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同步转轨的困境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挑战与机遇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挑战与机遇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也日益深化。
然而，欧洲一体化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与机遇。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些挑战与机遇，并探讨如何应对和利用它们。
一、政治挑战和机遇1.1 国家主权与一体化的冲突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各成员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一部分国家主权。
这意味着在政治决策上必须进行更多的协商与权衡，以维护整体利益。
这是一个政治挑战，但也为各国带来了机遇，通过共同合作，可以实现更好的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
1.2 跨国政治利益的平衡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利益和国内政策存在差异。
这需要寻求平衡和妥协。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也是一个机遇，通过政治对话和合作，各国可以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整个欧洲的繁荣和稳定。
二、经济挑战和机遇2.1 经济发展的差异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给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一方面，发达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对欠发达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需要加快经济改革和提升自身竞争力。
然而，这也为欧洲带来了机遇，通过共同市场和资源的整合，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2.2 跨国贸易与金融合作欧洲一体化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合作。
然而，这也意味着面临着不同国家的法律、税收和金融制度的差异。
这是一个经济挑战，但也是一个机遇，通过制定更加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可以促进欧洲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和竞争力的提升。
三、文化挑战和机遇3.1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保护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的文化也在交流与融合。
这为欧洲带来了丰富多元的文化景观，但也面临着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挑战。
在文化保护与融合上，欧洲需要平衡各国的文化权益，既保持多元性，又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
3.2 教育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教育和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地位。
通过教育的交流和学习，不仅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还可以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东欧剧变的原因和影响
东欧剧变的原因和影响在二十世纪末，东欧国家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这场变革被称作东欧剧变。
这场政治变革不仅仅改变了东欧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东欧剧变的原因和影响。
一、原因东欧剧变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经济因素在1980年代，东欧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不乐观。
这些国家的GDP远低于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
加上政治制度的封闭性和僵化性，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这使得东欧国家的民众开始质疑现有的经济体制，并呼吁改革。
2.政治因素东欧国家在二十世纪中期都曾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封闭的政治制度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停滞不前，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国家的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并呼吁政治改革。
3.文化因素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受到了苏联文化和思想的影响，这使得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相对封闭和保守。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东欧国家的民众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和思想，这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思想。
这也加速了东欧剧变的发生。
二、影响东欧剧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政治影响东欧剧变打破了冷战格局，结束了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支配。
东欧国家开始走向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这也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这场政治变革也为全球民主化潮流奠定了基础。
2.经济影响东欧剧变对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场政治变革让东欧国家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了半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虽然过渡期间存在问题，但市场经济让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实现了质的飞跃。
3.文化影响东欧剧变结束了东欧国家长达几十年的文化封闭和思想禁锢，让东欧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得到了开放和自由的发展。
这也为东欧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础。
总之，东欧剧变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变革。
这场变革不仅仅改变了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过渡期间存在问题，但东欧剧变释放出的信仰和热情，让人们相信自由民主制度的力量。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与一带一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与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与一带一路引言：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一个重大国际合作倡议，旨在通过共建基础设施、加强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部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背景与现状一、背景介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后，两者的合作逐渐扩大，并于2012年形成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了双边峰会。
这一合作机制旨在推动经贸、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合作，为双方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二、现状分析1. 经济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中国是中东欧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而中东欧国家也是中国在欧洲市场的重要合作伙伴。
2.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大了对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例如中国与匈牙利合作建设了匈塞铁路等一系列重要项目。
3. 人文交流：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包括学术交流、文化交流和旅游交流等。
这些交流形式有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第二部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意义一、地缘政治意义1. 中东欧位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战略要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对于实现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中东欧国家是欧洲联盟的一部分，有助于中国与欧盟的合作以及中国在欧盟内的影响力的提升。
二、经济意义1. 中东欧国家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天然合作伙伴，合作将为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开展业务提供更多机会。
2. 中东欧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与中国产业结构互补，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投资和合作的空间。
三、文化意义1. 中东欧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将增加两者之间的文化认同感，促进民心相通。
东扩后欧盟内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探讨
东扩后欧盟内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探讨摘要:本文从区域发展趋同和趋异理论出发,首先说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基础。
然后分析欧盟新老成员国各自的区域发展问题,欧盟区域政策的现状成果及其成因,并剖析由此产生的欧盟东扩对欧盟提出的挑战和压力,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欧盟区域政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政策结构基金凝聚基金新成员一、欧盟内部地区现状分析1、老成员国的问题欧盟内部发展不平衡既存在于成员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于成员国之间。
从成员国内部来看,人口密度、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生产力结构、就业水平等方面一直存在着差异。
失业率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和成员国内部的差异也很大。
例如,1997年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1.1%,德国的失业率为10%,卢森堡为2.5%。
从成员国间发展水平来看,不平衡也很突出。
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均GDP仅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的80%,卢森堡则超过该平均数60个百分点①。
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欧的中部区域,而相对落后的区域主要在西欧西北部、南部,即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意大利南部等。
2、新成员国的问题中东欧国家经过10年的经济转轨,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效应。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东欧国家经过自1993年以来的数年经济增长,已经缩小了其人均GDP同欧盟的差距,1997年中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40%,但各国之间却有很大差距。
据欧洲议会2000年4月的统计,如果以欧盟15国人均GDP的平均值为100,则斯洛文尼亚为68、捷克64、匈牙利49、斯洛伐克46、波兰37、爱沙尼亚37、罗马尼亚31、立陶宛30、拉脱维亚27、保加利亚23。
二、欧盟现存的区域政策尽管欧盟经济的地区发展差异一直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初期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会随着共同市场的建立而增长,从而使得整体经济都能受益。
但慢慢地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内部的地区差距问题和其他区域问题逐步显现出来②。
中欧班列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
中欧班列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欧班列作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物流通道，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
本文旨在全面分析中欧班列的发展现状，深入探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通过对中欧班列的发展历程、运输网络、货运量、运输时效等方面的梳理，本文力求展现中欧班列在全球物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还将对中欧班列面临的运力不足、运行成本高昂、政策协调困难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方案。
最终，本文希望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为中欧班列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中欧班列发展现状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1年首趟班列从重庆发出以来，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从最初的几条线路、有限的货物种类，到如今已开通的数十条线路、覆盖欧洲多个主要城市，货物种类也从最初的单一商品扩展到现在的多元化商品。
中欧班列已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物流通道，为中国与欧洲各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运输能力方面，中欧班列的运载能力不断提升，列车编组从最初的几节车厢发展到现在的数十节，运输时间也在逐步缩短，有效提高了物流效率。
同时，班列的运营频率也在稳步增加，实现了从“季班”到“月班”再到“周班”的跨越，为货主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的运输服务。
在覆盖范围上，中欧班列已经形成了西、中、东三条主要通道，覆盖了中国中西部及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并延伸至欧洲多个主要经济中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欧班列还在不断拓展新的线路和目的地，为更多的企业和商品提供了便捷的物流通道。
在服务质量上，中欧班列不断提升运输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
通过优化运输组织、提高装卸效率、加强信息服务等手段，班列的运输质量和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班列还积极推广多式联运、门到门服务等新模式，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全面、便捷的物流服务。
转型时期中东欧政党政治博弈力量格局及新变化
摘要：转型时期中东欧国家通过政权更替与重组、多党议会民主制的确立与完善，逐步向“民主化”的目标迈进。
在这一过程中，中东欧国家各类政党瞬间涌现，并逐渐演化成左右翼两大阵营，围绕议会展开政治力量博弈，呈现出左右翼轮流交替执政的政治格局。
除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短暂左翼复兴外，左翼政党在政治博弈中大体处于相对劣势，尤其在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欧盟后，右翼政党一直保持政治优势。
随着中东欧转型国家政治生态持续嬗变，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影响持续上升，尤其是新民粹主义，搅动一些国家政党政治格局。
目前，中东欧政党政治中，左翼政党在弱势中呈现小幅增长，右翼政党仍保持优势地位，新民粹主义政党顺势突起。
关键词：转型时期；中东欧；政党政治博弈；“政治钟摆”现象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5-0031-051989年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进入社会转型时期。
中东欧国家从20多年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欧政党制度和市场经济转变[1]。
到目前，历经20多年的转型，各国基本完成了转型过程，这些国家离过去的“苏联”渐行渐远，离今天的西欧越来越近。
中东欧转型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变化和调整，政治制度由不成熟到逐渐完善。
相应地，中东欧政党政治博弈力量格局也发生着变化。
一、转型时期中东欧各国政党分化组合及左右翼阵营的形成转型时期中东欧政党政治是政党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多党制的推行与政党的形成相伴发生，这与西方国家在阶级矛盾和社会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多党制不同。
多党制的实行使得中东欧各类政党组织瞬间涌现，经过不断地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左右翼两大阵营。
各政党围绕议会进行政治博弈，通过议会选举获取政权。
（一）多党议会制下中东欧国家各类政党涌现及分化组合苏东剧变后，多党制的确立及议会选举的进行刺激了政党增生与分化重组。
议会成为中东欧国家的政治中心，各政党把议会作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1.转型初期中东欧国家各类政党的涌现。
双东扩中东欧国家的得与失
双东扩：中东欧国家的得与失易严自去春以来，北约欧盟先后实施大范围东扩。
北约二轮东扩增添7个中东欧新成员，另有3国首轮东扩先行入约，数量达到lO个。
欧盟东扩有8个中东欧国家加盟，算上2007年将要加入的2国，同样是10个国家。
除阿尔巴尼亚及前南4国外，由前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或分化而来的中东欧国家均开始融人欧洲一大西洋体系。
回顾一年来的形势发展，双东扩正使这些国家及相关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一、双东扩一年来，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方面地位改善，同时亦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双东扩实施仅一年，中东欧国家从人约加盟中已经明显受益。
首先，国际地位提升，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问题上，作为欧盟和北约新成员有了更多发言权。
以前那种因无归属感渴求成为西方正式成员而谨小慎微、察言观色的状态大为改观。
现在更多的是其他国家尤其是期待加人两组织的国家有求于它们。
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及外交活动空间扩大，自信心和安全感增强。
其次，经济发展得到拉动，一批中东欧国家步人统一市场，关税、限额等制约因素进一步消除，资金技术引人、产品出口和经济合作更为便利。
中东欧新成员得到欧盟各种财政补贴，过去一年普遍成为纯受益国。
纵观新人盟国家总体发展情况，经济增长多呈现较强劲势头，平均增速达到4%。
第三，新成员国基本实现平稳过渡，未出现此前普遍担忧的移民潮等消极现象，军事边防、内政司法、财政金融等领域进一步接轨。
如若不出现大范围动荡因素和突发事件，全面系统的社会改造工程将会取得成效，对中东欧国家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受益面显露的同时，诸多严峻新挑战也逐渐清晰。
目前对各国政权最突出的考验是，各政治派别为占有入约加盟带来的利益争权夺利，其剧烈程度为前所未曾想见。
仅一年时间，在中东欧东扩10国中已有8国发生政府改组或政权更迭。
捷克两易总理，波兰第二位总理请辞。
在3个例行大选的国家中，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朝野易位，立陶宛执政主体未变，但提前改选总统。
东欧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
东欧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概述东欧经济转轨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当时随着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东欧国家开始寻求经济和政治改革。
此后，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了诸多挑战和困难，但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
本文将探讨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分析其经济发展的因素。
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挑战1. 政治体制的转型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共产主义体制下，政府在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
然而，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民主政治体制，并加强法治和透明度。
这对于一些尚未完全转型的国家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经济结构调整在转型前，东欧国家经济主要以重工业和计划经济为主，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因此，这些国家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以适应市场需求。
这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技术转移。
3. 私有化与市场化东欧国家需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加快市场化进程。
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面临对企业价值的评估、股权分割以及市场监管能力的提升等问题。
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需要平衡好利益关系，并规范市场秩序。
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因素1. 欧盟成员国身份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是其经济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欧盟市场的开放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
此外，欧盟的财政援助也有助于这些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人力资源水平。
2. 区域合作与开放东欧国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开放对外投资，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加强经济联系。
这种开放与合作有效地促进了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
3. 创新和技术转移东欧国家注重科教兴国和技术创新，积极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
政府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
这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并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4. 人力资源优势东欧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源丰富。
这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投资优势，同时也推动了国内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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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同步转轨的困境迪特尔·塞格尔特著 李姿姿译 1989年以后，中东欧国家的制度转轨至少在三个层面进行。
首先，经济上实行根本的非国有化；其次，获取政治统治的机会多元化；最后，第三个层面的转轨是在社会政策领域，继国家退出经济领域之后，晚期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威主义福利国家无法再获得融资，为另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所取代。
不过，激进的制度重构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这当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
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密切关注这种“精英转换”。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政治制度转型和福利制度转型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
克劳斯·奥费和乔恩·埃尔斯特预测，他们称之为“同步性困境”的制度转型将会开始：在西欧，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的过渡是缓慢和连贯的。
然而在东欧，一个领域变化的结果会妨碍其他领域的变化。
经济改革的输家在选举中利用他们的公民政治权利，将那些实施经济改革的精英推倒下台。
换句话说，奥费预测制度的输家将会发起暴动。
发生过这样的暴动吗?曾有国家退回旧秩序或改革受到阻碍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什么原因? 在1989年后近20年的今天，中东欧国家的多层次变革与制度转轨终于完成，这一点已成为共识。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2004年加入欧盟就标志着三个层面的制度转轨已经结束。
加入欧盟不久后，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四个中东欧国家就开始出现未曾预料的严重问题。
政治纷争不断，政府不断更迭，出现未预料的不稳定。
根据对东欧政党发展的分析，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这种政治不稳定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政治阶层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逐渐疏远之上的，这反过来削弱了代议制民主的运转。
主要有三个理由： 1.在这些国家，政党的信任水平相当低。
在这些国家，对制度的信任相对较低。
政党的信任在地区平均水平最底端的7%徘徊(比如，有82%的人不信任政党)。
将这和欧盟15国的情况作一个比较是有益的。
例如，2003年，欧盟15国有15%的人信任政党，这一数字是东欧的两倍。
如果详细考察这四个国家，波兰2004年初的情况尤为突出。
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只有3%的人信任政党，8%的人信任议会。
这反映了严重的政府危机：2004年，执政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左翼联盟(SLD)分崩离析，影响力受到巨大的损失。
2001年它赢得41%的选票，而2005年大选只获得11%的选票。
不过，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议制民主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在捷克共和国，对政党和议会的信任分别为10%和18%。
在斯洛伐克，分别为9%和19%。
仅匈牙利的情况较为乐观(分别为13%和29%)。
可是，与此同时，面对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匈牙利的信任度也在下降，现在已接近“中东欧的标准”。
2.公众的参与意愿非常低。
这可以通过政党的党员人数和选举参与率来测量。
除了少数例外，这些政党的党员人数通常非常少，尤其是仍然存在的继承党(successor parties)和少数“带有历史性质的”(quasi historic)政党(它们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集团)。
就选民参与而言，参与率相对较低。
这方面波兰也很突出。
之所以2007年上次议会选举54%的选民参与率备受关注，是因为之前的选举仅有41%的投票率。
同样在斯洛伐克，2006年只有55%的选民投票。
在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投票率仍然为大约65%。
3.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越来越强的民粹政治倾向 就政治家而言，民粹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他们面对与大众的疏远时采取的一种寄生行为，因为民粹政治似乎是缩小政治阶层与大众距离的公认手段。
必须加以考察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过渡现象还是代议制民主深层危机的表征。
我对政党制度稳定及其展现的政治阶层和大众关系的波动的分析让我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一方面，我的发现让我质疑很多观察家提到的“民主的巩固”是否确实发生了。
另一方面，这无疑也会导致对通行的民主理论的质疑。
例如，“自由之家排行榜”所采用的国家分类的价值也许应该予以重新评估。
在2006—2008年的“转型国家”中，这四个国家多次被纳入巩固的民主国家之列。
2005年后出现的危机必定对这种分类提出质疑。
民主理论并没有对后来出现倒退的民主政体预做安排。
这个假设是基于西欧过去的经验，而西欧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逆行发展。
魏玛共和国倒台时并不是一个稳固的民主政体。
意大利1992年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不过宪政秩序仍然是稳定的。
似乎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框架内，根据通行的政治理论，国家结构不稳定本 身，就如比利时的情况那样，是稳固的“老的民主国家”出现倒退的唯一可能的理由。
那么，2005年以来中东欧这些明显的危机征兆是一种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现象?在我看来，我所指出的中东欧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疏远以及那里所积累的民粹主义，提供了通往答案的直接路径。
这种疏远是如何出现的?为何会出现?为何加入欧盟后紧接着就这出现了这些危机征兆? 我认为，由于人们对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制度转轨所寄予的一系列希望破灭，导致了政治家和大众之间的疏远。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以旧制度的危机为起点，重现这段 制度转轨的历史。
我们需要回到过去30甚至是40多年前。
1989年后不久，认为制度转轨能使整个社会更加繁荣的希望弥漫开来。
这本身就是此前20多年来两种制度竞争的结果。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国家社会主义就致力于和同时代的西方福利资本主义竞争，反过来形成了一种“威权主义福利国家模式”。
对良好生活的承诺将不再推迟到共产主义的未来，而是要在近期兑现。
迪特里希·斯塔里茨杜撰了“消费社会主义”这个词语。
这种模式转换在一段时期赋予了欧洲社会主义部分合法性。
这也正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危机的原因：它不能兑现自己的社会承诺。
因此，1989—1990年转向成功的西方模式是与希望通过新的途径实现同样的目标相关联的。
不过现实情况是不同的，而且制度转轨的社会底线仍然是复杂的。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危机并行，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对这个结果产生了影响。
老的福利资本主义同样陷入了危机。
因此，东欧民众孜孜以求的成功模式在其发源地却已行将过时。
东欧本身成了迅速而有力地践行这一基本趋势的试验场。
因此，东欧民众起初以为他们能沿袭一种有可能将经济效率、自由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模式的愿望从根本上受到挫败。
关于这一挫折的历史基础就谈这么多。
不过，为何它在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不久就变得严重了?我认为，在制度转轨一切待定的情况下，人们对挫折显然有相对较高的容忍度。
只有少数人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大同世界这样虚幻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大多数人意识到这将需要时间。
可是，10或12年后，即便这些有现实观念的大多数也意识到，目前令人不满意的状况可能成为常态。
一旦他们看到无论是社会转型还是加入西方阵营都不能对此作任何改变时，他们便失去了耐心。
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愿望在1989年后决不是持续受挫的。
还是有一大批人从制度转轨中获益。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就是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
1989年后15年，社会出现了一种永久性的分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裂变得更加明显。
这引发了公正问题，这也可以从公共舆论的调查中看出。
约尔格·雅各布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中强调了这一点(见表1)。
表1 对家庭社会地位变化的感受(2000年和1989年之前比较)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新提起两个群体共享的信仰与偏见的话题，如民族信念、对当前欧盟的怀疑等，民粹主义成为象征性地缩小赢家和输家差距的工具。
不过，社会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增长。
这指出了中东欧社会贫富分化持续和日益加剧的前景。
政治阶层基本上抛弃了照顾大部分民众的社会不安全和社会衰落的责任，寄希望于部分领域和部分阶层的经济增长有朝一日将惠及所有的人，即便这种希望也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在中东欧，看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令人十分担心的“同步性困境”可能仍在展现自身潜在的破坏力。
不过，由制度转轨输家发动一场“反 革命”的危险不是以普遍否定民主发展或恢复“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政治冷漠、代议制民主的根本不稳定，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做预测始终是件有风险的事。
鉴于自身未能预测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束，克劳斯·冯·拜梅和其他很多社会科学家对做这样的保证持极大的怀疑。
不过，在我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未来做预测事实上是可能的。
不过，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这始终会影响他对可能的未来的优势和不足的概括。
当然，这些预言是否能够实现尤其不取决于学者的认知能力或愿 望。
它完全是由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内对这种可能的替代选择的实际冲突决定的。
在表明了自己对某些政治倾向的偏见的保留意见后，我最后将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替代性选择概括如下：或者这个地区代议制民主的主要特性——比如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与人民大众之间的不平等——比目前的情形有更为显著的发展，或者政治自由与社会调整有新的更明确的整合。
在这两者中的前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对大部分民众来说，这种民主统治形式很快就会变得和原来的极权政体没有什么实质差别。
很容易预测这将导致何种政治冲突。
我认为只有第二种情况才有可能确保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
不过，为了实现第二种替代性选择，中东欧将不得不重建那些在西方用于加强社会平衡的制度，例如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消费者组织、代表中小型企业利益的组织、独立于政治和经济权贵的公共领域，以及强大的重新恢复活力的左翼政党。
单靠政治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变革。
这是这些力量在促进基于团结的社会结构在政治领域内变得更强大的同时，保持它们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径。
不过，除此之外，这样的转型不仅需要每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和政治决策，而且肯 定也需要国际机制的转型。
毕竟，东欧国家过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也取决于国际层面的这些进展。
欧盟这次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仍未知晓，其他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迪特尔·塞格尔特(Dieter Segert)是维也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重点包括中东欧政治制度转型比较、欧洲国家社会主义、东欧政党制度、欧盟东扩和欧盟改革。
）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责任编辑：文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