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_概念史与社会史_孙江
近代中国的概念与概念里的中国“近代”
开·卷·有·益近代中国的概念与概念里的中国“近代”◇ 李全平长期以来，历史学惯于考据和阐释具有本质与实体意义的“事件”，而对史上流行惯用的各种概念及语词的研究则乏见兴趣。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语言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日益获得重视，“知识的考古”“词与物”关系的剖究，促使史学重心急剧变化，也促发了新的史学领域——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的诞生。
《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重审》）就是孙江教授将概念史引入近代中国研究，十年磨一剑而推出的专著。
近代中国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船舰利炮和欧风美雨逼仄而来，纷如羽翎的西方概念潮涌般输进中国，中华世界已有的认知系统吃紧应对新局面时，陆续扬弃了以往的知识体系，东渐的西学概念也与中国本土知识交流碰撞发生转位。
概念的“援西入中”不仅反映积淀了近代国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且概念本身也作为变数参与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推动或改变了历史进程，甚至涉及全球更广范围的文化迁移。
因此，“概念”里潜藏着“近代”缘起的诸多秘密，深描近代中国轮廓的渠道虽然很多，而概念史无疑是需要借鉴的一种。
作者在撷取概念史审视中国近代特质时，深慎考虑了基于中国经验应选用什么概念的问题。
《重审》结集了作者多年的实证研究成果，论域含涉清朝统治下满汉关系的变化、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型变、基督教与中国近代“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以及系统的理论方法论等。
各个专题新颖独到，资料丰赡，处处闪烁着“新史学”的睿见。
比如开篇《想象的血》一章就对学界熟知的“血缘关系”和“摹拟血缘关系”进行修正，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是以“骨肉”而非“血”来想象亲属关系的，并以此为基线深入论证了“血”在不同时代、不同组织中具有强化盟誓、创造共同体记忆和象征生死等多重涵义；《“东洋”的变迁》一文考察了作为空间和心性概念的“东洋”内涵的变迁，直接触及到何为中国的问题；而《连续性与断裂》则关注近代以来“黄帝”作为民族主义叙说符号与古代语义虽截然有别，但却一仍其旧被作为公共知识而建构与传播。
民国史的浪漫想象
作者：唐小兵（华东师大历史系讲师）2013-03-01 11:36:19 来源：南方周末∙标签∙回忆录∙台湾∙民国范儿∙沉疴遍地回忆录与口述史著作是我这些年阅读的重点。
2012年读过的回忆录印象较深的，是与台湾有关的几册。
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从一个家庭的视角，记述了戒严时期台湾的政治万象与社会百态，其中记录的1950年代初期鹿窟左翼人士陈本江、吕赫若的聚合与离散乃至被消音，为我们补充了台湾政治史上的关键一环。
作者的父亲孙裕光蒙冤入狱十年，孙家可谓风雨飘摇，备尝艰辛，但在这册回忆录中，却罕闻愤恨与怨毒之气，却多见感恩之心。
回忆录写作成了一种自我救赎与人性宽恕，不多见。
此外，台湾报人、作家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文字生动，叙事细腻，为我们记录了戒严时期台湾的特殊情状，比如声音与政治的关联。
根据作者的记载，当时台湾军政当局因担心民众日益陷入世俗生活的浮华而淡忘“反攻大陆”之大计，因此由军方出面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贝作强悍的呼喊与反共宣传，生活在周遭的民众苦不堪言。
最后却是因美国政要的夫人访问台湾，住宿在车站附近而不堪其扰，致信高层而得以将喇叭撤除。
极权性格的政治，总是对歇斯底里的声音政治有一种迷恋，这与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为真理的迷信殊途同归，最终却显示为一种荒诞的魔幻政治。
相对于这两册回忆录的冷色调，台湾作家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时代》，却多了几分知人论世的温情，那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未曾泯灭的良知之光，虽摇曳不定，却终究得以流泻在作者长长短短的追忆文字之中。
正好在岁末收到台北联经出版的《思想》杂志第22期，这一期的专题就是“走过八十年代”（的台湾），有多篇从私人或公共视角评述的八十年代台湾的文学、艺术与政治抗争，恰好可以与上述回忆录形成一种阅读的呼应。
民国范儿在成为一种知识圈的时尚，而时尚往往意味着可能脱离了历史的底色。
在民国怀旧热潮中，民国大学及大学人，自然成为浪漫主义想象投射的焦点，民国大学常常被阐释为去政治化的自由多元空间。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04
民国旧体文学史的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全面搜集
深入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等，全面收集民国时 期的旧体文学作品和相关 文献资料。
精细整理
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 系统的整理、分类和编目 ，为后续研究提供清晰可 靠的史料基础。
版本考证
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进 行比对和考证，以确定最 接近原貌的版本。
02
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
文学史建构的理论与方法
01
02
03
历史实证法
通过收集和考证相关历史 文献，还原民国旧体文学 的发展历程。
美学批评法
从美学角度对民国旧体文 学作品进行解读，揭示其 审美价值。
文化研究法
将民国旧体文学置于特定 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 ，挖掘其文化内涵。
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分期与特点
这些特质有助于全面理解其文学价值。
拓展研究领域，挖掘新的研究话题
要点一
民国旧体文学的地域性研究
关注不同地域的民国旧体文学发展状况，探讨地域文 化与民国旧体文学的相互关系，揭示其地域性特色。
要点二
民国旧体文学与其他文学现象 的交互研究
将民国旧体文学与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其他文学现 象进行对比与对话，挖掘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 。
文化传承意义
继承传统文化
民国旧体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和传承民国旧体文学，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 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传递历史文化信息
民国旧体文学作品蕴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 重要价值。
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填补文学史研究空白
民国旧体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 时期，对于完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有助于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 白。
京华烟云民国时期的与社会变迁
京华烟云民国时期的与社会变迁京华烟云：民国时期与社会变迁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民国时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政治上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人民深刻的民族自豪感，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政治变化与社会制度的变化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
从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历经了三个阶段：初期的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中期的国共合作时期（1928-1937年），后期的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政治体系实行了不同的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
在国共合作时期，实行着一些革命政治制度，如三民主义。
在抗战时期，实行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管是哪种政治体制，都是为了改善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
二、文化变迁与社会意识的觉醒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变迁的程度十分明显。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人民思想和意识的觉醒进步，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文化变迁方面，民国时期的大中小学教育经过了一场深刻的改革，为中国的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各种文化思潮也不断涌现。
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抗日敬业运动、革命文艺运动等等。
这些思潮都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文化，使其更加多元，更加丰富。
在社会意识的觉醒方面，民族自豪感的闪光更是灿烂。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民族自豪感是他们的骄傲和荣耀。
中国的民族自豪感不仅体现在国庆日的庆祝活动，更潜藏在每个人的心中。
三、民国时期的艺术风格民国时期的艺术风格，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化遗产。
在艺术风格方面，民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之间相互渗透，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如新文化绘画、实景舞台、爵士乐等等。
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民国时期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的艺术意识和审美水平。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评论摘要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评论摘要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 期。
赵世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地带着某种优越感“自上而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这就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持“新史学”立场的人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这决不是”新史学”的初衷,而是对”自上而下”看历史的视角的扭曲"此外，“自上而下”仍可以被体现为旧史学的某种特征,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在中华帝国时代,农民起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反常的现象,因此在以政治决策和事件为主的传统史学中,也会关注普通民众,但却将其视为犯上的盗贼,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立场的反映"这些问题在90年代以后有所改善,即在”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之外,一些学者开始体验国外学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这一转变对中国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下而上”看历史在中国的实践,是对前者概念体系的重大改进,有可能避免新旧史学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赵世瑜认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者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社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绝不能把社会史当作这样一个分支来理解,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闵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写完综述,感慨良多"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显著成绩是全面铺开,著述颇丰;但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并不多,这大概是学科形成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大部分论著的主要缺点是平铺直叙,没有深度"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史料缺乏,二是理论苍白"史料底子不厚实,当然没有多少话可说;理论准备不足,则只能老话重复,了无新意"要注重理论,注重史料,这虽然近似套话,但确是治学的真谛学术界曾有过统计,自1900)1986年(主要是1949年以后),国内报刊发表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论文有233篇(不计少数民族史)"笔者对1987)2000年期间内地发表的论著也做了统计,总计论文1274篇,专著300部,列表于下:社会史的一些主要范畴,例如:阶级!阶层!宗族!家庭!民族!宗教!人口!娱乐!社交!社会群体!社会心理!时令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大抵都有论著发表"当然研究的程度有深有浅,但至少已经涉猎"多部通史性的著作已经出版,如乔志强主编的5中国蔡少卿、李良玉：《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一、初步：天地会的性质问题二、1986年会议第一,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111·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浅谈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点认识
珑谈茭于社会史研究酌几■步然“社会史”是二十世纪随着历史研究的整体化趋势日益定义和研究对象的讨论，几乎可以说每一篇社会史的论文、每娩著而产生的新名词和研究领域。
本文追溯了社会史一词的一部社会史的论著本身都包含有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冯源起和在中国的发端，介绍了巾国社会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尔康、王先明。
陆震、王玉波等人提出r社会生活说，他们认为重要变革，并在此基础卜．阐述了个人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及“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的”；“是人们进行社会史领域的研究时应采取的态度。
日常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进程”；“是社会生方式演变史”。
乔志强则主张“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为研十九世纪，史学作为一¨科学在高度专业化的基础上得究对象”，并将其划分成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个方到李前迅速的发展，自二十世纪中叶起，面对史学领域的一系面。
蔡少卿、王家范等提出了社会结构说，前者认为社会史“其列的新变化、新问题，用历史学的常规研究方法难以适应，产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生了历史学在方法论一}=的差距，即史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于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后者则指出“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家开始转向学会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研究方法与技还必须集中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聚焦点上”。
还有少数学术，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被J’’泛采用，历史学研究的整体化和者认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通史，它不同于经济史、文化史这样理论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社会史”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的专史。
归纳起来基本可分为以下两派：一、社会史是历史学景之下被作为一个概念提出的。
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社会史的鼻祖年鉴学派的诞生以1929年《经济·社会史外交史等并列，具体言之，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年鉴》的创刊为标志，杂志创办人马克·布洛赫说“在目前，‘社行为史；二、社会史是一门综合史、通史、总体史，换言之，真正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过多最终会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
“民国文学”热的冷思考
“民国文学”热的冷思考作者：田文兵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01期内容提要近年来，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质疑和反思的过程中，研究界出现了一股“民国文学”研究热潮。
处在争议之中的“民国文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科所面临的问题，诸如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等。
因概念指向的模糊以及缺乏有效的理论根基，“民国文学”的理论设想出现阐释迥异、甚至互相矛盾的现象，而且“民国文学”极力主张的按朝代更替进行文学史分期和在“民国”语境中“还原”现代文学的理论经不起推敲和质疑。
因此，“民国文学”的研究理论应立足当下、内外兼顾、合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等几个方面建构起合理的研究体系，并进行具体有效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现代文学民国文学理论限度研究困境〔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49-07“民国文学”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国内一些重要学术刊物的推动下，一批在研究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思路纷纷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构想，主要有“民国文学史”、“民国文学风范”、“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民国性”等。
①不少研究者把“民国文学”视为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认为这一全新的研究视野打破了学科研究较为沉闷局面。
我们在期待“民国文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冷静深入地思考这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就有研究者提出“民国文学”这个概念，但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为什么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到现在才被学界重提？被寄予厚望的“民国文学”究竟能否真的像有些研究者说的，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学科发展的难题，能否真正担当起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焕生命力的重任？备受争议的“民国文学”概念在学界未能形成普遍共识，作为一个并不成熟的理论，它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完善？任何理论既要受到实践的检验，那么“民国文学”的理论设想如何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之中？只有正视“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不足，才能逐步完善其理论体系；只有解决了“民国文学”现阶段面临的诸多问题，才能避免学科发展因盲目逐新而陷入尴尬处境。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_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
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桑 兵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0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
而这方面引起的主要变动,便是民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努力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中心和主体。
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0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
但要避免中国历史研究的初民化,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影响史学的潜力,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历史现场 社会学 人类学 民史作者桑兵,195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275)。
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大体按照西学模式重新组装,而条理的形式各异,或是完全新增,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是保留形式而改变内容,如史学,或是基本替换,如经学。
其中史学是为数不多的中西均有的学科分类。
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史学,在进化论观念的笼罩下,国家的强弱与学术文化的优劣似成正比,各种学科都被视为造成列强强势的基因,因此西方的整体优势还是令趋新的学人将目光转向外部,寻求借助先进的外力来改变落后的固有。
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如何能够摆脱文化与学科差异所导致的扭曲或偏向,真正借鉴外来别科的方法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无疑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从眼光向下到走向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影响中国史学的历程¹,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案例,可以借此了解过往的利弊得失并进而探测发展的潜力和趋向。
一、创新史学讲到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大都会以梁启超的5新史学6为开端。
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各种学术分科至此才开始影响中国的史学,梁启超的确用进化论框架树立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0的概念模式。
除了学界前贤已经讨论过的各种问题外,/新史学0明显是用学术分科的眼光来看待中西史学的差别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梁启超开篇就指出:/于今日泰#191#¹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和英美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由于渊源流派的关系,彼此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与纠葛,或名同而实异,或名异而实同,或看似相同而争议分别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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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cy。罗存德（ Wilhelm Lobscheid） 《英华字典》释 Democracy 道： “民政，众人管辖，百姓弄权。”①因
京
大 此，孙中山的“民国”一词含有 Democracy 和 Republic 两层意思。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 年第二版
学 学
《上海方言英华字典》释 Republic 道： “民国，民主之国。”民国走进英华字典。
民国即“中华民国”之略称，由孙中山发明。1904 年 8 月 31 日，孙在面对美国公众撰写的英 文文章《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 中写道：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 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②“中华民国”英文为 Republic of China，从文末“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 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可知，孙中山心目中的“中华民国”应 该是以美国政体为原型的。但是，通读英文原文不难发现，孙中山的 Republic 是以西欧民族—国 家（ nation-state） 模式为张本的，内里夹杂着些许美国要素。稍后（ 1907 年） 章炳麟的《中华民国 解》更将这种民族—国家模式推向极致。③
报 ︵
颠覆君主政体后成立的民国远不是孙中山、章炳麟所构想的民国，中国问题也远没有得到
哲 学
“真解决”。此后孙中山在言论上强调“民政”，要求实行“直接民权”，似乎在呼唤法国大革命时
· 人
期的民主： “众人管辖，百姓弄权”，实际上无论在中华革命党时期，还是在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之
文 科
后，孙中山都试图把政党作为“众人管辖”的归结点和载体。确实，在近代国家建设的要求下，共
加甄别地网罗资料而加以排列组合的朴素的实证主义，看似旁征博引，其实没有多少知识生产的
意义，更不要说回击“历史修正主义”的挑战了。
1974 年 4 月 11 日，罗兰·巴特和四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应邀访问中国，一行从北京飞往上
海，再从上海坐火车经南京到洛阳和西安，最后飞回北京，于 5 月 3 日返回法国。一路上罗兰·
中浮现出的是巴黎的“商店”、“咖啡馆”，抽去意义的符号不过是一道苍白的风景线。
( 责任编辑 朱剑)
① 无需多说，对于 Republic 的词源及其在西方语言中的变化也需加以考虑。
民
② Arthur O． 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6
话十分中肯。对于诸如 Republic / 共和之类的概念，首先需要关注语词翻译问题，①这里所说的语 ◇ 词不是单一的，涉及民主等相关词语，接着是语言被赋予特定社会、政治内涵而成为概念之问题， 孙
最后是概念在一定时空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变异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梳理，否则所谓 江
Republic 研究不过是脱离文本意义的能指游戏。目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概念史研究，以 切
一
期 化为一个故事是隔离自我与事件的一种方法，最差可以达到自欺的目的，幸运的话还能使自己得
到饶恕。”③1943 年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发生的离卦道事件则呈现出另一番光景： 将自身行为
和事件“隔离”也是事件制造者常常采取的方式，因为至少可以达到瞒上的目的，幸运的话还能得
到褒奖。事件过后，当地一位毕业于山西大学的知识分子说道： “今天所谓民主自由，在群众看
至出现将概念史与“观念史”混同的现象，其实二者根本不同。无论是以人物言论为主线的思想 入
民
史，还是“存在之链”下的观念史，都是脱离“历史”的思想和观念。② 在观念史研究中，即使个别 国
观念能反映历史事象，但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的常数，而概念史中的概念是可变的、复数的，是 史
的
注入了社会和政治内涵的词语。③
巴特记下了不少观感，但直到他去世多年后，这些观感才以《中国旅行笔记》为题出版。④ 翻阅这
本未成型的小书，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西徂东的作者被眼前均质性的意义 / 非意义符号所震撼，
文中多处留下“乏味”之类的评语。在南京，寒风细雨中，罗兰·巴特一行来到东郊，对于高大的
中山陵，罗兰·巴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远眺雾霭中明孝陵冰冷的石人石兽，罗兰·巴特脑海
·民国研究·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 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013
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 概念史与社会史
孙江
（ 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南京 210093）
摘 要： 何谓“民国”？ 切入视角不同，所见面相自异。民国前生，一枝二叶，或曰 Republic，或 曰 Democracy； 民国后世，一体多面，亦真亦假，难辨虚实。概念史方法倾心文本之语言与结构，梳 理关键概念，再现时代精神； 社会史方法反其道而行之，阅读文本背后之情景，唤醒沉默世界。正 面反面，翻看过后，或可说何谓民国。
题
niversity Press，1987） ，p． 114。中译本有楊逸鸿译《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敍述
研
者》（ 台北： 麦田出版社，2001 年） ，第 307 页。本文译文与该译本译文不同。
究
④ 参见拙文： 《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 年第 4 期。
Republic 的汉译名为“共和”，是经由日本“出口转内销”的。④ 作为翻译词，19 世纪中叶 Republic 传入中国时曾有许多其他译名，如“合省国”、“众政之国”、“民主之国”等。在汉语语境 中，Republic 和 Democracy 的最大公约数是“民主之国”，承袭了欧文原来的暧昧。⑤ 梁启超译柴 四朗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中有： “厌王政而希民政”、“盖以共和而建民政”。⑥ 民政即 Democra-
①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英华字典》（ 1847） 作“多人乱管，小民弄权”。详见前揭陈力卫论文。
② 参见拙文： 《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专
③ 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 Stanford： Stanford U-
学 和也罢，民主也罢，都表征着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均质化时代的开始，不可通约的复数的个体被纳
·
社 入到可通约的单数的国民装置之中。那么，被通约的复数有何反应呢？ 1929 年江苏省宿迁县发
会 科
生了一起反对“庙产兴学”事件，当时报章的主流叙事一直影响到今人的再表述，论者认为这是一
学 ︶
起土豪恶僧煽动的反革命暴动。但如果从地方角度看，来自南京的官员实行的变革不仅打破了
系
⑤ Marc Bloch，Apologhistorien，Paris ： A． Colin，1993． 中译本有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
列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⑥ 傅斯年：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14 页。
二 固有社会秩序，还扰乱了传统精神秩序，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而县长通过对当
〇 一
事人的“藤条桠杠，烛燎香烧，毒刑遍施”所建构的叙事使政治均质化完全丧失了正当性。②
三 年
“小说家虚构故事，历史学家发现故事。”（ 海登·怀特〔Hyden White〕语） 戴维斯（ Natalie Ze-
第 mon Davis） 在其名著《档案中的虚构》中揭示了 16 世纪法国赦罪者的故事： “把一个恐怖行为转
回避这种结构性的历史叙述。回顾社会史诞生至今的历史，我觉得贯彻始终的是批判和自省精 概
念
神。社会史首先是作为批判的武器而出现的，无论早期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而划定与政治史的 史
自他界线，还是当代针对“语言学的转变”拆除自我限定的藩篱而摆脱社会科学理论的纠缠，都内 与
社
涵了对主流叙事的批判和自我反省。何以“年鉴派”钟情于中世纪晚期、乐而不疲地出版了那么 会
两
1980 年代中期社会史在中国重新起步后，迄今果实累累，负荷亦沉，不少在社会史名义下的 个
研究其实是反社会史的。十年前，我们提倡进行“新社会史”研究，乃是有感于社会史研究过于拘
视 角
泥于“结构”，“年鉴派”第四代代表夏蒂埃（ Roger Chartier） 等多谈“文化”而少言“社会”，就是要
变语汇的习惯，这一事实常常使历史学者犯下错误，他们自认为是一个新词，而这个词实际上很
早就已存在了。⑤ 我觉得，实际情形可能正好相反，更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历史性的语言和概
念，其实早已当下化了。反对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思想的傅斯年曾说道： “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
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 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⑥ 此
关键词： 民国史； 民主； 共和； 概念史； 社会史
符号学大家罗兰·巴特曾写过一本关于日本的小书，名为《符号帝国》。① 他认为，在欧洲， 精神世界试图赋予“符号”意义，而日本则“拒绝意义”，或令符号“缺失意义”。首都东京的中心 “皇居”空空荡荡，这和欧洲城市中心挤满教堂、政府机关、广场、银行、剧院等截然不同，有一种脱 离“意义”的解放感。在笔者看来，罗兰·巴特揭示的“日本文化”是欧洲这一先验的镜像所反照 出来的真实 / 非真实的他者，忽视了意义“缺失”背后意义的存在、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对本真性 的执著。话说回头来，如果把民国看作一个符号，该符号内涵或外加了怎样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