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小论
郭嵩焘小论
作者：章文博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1
这首诗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晚年写下的。郭嵩焘的一生横跨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包含了十九世纪的大部分。这个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郭嵩焘在那个时代并非顶尖人物，他崛起于咸丰年间，但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名声远远胜于他。他不仅在那个时代而且在现在都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思想的敏锐，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深切，达到了遭忌遭骂的程度。他因此一生背负着骂名，生既不能在咸丰将相之列，死亦不得朝廷的赐谥。但郭嵩焘自己对时代的认识颇为自信，他在晚年写下的这首诗正是反映了这种心态。郭嵩焘是洋务运动时期重要的洋务理论家，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见仁见智，颇有争议。要想对其作恰当的评价，必须对其的思想作深入的分析，才不至于有失偏驳。
先来看一下郭嵩焘最受人非议的外交思想。许多人都认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无非就是妥协、投降四个字，我却不这么认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我认为可以概括为“知情、顺势、求理”六个字，也就是说，正视中国与西洋关系的新格局，承认并接受这种新的中西关系，在此基础上探求外交上的自处之道“当求折冲樽俎方┉要使理足于己。”2
郭嵩焘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3他觉察到中西交往已经不可遏制，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传统的“四夷观”必须加以抛弃，代之以平等交往的观念，确立新的外交观念及外交对策。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识到西洋各国决不能再以“夷狄”视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4他大胆的承认落后，承认文明先进地区的转移，这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所不能做到。而郭嵩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认为既然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就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应当去了解他们，考察世界大势，从而找出应对之策。于是，他推崇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最早热烈提倡洋务运动者之一。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以和为贵，这个思想历来被近现代的历史学家所批判。我认为以和为主的外交原则，与卖国投降论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其这种思想的形成，是缘于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外力量悬殊的客观事实，其对外主和重点是为了保存国力，且体现出通过和平谈判，力争主权的一面。在当时这样的形势下，和列强作必要的妥协、周旋，仍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把一味主战或采取强硬态度，就说成爱国，像郭嵩焘那样就说成是卖国，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郭嵩焘认为“战无了局”，并非不知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他只是看到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并不想轻易开启战端，中国正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紧握自强的时机。如果国家本身不强大而轻易的主战，只有使中国损失更重。郭嵩焘的“和”中又透着“争”。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国允准太古洋行的趸船“嘎的斯”（Cadiz）号停泊于镇江英国租界对岸，但翌年该行擅自造桥、栽桩、脱架，使江岸出现裂纹露出倒塌的迹象。镇江海关要求移泊，而太古洋行竟不
1 《养知书屋诗集》 《戏书小家》 第十五卷 转引自 《论郭嵩焘》 熊月之 《历史研究》 81年4期
2 《郭嵩焘奏稿》 第343页 转引自《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 《清史研究》98年3月
3 《郭嵩焘诗文集》 第225页
4 《使西纪程》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转引自 《论郭嵩焘》 钟叔河 《历史研究》84年1期
肯移泊。郭嵩焘在英国运用英国的律法同威妥玛进行辩论，终于使英国方面答应太古洋行趸船移泊，郭嵩焘锲而不舍，使英国方面让步，圆满结案。此案的交涉成功使得洋人任意曲解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和任意扩大侵略权益的行径受到了一点限制。1877年，当他闻知，英方接见阿古柏来使，且有保护喀什葛尔之嫌，即向威妥玛质问并提出严重的抗议，使得英国方面难以招架。此类事情还有很多，不一一细举。但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中，片面夸大了通商在解决中外冲突中的作用，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领土侵略野心认识不足，没有觉察到列强蚕食我边境、重新瓜分世界的形势。而且，在对待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郭嵩焘没有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下的中西通商会使中国自强事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根本不可能走上富强之路。
郭嵩焘是非常注重教育的。早在1859年郭嵩焘上书指出：今世策划“制御远夷之道”，首要的一条是“疏通夷情”。鸦片战争来，列强对中国情形虚实皆所周知，而中国对于外国，“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宽款又二十余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知其语言文字者。”他认为不正常，是一种倒退。他提出：令广东、上海和恰克图、库仑等地选派通熟外国语言者，“资入京，命理藩院岁蠲银两数千两，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路。”5这是近代最早提出建立外语学校的建议，比冯桂芬提出的设翻译所的建议要早两年，而且还是在《北京条约》签约之前，外国公使驻京等问题尚未落实前，说明其见识的之远。在任驻外公使的那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欧洲的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所以他更加力倡开办学校。郭嵩焘到英国参观学校后，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中国收招虚浮不根之弟子，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斜，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破裂之，而学校遂至不闻不问。”6他认为应以实学代替八股，以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取代封建的传统教育，这是要求改革封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先声。具体内容包括：①着眼于西学的普及，而不是单独地为语言和加强防务需要。②主张要求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变革，而不是添加几门课程。③提出“学仕两途相倚”，7学生毕业后，找到一个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以所学专业谋生。还可以通过公开竞争，取得参与国事管理的职位，为官吏选择提供更充分的条件，亦为知识分子开拓了更广阔的生活道路。④认为中国的留学生不应只是学军事，应学一些勘探、测量、煤铁、兴修铁路电学，以求实用。他充分认识到教育的艰巨性，甚至要用几百年的时间去改变。他提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化。
在政治上郭嵩焘也有高出同时代人许多的思想。首先，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最早批评“中体西用”论的思想家之一。“中体西用”思想自1861年有冯桂芬明确提出以后，中国大多数欲图新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一思想或受其影响。而洋务派则把此思想作为实践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早在19世纪70年代，郭嵩焘就看出“中体西用“的弊端。他在1875年《条例海防事宜》的奏折中指出：“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节也。”8在郭嵩焘看来西洋立国的基础是它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所谓“其本在朝廷政教”；在此基础上才有工商业科技的发展，所谓“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只不过是增强国力的一种辅助手段，是“末中之一节”。洋务运动最大的失误在于，效仿西洋的“造船制器”而速求中国之富强，以西用来卫中体。他认为这舍本求末、急功近利的做法非但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就连抵御外侮的目的也做不到。因此，在他使西期间，他十分注意观察和了解西方的“强兵富国之术”和“尚学兴艺之方”。在对西方的政教、军备、民情风俗都作了一定的考察后，他更认定学习西方不应局限于军事方面，而要从炼矿、铁路电报及人才教育着手。他写信劝李鸿章扩大仿效西方的范围，但是没有被李鸿章采纳。显然，这里郭嵩焘就高于李鸿章一筹，在知有兵事、外交的同时尚知有民政、内治。诚然，由于
5 《郭嵩焘先生年谱》 尹仲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专刊》 133页 转引自《论郭嵩焘》 熊月之
6 《郭嵩焘日记》 光绪五年三月初八
7 《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 621页 转引自 《郭嵩焘的“富强”观》 《福建论坛》（文史哲）94年2期
8 《郭嵩焘奏稿》条例海防事宜 转引自《郭嵩焘是早期维新派的先驱者之一》庄竺华 《求索》92年2期
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郭嵩焘还不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判断，但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制度优于中国的祖宗成法。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学校教育才是国家举办洋务所应注重的“本”。只有把西方的这些“本”学过来，才能达到以末来振兴国家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具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郭嵩焘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研究并提倡西方议会民主的思想。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郭嵩焘就提出了沟通君民上下之情的政治主张，这成为他日后倡行西方议会民主思想的基础。1876年，出使外国后，郭嵩焘专门研究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在伦敦，他亲赴议院旁听，从中理解两党政治的意义与长处，有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这就是两党政治能够达到制衡的效果。他还明确指出了议会和市长是英国立国之本：“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其初国政亦甚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 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 市长)有顺从民意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他特别羡慕土耳其学英国设议院之举，而自叹中国不如。对“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批评。郭嵩焘能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求英国繁荣的根本原因，研究英国的“君民兼主国政”、君权向民权演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的王韬未对英国的政治深入进行研究，孙中山、康有为等人也未提出类似的意见，郭嵩焘在这里开了一个先河。但是，郭嵩焘又认为民权过重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对民主观念有其局限性“要须略存君主之意，而后人心定，国本乃以不摇。”在郭嵩焘的思想里，西方的议院民主制度尽管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许和向往，可就是没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来，更没有向最高统治者以奏疏形式上呈，他只是把它记载在日记中，这无疑是郭嵩焘政治民主思想一个缺点。
郭嵩焘在经济思想这一方面，可谓是独具卓识。特别是其关于发挥民族资本主义理论的详尽，是李鸿章所万万不能及的，这正是郭嵩焘思想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并研究的原因。
郭嵩焘是最早批评洋务派官督商办政策的人物之一。1875年他就认为官督商办不如商民自办好，“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洋务派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在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政府派出总办监督，企业用人、理财和经营大权都掌握在这些官员手中。他们把封建衙门的一套搬到企业的管理中来，援用亲信，排除异己，挥霍公款，侵吞商股。这些使得商人不得利，甚至破产，这严重地挫伤了商民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郭嵩焘认为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是必然的趋势。他还认为洋务企业开支大收效却不大；耗费过大；洋务企业垄断民间企业，无异于“强夺民业”。他认为：“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而不在国家也。”9他对洋务运动深刻而有预见性的批评，启发和影响了王韬、马建忠等资产阶级改良派。
郭嵩焘在1875年的《条议》中就提出了“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主张。在他看来，国家的富强基础在民富；国家的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只有百姓满足了，国家才有昌盛。他在给朋友的几封信中透露出这样的主张：主张民间私人可以开矿，政府不可以横加干涉；主张铁路也可以效法西洋让人民集资办理。先从小段的铁路开始，取得利益后，再把铁路延长。为保护商民的利益，郭嵩焘还建议商民参与对港口轮船的管理事宜。他建议：“各海口官商制造轮船，宜略仿宋元遗制，设市舶司领之，┉其市舶司由商人公举，督抚考其名声，察其才能檄委之，咨其名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年一更易，而量授以官。”10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创举，可谓商民参政思想的萌芽。为了提高中国商品的竞争能力，减少商民的负担，郭嵩焘又在19世纪70年
古人论修身：谨慎·防微
古人论修身：谨慎·防微
●追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诗经·豳风·鸱鴞》迨（dài）：趁着。彻：整治。绸缪（chóumoú）：紧紧缠捆。牖（yǒu）户：门窗。天还未下雨，就要翻透桑田的土壤，并修补好门窗。比喻事先要小心谨慎地做好准备工作。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周易·乾封》乾乾：形容小心谨慎的样子。夕惕若厉：每天晚上进行反省。厉，同“砺”，磨刀石。无咎：不会有灾祸。有德行的人从早到晚都小心谨慎，每天夜里都进行自我反思省语，就不会招灾。
●成功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
《小学·外篇·嘉言》覆坠：失败。燎毛：毛接近火而被烧。谓成功极为艰难而失败极易。
●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烟泄穴致灰千室。
北朝·北齐·刘昼《新论·慎隙》 蚓：蚯蚓。穿堤：挖穿堤的孔洞。漂一邑：指整个都邑洪水泛滥。漂，浮。邑：都城，城市。一条蚯蚓挖穿的小洞能使大堤崩决，淹没城池；小烟囱的火星会把千家万户变为灰烬。
●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
《法句经·卷上》轻：看轻。善：指好事，善事。盈：充满。积小善可成大福，犹如小小的水滴，可滴满一个大的容器。
●一料火星，烧了万里江山。
清·史襄哉《中华谚海》祸患被忽视了，就会酿成大灾难。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
三国·魏·应璩《杂诗》 堤溃：堤防被冲缺崩溃。祸患要在它刚露出苗头时就小心提防。
●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
《尉缭子·十二陵》 畏小：谓担心小的地方出错。治大：指管理大的区域或处理大的事情。谓怕出小错就要小心谨慎，要做大事就要有智谋。
●患生于忿怒，祸起于纤微。
汉·韩婴《韩诗外传》纤微：极其细小。汉·刘向《说苑·谈丛》：“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意思相近。灾患产生于发怒，祸端由于疏忽小事而引起。
●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
九一八特别策划直视恶邻 一衣带水的历史宿命
九一八特别策划直视恶邻 一衣带水的历史宿命
发布时间：2012-9-19 浏览人数：53 本文编辑：高考学习
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总是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着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
东欧剧变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扞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
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节选）
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节选）
□内容提要
第一讲 把脉时代“变局”，营造发展舞台
1.面对“变局”，不作壁上观
2.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
3.脱胎换骨，打造湘军
第二讲 执理不移，遇事敢争
1.卧薪尝胆，不轻易出底牌
2.刚柔互用，争让适度
3.舞台与作为，无权断不能有为
第三讲 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上)
1.鉴人有术，冷眼识英才 2. “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3.场面做大，才能群雄影从
第四讲 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下)
1.广纳群言，倾听幕僚的意见
2.认真对待反对者的声音
3.传承事业，瞩意光大门庭之人
第五讲 曾国藩事上司之法
1.倚人而起，不着痕迹
2.功归于上，己能安享
3.危难时也不树敌，巧为周旋
第六讲 英雄援手，大事易成 1.“引用一班正人”
2.做大事要明剖是非，不可暗斗
3.英雄要屈身
第七讲 立人达人之道
1.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2.试以艰危，责以实效
3.关心和尊重属下
4.待属员不可太谦
5.同患难，更当同富贵
第八讲 高官为政，务持大体
——曾国藩做高官之道
1.整顿官场积习
2.首要之地，为官当守六大原则
3.京信常通，三种情况决不上报
第九讲 成大事者以人才为本
——曾国藩选拔人才的艺术
1.选人不可以眼光太高
2.成大事者需要有血性之人
3.德才兼备，以德为本
第十讲 曾国藩的用人艺术之一：
用人者应该具备的三大素养——“诚意、智慧、度量”
1.要有用人的诚意
2.要有知人的智慧
3.要有容人的度量
第十一讲 用人者应该把握好的三大手段
1.注重与人才的情感交流
2.离不开利益的引导
3.用人之道要宽严结合
第十二讲 成功用人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挥人才的特长
1.考察是用人的基础
2.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3.任人惟亲是用人的大忌
第十三讲 不可泄了沉毅之气
中日甲午战争的论文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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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的论文5000字
篇一：甲午战争论文
忆甲午海战，看今日改革
---- 铭记历史，镌刻史实；累积跬步，振兴中华 【内容摘要】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 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作为后人，应该好好回眸这段历史，吸取其中的教训。 剖析古老帝国幅员: 中国原是个帝国。我们的幅员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越南，琉球，高丽，蒙古等。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等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地。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进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策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预其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总体上，帝国幅员可用光绪七年〔1881〕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的话概括：“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虚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那么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那么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属。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哉？〞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国的国防外线，是代守我门户的。
一、甲午战争前的中国与日本的实力比照 2 / 10
1.甲午战争前中国与日本的政治比照：
清政府：在政治制度上，清政府仍旧是腐朽的封建体制，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并且清政府的封建体制处于封建体制的衰落期，腐败不堪。
日本：日本经历了比拟彻底的明治维新运动，已经根本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较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各项管理制度都相对与清政府优秀
开平碉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围绕洪兵起义、土客械斗展开的讨论(二)
开平碉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围绕洪兵起义、土客械斗展开的讨论（二）
作者：刘平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2008年10月29日
三、开平土客械斗的基本情况
咸丰同治年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人们一般称为“西江土客械斗”或“西路土客械斗”。这场械斗起于咸丰四年（1854），止于同治六年（1867），延续十三年；斗祸起于鹤山、恩平、开平、高要，蔓延于高明、新兴、新宁、阳春、阳江，浸及于新会、四会、罗定、东安、电白等州县。这些州县在当时行政管辖上属肇庆府、广州府、高州府、罗定州。[34]当时情景可谓触目惊心：“互斗连年，如客民于鹤山之双都各堡、高明之五坑各堡，及开、恩二县之金鸡、赤水、东山、大田、蓢底、横坡、沙田、郁水、尖石等处，共二千余村，悉被土众焚毁掳掠，无老幼皆诛夷，死亡无算。而鹤、高、开、恩等县之土属村落，亦被客民焚毁掳掠千数百区，无老幼皆诛夷，死亡亦无算。据故老所传，当日土客交绥寻杀，至千百次计，两下死亡数至百万，甚至彼此坟墓亦各相掘毁，以图泄愤，其很惨殆无人道云。”[35]
下面将开平土客械斗的基本情况分成四个部分论述。
开平土客械斗的前期情况（咸丰四年至十一年）
咸丰四年鹤山土客械斗爆发时，“他县土客尚无事”，随因开平歇马梁姓土人，曾参加洪兵队伍，“虑官捕治”，加上梁姓因与郑、吴二姓争山地建村有隙，梁姓不敌，“惧为郑、吴所并，思酿土客斗祸以解之。”事情逐渐闹大，高坪、十字路、獭弗一带客村男女，多遭诛夷，其逃亡得免者，皆奔集于金鸡、赤水等处。金鸡等处客民势力甚强，“闻之大愤，纠众与御，焚毁土民长安、吉安、欧村、雁鹅等十数村居，由是开平土人与客仇斗之事以起，复籍是煽动各县土属联同逐客„„斗祸益烈。”[36]可以说，开平乃是整个械斗蔓延的重要一环。
当年秋冬之交，开平东北路、西北路土客械斗相继爆发。八、九月间，鹤山、开平客民连败洪兵，气势飞扬，“竟将迳口土著平塘、那陈坑等村焚掠殆尽，”开平东北路斗祸爆发。十一月初二日，黄茅嘴、尖石等处客民攻陷棠红村，杀男妇数百人，生员苏文焕“刳腹而死”。初十日，客民又攻陷蕉园村，杀800余人。开平西北路之斗祸骤起。[37]
严于律己的古代名言
严于律己的古代名言
1．严于律己，固其本矣。
2．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3．呜呼！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 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尚书·商书·伊训》
4．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赏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5．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于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于众，行诈于官，而矜实干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荀悦
6．士当求进于己，而不可求进于人也。 ——出自（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卷下。
7．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清·朱柏庐《夫子治家格言》
8．修身洁行，言必信，行必果。
9．人心未易知，灯台不自照。 ——出自（元）康进之《梁山泊李达负荆杂剧》第三折。
10．制俗以俭，其弊为奢。宋·王安石《风俗》 11．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12．闲谈莫论人非。
13．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此待己之道也。 ——出自（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卷下。
14．责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责人者实以长己之恶。 ——出自《鲁斋先生集》卷八。
15．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勤。——宋林逋
16．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17．待人以宽，责己以严。
18．自律不严，何以服众！——元·张养浩
19．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清)李毓秀《弟子规》
20．不以一毫私利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宋朱熹）
21．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 《尚书周官》
22．勤以为民，廉以养德，淡以明志，静以修身。——张华明
23．慎而思之，勤而行之。——白居易
24．一戒是(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
25．守笃实，戒机巧，守强毅，戒刚愎。——曾国藩 26．以铜为鉴，明目；以史为鉴，清心；以步为车，强体；以学为食，醒神。
1879年度事件
1879年度事件：日本吞并琉球
1874年，日本借入侵台湾而与清廷签订《北京专条》，自清廷骗得“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一语。大久保利通曾为此兴奋不已：“今者中国承认我征蕃为义举，并抚恤难民，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失效。”（见《转型中国·1874》）
此后，日本明显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骤。先是强行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随之又禁止琉球再向清廷朝贡。1879年3月，日本派军警部队直接接收了琉球国王的居所，琉球王室被送往东京，琉球国宣告灭亡，成为日本的“冲绳县”。
任何转型都必须付出代价——在过滤掉那些没有丝毫实际意义的民族主义喧嚣之后，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最典型的案例，琉球的丧失，正是中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朝廷：只要能保存琉球社稷，一切好商量
日本吞并琉球的消息对清廷造成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遭遇近代外交理念的挑战；二是在俄国虎视新疆的恶劣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琉球问题纠结到了一起。
【何如璋：先发制人，以武力求和平】
清廷与日本就琉球问题直接展开交涉始于驻日公使何如璋。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入贡中国、禁止受中国册封和奉中国为正朔，要求其奉行明治年号，遵行日本法律制度，允许日本派兵驻屯。次年，琉球秘密遣人来中国求援无果。1877年，何如璋以驻日公使身份赴日就任，在日本的琉球官员遂向何求助。同年，何如璋开始与日本交涉琉球问题。
何的主要意见是对日强硬。在给国内的公函里，何一再强调先发制人，认为“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后悔莫及。
与国内袖手空谈的爱国清流的“强硬”不同，何如璋的这种立场背后，有其对日本国情的深切分析。在他看来，日本必不敢与清廷开战，理由有四：1、日本国力远逊中国，全国浮水收入不及中国三吴一隅；2、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债台高筑，若开战，则须以现金向西洋各国购买军械，日本无力作此无米之炊；3、日本军队实力不够，常备陆军不过3.2万人，海军不足4000，军舰多朽败不堪行驶„„；4、日本国内内乱频繁，无力对外开战。
洋务派的思想主张
洋务派的思想主张
洋务派虽有派系之分，他们所持的洋务思想也各有差异，但其基本主张和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变局”论。其核心内容是认识到中国已面临列强纷至的“千古变局”，已被卷入到世界大格局之中，力求把握时代机遇，在危机中寻求振兴。这一观念最早出现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局”论已成为洋务论者的共同时局观。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再次明确提出“变局”论，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郑大华：《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4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接着王韬于1864年有感于西方各国与中国通商贸易之情景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505页。同年薛福成也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薛福成：《上曾侯相书》，见《薛福成选集》，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李鸿章也在一封信中指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5号，2519页。并进而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号，828页。
除了李鸿章等侧重从军事上观测时局之变化外，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绅商、士子则从历史变迁和中外商务交往方面认识变局的内涵。如郑观应认为，西方各国“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王韬则称这种现象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又说：“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王韬：《园文录外编》，58、22页。“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全地东西两半球，所有大小各国无不入我之市，旅我之疆，通好求盟，此来而彼往。”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514页。薛福成把这种变局概括为：“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薛福成：《薛福成选集》，556页。这些论调也就是说，过去的华夷秩序和闭关自守均已被打破，列国订约通商已成大势所趋，要想回到“闭门而不纳”的闭关锁国时代已根本不可能了。
甘肃省天水市某校2022年-有答案-高二上学期期中联考历史试题
试卷第1页，总18页 甘肃省天水市某校2022学年高二上学期期中联考历史试题
一、单选题
1. 公元前513年，晋国执政赵鞅“铸刑书于鼎”并公之于众。孔子认为此举会导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由此可见，孔子主张（ ）
A.以民为本 B.以礼治国 C.民贵君轻 D.礼法并施
2. 孟子将人民、社稷和君主排定了位次。人民排在第一位，社稷排在第二位，而一国之君则排在最后一位。这一排名（ ）
A.是当时社会的真实体现 B.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C.说明孟子反对君主制度 D.反映了社会民主化倾向
3. 荀况在《荀子•议兵》中写道：“凡兼人者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这反映出荀子主张（ ）
A.“以德服人” B.“性恶论” C.“施仁政于民” D.“性善论”
4. “这一派别对宇宙论、认识论或者个人伦理道德不感兴趣，这些谋略家只专注于对无序的状态提出政治解决的办法，推荐积累权力的技巧。”以下观点中与该派别的思想主张一致的是（ ）
A.奖励耕战 与民休息 B.厉行赏罚 崇尚法治
C.仁者爱人 尊君爱民 D.崇尚贤能 厉行节俭
5. 《汉书•董仲舒传》中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等记载。由此可，董仲舒的思想（ ）
A.强调春秋“大一统” B.糅合了多学派思想
C.趋向“独尊儒术” D.背离了先秦传统儒学
6. 古代某学者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后人赞之为：“反躬践实，穷理致知，传二程而分流；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配十哲之永馨。”此人应是
A.孟子 B.董仲舒 C.朱熹 D.李贽
7. 据说，昼夜苦思的王阳明，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道理，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这侧面说明王阳明“求理”的途径是（ ）
传承湖湘文化，引领家风建设
56清风 2023.08 第08期 总第188期清风书香·论廉
文_周秋光 刘雨媛
湖湘文化是指源于楚文化，在今湖南地域范围内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区域文化。湖湘文化是湖南人重要的精神资源，其中的家风文化，不仅对历史上湘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是推动当前家风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
湖湘文化中的家风文化
家风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不同历史时期，湖湘文化都有其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都有其独特的家庭教育方式，构筑了各具特色的家风文化。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极为重视家庭教育，他教导儿子：“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行已以端庄，清慎见操执；临事以明敏，果断辨是非；又谨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纵之：斯可为政，不在人后矣，汝勉之哉。”他期待儿子应做到治心修身，做人做事要忠厚诚信，清正廉洁。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子胡寅、胡宏都在理学上成就卓越。晚清咸同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的家教家风都别具一格。曾国藩将西学融入湖湘文化，向朝廷举荐了大批湖湘人才，扩大了湖湘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曾国藩于家庭教育中一直注重勤俭节约、廉洁奉公， 强调勤奋作风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其思想主张因时局有所改变，主张中体西用。他主动接触西方的科学技术，积极开展洋务运动，给儿子聘请英国家庭教师学习英文，开阔视野，次子曾纪泽成为著名的外交家，三子曾纪鸿成为数学家。而且，曾氏子孙后代纷纷出国留学，学成之后仍以拳拳之心报效祖国。同样，左宗棠也十分重视家风传承，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告诫道，“唯崇俭乃可广惠也”“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郭嵩焘的祖父郭铨世曾定下家训：“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郭嵩焘一直铭记于心，他为人乐善好施，守志明礼；为官则清正廉洁，即使担任苏松粮道这类有大利可图的官职，也能坚守本心，不收贿赂。郭嵩焘使西回国后，痛感中西差距，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开展洋务运动。他晚年居家，崇尚节俭，曾有言：“官不要日日想大，家不要日日想富，做人则须日日想好……今家中有了饭吃、有了衣穿，即是莫大之福，何必更求丰盈。”甲午中日海战后，湘省风气为之一新，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人士，突破中体的桎梏，力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培养西学人才，更深层次地发展了湖湘文化，推动了湖湘文化近代化转型。相应地，此时的家庭教育也更趋向近代化。以教育家曹典球为例，他教导子女要学习西方知识以取得一技之长，辅之以研习中国传统典籍为道德教化的手段。曹典球甚至变卖祖产，为子女留学创造物质条件。与此同时，曹典球特别重视培养子女独立的精神与爱国热忱。在这样的家庭教育氛围下，其子女留学归国后都学有所成，投身于教育事业。如二子曹陶仙担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三子曹修懋同样任教于湖南大学物理系，其子孙也学有所成，在政、军、文各界都有所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改造湖湘文化，将湖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融会了民主科学、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内容，培育了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既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体现，又是红色基因的坚定传承。毛泽东的家风文化是红色家风的重要代表，对红色家风的发展影响深远。毛泽东的农民家庭出身与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学习和实践，造就了他对子女劳动教育的传承。譬如他会送儿子毛岸英去农村学习种地，亲身实践接受劳动教育；他还教导子女不要搞特权，要关注关心广大工农大众。其子毛岸英返乡后同父老乡亲聊家常，其女李敏也一直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特殊待遇。另一位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教导子女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