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先驱--郭嵩焘
文言阅读·廿五史名人传·王夫之、严复、郭嵩焘、纳兰性德、武训、姚鼐
廿五史名人传（四）·《清史稿》部分（四）王夫之传（思想家9）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
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
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
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
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
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
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
夫之说严起恒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
闻母病，间道归。
明亡，益自韬晦。
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
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於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
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
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
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
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
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
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於正也。
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僣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
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
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馀姚、昆山。
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
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
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
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
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兄介之，字石子。
国变，隐不出。
先夫之卒。
——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列传二百六十七》严复传（翻译家）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
浅析郭嵩焘西方文明观的思想价值
浅析郭嵩焘西方文明观的思想价值摘要：郭嵩焘是晚清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代表了晚清政府的近代外交变动，其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记载流传下来，有《使西纪程》和《伦敦与巴黎日记》两种，对所到西方国家认识新鲜而深刻，并有很多反思性思考时常让郭氏“慨叹无已”。
本文试图从文明角度解读郭氏的先进思想。
关键词：郭嵩焘；西方文明；晚清思想一、万物皆备孔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郭嵩焘（1818年－1891年），字筠仙，湖南湘阴人。
1847年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
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
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
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
1891年病逝。
郭嵩焘常以知洋务而自诩：“京师知者独鄙人耳!”，他因洋务而名声大起，但也因洋务而谤议天下。
而其见解的确比一般人深刻：文艺者，蹈虚之学，实用之而实效。
天文算学，徵实之学也，而可以虚应乎？……此则人才之不振而圣学治攻之所由每下而愈况也。
①上述议论实质上涉及到了对于现代天文算学的认识，在反思传统中国人才观、教育观后，明确指出中西差距所在，也渐进触及到了对于西方实用科学的思考。
对实学的反思表现在直观上就是对于西方经济的思考：夫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利，待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
使商民皆得制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既能与之争胜无疑矣！②近代早期的西向者以一种朦胧的形态去反思文化的差异，不自觉地探索文化中国的命运、反思中西文明差距实质是近代早期启蒙者反思中西战争命运差距的第一步自然反应。
与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比早期维新派提倡的商战要早出很多年，的确显示了郭嵩焘独特的眼光，但是沉思和迷惑并行，理想与现实时常有着惊人的差距，中国在维持虚文传统的文化思维中拒绝一切企图变革的思想因子，以保守主义的态度来治理这个濒临灭亡的民族和国家。
在现实中寄托理想，而历史在选择了郭嵩焘时，既给了他机遇也给了很多的挑战。
二、漫游西海而独醒，直面现实却困顿郭嵩焘因为“滇案”而成为清政府第一个驻外大使，其在赴西途中，通过自己的观察记下了很多独特的见解,其中对于中西文明差异有初步的反思，郭嵩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中并没有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他力图从深层次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和当时现实的弊端：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
浅谈郭嵩焘政治思想
系院：历史文化与民族学院班级：09级历史系一班学号：200916031130 姓名：蒲云红浅谈郭嵩焘的政治思想摘要：本文主要谈论郭嵩焘的政治思想的变化发展历程。
郭嵩焘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以出使英法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他前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基于传统的政治观上，主要是明君、贤臣和顺民的基本模式与民本思想。
出使英法期间，在深入的了解西方的政治体制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进而他大胆的抨击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表现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
关键词：郭嵩焘政治思想变化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学名先杞，后改为嵩涛，字伯琛，号筠仙，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
在光绪二年（1876）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出使英法。
他一生仕途坎坷，曾先后三次去官，他的思想基本上以出使英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咸丰、同治时期：后期以出使英法为标志，思想发生巨大变化。
一郭嵩焘早年的主要政治思想郭嵩焘生于晚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这是因为他的阶级地位和家庭出身，以及他早年深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前期的政治经历所决定的。
因而他前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建立于传统的政治理念上，即明君、贤臣与顺民的基本模式和孟子以降的民本思想。
1、明君他在论及汉代议政制度时，表达了对“明君”的向往。
他写道：“汉时国有大政，公卿会议，下逮议郎，皆可直摅所见，上赞军国之至计，人主亦常屈群议而从之。
言者不以为器，大臣不以为恩，天子亦不以为功。
故以为听言之广，后世无若汉者，惟其以实不以文也，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也，今之叔皮（汉代班彪之字）不难其人，而能与朝廷之议者，旷世无由一见。
人才何由而兴，国政何由而善哉【1】。
郭嵩焘十分推崇汉代的这种君相分权共治的制度，主张“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2】公开政治，避免专制独裁与暗箱操作，建立一种宽松互补的政治决策机制，才能人才兴且国政善。
评《郭嵩焘全集》：先行者的历史脚印
评《郭嵩焘全集》：先行者的历史脚印光绪元年（1875）2月，英国驻华公使翻译马嘉理在云南境内搜集情报，行凶伤人，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
此事发生后，英国公使提出了很多无礼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速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
积贫积弱的清政府迫于无奈，选派熟悉洋务的郭嵩焘出使英国，他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
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驻英法公使等职。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曾协助曾国藩筹集军饷、购置军械、办理捐输、创设厘金，并亲率湘军援救江西，对湘军获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事功也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肯定。
郭嵩焘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疯狂侵略的时代，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
他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痛恨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希望国家能够强大。
在任公使期间，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考察议院、学校、工厂，拜会各国驻英使节和访英各国政要，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作出了很大贡献。
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洋立国“政教修明”，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以应对西方的挑衅。
此书在国内出版后，又受到守旧士大夫的猛烈抨击，视他“有二心于英国”，以致该书被毁版，不许发行。
由此观之，足可见郭嵩焘作为洋务先知的勇气与见识，以及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
郭嵩焘一生勤于著述，尽管其“生平撰著大半散佚”，但仍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它们是研究郭氏思想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在郭氏的著作中，表现了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的艰辛足迹，以及筚路蓝缕的开创与探索。
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人皆知诟毁洋人，安事吾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
”（《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指出，士大夫喜欢吸“洋烟”、用“洋货”，“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致李鸿章》）。
郭嵩焘 晚清重臣的一生
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
当时的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
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
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老宅。
当时，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到英、法等国以后，周咨详访，博览群书，见识与学问都突飞猛进。
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
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
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当然，最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国本）方面认识的进步。
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
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
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郭嵩焘在30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
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
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郭嵩焘晚辈族人评述郭嵩焘
郭嵩焘晚辈、族人评述郭嵩焘为甘为爝火者歌郭道晖只能发出一丝儿火光，给在黑暗中踌躇不前的人以微弱的照明，希望人们能借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而不至于被黑暗吞灭，是为爝火(微小的火光)。
有这种精神的人谓之甘为爝火者。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就是以这种精神自勉的。
容闳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那个时代，真有那么一支爝火，开始只是半明半暗地燃着，慢慢地就烧大了，照红了一个角落，照红了一个地区，甚至照红了整个国家和东方大地，然后被一阵狂风暴雨给熄灭了，熄灭得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
一场悲剧在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大地上紧锣密鼓地上演，四万万(当时的中国人口)炎黄子孙中哪些人是演员，哪些人是观众，历史一直没有说清楚。
演员中谁戴的红色面具，谁戴的白色面具也始终弄不明白。
这个甘为爝火者的人就是晚清时代的一位翰林，中国的第一任驻英法大使(公使)郭嵩焘。
他有着一个会想事的头脑，从步入青年的时代起，就养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哲学思维。
但他也曾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从四书五经里面蜕变出来，为科举也曾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子怎么曰，他也怎么曰：经怎么云，他也怎么云，不敢越雷池半步。
他一生当中决定性的变化都发生在他的中晚年。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个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
闭着的关，锁着的国都不复闭的那么严，锁的那么死，新的思潮象风一样从外面的隙缝中往里面渗透。
只要你的脑筋不是那么死顽固，总会被某种思潮所浸染。
当列强蜂起，中国累受欺凌，连年战祸，国势日颓之际，图强之道成了最为迫切的话题时，郭嵩焘开始重新认识是与非，把自己平素最关心的一些国家大事翻过来、覆过去地加以思考。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他看来，这闭关锁国并没有起到保护好国家和人民的作用，相反，就象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样，在路旁睡得太悠闲自在了点，让那慢慢爬的乌龟奋迅着由四只短脚趾变化而成的四条能快速飞奔的长腿跑上前去了。
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发现这一局面，更是五内俱焚了。
郭嵩焘的“反腐”悲剧
郭嵩焘的“反腐”悲剧作者:雷颐清末，由于制度存在重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
在一直宽松的情况下，不作体制性改革，而仅仅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查办得再多，也只是少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是一种“涂饰”罢了。
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临危受命出任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反受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
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
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
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
失意中，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
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但不久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赶上太平天国起义。
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
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犹豫不决，郭嵩焘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
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郭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
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建立了一定的“关系”。
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
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我对于孟泽先生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态度深表赞同。在书中，孟泽先生不 仅对郭嵩焘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 郭嵩焘的悲剧命运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选 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孟泽先生也强调了郭嵩焘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贡献， 他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泽先生对郭嵩焘的悲剧命运的深入解读令我印象深刻。身处“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时代浪潮之中，郭嵩焘以自己的赤子般的直率与纯真面对家国大事， 将自己的生命积极融入时代大势之中。然而，他却在求学、做官、隐居、出洋的 过程中屡屡遭受挫折，不断面对误解。这种悲剧命运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 代的无奈。孟泽先生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的深入剖析，为我们揭示了这种 无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郭嵩焘，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他的名字或许对于许多读者 来说并不熟悉，但他的事迹和思想却极具代表性。他的一生，如同那个动荡的时 代，充满了起伏和转折。在书中，孟泽先生以情理兼备、文质相融的笔法，将郭 嵩焘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我被书中的叙述方式所吸引。孟泽先生以郭嵩焘的日记、书信等第一手资料 为线索，穿插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和细节，使得这位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我们不仅 可以从中了解到郭嵩焘的成长经历、思想转变，还可以一窥晚清社会的风土人情 和时代背景。这种叙述方式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也使得读者更容 易产生共鸣。
阅读感受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时代的先知与困局
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物，犹如璀璨的繁星，指引着我们在变幻 莫测的时代轨迹中前行。最近，我有幸读到了孟泽先生的新著《独醒之累：郭嵩 焘与晚清大变局》，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揭示了一位身 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先知的命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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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先驱——郭嵩焘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
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30岁时中进士。
他劝说同窗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又跟随其征战，以后任过广东巡抚，兵部侍郞等职，又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出使英、法。
他目光远大，思想开放，是我国近代放眼看世界，主张跟上世界先进潮流的敏锐卓识之士，维新变法的先驱。
了解他的所为所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很有益处的。
一、开放眼界、敏于学习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战败。
思想敏锐的郭嵩焘对西方的先进军事装备及制度予以关注，积极思索：西方强国为什么先进？我国为什么落后了？应该怎样才能迎头赶上？在为淮军筹饷办装备时，郭嵩焘来到上海。
在这里他接触了英国人主持的海关、美国的洋枪队及西洋轮船装备等。
实地实物的考察使郭焘嵩的眼界更加开放，进一步感受到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必要。
不久郭焘嵩任广东巡抚，在任上他同广州、香港的西方人及其机构多有接触，了解了不少国际法及外交知识，并成功地办理了多次外交事物。
比如他很好解决了洋人入住潮阳城的问题；太平天国森王侯玉山逃入香港后，众人束手无措，他却引经据法让英国人将侯玉山交了出来。
在广洲的经历使他的外交才能得到增长。
在办外交事物的过程中，郭嵩焘深切感到中国外交人才和机构的缺乏，认为应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对外夷要悉通其情况。
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写到：“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
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
”1874年，郭焘嵩又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交涉，为“马嘉理案”画上了句号。
这一年英国人布朗、马嘉理经清廷批准率领一支探险队到云南探险。
按国际惯例，这支探险队理应受到云南官府的保护。
可云南巡抚岑毓英却心胸狭隘，他表面热情接待，并派兵护送，暗地了却指使部将李珍国在途中设伏将马嘉理等人杀害。
事后对外谎称马嘉理等人是被当地野人杀害。
英国公使威玛妥不肯善罢甘休，派人进行了一年的深入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并向清廷进行抗议、交涉。
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被迫与威玛妥签订了十六款《烟台条约》，答应借路让其从缅甸出入云南，从印度出入西藏，开放多处内地口岸，还有派一位一、二品大员到英国陪礼道歉等。
郭焘嵩对岺毓英无知无理行为很生气，上书批评他“持虚骄之气，贻累国家”，要求对其严惩。
谁去英国陪罪？这是个苦差，又担着骂名，重臣们纷纷后退，唯恐避之不及。
这时任兵部侍郎的郭焘嵩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他慷慨地说：“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
”又表示自己出使英国是为了：“能知详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
”见识之高，胆量之雄，一时无二。
出使之前，郭嵩焘又向朝廷上书《条议海防事宜》，对总理衙门把“船坚炮利”当作富国强兵的要务进行了批驳，主张“循行西洋政教”。
他比较了西洋与中国的不同情形，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
这个“本末之论”，说明郭嵩焘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对于“洋务派”所主张的仿效西洋器物文明他不以为意，主张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
这种主张已经相当接近于后来“戊戌变法”的内容，郭嵩焘完全可以称为维新变法先驱。
二、出使英法，展现才干处理完“马嘉理案”后，郭嵩焘出任中国驻英公使，以后又兼任驻法公使，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正式派驻外国的使臣。
来到西方后，郭嵩焘更是勤于学习，学习外交礼节、外交事物，也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思想、制度。
郭嵩焘很快成为一个称职的大使。
觐见英王，他不亢不卑，进退合度。
按照国际惯例，递交照会均用西历；与洋人打交道行握手礼；在一些外交场合，他还身着西装。
使馆开茶会，他也按国际惯例让夫人出面接待。
他的外交才干很快得到西方外交界的赞赏。
郭嵩焘认为：“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益处。
”他认真考察西方社会，并将其见闻和心得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总理衙门，以资参考。
这也是驻外大使的一项职能，他完成得很出色。
在《使西纪程》中，他写出了自己的西方考察见闻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
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对西方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在英国，郭嵩焘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历史。
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探究“泰西富甲天下”的根本原因。
郭嵩焘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孜孜于“富国”。
为探究其中道理，他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虚心向外国专家征询，了解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
提出了“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等看法。
在得知英国税法规定，其所得税“俸入三百镑以上，亦一例输税”后，认为“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嵩焘颇为关注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情形。
他赴下议院听会，得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结论，并且以为这比我们传统上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
在研究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后，他认为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市政厅有顺从民愿之情，肯定了英国的议院和市政厅及其自由选举、民主施政的进步性，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适得其反”，从而否定了绵亘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
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论！郭嵩焘还注意到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
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
因此，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力陈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
”“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
”“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一直主张，“以夏变夷”，而未闻有“以夷变夏”。
并且认为“道历千载而不变”，而郭嵩焘认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经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郭嵩焘对夏夷之辩有了更深刻认识：“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认识到中国不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强国，在政治制度上也远远落后。
他沉痛地指出：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革故鼎新，除残去害，急起直追，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是个顽固的守旧派，对郭嵩焘的行为认识很看不惯。
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
刘锡鸿认为披夷衣有损尊严，“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
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
他又指责郭嵩焘让夫人出面办茶会违背中国传统道德，中国妇女应该恪守妇德，不应抛头露面。
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果款待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
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
对于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
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
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个正直有为的官员，他在向慈禧太后的保奏中给予其公正的评价：“郭嵩焘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保全。
”慈禧接道：“上头也知郭嵩焘是个好人。
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又道：“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是一个忠臣。
”三、荣辱自辨，启迪后人郭嵩焘的开明先进思想，得到一些主张维新变法人的赞赏，但也遭到顽固守旧分子的指责。
在郭嵩焘出使英国之时，就曾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
19世纪后期，中国虽然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念并无改变，认为中国派驻对外使节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
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
更多的人甚至认为他出使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
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一些守旧的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郭嵩焘考察西方的总结著作《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刊行后，立即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西洋……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有人还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
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郭嵩焘被罢职回乡时，不独当地官员对他十分轻慢冷遇，连士绅百姓也对他表达了各种形式的鄙视。
当他抵达长沙时，有人“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还有人四处张贴告示，指斥其“沟通洋人”。
对于无知的指责，郭嵩焘蔑然视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了不以世间毁誉为进退的心迹：“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
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他还在诗中唱出了心中的强音：“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充分表达了胸中的自信。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卒。
当时由王先谦等具奏，李鸿章代奏，对于他为人治学方面的优长颇做铺陈，请求给予赐谥。
但朝廷回答是：“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与朝廷的无知无情相反，当时的学者王先谦为郭嵩焘撰写的墓志铭对其一生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利在国家，岂图自私！……皦而风节，百世之师。
文章满家，鸾凤其仪。
谤与身灭，积久弥辉！”后来的维新派杰出人物谭嗣同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嵩焘）侍郎，湘乡曾劼刚（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
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
”维新派的另一杰出人物梁启超也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郭嵩焘生前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制订了一个时间表，认为中国要用四百八十年完成赶超西方强国之路：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可初见端倪；学习西方制造工业，五十年可稍见成效；兴办新式学校，一百年方能树立起人才；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再用一百年砥砺精英；再用一百趋于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