后,他将用犀利的、嘲讽的、冷峻的目光审视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

B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梦想当中80后那一代人的梦想受挫,宋教仁被暗杀了,鲁迅说自己颓唐了,历史的下一页就翻到了90后一代。

1891年出生的胡适从美国回来时,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跟讲台下的学生在年龄上是同一代人。

胡适跟学生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岁数相仿,他的古书读的还没有一些学生多,但他身上有特殊的魅力,他有开阔的视野,他有美国教育赋予他的全新的气质,他有新的方法论。

胡适迅速成为“五四”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的梦想是什么?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得寸进寸。

他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不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建起天堂,他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相信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相信点点滴滴,这就是得寸进寸,而不是得寸进尺,更不是得寸进丈。

1919年11月,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1920年1月,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

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

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工夫。

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

”他的话明白如水,讲得很清楚,他赞同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

所以,他才会对年轻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与爱因斯坦的话是相通的。

与胡适同时代的老师和学生当中,同样存在着很多与胡适梦想不同的人。

胡适的得寸进寸,一步一个脚印,健全的个人主义,在许多意气风发的90后学生们眼里太不过瘾了,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梦想,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我们回望那些青春的面容,那些充满朝气、梦想的90后们,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当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几乎都是90后。

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名单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和骨干们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学会出来的,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高官也是从这里出来的。

也有大批的人成了音乐家、小说家、散文家、美学家、戏剧家、教育家、地质学家、诗人、哲学家、实业家,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方东美、卢作孚、许德珩、张申府……都在20世纪中国留下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贡献。

这批90后都是有梦想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忧患丛生的动荡时代,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但他们还有自己的梦想。

当时,参加这个团体的人曾怀抱着同一个梦,在1917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要把中国变成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也可以说他们曾共有过一个少年中国的梦想。

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梦想当中。

C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历史转入1930年代,《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

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

1932年的11月1日,《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出了大约400多封征稿信:“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

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

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信中还有两个具体要求,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第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做梦的142个人中,前面看见了柳亚子、郑振铎、老舍、张君劢、谢冰莹、谢六逸、陈翰笙、穆藕初、巴金、张申府,也看见俞平伯、徐悲鸿、金仲华、宋云彬、郁达夫、周谷城、章乃器、周作人、茅盾、陶孟和、楼适夷,也看见张耀曾、杨杏佛、夏丏尊、马相伯、孙伏园、曹聚仁、林语堂等,这个名单阵容豪华,他们都在做“梦”,他们的“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80后、90后和00后三代人的梦想,尽管这当中年龄大的也有像马相伯这样的老先生,可以说,这三代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一起做“梦”,但是他们做的“梦”还是很不相同。

这些做“梦”的知识分子中,其中岁数在35岁以上的中年人最多,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这些人,他们再也不像80后在民国初年、90后在五四时代,做那么舒展的“梦”了,再也没有那样天真烂漫的“少年中国梦”,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做起了“大同”梦。

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梦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给人写条幅“天下为公”,都是这个大同梦的产物。

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的梦想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做得最多的是桃花源之梦,施蛰存、吴研因这些知识分子,俞寰澄这样的银行家,还有一些普通的编辑、记者,他们不约而同做起了陶渊明式的桃花源之梦。

都是说有茅屋三两间、养鸡五六只、田三四亩、种菜一垄。

这是“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迫,我们看到他们的梦,大致就可以知道未来中国的状况。

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解除了民族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将会怎么样做梦?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笔,以政论文章著称于世,继张季鸾之后成为《大公报》总编辑。

他在几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11月4日在上海《大公报》做了“一个现实的梦”,我们看看他梦见了什么——全国无枪炮声,人们都过上和平的日子,安居乐业;——在各方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产生了一部比较合于理想和现实的民主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正在筹备普选,计划在第二年五五或双十节前民选总统、议会,实施宪政;中国境内已没有外国军队;一年来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举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五强之一;战后一年,物价稳定,因为各地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人民贫困大减,建设多在着手,各地工商业多欣欣向荣,前景光明。

他以《做一个现实的梦》为题,当时的现实却是内战一触即发。

1948年9月1日,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一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九一之梦》。

这位以办报安身立命的报人这样做梦——中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社会,人人读书识字,很少有文盲。

报纸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离不开报纸,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获得各种信息、意见,而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

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这个“九一之梦”的时候,离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已越来越近。

从长远的历史时空来看,那些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梦想的许多仁人志士依然活着,很多人生前并没有能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他们曾经享受追求那个梦想的过程,每个人的人生都很短暂,需要做的就是赋予那短暂的人生以更长远的意义,而他们的梦想也激励着一代一代后人去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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