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政治的劳动过程理论——评布若威《制造同意》

生产政治的劳动过程理论——评布若威《制造同意》2010-09-01 00:25:19 来自: 码头上的触角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的评论工业行为的改变，主要起源于工作组织的变迁。

——迈克•布若威现代社会之为现在社会，就在于人类生活被前所未有地卷入了工业化的浪潮。

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不仅是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公民，同时也是一个个公司、工厂组织中的职员、工人。

因此，考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不仅要从宏观的社会、国家视角出发，更在于对生产领域中工人境遇的分析。

检视历史，最早对生产过程当中的政治、权力关系做出深刻分析的当然首推马克思。

在马克思看来，工厂生活中的劳方与资方关系无疑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

对于这一关系，马克思用生产关系的概念给予了深刻的表述。

所谓生产关系，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工人关系的本质内容，亦即谁占有生产数据、剩余价值归谁所有。

从方法论上讲，马克思本质论的观点无疑把世界看得过于简单，但不管怎样，其对剩余价值的发现无疑是极有洞见的。

沿着马克思的批判路径，Braverman分析了战后新出现的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认为泰勒主义实际上只是使工人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一种手段。

资本家通过流水线以及科学管理的手段，将原本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了一个个简单动作，从而消解了工人所掌握的技术资源以及权力。

Braverman的论点重点考察了劳资关系的客观组织层面，将战后劳资关系的发展看作了控制不断强化的过程。

但与Braverman只强调劳资关系的客观层面不同，Burawoy在《制造同意》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工人的主观意识层面。

Burawoy继续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并且区分了生产关系和生产中的关系两个概念。

事实上，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及其作用，而Burawoy“生产中的关系”的概念则揭示了资本家是如何掩饰剩余价值的，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同意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

从而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对劳资关系强制与对抗的单一向度的认识。

1、同意的制造机制——从赶工游戏到内部市场、国家作为美国社会学界质化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Burawoy在本书的写作中，使用了扩展个案的研究方法，亲自在芝加哥的一家工厂做了14个月的参与式观察。

而且，极富戏剧性的是，在他之前，另一位社会学家Roy20多年前也在相同的工厂做过参与式的观察。

由于Roy 在后来的书中使用的化名，所以Burawoy在刚开始并不知道。

后来当Burawoy发现后，立即将Roy的观察纳入到了自己的分析对比中。

后来作者这一奇遇也成为了社会学界一段佳话。

回到书中，Burawoy提到的第一个同意制造机制便是，赶工游戏的运用。

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Burawoy在全书中一个贯穿始终的观点，便是认为工人的行为变迁应该从生产过程的组织机制中寻找原因，而不应该仅仅把原因归咎于外在的社会化或新技术的采用。

即便是对于工人主观同意意识的研究，作者也是从对生产过程的组织规则的分析入手。

透过对联合公司计件制度和赶工游戏的生动描述，作者认为，赶工游戏不仅仅是资方的一种管理制度，同事也是资方用来掩盖剩余价值、制造工人同意意识的政治工具。

首先，赶工游戏，作为一种游戏，工人一旦投入进去，事实上便默认了游戏规则的合法性。

就如同参加体育比赛的运动员从不质疑比赛规则而只会抱怨裁判不公和对手犯规一样，玩游戏的活动本身，产生了尊重游戏规则的同意。

在作者看来，赶工游戏至少有两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玩游戏掩饰了原本游戏所从出的生产关系；第二，透过玩游戏，工人对界定游戏规则的生产时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同意。

其次，从工人自主性的角度看，赶工竞赛不是把工人当作一个原子化的受机器控制的个体，而是赋予了个人一定的自主性，创造出一幅个体就能把自然转换成有用商品的景象。

最后，如果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依赖辅助工人的话，赶工游戏还可以将企业中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转换成横向的冲突，特别是操作员和辅助工人之间的冲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阶级矛盾。

当然了，劳资关系中复杂深刻的矛盾并不是仅仅一个赶工游戏所能解决的。

通过对联合企业工人晋升制度的描述，作者揭示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在调节劳工关系、维持工人同意意识的作用。

在书中，作者总结了六种是内部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的条件。

首先，便是要有一个分化的职务结构。

在联合企业，依据薪资、工作难度和赶工机会的不同，所有职务被分为了12个等级。

新员工在进入企业后，只能被分到最差的岗位上去，只有完成一定的年资积累，才有可能被调往其它部门。

除了建构一个分化的职务机构要，职务依其吸引力高低分级之外，内部劳动力市场还需要一个能让选择、竞争职务空缺的体系。

按照Burawoy的描述，到了1975年，联合企业已经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职务申请系统，在接受弥补空缺职位时，企业会优先考虑本企业员工，并且在申请职位时，年资可以给予员工申请职务的有利地位。

这样，一个员工在一家企业呆的时间越久，他就拥有更多机会可以得到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职位，而在其它企业找到同等职位的机会就越少。

通过这种方式，内部劳动市场促进企业内部的流动，但减少企业间的流动。

这种在各种职务间流动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是降低了工人与底层管理者之间的冲突。

而一旦工人被锁定在一个固定的职位时，他们就容易为了求取跟好的报酬比率而与底层管理者、时效调查员、辅助员工之间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这种流通，在减轻了阶层之间的纵向冲突时，往往却制造出跟多的横向的冲突。

例如，操作员彼此之间，以及操作员与辅助员工之间的冲突同时都可能增加。

总之，内部劳动力市场至于工人，利益十分明确，而正是这种利益，将工人吸纳如一个职务申请系统，并产生一种对技术空洞化的劳动过程的志愿性服从。

在Burawoy看来，企业中劳资关系的稳定，员工志愿性服从的维持并不仅仅是一套制度、一种游戏就能解释的。

沿着Selzinick企业内私人政府和工业公民权的构建的思路，Burawoy提出了内部国家的概念。

所谓内部国家，指涉的是一组在企业的层次上，组织、转换和压制“生产中的关系”或“生产时的关系”所引发的斗争的制度。

这种内部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当时都仰赖专制的监工来管控生产中的关系，而这种内部国家也是初级的专制型的国家。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内部国家逐渐从专制体制转换到霸权体制，而这种变化正是建立在工人代表在产业政府中有限的参与之上。

工会作为工人参与产业政府的重要平台，在内部国家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工会的无能，工会干部的中饱私囊、贪污腐败跟公司串通等等已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但为了维持其合法性，工会还是必须展现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

管理阶层则认识到一个合法的工会作为集体协商的对象是必要的，因此也愿意接受对起独断权力的限制。

事实上，独立工会的建立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会引发更多的罢工，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

相反，合法的工会组织提供了劳资双方沟通的机制，实际上是维护劳资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工会之外，现代企业还通过一系列包含权利、义务的“契约”赋予了企业工人以公民权。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则主要通过集体协商这一机制对劳资关系纷繁庞杂的事务予于管理和协商。

集体协商之所以能够施行，首要的条件便是工会与公司之间有着基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

集体协商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斗争中，工人形成一个对立于资本的阶级。

但在这种特定的形式中，阶级斗争围绕着那些边际性变革，无济于改变劳资关系的本质。

这些边际性变革协商的结果，反而使得资本家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成了同意的对象。

对于外部国家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兴起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国家中心观的思潮。

斯考切波认为，“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自主性’”。

与斯考切波对外部国家的分析相似，Burawoy认为内部国家也存在相对自主性。

首先，这种自主性指的是内部国家并不完全是资方压制工人的机构或组织，相反，企业内部契约的规则和管制对于劳工与管理层都是一体适用的。

其次，这种自主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唯有在剩余价值既能取得又能遮掩的住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价值。

危机一旦来临，就会危及这种自主性，工人又沦回管理层任意处分的对象。

同时不仅企业的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有相对的自主性，同时工会也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亦即，其自主性必得得到资本积累的限制。

2、影响工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劳动过程上文中，Burawoy从对联合企业的劳动过程的参与式观察为基础，分析了企业生产中，赶工过程、员工流动、谈判制度等等对工人主观的志愿性服从意识的影响。

作者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本质上，同时是掩饰和取得剩余价值的过程，并且作者通过对吉尔公司和联合企业众多案例的讨论，具体地呈现了透过强迫与同意不同方式的结合，企业如何完成这个过程。

但是也有众多的学者指出考察工人的行为与意识并不能单纯地只考察劳动过程，而应该把视野放宽到经济、社会环境中去。

为了响应这一批评，Burawoy提出了劳动过程相对自主性这一概念。

在Burawoy之前，汤普森虽然没有使用劳动过程相对自主性的术语，但在其组织理论中指出一个组织会以多种方式将组织的核心技术与外在的环境变化隔绝开来。

沿着汤普森的分析框架，Burawoy指出所谓的技术核心就是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又分为两个面向，即关系面向和行动面向。

毫无疑问，任何的劳动过程都是由关系和行动两个面向组成的，但这两个面向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呢？Burawoy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指出，工人的行动实际是镶嵌在劳动过程的各种关系之中的，劳动过程之外的各种经济环境、个人的社会化等等都是透过影像劳动过程的关系面进而改变工人的行动。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一个有趣的实例对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做出了说明。

1975年经济危机后，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联合企业员工面临着巨大的解雇的压力。

因此，照此推理的话，联合企业的员工应该害怕失去工作而更加努力，从而可以达到一个较高的生产水平。

但事实上的数据却显示，产量只有很小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只是员工的旷工率和迟到率大幅下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作者通过考察劳动过程，认为，管理部门对工作现场中所耗费劳力的质与量的控制，就远比针对旷工和迟到的控制困难。

产量水平的低落以及废品的提高，无法像旷职那样轻易地归诸于特定的工人。

由此可见，市场环境的作用还是要通过工作组织来显现，无视劳动过程中工作组织和生产中的关系的面向，则根本无法理解工人行为。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作者在附录中提到的，对赞比亚矿业的变迁的研究。

在不同国家企业的比较研究中，文化分析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视角。

其中，Walder的著作《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