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

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摘要：“文景之治”乃“黄老无为而治”，这是史学界的一致共论。

本文认为，从景帝削藩起，西汉治国方略已开始发生变化，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

汉景帝之时，并不崇尚“黄老”。

鉴于当时诸侯国强大难治，诸多皇子待分封而无合适领地，景帝大胆启用晁错削藩，并在七国之乱兴起后坚决予以镇压。

随后，景帝改革王国政治，使封国郡县化，王国问题得到质的解决，为汉武帝时期顺利削藩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七国之乱也并非“吴王蓄谋”，景帝欲作有为君主，决意削藩，人为原因激化中央与吴国的矛盾所致。

关键词：王国问题；汉景帝；削藩；七国之乱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刘邦把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巩固皇权的政治支柱。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

”但是，随着诸侯王实力的增长，他们逐渐产生了同汉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如文帝即位不久，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

随着王国问题的日益凸显，“削藩”便成为西汉前中期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同时，“削藩”也是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关于景帝削藩，史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杜勇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同姓王对中央的离心力，除分封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外，皇帝对不法诸侯王的优容和皇位继承法的不完备也是重要的因素[1]。

古永继《“文景分国为削藩”辨》认为，文、景的分国与削藩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是文帝，还是景帝的分国，都只是对宗室的一种例外恩典，齐王、淮南王、梁王由于与皇帝或太后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因而其子孙取得了这种特权，而楚王与皇室关系一般，则未能享受这种待遇，吴王带头谋反，索性被断绝了奉祀香火。

”[2]谢春河、隽成军认为，汉景帝总体导演了“削藩”改革，但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因此导致改革失败、晁错被杀[3]。

他高度评价晁错改革思想及实践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

岳庆平则认为，文景时期并没有出现诸侯王尾大不掉的现象，汉政府之所以急于“削藩”，起因于政治家的片面夸大其词和皇帝对诸侯王的猜忌心理[4]。

他说，景帝的削藩是一大失误，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为不削不一定祸大，而由削藩导致的七国之乱使双方都蒙受损失。

汉武帝从中吸取了历史教训，采取温和的政策，为以后诸帝立下了常规，也为王莽代汉提供了方便[5]。

董平均认为，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是增强皇权，“强干弱枝”政策的反映。

皇权与诸侯国二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对西汉王朝的治乱兴衰产生了深刻影响[6]。

本文认为，汉景帝并不崇尚“黄老”；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

当长期推行的“无为”政策引发王国问题，皇室内部又出现领地分封难题时，景帝锐意改革，坚决削藩，并及时巩固削藩成果。

另外，本文亦对景帝削藩中的重大事件——七国之乱的缘由作一番探讨。

通过相关史实论证七国之乱与景帝“有为”意志的密切关系。

一、削藩背景：封国隐患，皇子分封无领地（一）王国强大难治，威胁中央汉初分封而形成的诸侯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文帝时期，势力迅速膨胀，足以同西汉政权分庭抗礼。

这些诸侯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7](卷一四《诸侯王表》)，俨然独立于西汉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8]（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文帝时，袁盎劝道：“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

”[7]（卷四九《袁盎晁错传》）贾谊甚至在《治安策》中惊呼：当时西汉政权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机四伏，“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他所谓“可为痛哭者一”，就是愈来愈大的王国势力，已严重地威胁中央政府。

他认为当时天下的形势就像患了水肿病的人，不能行动自如，“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7]（卷四八《贾谊传》）。

对于封国隐患，晁错更是表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屡屡上书文帝。

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诸侯王的封地占了大半个汉王朝，他们“专治异政，不禀京师”[8]（卷二三《礼书》），和皇帝同姓不同心。

西汉中央政府却在片面强调“无为”“安定”的“黄老”思想指导下，对潜在的封国隐患没有足够的重视。

中央对骄纵跋扈的诸侯王纵容恣任，以致诸侯国强大难治，分裂倾向日益明显。

早在文帝即位初年，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

其后，吴王刘濞称病不朝，失藩臣之礼。

汉文帝反以刘濞为汉祭酒，赐予几、杖，特许他不奉朝请。

吴国势力已然凌驾朝廷。

因此，文帝时期的诸侯国，由于势力恶性膨胀，已从初封时的社会稳定力量质变为分裂割据势力，成为西汉内政中最大的隐患。

长期推行的“黄老”政策已不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王国问题亟待解决。

（二）诸皇子急待分封领地在王国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景帝欲分封刘荣、刘端、刘胜、刘寄、刘越、刘乘、刘舜七位皇子而无领地，更将此问题置于必须解决的地步。

汉景帝共有十四子，除太子外，余十三子皆需分封，以比同先帝分封同姓诸侯之制。

为明晰起见，现将孝景十四子列表如下。

高帝八子，除惠帝外，余七子的分封在铲除异姓王过程中完成，将矛盾化解于无形。

其中，惠帝同父异母的兄长刘肥封于齐国，戚夫人之子如意封于赵国，薄夫人之子刘恒封于代国（原列侯、赵相国陈豨之地），其他子如刘恢封于梁国，刘友封于淮阳国（梁国、淮阳国为原梁王彭越之地），刘长封于淮南国（原淮南王黥布之地），刘建封于燕国（原燕王卢绾之地）。

惠帝无子，不存在分封问题。

孝文四男，刘启立为王储，需分封的仅刘武、刘参、刘揖三子。

其中，刘武封为代王，刘参封为太原王，刘揖封为梁王，分封领地问题亦不难解决。

景帝则遇到了麻烦，需分封者有十三人之多。

七国之乱前，景帝通过收回无嗣之诸侯王领地等正常渠道，将刘德、刘彭祖、刘阏、刘馀、刘非、刘发六位皇子分别安置于河间、广川、临江、淮阳、汝南和长沙等地，但栗姬三子之一刘荣，程姬三子之一刘端，贾夫人二子之一刘胜，以及王夫人四子刘寄、刘越、刘乘、刘舜七位皇子的领地一时无法解决。

按先帝之法诸侯王平均领三郡计，中央至少要拿出二十一郡才能将景帝其余七子分封到位。

而当时中央直接控制者仅十五郡，且这十五郡既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也包括皇后、公主的封邑，故不能随便予人。

当景帝面临不册封无以安内，要封土又无机动指标的两难选择时，自然要在先帝册封的诸侯王国内打主意。

这些诸侯国包括：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齐、济北、淮南等十个。

另外，汉初，全国共有五十九郡，其中先帝册封的吴楚等十个诸侯王国就占有四十二郡；全国人口约一千三百万，诸侯王国编户一百八十万，人口八百五十余万。

即使到“削藩”之前，前封诸侯王国虽屡经变故，仍占有三十八郡[9]。

与中央相比，无论是地盘、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前者都占有绝对优势。

这在景帝看来，削夺这批诸侯王的领地，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封地不足问题，又可消除地方尾大不掉之患，收一箭双雕之效。

另外，这些前封诸侯王与新帝的血缘关系日渐疏远，动起手来也自然无切肤之痛。

故无论是出于解决分封问题的现实考虑，还是为消除隐患的长远打算，景帝都需要“削藩”这样的对策。

二、“治世”中的皇帝性情史载景帝曾在其母窦太后强迫之下，“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8]（卷四九《外戚世家》）。

这“不得不读”四字，即明白昭示景帝对“黄老”，内心并无实际感情。

且景帝在位期间，多行事激烈而有悖黄老。

如文帝时大臣专制,景帝上台，则削夺大臣权利：申屠嘉为文帝时老相，曾当众折辱文帝宠臣邓通而文帝无可奈何，景帝却对其故意冷落，亲信内史晁错而对申“所言不用”，申大愤，呕血而死；周亚夫为相与景帝意见不合，景帝于宴席中戏辱之，最后因其子为父买葬具之事，以“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8]（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罪名，将周亚夫置于死地。

景帝身边几任丞相，得善终者，都是“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干当世”的无碍皇权之人。

[8]（卷九六《张丞相列传》）景帝还任用酷吏到郅都、宁城等打击宗室豪强，从此“武帝严酷之风起”[10]（卷三《景帝》），与“黄老”不尚苛察和严刑的作风成鲜明对比。

特别是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黄老学大后台窦太后争论被罚入圈“刺豕”时，他认为辕贬斥《老子》书为“家人言”是“直言无罪”，暗中提供利刃，使辕得免丧野猪之口，随后又擢升其为清河王太傅，等等。

这说明，继文帝之后，景帝积极有为，并非“黄老无为”思想的忠实信徒，而且在儒、道之间的相争相绌中，明显站在儒家一边。

景帝时，《春秋》被立于学官，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被任为博士，当时被任为博士的还有韩婴、晁错、辕固生、田王孙等人。

而当时颇负盛名的黄老之徒王生、黄生，则无缘跻身博士之列。

这些儒者博士侍于皇帝左右充当顾问，通古今，备咨询，秩比六百石，职卑而位高。

除辕固生外，申公弟子、治鲁《诗》的王堿为太子少傅，传齐《诗》的博士韩婴为常山王太傅，通《春秋》的文翁为蜀郡守，晁错为太子家令、中大夫、内史、御史大夫。

在王国问题上，景帝更是赞同直接削藩，与文帝迥然不同。

早在文帝六年（前174年），时任梁王太傅的贾谊在所上的《治安策》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但文帝未能采纳。

只是在贾谊死后数年，“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分淮南为三国”[7]（卷四八《贾谊传》），其他强藩如吴、楚、梁等依然完好无损。

贾谊的众建方案并未得到普遍推行，问题远未解决。

人们往往指责文帝优柔寡断，但这是用后人的目光去苛求古人，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

首先，文帝得立为帝，是在平定诸吕叛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

他得立，不是因为他是高帝的儿子，而是由于他“仁孝宽厚”和母后“薄氏谨良”[8]（卷九《吕太后本纪》），可以避免“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8]（卷九《吕太后本纪》）的局面。

同时，文帝最初所在的代国本是边地小国，刘恒的势力在同姓诸王中也是较小的一个，在宗室大臣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但是，作为皇权代表的他，并没有因为黄袍加身而权利陡增。

相反，他的羽翼未丰，根基不深。

相比之下，由于在折诸吕之难、拥立文帝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姓诸侯王们显得权重一时。

当是时，诸吕叛乱，“赵王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7]（卷三八《高五王传》）。

危难之际，同姓诸王积极讨吕。

齐王刘襄“屯兵西界待约”，而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作内部策应，形成刘氏宗族内外呼应之势。

朝廷内，在大臣周勃、陈平的策划下，解除了吕氏兵权，杀吕产，并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7]（卷九七上《外戚传》），又捕斩吕禄，笞杀吕嬃，诛燕王吕通，废鲁王偃，吕氏宗族势力消除殆尽。

此次平定诸吕，同姓诸侯王联合朝中大臣以政变的形式清除了吕氏势力，有效地维护了刘氏政权，避免了一次大动荡，并且充分体现了封建同姓王的屏藩枝辅作用。

及诸吕已灭，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人迎代王刘恒至长安代邸，即天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