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本里的传统文化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传统文化撷谈（上）

当高考语文进入深化改革阶段，广博而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是高考语文分值流向的最大可能。作为跟进，本文试对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传统文化——中华礼俗作些探讨。

一、衣着礼俗古代衣、裳并称时，“衣”为上衣、“裳”为下衣，但裳并不是裤而是裙。古代“裙”与“群”二字同源，因受织布条件限制，当时布幅较窄，一条裙子通常由多幅布帛拼制而成，所以才有“裙”的名称，这个“裙”就是指多幅布帛。而且古代不论男女都着裳，《木兰诗》里有“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后来衣、裳连在一起，谓之深衣。它是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均可穿的服装，集中代表了汉服落落大方、深藏不露、雍容典雅的特色，难怪有学者建议将深衣作为华夏民族礼服。深衣中间有一束带，叫作“绅”，现在有“缙绅”一词，“缙”又作“搢”，插的意思，“绅”为腰带，意思是上朝时把记事的笏板插在腰带间。《项脊轩志》“顷之，持一象笏至”中的“笏”就是这种手板。“缙绅”

后又成了仕宦的代称，《指南录后序》里“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的“缙绅”就是此义，“绅士”的意义也由此而来。据考证，“裤”古代写作“绔”或“袴”，穿在最里边，无裆无腰，只有两个裤筒，套在膝盖以下至小腿部分，因此又称“胫衣”，有防护和御寒的功能。古人生活中衣、裳、裤并用，到了夏天，人们就只穿衣裳不穿裤了。由于裤是穿在里面护膝的，所以质地不太讲究，但也有富贵家用丝织品为之的，称为“纨绔”，被公认是奢靡之服，所以我们今天常把衣着华丽、不学无术的年轻人称为“纨绔子弟”。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衣服的长短、质地往往显示出人的身份、地位。宽衣博带、绫罗绸缎那是有身份的打扮，短袄敝衫、粗麻葛布那是苦力人的穿着。《孔乙己》里下等穷人在咸亨酒店都是一身短打扮，站着牛饮；上等富人穿长衫，坐着浅酌。孔乙己认为自己读过书，是有身份的人，故身穿长衫，但没有钱，入不了雅座，所以只得站着喝酒。

古代服装的颜色也常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一般来说，黄色是帝王之色，只有帝王才能着黄衣，皇帝的龙袍叫黄袍，皇帝颁发的文告叫黄榜，但并不是什么时候皇帝都穿黄衣，黄衣是皇帝的常服（日常生活之服）。从先秦至唐代，皇帝冕服、朝服主色不是黄色而是玄黑色。你看阎立本画的《历代帝王图》上皇帝穿的大都是黑色的衣服。

古代官吏的服色以“品”而论，三品以上官员着紫衣，俗话“红得发紫”，是说那些仕途上备受赏识、权倾一时的人。八品着深青色，九品着浅青色，统为青色。白居易任江州司马，官职本是六品下，但因离京被遣，是散官，地位等同于八九品，所以《琵琶行》中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一个“青”字，凸显了作者官卑职微，乐天不乐。

二、饮食礼俗成语“饔飧不继”原指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后形容生活十分穷困，这里“饔”“飧”分别指早、晚饭。追溯到先秦时期，或许限于生产及生活水平，那时人们一日只吃两餐，早饭称饔，晚饭称飧。（庄子《逍遥游》里虽有“适莽苍者，三餐而反”，但从史书文献看，战国中期一日三餐的习俗并不普遍。）早饭在太阳升至东南方的巳时，也就是上午9点左右；晚饭在太阳坠入地平线之前的申时，也就是下午4点左右。古人讲“不时不食”，即不应在不该吃饭的时间吃饭。课文《鸿门宴》中的“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旦日”指天刚亮，大约在卯时（5至7时），本不是吃饭的时间，项羽提前开饭，表现了他要犒赏将士、剿灭刘邦的急切心情。当然，此时吃饱喝足的项家军果真去攻打没有进食甚至没有起床的沛公军应该占有先机。古人一日两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本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论语》里说宰予“昼寝”（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昼寝”是处在两顿饭之中，但凡求学之人，如果白天睡大觉，那么这一天他什么也干不了，所以老师的责骂完全出于“恨铁不成钢”。至于一日三餐习俗的普及，那是汉代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的事了。

成语“脍炙人口”指美味人人爱吃，这里的“脍”与“炙”均是肉制品，是古人特别爱吃的美味。“脍”，《说文》：“细切肉也。”即切得很细很薄的肉，孔子也有“脍不厌细”的建议，即肉片切得越细越好。又因“脍”多以鱼肉为原料，所以后来又写作“鲙”，指生鱼片。《礼记》里提到“脍”这种生鱼片得用辅料调配着吃，即“春用葱，秋用芥”，而后来的曹操则喜以姜做辅料。脍食中当属鲈脍名气最大，辛弃疾《水龙吟》一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让我们想起晋代的张翰（季鹰），一日见秋风乍起，这位率性的名士即刻想起此时正是家乡鲈鱼收获的季节，鲈鱼脍与莼菜羹让人何等嘴馋，于是挂印归家，传为佳话。“炙”是个会意字，上面是肉，下面是火，就是用火烤肉。“脍”与“炙”

作为美食有口皆碑，一次孟子对脍制的生鱼片和炙制的熟肉片倍加赞叹，并且分析了这两种美食缘何大受追捧，成语“脍炙人口”由此而来。

三、居所礼俗《林黛玉进贾府》中曹雪芹借黛玉眼睛写荣国府里主要人物的居室安排颇耐人寻味。黛玉来到荣国府的核心位置——荣禧堂，荣禧堂坐落在荣国府中轴线上的内仪门内，是五开间正房，是荣国府地位最高的建筑，也是荣国府政务活动的场所。据黛玉观察，荣禧堂里住着贾政，荣禧堂的东面住着贾赦，荣禧堂的西面有一院落与荣禧堂相连，住着贾母，荣禧堂的西北角、挨近贾母院子住着王熙凤，王熙凤的院落与贾政、贾母皆相通。读者可能会问，贾母人称“老祖宗”，不是贾府里最高级别的人物吗，为什么住荣禧堂的不是她呢？退一步说，贾母不住，也还有长子贾赦呢，怎能轮到贾政居住荣禧堂呢？细细一品就会发现，这里是借建筑上的尊卑来体现人物的地位。国人建房常坐北朝南，南向阳，为正方，左为东，右为西。荣国府里，贾母居西（右），从位次上看比贾赦、贾政低，既体现了男左女右的思想，也是因为旧时女子必须按封建宗法行事，即遵守《仪礼》里所说的“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老祖宗”也不能例外。“夫死从子”，从居室形式上贾母自然要低于儿子。从“孝”的角度，儿子又必须听她的安排。贾赦居左侧，贾政住在贾府的中心位置荣禧堂，这既照顾了贾赦作为兄长的面子，也体现了在贾母心中贾政才是核心人物。因为大老爷贾赦“袭着官”却无所事事，整天安享荣华富贵，他的妻子邢夫人是个小户人家出身的愚庸之辈，还是续弦；而贾政呢，“祖父最疼”“大有祖风”，眼下已升任工部员外郎，妻子王夫人更是显赫的“金陵王”的妹妹，把贾政放在荣禧堂的中心位置，体现了贾政在“老祖宗”心里的特殊地位。王熙凤虽然是贾赦的儿媳妇，但也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她住在贾母的后面并与贾母、贾政及王夫人院子相通，则凸显了“凤辣子”列于贾府核心领导层的地位。一处居室描写，充分显示了封建贵族家庭的严谨礼制。难怪初入贾府的林黛玉告诫自己一定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

有人说“男左女右”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笔者倒觉得这里更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从人的性格上说，男子显刚，女子怀柔，刚即阳,柔即阴；从方位上看，左为东，右为西；从阴阳学角度，左阳右阴，阳为乾，阴为坤，对应下来就是：阳—乾—天—男—左，阴—坤—地—女—右，所以就有了“男左女右”。

居室建筑蕴含的文化内涵也是极其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一向主张内敛含蓄，组合多样，层次丰富。院落一般延伸几重，所以古人有“庭院深深”“侯门深似海”的句子。古代院落正面有大门，大门建筑颇为复杂，一般是三开间，中是明间、左右是暗间，前者

称门、后者称塾。过去称儿童读书的地方为私塾，就是因为老师在家里的塾中教学。门内（偶有门外）有屏，又叫萧墙，即照壁、影壁。因为萧墙在宅内，所以“萧墙”又引申为内部的意思，今天我们把内因引起的灾祸称作“萧墙之患”就是由此而来。古代宅院依中轴线而建，由萧墙沿中轴线到堂前的开阔场地就是庭。庭较大，是主人接待客人的地方，“分庭抗礼”说的就是古代宾主相见，分站在庭的两边相对行礼，以示平等。“抗礼”又为“亢礼”，是长揖不拜、不分尊卑的平等礼节。后比喻双方平起平坐，实力相当。成语“大相径庭”的“径”与“庭”分别指门外的路和门内堂前的院子，“径庭”合起来是说从门外小路到门内院子是有一段距离的，用来比喻相差很远，大不相同。

古代正规的住宅多为堂室结构，因为堂与室都建在中轴线上，所以颇显尊贵。堂与室相连，建在同一个台基上，堂在前，室在后，堂不住人，是古人行吉凶大礼的地方。堂的后面是室，堂与室有户相通。堂的东、西、北三面有墙，南边临庭院敞开，东边有窗叫户，即入室的门，是单扇的，登堂入室即由此进入。《木兰诗》里有“木兰当户织”，有人不理解，认为木兰怎能冲着门织布呀？其实这里的门不是正门、大门，而是侧门，是通往室内的小门。然而，由堂进入室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先登堂阶。一般情况下，主人地位越高，堂基就越大，登堂的台阶就越高，所以“登堂”比喻一般水平，“入室”比喻最高境界，成语“登堂入室”用来比喻学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达到更高的水平，亦比喻学艺深得师传。堂的西墙有窗，称之牖，《项脊轩志》有“余扃牖而居”。堂大于室，堂中间有两个大柱子，叫楹，对联多悬挂于此，所以对联又称楹联。堂是用来议事、行礼、交际的地方。古人结婚拜堂就在这里，嬴政接见荆轲差点被刺也在这里，荆轲行刺秦王，“秦王还柱而走”就是绕着堂间的大柱子跑。

四、位次礼俗

位次可以分为官位和席位。

先说官位。到底是左尊右卑还是右尊左卑，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老子》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说的是先秦的日常活动。如贴门联就是吉事一桩，从门的角度，左侧贴上联，右侧贴下联；而从贴的角度，上联应贴在右方，下联在左方，否则就要闹笑话。宴集饮酒是吉事，所以左为尊；用兵打仗凶多吉少，所以右为尊。宦海仕途自然求吉，因此官位先秦尚左，但秦汉又尚右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蔺相如因大功“位在廉颇之右”，《史记·陈丞相世家》中“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

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都是尊右。从东汉至宋代又尚左了。如左丞相尊于右丞相，但贬官仍然习惯称“左迁”，白居易《〈琵琶行〉序》中就有“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到了元代，蒙古人拒绝汉人的这套礼俗，于是又恢复了秦汉时代的右尊，把右丞相提到了左丞相之上。明代的官职，起先右丞相是尊于左丞相的，初期朱元璋没有废除丞相之前，传说在一次朝会上，他突发兴致，琢磨身旁的官员，对群臣说：这最高的官位明明在朕的左边，怎么能称右丞相呢，给我改过来！就这样，明太祖把元代官职的左右尊卑又颠覆了一次，明朝回归了尚左的传统。

席位可分为堂上、室内、车上三种。

堂上座席与室内座席的尊卑是有别的。清人凌廷堪《礼经释例》：“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堂即正堂或大殿，是举行各类活动的公共场所。君主受臣子朝见，面南背北，左东右西，尊左卑右；座位则由南向坐（面向南）为尊，依次为西向坐（面向西）、东向坐（面向东）、北向坐（面向北）。室主要是宴饮的地方，从方位上，居室以北为尊，北房为正房，东次之，西再次之。如皇帝住北房（正宫），皇后和太子住东宫，皇后又称东宫，妃子住西宫。从内部看，室一般是长方形的，东西长而南北窄，因此室内最尊的位置是坐西面东，即右侧；其次是坐北面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的是坐东面西，即左侧。这与堂上席位尊左卑右正相反。《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面朝东）坐，亚父南向（面朝南）坐，刘邦北向（面朝北）坐，张良西向侍。按照礼俗，就座应礼让在先，尊者先坐上座。项羽留刘邦饮酒，刘邦是客人，但项羽妄自尊大，根本不去礼让客人，自己主动坐在最尊位。项伯是项羽的叔父，项羽不能让叔父坐在低于自己的位置上，只好让他跟自己同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说明刘邦在项羽眼里的地位还不如自己的谋士。张良是刘邦的下属，地位当然更低，只能侍立在东边。这种以座位次序显示尊卑高下的礼俗，相沿至今。我们今天的饭局一般遵循面门为尊、居中为主、以右为上的礼俗。古代的车子座位以左为尊。古制一车三人，尊者在左，御者居中，陪乘在右。陪乘又叫“参乘”，《鸿门宴》中张良向项王介绍“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樊哙当时就是刘邦战车上的“保护神”。课文《信陵君窃符救赵》中有“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虚左”，就是空着左边的尊位，让侯生上坐，表现信陵君的礼贤下士。成语“虚左以待”就是空着尊位等候宾客、贵人。旧时车位左尊礼俗除承袭古制外，可能还有它的实用性考虑。驾车者要挥动鞭子，挥鞭一般用右手，这样居右就碍事，左

边就相对无事。所以，无论是指挥还是驾驭，居中、居左都较方便。战车上武士手持武器御敌，如果居左，用力击敌的右手那边就会有障碍，那是很不方便的。如此一来，车上的左位就显得尊贵了。

一、称姓呼名

作为人际交往最基本的人物称谓，华夏姓氏颇有讲究。上古时代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从功能上说，“姓”用来别婚姻，“氏”用来别贵贱。女子称姓是为了严守同姓不婚，避免近亲结婚。那时的姓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嬴等。有人据此认为，姓最有可能是母系社会就产生了，而氏则是由姓分化来的。周以前，贵族男子姓、名、氏都可以有，如黄帝为轩辕氏，姬姓；炎帝为烈山氏，又号神农氏，姜姓。而平民人家的男子只有姓、名，没有氏，更多地位卑微的人则常以职业加人名称之。如奕秋，就是名叫秋的善于下棋的人，庖丁就是名丁的厨师，他们没有姓氏，只有名。秦以前，姓代表的是最初的血统，所以它是世代不变的。而氏作为部落、宗族的分支，可迅速增加，也可因时因事而亡。秦汉时代，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作为部落、宗族分支的氏其存在的基础没有了，氏代表贵贱的意义也就消失了，姓与氏的界限就模糊了。尤其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姓与氏就混为一谈了。《史记》称周文王为姬昌、周武王为姬发（姬为姓），这样的称呼明显不妥。宋代学者郑樵在《氏族略序》中说，称呼姬昌、姬发的说法“三代（夏商周）之时无此语”，顾炎武《原姓》也说：“考之于《传》（《左传》），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称姓者乎？”其实周文王、周武王应该以国为姓，当时国姓周，所以他们应该分别称“周昌”“周发”，或者文王昌、武王发。还有些历史上的人名，如介之推、宫之奇、烛之武、佚之狐，“之”是虚字衬字，而不充任人名。今天我们的名字都是“名”与“字”连说，二者似乎是一回事，但按照古代传统习俗，“名”是名，“字”是字，二者不一样。名是小时候取的，用来给家人和朋友直呼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小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人20岁举行成年礼后，先前用来被长辈称呼的名，就不能不分场合地叫下去了，那样就显得不够严肃、庄重，于是就另取个称呼，供平辈和晚辈敬称，这就是“字”。女子15岁行完“笄礼”也要取一个“字”，表示女子可以出嫁了。在笄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该女子就叫“待字”或者“待字闺中”，成语“待字闺中”的“字”就表示女子成年而取的那个

“字”，后引申为出嫁。在“名”与“字”的使用上，古人也很讲究。通常是自称称“名”以示谦逊；他称称“字”或称“号”，以示尊重。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不然，籍何以至此”（《鸿门宴》），“臣密言：臣以险衅”（《陈情表》），“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滕王阁序》）中的“丘”“籍”“密”“勃”分别是孔丘、项羽、李密、王勃自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苏武传》），“子卿”是李陵称苏武的字，“陵”是李陵自称。《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任公”则是梁启超的号，是他称；文中的“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的“启超”是名，是自称。这里他称与自称、称字（或号）与称名，使用得非常妥帖。平辈、晚辈称对方切忌称名，称名是缺乏礼貌的表现，成语“指名道姓”就含有不恭之意。同样，自称称字那也是不合适的。古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字”，“字”往往只限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例如刘邦和他旧时的哥们，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韩信、樊哙、夏侯婴等，多是穷苦出身，因此都只有名，没有字。只有张良，身为韩国贵族之后，有字。刘邦有句名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里刘邦称张良称他的字“子房”，称萧何、韩信直呼姓名就是明证。在称呼姓名上，避讳也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礼仪的精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避讳起于周，成于秦。秦始皇名政，于是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国就改称为荆国。后来为避光武帝刘秀讳，“秀才”改“茂才”。《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到“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到了唐朝，诗人李贺因为其父名“晋肃”，而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致使终身无缘仕途，英年早逝。韩愈为此非常生气，特作《讳辩》替李贺叫屈：“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清代为避康熙帝玄烨讳，故宫玄武门改神武门，为避道光帝旻宁讳，北京外城广宁门改名广安门。《红楼梦》第二回写黛玉因母亲贾敏之故，读书凡“敏”字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不过，避讳也有“二名不偏讳”等规矩。就是说，名有二字避其一即可。孔子的母亲名“徴在”，只要不同时称“徴”“在”就可以了，如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徴也”，“父在，观其志”。王羲之的七个儿子王玄之、王凝之、王涣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爷们

八人名字都有“之”字，也是符合“二名不偏讳”的礼俗的。二、婚配居丧古代男子20岁举行成年礼，但此时身体未壮，故称弱冠，《滕王阁序》有“等终军之弱冠”。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15岁的时候就要举行，称作“笄礼”，就是把头发盘起来插根发簪，以示成人，又叫“结发”。当女子订婚后，用丝带束住发辫，表示已经有了对象；到了成婚的当夜，发辫由新郎解下，夫妻双方男左女右各剪下一缕发丝挽成同心结，以誓结发同心。《孔雀东南飞》中有“结发同枕席”，后来人们又称首次结婚的男女为“结发夫妻”。古代丧礼规定，父母（也有祖父母）去世，子孙后代依礼居家守丧三年，称丁忧，又称丁艰。“丁”是遭遇的意思，“丁忧”就是遇到父母丧事。父去世居丧称丁外忧，母去世居丧称丁内忧。丁忧期间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饮酒、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任官者须离职，服满再补职，特殊情况不必丁忧（老人、孩童以及武官或要事在身者），素服治事，不参与吉礼，称为“夺情”。这是封建社会为尽忠与尽孝寻找平衡的一种理由。据载，清兵入关，兵部尚书卢象升丁忧被崇祯“夺情”，结果战死沙场，通过尸身上的孝服，清兵认出卢象升，并被他的至真孝情深深感动，于是厚葬了对手，此事令人唏嘘不已。曾国藩父亲去世，因公务紧要，朝廷恩准“夺情”，但曾国藩写信给左宗棠以三点理由拒绝“夺情”，一心尽孝，然而左宗棠却大骂他“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如此看来，国家利益才是最大的“礼”。三、迎来送往2008年1月20日，央视播出了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正襟危坐接受国学新锐钱文忠的拜师大礼，钱文忠先生屈膝俯身三次以头触地。对此，有人叫好，认为国学大师身体力行倡导国学，也有人认为这是奴性复辟，有辱尊严。我更愿意把这个行为视为尊师礼仪，与封建等级陋习联系起来未免牵强。古人相见主要礼节是叩首礼和拱手礼。前者礼节较重，后者礼节较轻。叩首礼在古代非常流行，旧时双膝下跪、双手触地、以头叩地为跪拜，反复两次为再拜，用于臣君之间叩地时间较长者称稽首，用于平辈之间叩地时间较短者称顿首，古人也常在书信的开头或结尾用顿首表示尊敬。行礼时，身略俯倾，双手合抱、自上而下至胸前为作揖，是最轻也是最随意的礼节，又称拱手礼。《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为留住刘兰芝而在母亲面前“长跪告”“再拜”，而刘兰芝向焦母辞行却用了“拜阿母”，这里的“长跪”“再拜”“拜”，礼节的重与轻巧妙地传达出人物关系的亲与疏。“趋礼”是古人生活里一种常用的礼俗。古代臣下见王侯，舒展马蹄袖，碎步疾行，跪下参拜以示恭敬。《触龙说赵太后》

中写触龙“入而徐趋”，课文将“徐趋”解释为“徐步，徐行，意思是一步一步向前慢走”，就没能表达出“趋”的真正内涵。“徐”“趋”两个互相矛盾的词放在一起，活画出老臣触龙欲向太后表恭敬之情而疾走，却又因足痛走不动，于是小步快走的姿态，这就是“趋礼”。后来“趋礼”由宫廷来到民间，形成晚辈从尊长面前走过不得趾高气扬，不得慢慢踱步，而要低头弯腰、碎步疾行的礼俗。《论语》记载孔鲤两次“趋而过庭”就是因为孔子此时正立于庭中，孔鲤打前经过必须行“趋礼”，而不是像有些注释说的——孔鲤因畏惧父亲而快跑。现在我们见了尊长，或迎接客人，往往快步走向对方，握手问候，以示热情与尊敬，这也是“趋礼”的遗风。名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筵席”常误写作“宴席”，要区别这两个词宜从中华礼俗说起。“筵”本是竹席，为了清洁，也为了隔潮，人们将形制较大的“筵”铺在最下层。“席”则用蒲草编制，四边用帛围缀，做工精致，较短，置于“筵”上，每人一席。古代吃饭没有凳子，全部是席地而坐，就是坐在“筵”与“席”上，所以“筵席”是酒宴上的座位和陈设；“宴席”，指宴请客人的酒席。宴饮散去指的是客人离开座位、酒宴陈设移除，所以“天下没有不散的”只能是“筵席”。此外，宴席上的坐姿也很有讲究。规范的坐法应是双膝着地，脚背朝下、脚踵朝上，臀部落在脚踵上。如准备起来，就得臀部抬起、上身挺直，俗称“跽”。《鸿门宴》中面对樊哙闯营，“项王按剑而跽”，项羽用提臀起身握剑的姿势表达自己的警惕。课文《荆轲刺秦王》写荆轲刺秦王未遂，“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这个“箕踞”是非常粗俗的身姿，即臀部着地，两腿前伸叉开成簸箕状。这是轻慢无礼的表现，刻画出荆轲对秦王的傲视与不屑。送别是古人一项重要的交际活动，地点陆上多取长亭、章台、谢亭，水上多在南浦渡、渭河畔、灞桥边，分别时间多为傍晚，送别形式主要有折柳赠别、奏乐相送和饮酒饯行。《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分别代表了这三种送别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古人折柳相送实在是一种高雅、简朴且有意义的交往方式。折身边一枝杨柳相送，既方便又经济更达意，“柳”与“留”谐音，借此表达不舍之情。“年年插柳，处处成荫”，折柳送别，也寄寓着对远行他乡的友人在异地扎根生活下去的朴素期盼。酒令是我国酒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也是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曲水流觞”就是酒令之一。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上巳节，此时正值春暖花开，在这样一个节日里，除了水边洗濯身体、除去积秽、祛

除病气外，文人雅士们更乐意利用它来春游宴饮。而春游中最好玩、最高雅的游戏要数“曲水流觞”了。觞即酒杯，一般是角质或木质的，浮于水上，或放在荷叶、木盘上浮在水面。众人列坐清溪两旁，盛了酒的觞放在溪中，一任弯弯曲曲的溪流缓缓而下，觞在谁的面前停下，谁就即兴赋诗并饮酒。是日，王羲之、谢安等众多名士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办了这项活动。王羲之将大家的即兴之作收集起来，乘兴挥毫，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问世了！酒醒之后“书圣”意欲重写，但终因与那“曲水流觞”宴上、黄酒微醉之时的灵气勃发相去甚远而作罢。古代祭祀时洒酒于地叫“酹”，《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尊还酹江月”即以酒洒地，向鬼神敬酒。祭祀路神，祈祷保佑称“祖”，《荆轲刺秦王》中的“既祖，取道”，写赴秦行刺是一件重大的国事活动，荆轲上路之时，祭祀路神，既是壮胆更是求吉。古人祭祀多用“牺牲”，《曹刿论战》有“牺牲玉帛，弗敢加也”。毛纯色正且洁净的牲畜为“牺”，形体完整且肥美的牲畜为“牲”。儒家祭典一般用“太牢”或“少牢”。“牢”本是养牲畜的圈，引申为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牛、羊、猪三牲齐备为“太牢”，只有羊、猪或只用羊为“少牢”。《伶官传序》“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就是用羊、猪祭告祖庙。祭报天地之功的仪式叫“封禅”。祭天叫封，在泰山之巅；祭地叫禅，在泰山脚下。管土地的神叫社，管五谷的神叫稷，祭社稷就是祭地神和谷神。天神称皇天，地神称后土，成语“皇天后土”即指天地之神。祭祀时有许多禁忌，除了沐浴更衣等之外，还要“斋戒”，《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有“斋戒五日”。对于“斋戒”，《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的解释是：“旧时祭祀鬼神时，穿整洁衣服，戒除嗜欲（如不喝酒、不吃荤等），以表示虔诚。”但是我们千万别把这个“荤”当作肉食。荤，草字头，原指葱、蒜、韮等蔬菜，后指素食。素食主义中的著名人物南朝梁武帝萧衍认为，佛家人吃葱、蒜之类气味浓烈的蔬菜会使口里发出难闻的气味，亵渎祖先、神灵，所以禁“荤”。因此这里的“荤”绝非我们今天说的肉食，古代的肉食称“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