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金融家的党史情结
学习强国红色金融史读后感
学习强国红色金融史读后感
今天我行通过了线上直播的形式学习了“红色金融足迹（第六站）”革命历史专题内容，通过此次学习我受益匪浅，对其中的老一辈革命者的艰苦，奋斗，乐观主义精神由衷的钦佩。
本期的学习通过对历史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战争年代下，我们红色金融部门的产生发展和进步，带领我们重温红色金融发展的光辉岁月，并对战争年代红色金融机构与革命军队血肉相连，红色金融成为革命的经济支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红色金融实践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学习。
通过直播对其中博物馆展品的参观、红歌的玲听和历史的学习让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我国红色金融机构，从无到有，从微小到壮大，这一路发展历程是无数革命前辈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红色金融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支柱也是胜利保障，同时也是当代金融人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革命老区，到祖国边睡，我国的红色金融机构本着服务祖国人民，传承革命的精神，艰苦奋斗，攻坚克难，运用多种手段为祖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学习了解红色文化，并为之深深震撼。
今日的国家，国力强盛，金融资本实力雄厚，而我们今日的底气更是来源于老一辈红色金融革命者为我们打下的雄厚基础。
而当今的我们，更应该用无比的激情对待我们的工作，我们站在革命者的肩头，让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红色金融党史小故事
红色金融党史小故事在上海，黄浦江畔绵延1.5公里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历经岁月的变迁，不仅映射着十里洋场昔日的风采，也见证着如今跻身全球前三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璀璨魅力。
在这个建筑群中，有一座大楼与其他建筑不同，不仅有近代西洋建筑的风格，更彰显了中国民族风格，是唯一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建筑——这座建筑，正是中国银行大楼。
1949年5月，一位昔日西装革履的私营银行总经理，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在这里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共产党员“龚饮冰”，接管了这座银行，为中国银行开启了崭新篇章。
鲜为人知的是，龚饮冰曾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隐藏身份长达二十年，在保护党的秘密联络和交通系统的同时为党筹集经费，是新中国成立背后的无名英雄之一。
记者出身，入党后担任主管会计1896年9月28日，龚饮冰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
由于父母早丧，他很早便开始在外谋生求学，曾在湖南大学法政专科学习。
大革命时期, 龚饮冰曾为“亚陆通讯社”记者、“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委, 曾与谢觉哉等在湖南办《湖南民报》。
“记者”这一身份，让他更深入地体察社会，并参加了一些爱国运动逐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3年，经何叔衡、郭亮介绍，龚饮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七会议”后，龚饮冰随中共中央机关迁上海，担任中央主管会计、巡视员，负责白区交通通讯机要财务等工作。
自此，龚饮冰开始从事长达20余年的地下秘密工作。
红色金融史是新中国金融的根基，是新时代金融工作者与金融专业学生宝贵的精神食粮。
“党史中的红色金融故事汇”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将带领全院上下感受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将深刻领会革命先辈们的坚定信念和革命风采，感受那段红色历史带给我们的强烈震撼。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时代史，更是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
分享会后，我们将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全单位工作大局、本职岗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史为鉴、以学为基、向史而新，普惠金融中心全体党员将以此次党史分享会作为起点，按照历史线，认真梳理百年党史，系统全面的进行党史专题学习，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将学习中感悟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在思想上再上新台阶、在工作上再创新成绩。
革命金融前辈郑义斋的故事
金融界革命前辈郑义斋的故事“红色理财专家”、党的金融创始人郑义斋，原名郑少文。
1901年生于河南许昌。
当过印刷和铁路工人，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郑义斋来到上海开设“义斋钱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为党筹集资金。
两年期间，他在各地党组织配合和掩护下，多次往来于上海、武汉、天津、北平等地，为苏区红军购买、转运军火物资。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遭到重大破坏。
郑义斋根据党的指示，认真处理完钱庄的善后工作后，1932年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郑义斋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任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并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总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
他积极组织力量，多方筹集粮食、被服、药品、军火等物资，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张国焘推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达川北后，创建了川陕根据地。
在此期间，郑义斋为解决粮食问题，提出许多好办法，并且在苏区内部实行计划供粮和勤俭节约的政策，使川陕苏区的粮食、棉花、食盐、蔬菜、油料、家禽都得到迅速发展。
此外，他还在通江县的苦草坝（今永安镇）建立了拥有80多名工人的小型兵工厂，不但制造了手榴弹，还试制成功了平射炮。
以后，他又将兵工厂扩建成机械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等，对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修理，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银行工作，当时大家都不懂。
郑义斋在上海及鄂豫皖搞了几年，在当时只有他算是专家。
但他还是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解关于货币的理论。
他亲自搞调查研究，根据苏区的具体情况，向上级提出了银行工作的几条方针，均得到领导的同意。
郑义斋很重视银行的宣传工作和立信于民。
川陕工农银行开业那天，经理部的同志们趁势进行宣传，并当场开始兑换及存款业务，扩大了影响。
胡笔江：金融巨子为国捐躯
胡笔江：金融巨子为国捐躯■文/苏小小胡笔江，名筠，原籍江苏镇江，1881年4月27日生于江苏江都县一个钱庄店员家庭，自幼在小钱庄里当学徒。
后经天津花旗买办王筱庵介绍，到陆军部办的公益银号任副经理。
随后胡笔江进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由于得到交通银行总经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赏识，他连连晋级，从交通银行总行稽核、北京分行副经理，再升为北京分行经理。
1914年，他升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成为交通银行的新秀。
1920年，胡笔江利用北洋政府发行短期公债的机会，发了一笔横财。
但也因此受到了京津金融界人士的严厉指责，胡笔江不得不匆匆辞职，离开了交通银行。
正当胡笔江陷入困境时，他结识了准备在国内筹办银行的南洋华侨黄奕柱，黄奕柱立即委托胡笔江在上海筹办中南银行。
1921年6月5日，中南银行召开创立会，黄奕柱为董事长，胡笔江任总经理。
胡笔江大展宏图，先后在北京、厦门、汉口、天津、南京等地设立分行，建立起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京、津、汉为据点的互相呼应的银行业务网。
鉴于北京地区为北京政府所在地，消息灵通，又是北方游资聚集之地，因此，胡笔江一开始亲自北上，在京津设立办事处，大力吸收军阀官僚的存款，扩大中南银行的影响。
而厦门为南方重要商业之区，黄奕柱在这里有深厚的影响，与南洋华侨联络很多，便于吸收存款。
1921年8月，胡笔江又在厦门设立分行，因侨胞存款汇兑异常踊跃，每年的盈利都超过了京沪各行。
此外，汉口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商埠，1923年6月，胡笔江又设立汉口分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不失时机地在南京设立分行。
为了扩大银行业务，与当时许多金融家一样，胡笔江广泛结纳权贵名流，使中南银行获得了巨大利润。
在行政管理和业务经营上，胡笔江认为分支机构责权加重后，主持这些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成为决定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对他们选择不当或总行对他们督察不严，便会酿成营私舞弊的大祸，甚至连累总行受损。
1931年7月，胡笔江决定撤销总经理处，成立总管理处，将上海总行改为分行，增加总管理处的职员人数和职责，增强对各分行机构的管辖。
中国银行的红色金融故事
中国银行的红色金融故事嘿，朋友们！今天咱来唠唠中国银行那些超酷的红色金融故事。
你可别小瞧这银行的事儿，那里面的故事精彩得就像一部部超级英雄大片。
想当年啊，中国银行就像是金融战场上的先锋队。
那时候的环境啊，艰难得就像在荆棘丛里跳舞。
敌人的封锁和打压就像狂风暴雨，想要把金融的小火苗给扑灭。
但中国银行呢，就像一棵倔强的老松树，稳稳地扎根在那，风吹不倒，雨打不垮。
在战争年代，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像一群超级特工。
他们带着钱和账本东奔西走，那些账本啊，比宝贝还宝贝，就像是武林秘籍一样，要是丢了，那可不得了。
他们穿梭在战火纷飞的地方，就像在枪林弹雨里玩杂技，每一步都充满了惊险。
而且啊，中国银行还像一个金融魔术师。
在物资匮乏的时候，它能像变戏法一样，让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无限的作用。
钱就像一个个听话的小士兵，在中国银行的指挥下，去到最需要的地方，盖起工厂，生产出各种物资。
这就好比把一颗颗小种子，撒在贫瘠的土地上，最后长出一片茂密的森林。
有一次啊，为了给革命队伍提供资金支持，中国银行的员工们想出了各种奇妙的办法。
他们凑钱的过程就像在进行一场奇妙的寻宝之旅。
从这个角落里找出一点，从那个箱子里翻出一点，最后汇聚起来的资金就像一条小溪流慢慢变成了大河。
在国际上，中国银行也像一个外交小能手。
面对那些外国银行的质疑和刁难，它就像一个伶牙俐齿的辩论家，用智慧和数据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
就像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中国银行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站稳了脚跟，为中国赢得了尊重。
还有那些藏在深山老林里的临时银行网点，虽然简陋得像个小茅屋，但发挥的作用却大得像一座金山。
它们就像星星之火，在黑暗的角落里散发着希望的光芒，让老百姓知道，金融的力量是可以支持他们度过难关的。
中国银行的红色金融故事里，每一个人都像是一颗闪耀的星星。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金融的天空里划出一道道亮丽的轨迹。
这些故事就像一瓶瓶陈年的美酒，越品越香，每次想起都让人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充满激情和挑战的时代。
三位“红色金融家”当家理财故事
黄沂海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
革命需要枪，也需要钱！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
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
这里，记下的是革命军队初创之后，如何依靠智慧、胆略和牺牲精神当家理财的故事……“扁担银行”：毛泽民肩挑红色金融命脉红军长征行进的队列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番号，始终是一个“谜”。
这支由上百人组成的特殊编队装备的武器，不是长枪刺刀，也不是炸弹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
肩挑手扛的担子里，装有黄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大量的珠宝、银圆、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有几台死沉死沉的印钞机和铸币机……为了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守护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服务党中央财政需求，保障红军物资供给，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被挑在了肩上，踏上了征途。
早在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显露杰出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行长。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三位“红色金融家”当家理财故事毛泽民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行博物馆藏施大畏画）银行刚创立时，毛泽民很快发现，他这个行长并非如旁人想象那么潇洒光鲜，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全部人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
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履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者也就当过杂货店店员。
尽管如此，他们面临的任务却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
红色金融家的故事
红色金融家的故事
家族银庄里的“红色出纳”
高捷成，从小到大成绩优秀，在校期间深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参加过许多爱国运动。
在上海滩时局动荡时，高捷成目睹了同志们伤亡，因没有药品治疗的痛苦，他想到百川银庄里每日贮存的银元可以支持革命，于是利用钱庄出纳的身份，冒着被监禁、判刑的危险，先后从家族钱庄挪用了两万多元款项，秘密接济王占春的游击队。
由于高捷成是钱庄老板的至亲，备受信任，加上钱庄业务繁多，因此他悄悄用钱款资助革命一事并未被察觉。
得益于高捷成的资助，漳州的游击队、赤卫队迅速发展，为几年后红军顺利攻克漳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红色金融人物故事
红色金融人物故事《红色金融人物故事：那些了不起的财富创造者》嘿，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咱来聊一聊红色金融人物故事，这可真是一群超级厉害的人物哇！你想想，在那个战火纷飞、条件艰苦的年代，他们却能玩转金融，为咱们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就拿毛泽民来说吧，他可是红色金融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这家伙，那脑袋瓜绝对厉害！在艰难的环境下，居然能想出各种法子来搞钱，为革命筹集资金。
他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把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
还有陈云，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对经济的把控那叫一个精准，就好像他有着一双能看穿未来的眼睛。
有他在，大家就觉得心里有底，钱财方面的事情都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这些红色金融人物，他们可不是为了自己赚钱哦，是为了咱整个国家，为了咱们老百姓。
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可以说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想象一下，他们在那充满挑战的环境里，跟各种困难作斗争，一边要提防敌人的破坏，一边还要努力让钱生钱，这多不容易啊！我有时候就想，要是我在那个年代，我能不能像他们那么厉害呢？估计够呛，我可能没啥头绪，只能干瞪眼。
但是他们就是有那种勇气和智慧，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创造出奇迹。
他们的故事让我明白，财富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力量，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些红色金融人物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所以啊，咱得向这些先辈们好好学习。
在咱们现在的生活中，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战火硝烟，但也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咱就得像他们一样，勇敢地去面对，去想办法解决。
哎呀，说起来真是感慨万千啊！这些红色金融人物故事真是太精彩，太让人佩服了！让咱们记住他们，向他们致敬，也让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咱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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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金融家的党史情结作者：陈小丽来源：《百年潮》2008年第01期提起唐双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光大集团董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若干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众多重量级头衔。
以及他在金融领域的工作及诸多著述，此外还有他那久负盛名的狂草书法。
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中共党史的浓厚兴趣，也鲜有人理解他在一天紧张工作之余，仍对党史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的热情。
从重走长征路到发表党史问题考证文章，从对党史史实的如数家珍，到初步写就关于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研究提纲，一位在金融行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为何对党史情有独钟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走访了唐双宁，听他讲述了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曾走过的路、曾有的感触、曾得到的启迪，体会一位忙碌的金融家浓浓的党史情结……记者：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一般人看来，金融和党史之间隔了不知多少座山。
您一直从事金融工作，为什么对党史这么感兴趣呢?唐双宁：我1954年10月出生于辽宁，小学五年级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停课；后来，到化肥厂做了一名工人，一干就是7年。
当时我一边工作，一边阅读自己能够找到的书籍，党史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我的最爱。
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入辽宁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从此同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我一直对中共党史研究情有独钟，在大学读书时，就曾是中共党史课代表。
可以说，我每天都至少工作12小时，但仍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希望以史为鉴，能从历史中思考、寻找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启迪。
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是从事金融工作的，书法是我的业余爱好，对历史、对中共党史、特别是对长征史的研究，也是我的一个业余兴趣。
正因为如此，十几年来，我利用休假、出差的机会，基本重走了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路段。
记者：您重走长征路。
除了出于对党史、长征史的兴趣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促使您这样做?唐双宁：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如果有功利性，我认为是对先人的不恭。
除了刚才提到的对中共党史、特别是长征史的兴趣外，还有就是出于景仰，出于崇拜。
我们这代人，出生在崇拜英雄的年代，从小就感染了一种“英雄情结”。
长征的英雄是我孩提时代最为崇拜的英雄，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歌星、崇拜影星一样。
从那时候起我就做着“长征”的梦，梦想着有一天能重温一下他们的奇迹。
长大后，我的梦想成为现实。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我基本上重走了长征路。
当然不是一次走的，是分次走的；也不是全部走完，是把主要路段走完了。
每走一次，可以说灵魂净化一次，认识提高一次。
记者：重走长征路，您应该有不少感触吧?唐双宁：重走长征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人要有一点精神。
我觉得长征是前人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长征的精神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而是全民族、全人类的。
就此，我写过两篇短文，一篇叫《长征点燃的激情》，一篇叫《为了弘扬一种精神》。
红军长征胜利，靠的完全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
记得2004年，利用难得的休假我走了草地。
不说别的，光是3500米海拔。
气儿都上不来，我坐在汽车里都很难喘气，只能靠氧气袋维持呼吸。
何况红军当年还背着辎重，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
红军过草地走了六天六夜，要是常人的话，光是六天六夜不睡觉都受不了。
在考察时，我听说，为了活下来，有的战士将粪便中未消化的青稞再筛出来重新煮熟充饥。
同时，上有飞机轰炸却无法躲藏，前有堵截之兵无法回避；稍有不慎，就会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
当地人告诉我，现在草地里经常会遇见人的头骨。
那可能就是当年从江西、从湖南、从湖北走进草地的红军战士的头骨。
红军就是在这样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情况下顽强生存，在不具备胜利条件的情况下拼取胜利，何止是惊天地?何止是泣鬼神?每到一处，除肃然起敬之外，我就情不自禁地想，现在这种精神怎么样了呢?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如果我们能更加弘扬这种精神，我们的斗志就会更昂扬，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强大……我觉得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好比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
人不能没有血肉，不能魂不附体；人也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成为“行尸走肉”。
国家也一样，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因此，2005年我们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我在发言中就说，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对我们来讲关键就两条，一是把精神境界提起来，二是把本职工作落下去，靠这两条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矛盾。
今天我们同样也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
比如金融工作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范风险，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有时也是很难的。
但是，同长征比起来，这些算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用长征的精神战胜今天的困难。
记者：2006年，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重走长征路也引起了您对党史、长征史研究的兴趣，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唐双宁：重走长征路，实地考察党史上重大事件遗址，这些都诱发了我对党史、特别是长征史研究考证的兴趣。
拿长征来说，长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参加长征有哪些队伍?长征一共走了多少路程?长征中有多少次会师?怎样从广义上理解遵义会议?等等。
这些问题我通过实地考察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单独写一篇论文。
但是，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我没有时间把这些写出来，有的只是拉了一个提纲。
在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比较成型的有一篇《巴西会议会址考》，那是我2004年休假时亲自考察后得出的一个“一家之言”，发表在贵刊。
当时，我通过实地考察、考证，认为长征中著名的巴西会议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牙弄周恩来的住处召开。
为了弄清中共历史上的这段悬案，一睹牙弄的真容，我曾不顾高原缺氧，咬了咬牙，亲自进行了考证。
我由当地老乡引领，来到当年周恩来的住处。
这是一座普通的藏民院落，由于主人不在，房间打不开，我们只好在院子里参观。
周恩来的住处是一座典型的旧式两层藏族民房，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家。
房子已经破烂不堪，现在已经不住人了，主人已经在旁边盖起了不算太新的新居。
我们扒着老屋门缝向里边望去，漆黑一片，似有一些农具、杂物。
感触颇多，我无法再做太多的形容。
虽然隔了近70年的岁月，依然可以遥想，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就是在这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召开了一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会议，召开了一个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会议……记者：在感受、考证历史的同时，重走长征路对您的现实工作有没有帮助?唐双宁：重走长征路不是重复过去，而是面对今天，这就启发了我的一些现实思考。
比如，红军长征的地区都是老少边穷的贫困地区，今天，这些地区的物质生活仍然很贫困。
我就想，如何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上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资金投入上农村有需求但自身能力不足，财政有愿望但财力不足，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
农村有需求但自身能力不足，就是说根据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15至20万亿元；财政有愿望但财力不足，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财力解决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就是说当前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存差达12万亿之多，城市投资规模又过大，需要将资金投到农村贫困地区去。
但银行资金是老百姓的储蓄，必须偿还；农村贫困地区有些又不具备偿还能力，银行就没有办法把资金用到农村贫困地区去。
我就想到可以考虑发行支农特别国债解决这个问题，由财政向银行发行，由政策性银行发放，由农村信用社代理，既解决农村的资金需求问题，又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银行的资金出路问题。
这个想法是我2004年重走草地时的一个闪念，后来在甘肃的榜罗镇农村信用社调研，又加深了我的这个想法。
榜罗镇也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红军长征时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曾开过一个重要会议，最终决定把长征的目的地定在陕北。
另外，长征中的路段目前有不同等级的道路连接，但景点到主干公路之间有的没有路。
2006年初，我曾给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建议花少量的钱把这些路段连接起来，建设一条“长征路”。
这样，既可以解决这些地区的交通问题，又可以带动西部开发，还可以发展红色旅游事业，同时还可以进行传统教育。
少花钱，多办事，一举多得。
我的建议国家发改委已做了具体论证，认为“长征路”的建设可充分利用已有的路网设施，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将景区到干线公路的“断头路”连起来，形成一条由不同等级公路构成、贯穿全程的“长征路”路网。
这个建议曾培炎副总理、马凯主任、交通部李盛霖部长都做了批示，发改委也采取了措施，不久，一条“长征路”就将问世。
记者：您觉得研究党史，对您还有什么启示?唐双宁：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就是让我对党的领袖人物，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认识，不断成熟和完善。
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盲目崇拜：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崇拜发生了一些动摇；三是重走长征路后，对毛泽东的认识，变成一种理性的信服和尊敬。
可以说，毛泽东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周恩来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邓小平走过的路我也基本都走过。
每到一处，我就从内心升起一种崇敬之情，就如同口过岁月的长河，走入他们所身处的历史，体验他们的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汗水。
在大量实地考证的基础上，我还看了很多关于毛泽东的书，既有颂扬的，也有攻击的，对他的认识有了升华。
尽管我被作为“黑五类”子女，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歧视，但同许多被他打倒的老干部一样，今天仍从心里佩服他。
他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个伟人，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意志的坚毅、思维的敏捷、洞察力的透彻、处理问题的智慧，都让人不得不折服。
世界上的伟大人物，或是政治家，或是思想家，或是文学家，或是军事家，而他全部集于一身，实属罕见。
对周恩来，我的认识始终如一。
周恩来，他不是完人。
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有些事他身不由己，但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如果说毛泽东是高山，周恩来则是大海。
他们虽然都不是完人，但是他们是那个年代做得最好的人，我是说贯穿他们几十年全部经历的年代。
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谁也达不到那个水平。
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
记者：您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书法家、诗人。
您的书法作品不少是以毛泽东长征诗词为题材，您的散文、诗词也很多以颂扬老一辈革命家为主题，能否说研究党史也给您书法创作、诗词创作带来了灵感?唐双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
首先，毛泽东的书法确实对我影响非常之大。
说来还是“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念小学。
其实，人们都有对美的追求，而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年代，我感觉最美的就是毛泽东的书法艺术。
毛泽东的书法可以概括为“四个第一”：“草书第一，章法第一，读帖第一，书外功夫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