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流变

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流变摘要：女性乌托邦小说不仅表达了不同时代女性的深切渴望，提出了对既定两性秩序的批判，而且也对人类整体的生存模式做出了积极设想与大胆建议，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目前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国外已掀起热潮；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旨在对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进行分期梳理与剖析，以期对我国的女性乌托邦小说研究有所助益。

具体而言，1890年～1920年是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首次繁荣期，1960年～1980年通过与科幻小说的结合，再次繁荣，1980年后则兴起了反思意识极强的反乌托邦小说。

关键词：女性乌托邦社会构想“乌托邦”（utopia）一词由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创制，最早出现于其描写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同名小说《乌托邦》。

由于既有“美好之地”又有“乌有之乡”的双重涵义，“乌托邦”自其诞生之日起即引发无数的阐释，至今仍无定论。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者一般推崇的是资深乌托邦理论家莱曼·萨金特（lyman sargent）在《重返乌托邦的三张面孔》（“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1994）一文中所做出的界定：乌托邦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通过相当丰富的细节展现一定的时空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莫尔开创的乌托邦传统一直试图描绘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但却从未对女性的权益与幸福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其笔下的社会构想仍旧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对于女性来讲不亚于一场场噩梦。

因而，那些具有批判精神和前瞻意识的女性作家们勇敢地拿起自己的笔，试图以小说为载体构建女性主体受到充分尊重的乌托邦，这无疑是对乌托邦文学传统的积极继承与重大修正，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而且，女性作家们所建构起的女性乌托邦很大程度上是母系社会中女性集体情结的具象化，或者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说，是对古希腊神话中位于小亚细亚卡马多西亚的亚马逊王国（其中的亚马逊女战士高贵纯洁、聪慧机敏、骁勇善战，专与男性对抗）的移位与变形。

经过女性作家们的不懈奋斗，如今美国文学中已形成了一条脉络清晰的女性乌托邦传统：1890年～1920年，伴随着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发展，女性乌托邦小说首次繁荣起来，出现了以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 orne jewett）的《尖尖的枞树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1896）、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她乡》（her land）（1915）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经过四十年的干涸期，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推动下，女性乌托邦小说通过与科幻小说的巧妙结合再度兴盛，出现了“小规模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繁荣”（mini-boom of feminist utopias）或曰“女性主义科幻文学的文艺复兴”（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renaissance），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包括厄修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的《黑暗的左手》（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时间边缘的女人》（women on the edge of time）（1975）以及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的《雌性男人》（female man）（1975）等。

1980年后，复兴的热浪逐渐散去，传统女性乌托邦小说中对于未来的热情讴歌日渐沉寂，转而表现出对于未来社会与世界的深深忧虑。

一、女性乌托邦小说的萌芽美国文学脱胎于英国文学，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也因而颇受英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影响。

追根溯源，女性乌托邦小说方面的早期经典之作当推英国作家萨拉·鲁滨逊·司各特（sarah robinson scott）的《千年圣殿》（millenium hall）（1762）。

该小说描绘了一个由寡居妇女组成的女性社群，其间的女性都深受男权专制的迫害，或因逃婚抑或为抚平婚姻所造成的心灵创伤而前来聚居，因此都排斥婚姻。

值得称道的是，这些饱经苦难、依旧聪明善良的女性尽管没有男性的帮助，却将其所居住的乡村居住区打理地更加井井有条、美丽怡人；并且，由于远离了男权的迫害以及暴力的威胁，这些女性能够独立自主地实现其各自的精神追求。

司各特由此在作品中暗示了女性中心主义的倾向，并以一些聪慧勇敢的女性不屑与男性为伍，凭借女性力量构建起一个和谐美好的社群的“想象事实”向传统男权文化发动冲击、提出挑战，掀开了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序幕。

进入十九世纪，更多的女性作家开始加入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的行列。

比如，玛丽·布雷德里·莱恩（mary bradley lane）即继承司各特的女性社群主题，创作了《米佐拉：一个预言》（mizora：a prophecy）。

在这个名为米佐拉的女性社群中，女性将母亲看作最初的依赖以及人生的导师，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男性的存在，因而认为没有男性参与的人类繁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对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有益的。

除了其显著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具有其天然的劣根性。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小说更多的是对现实情景被动的反映或者说是情绪化的感性宣泄，而不是对于现实的主动客观的剖析。

而唯有当文学摆脱了这种被现实被动和压迫的状态，主动参与文化的建构，才有可能影响干预现实、进而引发思想革命，对未来提出警示、做出预测。

二、1890年～1920年：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首次繁荣随着女性的觉醒，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在1890年至1920年间出现了首次繁荣。

这一时期的小说在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故事情节往往随着某次探险或者旅行而展开，以回忆往事破题，继而穿插顺叙和插叙，作者仅仅是叙述者，小说的主体部分由对话来支撑；故事背景多设定在远离尘嚣或者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并且这些神秘的所在多居住着融洽和谐的女性社群；人物刻画并不突出，作者主要着墨于整个女性社群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气息，突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制度氛围，以期与探险者或者旅行者来自的社会环境进行对比，从而批判现实、提出构想、给予指引。

吉尔曼的《她乡》（亦作《女儿国》）即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乌托邦小说。

该书的内容最初于1915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吉尔曼自己主办的杂志《先驱》上，直至1979年才被正式出版。

书中所描绘的乌托邦社会是个以孩子为核心、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女性社群。

那里的女性完全跳出男权社会的窠臼、充分肯定自我，彼此间团结协作，共同为抚育后代以及发展科学而不懈努力，全然消弭了种族、阶级以及职业等方面的差异；母亲身份也从一种本能被升华为一门艺术，只有那些最具才情与天赋的女性才能直接抚养教育孩子。

与吉尔曼提出的以女性社群代替男权统治的激进模式相比，主张婚姻改革的女性作家们提出的乌托邦构想要温和得多。

这种试图寻找两性平等共存的努力最早出现在玛丽·葛瑞菲斯（mary griffith）的《今后三百年》（1836）中。

该书中的女性虽然已取得了政权并享有继承权，但并未放逐或者压迫男性，而是采取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平等共存模式；异性恋婚姻也依然存在。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克兰福德镇》（cranford）（1853）也表现了类似的接纳男性、但拒绝男权意识的主张。

换言之，《克兰福德镇》虽然刻画的是一个远离男权统治的女性乌托邦，但并意味着没有男性的存在——小说中各章的标题充分暗示了男性的存在，书中女性还言：“男女平等？那是当然。

而且女人们还要高出一筹”。

类似的小说还包括埃拉·玛前特（ella merehant）的《揭开并行的秘密》（1893）、朱厄特的《尖尖的枞树之乡》等。

三、1960年～1980年：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再次繁荣1960年以降，伴随着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的蓬勃发展，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再次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几乎均为女性科幻小说。

虽然乌托邦元素与科幻元素的融合早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03）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1948）中即以出现，但这一时期女性乌托邦小说中对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反思、对社会形态的构想、以及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关注都使得作为社会实践的乌托邦精神得以实质性地体现；同时也使得女性作家在一直以来被男性主导的科幻小说界站稳脚跟，甚至平分秋色。

玛吉·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康妮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经历及其到名为迈特坡伊赛特的未来世界中的数次时间旅行。

作为生活在纽约的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康妮深受男权专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迫害，曾被多个男人抛弃，甚至连其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心爱的女儿——也被所谓的社会福利机构抢走；康妮因此大受刺激，被送进了疯人院。

正当康妮痛苦欲绝之时，一位来自2137年的女性将其带入了可以自由选择种族与性别的未来世界。

在那里，人工生殖早已取代了自然繁衍，婴儿可以在专门的器皿中受孕培植；女性也不必再独自承担哺乳之苦，因为男性在注入某种荷尔蒙之后也可以分泌乳汁。

此时，全部社会成员均加入到抚育后代的行列中来，不再为母亲身份所累的女性因而获得彻底解放，强弱、高低、统治与服从等二元对立的观念也被彻底解构，男女两性得以在和谐的氛围中友好相处。

厄修拉·勒奎恩的《黑暗的左手》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代表作。

勒奎恩以小说为载体进行了一场大胆的“思想实验”，将“雌雄同体”这一女性主义的重要概念升华为消弭一切二元对立、实现两性和谐共处的有力手段，表现出了其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深度关切、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对男权专制和二元对立模式的适度解构。

勒奎恩将场景设置在一颗名为“冬季星”的星球，该星球上的居民兼具两性的形象特征与思维模式，全年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性状态，既无性别特征也无性欲冲动，只有在每月只持续几天的“克母期”才会分泌荷尔蒙、随机出现男女性征；小说的主人公——来自地球的和平使者金利·艾与“冬季星”的卡尔海德首相埃斯文——分别代表了男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价值核心。

起初，金利·艾受男权思想的桎梏，对埃斯文的真心帮助不屑一顾、充满鄙夷；后经过一系列的波折磨难之后，金利·艾逐渐意识到自己观念的狭隘，开始接受两性文明，也就在此时埃斯文终于学会了地球人特有的沟通方式——“心灵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