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奥尔森分利集团理论述评
中国改革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53C R 本 期 专 题
间社会组织的桥梁 形成更有成效的合 作伙伴关系 使政府从行政管理走向依靠民 间社会组织 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主治理
民间社会的成长 促使政府走向民主政治 民主自治意识的加强 自治组织的发 展 不仅改变了政府的工作口号 由严格控 制 严格管理 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转 向 群众满意才是最大的满意 为群众着 想 帮群众办事 让群众参与 请群众监督 使群众满意 而且还不断地调整工作重心 由单纯抓经济指标 转变为同时抓 民心工 程 此外 政府加强了与民间沟通的渠道 开办了 市长热线 领导接待日 此外 也改变了政府的工作方法 即由过去简单的 行政命令转变到 先下毛毛雨 （加强宣传） 疏堵结合 利用中介组织做工作 运用市 场经济规律 以法律为依据 突出公众利 益 争取大多数 等新思维 新方式 总之 民间社会的成长 促使政府简政放权 走向 民主治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政府面对民众自 主意识的觉醒 不是从社会中拔出双脚 任 由市场来调节一切 而是在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 逐步认识到民间社会的重要性 政府在 充分尊重群体利益的前提下 主动将各方利 益整合起来 形成有组织有系统的网络联盟 和各种合作伙伴关系 努力构建一套全新的 民主管理方式 使市场冲击下呈一盘散沙状 的利益群体 在追求公众利益的目标下被重 新整合起来 在新的整合过程中 政府始终居于各种 合作关系 联盟关系的核心地位 发挥着引 导 协调 组织 服务的功能 政府通过 政 企分开 政事分开 政社分开 通过从自 身分化出去的中介性服务组织实现了上述新 功能 在此过程中 政府不是越来越 小 而是越来越强 有学者称中国的政府是 融 入社会的政府 其实很有道理 如果从组织 结构的变化看 完全可以说政府通过改革走 向了组织扩张 但如果从民主政治的角度 看 则又可以说政府正在从官本位转向民本 位 从完全的政府行政管理 通过民间社会 组织这个中介桥梁 逐步向民主参与 民主 自治 民主管理的治理方式转变 中国的民 间社会 既不是纯粹的政府统治 也不是纯 粹的民间自治 而是充分体现社会合作的官 民共治 当然 中国的民主政治仅仅是开始 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边 但无论如何 民主 治理的航程已经启动 我们相信没有什么力 量可以阻止它的前进 （本文编辑 潘光军）
浅谈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
浅谈奥尔森集体彳亍动逻辑的分析曼瑟尔•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力地推动了集团理论的发展。
他在书中对丁传统的利益集团观进行了批判。
对丁集团的研究，传统的理论家认为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总是有进一步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每个集团都是为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而服务。
在奥尔森看来，这些理论貌似合理却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发生：理性的“经济人”会在集体的行动中“搭便车”，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排除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集团和集体行动，在研究和探讨集体行动及其困境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对丁集团这个词，不同的理论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和分类。
本特利是集团理论的创始人。
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指出，社会本身只不过是一些组成社会的群体联合。
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这些利益都可以由有相同利益个体组成的群体来代表。
本特利认为，利益集团是经济、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力量。
每个集团都有自身的集团利益，集团利益总是导致集团行动。
在本特利之后，杜鲁门修正了这种群体与利益一一对应的关系。
他认为，当具有共同态度的一部分人正式或非正式地结合成一个团体，以建立、维持与增进共同态度所蕴含的行为模式，向社会上其他团体提出其主张，并进而谋求实现其主张时，便构成了利益集团。
根据杜鲁门的看法，在简单的社会中没有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产生是与社会专业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的。
在当前的学术界，对丁集团的界定基本上是围绕着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但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更全面。
在奥尔森的书中，集团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而乂没有被准确界定的概念。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与误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与误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解读一、本文概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理解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困境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本文旨在深入解读奥尔森的理论，探讨其贡献与误区，以期深化我们对集体行动问题的理解。
我们将简要介绍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其对集体行动困境的解析和提出的解决方案。
我们将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奥尔森理论的贡献，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世界中集体行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也将指出奥尔森理论的误区，如过度强调经济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及忽视社会规范和文化因素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
通过本文的解读，我们希望能够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集体行动问题的框架。
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内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集体行动困境的深入剖析。
在奥尔森看来，集体行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个体在集体中往往缺乏直接的激励去采取行动，尤其是在需要付出成本而收益却由集体共享的情况下。
这种困境在大型集团中尤为明显，因为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变得微不足道，从而使得“搭便车”行为变得普遍。
奥尔森的理论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选择性激励和集体物品。
选择性激励是指通过提供奖励或惩罚来影响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选择。
当集体行动的收益无法覆盖所有成员的成本时，选择性激励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奖励积极参与的个体或惩罚那些选择“搭便车”的成员，可以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力。
集体物品则是指那些一旦被生产出来，就无法排除他人消费的产品或服务。
奥尔森指出，由于集体物品的非排他性，个体往往缺乏为集体提供物品的激励。
在奥尔森的理论中，小型集团比大型集团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因为小型集团中的成员数量相对较少，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贡献更加显著，且更容易通过选择性激励来协调行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型集团就无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
奥尔森认为，通过制度设计、组织创新或外部干预等方式，也可以激发大型集团中的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解——《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曼瑟尔·奥尔森撰写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认为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集团规模越大，集体行动越困难，并提出“选择性激励”解决困境。
这为我们理解和解决现实当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但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局限性。
通过研读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们可以逐步清晰地了解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其阐述的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理解和解决客观现实当中的诸多相关问题具有启发作用。
同时，随着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更深一步的思考，我们也发现其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采取“理性人”的假设，他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自利的、短视的，人们总是寻求最大的收益和最低的成本。
从这一假设出发，奥尔森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奥尔森重点考察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对大集团和小集团做了区分，认为集团规模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组织成本也越高，集体行动越困难。
奥尔森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
”他指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
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因为这要花费私人的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
针对大集团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的困境，为避免搭便车，奥尔森设计建立独立的“选择性的激励”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
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是任何关于群体行为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都无法忽视的重要参考。
它揭示了群体行动和利益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理解国家兴衰、社会运动和政府治理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突出了“搭便车”的现象。
他指出，在一个集体行动中，有些人可能选择不主动参与，而是“搭便车”，从中获取利益，而无需为此付出同样的努力。
这种行为导致集体行动的凝聚力减弱，影响其效果和持续性。
在国家层面，如果公民普遍采取搭便车的态度，国家发展和治理都会遭受重大挫折。
因此，理解和解决搭便车问题，对于保持集体行动的活力至关重要。
其次，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对于理解群体行动的动因提供了重要启示。
他认为，个体参与群体行动的主要动机是个体所期望的私人收益。
当个体认为参与集体行动比不参与更有利可图时，他们就会倾向于参与其中。
这一观点对于理解社会运动的兴起至关重要。
只有当群体中的个体认为参与社会运动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时，才会投入其中，使运动壮大并产生影响力。
与此同时，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也揭示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他认为，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集体行动所能获得的利益递减，因为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这一观点对于理解政府的治理问题非常重要。
政府需要权衡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政府还需要解决集体行动中的自由魔咒问题，即确保参与人数足够多以维持集体行动的有效性。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还提供了一种解释社会组织和权力分配的理论框架。
他认为，群体行动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平衡是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基础。
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往往是为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取政治和经济资源。
而权力的分配则取决于不同组织之间的博弈和竞争。
这个理论框架对于解释政府形成、政党建设和利益集团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洞察。
总之，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对于理解搭便车、群体行动和政府治理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读书报告(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权力与繁荣》《国家兴衰探源》)
读书报告曼瑟尔·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本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遗著)。
学术界一般把三者阐述的理论分别称为集体行动理论、分利集团理论和市场扩展性政府（也叫“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
这三个理论一脉相承，以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石，以分利集团理论为核心，以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为延伸。
集体行动逻辑的基本含义是指: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分利集团理论以九条“含义”或结论总结出来：一、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都可以形成对等的组织，并通过广泛的讨价还价达成最优结果；二、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三、“小集团”的成员具有达成集体行动的不成比例的组织力量，但是在稳定的社会中，这种不成比例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不会消失；四、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五、共容型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并且有动力以尽可能小的负担给其成员再分配收入，并且禁止再分配，除非再分配的数量与再分配的社会成本相比非常大；六、分利联盟做出决策通常比它们所包含的个人或企业慢得多，它们通常日程繁忙、事务众多，并且更经常采用固定价格而不是固定数量；七、分利联盟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并因此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八、分利集团，一旦达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并且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九、分利集团的增多会提高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惯例的复杂性，并且会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
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认为可以导致经济成功的市场经济仅仅要求两个一般性条件：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
试论集体行动的困境
试论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问题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分支之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①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可谓研究该领域的奠基之作。
他站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认为集团是由各构成主体的自发意志所形成的,其理论主要阐述的是以谋求集体财富为目的的集团规模问题。
其论点为旨在获得集体财富的集团,其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
具体而言,他认为规模小的集团比规模大的集团更能实现集体行动。
但在书中,奥尔森认为规模小的集团情况复杂,故其研究的对象为大集团,更为确切地说强调大集团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标签：集体行动;困境;公共物品;搭便车一、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课题及其特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盛并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门新的分支,其研究对象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注的非市场决策问题,或者说是集体行动问题。
在传统经济学中,之所以对非市场决策问题不加关注无非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1]1。
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对象的“经济人”这种假定是最为根本的。
而非市场决策问题则难以适用“经济人”这一假定,因此传统经济学对其不加关注亦在所难免。
然而,现代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告诉我们,即使是非市场决策问题,亦并非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可行。
换言之,在该领域中,同样可以对研究对象作“经济人”的行为假定。
而公共选择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牢牢紧扣“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
时至今日,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早已突破经济学的范畴,其在政治学等领域的渗透也已为学术界所认同。
本处所探讨的这一理论也是倾向于该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方面。
集体行动、政治权力与经济转型——奥尔森的经济思想及其对经济转型的启示
第２ ３卷 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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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 政治权力与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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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 的经济思想及其对经济转型 的启示
宋智 勇 ， 立平 段
（． １南开大学 经济研究所 ， 天津 ３０ ７ ；． ００ １２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州 ５０ ３ ） １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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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管清友2012-12-25 15:38:40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8期作者简介：管清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100732内容提要：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本文将遵循这一脉络介绍奥尔森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并简要回顾中国学者对奥尔森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关键词：集体行动利益集团国家兴衰一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
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
[1]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
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
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
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
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
Yegor Gaidar 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
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Peter Murrell 教授也感慨地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
[2]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
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
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
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
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
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
《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
[3]解答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利联盟”，也就是我们讲的利益集团理论。
所以，要了解利益集团理论必须把这三本著作联系起来看。
从集体行动到利益集团分利行为再到国家兴衰，奥尔森的思想是前后贯通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1965)实际是奥尔森的博士论文。
集体行动理论是其利益集团理论的逻辑前提。
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应用。
所以，谈利益集团理论首先要讲的就是集体行动理论。
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之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如果属于某一集团或某一阶级的个人之间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均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该集团或阶级便会自然地团结起来为其集团利益而奋斗。
比如，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一系列观点。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
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
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
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
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
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
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
当经济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理性的个人是不会有人去缩减自己的支出并以此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
同理，在经济萧条时期亦没人会增加支出以求经济增长的。
由于每个人知道自己得力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微乎其微，所以人们往往选择对整个社会似乎是不负责任得做法，这种现象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称之为“理性的无知”，因为希望别人都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实乃理性人之本性—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搭便车”或“外部性”问题的一类，所以，价格稳定这类对大家均有益处的集体理性无法自发地出现。
奥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了集体行动产生的两种特定条件：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
“不对称”说的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
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
共容利益的概念也由此产生。
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
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
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
《国家兴衰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
在该书的开篇，奥尔森列举了国家兴衰的诸多先例，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能迅速崛起，而英国却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欧共体六国为什么比其他成员国增长迅速？为什么在美国国内也会出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别？奥尔森认为，并没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说明这种时运逆转现象。
对于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角度解释国家以及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增长差别的经济学家及其著作，奥尔森认为他们都没有追溯到造成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
他评价到：“它们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生成的。
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受到阻碍。
”奥尔森认为，是由于存在着大量的试图搭便车的分利集团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
奥尔森指出，集体中有搭便车的个人，国家中也有搭便车的群体。
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寻租活动”(rent seeking)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再分配的方案，从而增加利益集团自己的收入。
这些政策包括税收、补贴政策，禁止企业进入、禁止资金和人才的流动，竖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主义政策等。
比如，英国就有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美国各式各样的“院外活动”就是利益集团游说参众两院、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寻租活动。
而且各国的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有很大不同。
当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当多个分利联盟串通共谋、取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成为这些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深受其害。
分利联盟就像是闯进瓷器店里哄抢的几帮强盗，他们抢走的少，打烂的多。
分利联盟通过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的狭隘利益。
为什么受害的人们会任由他们这么做呢？奥尔森指出，这还是搭便车的行为在作怪。
当国家、社会蒙受损失时，群体、个人的利益也受损。
不过，如果将由某一项政策带来的损失分摊到个人身上，其数目就微不足道。
这时候，个人的搭便车行为是理性的选择。
造成英、美等国家经济发展呆滞的主要原因是数目繁多的分利联盟进行了大量寻租活动。
这些活动将收入转移给利益集团，但是每一种转移都是以牺牲国家和社会利益为代价的。
其结果使体制僵化，经济缺乏活力。
同时，奥尔森还以分利联盟的寻租活动解释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与英国、美国相比较，日本与德国战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战争对原有利益集团的破坏，因为任何对社会组织的重组、任何对分利联盟和它们特殊利益来源的破坏，都会加快经济发展。
这也体现在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里面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讨论。
对于不同国家的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的不同，奥尔森对比了北欧国家工会和英美国家工会。
英国和美国的工会多半是行业性组织，它们在要求提高工资时，从不考虑这些要求对劳工市场、对出口产品竞争力以及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
这些组织存在搭便车的心态，希望别的行业不会跟风、希望自己的工资要求不会带来工资的轮番上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
而瑞典和挪威的工会组织则不同。
这些国家的工会是全国性的组织，涵盖面很大。
工会的行动对宏观经济有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
因此，这些工会的行为就十分慎重，对国家利益比较照顾。
奥尔森由此又回到了他提出的关于分利集团的推论：较小的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论3）。
这就说明，很多比较小的特殊利益组织（如英国和美国的同业工会）可能都是工业化初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成立较晚的特殊利益集团，部分地汲取了较早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就可能建成如资助者或发起者所希望的那种规模。
由于交通和通讯以及组织大型团体所需其他技术的进步，使得近代比过去更有可能组成这种团体。
显然，小的及比较单一的社会比起大的和花样多的社会更有可能组织起综合性的团体。
所以，奥尔森从中总结出“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与“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根本区别。
“狭隘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关系不大，因而存在强烈的激励企图通过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
“共容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在争取收入再分配时比较有节制，注意减少对社会利益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