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简史

中国语言学简史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这与经济基础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先王之道”被认为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即使是提倡变法的王安石，也主张“当法其意”(《上仁宗皇帝书》)。要法其意，也就必须通《经》。通《经》必先识字；识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非通过这个手段不能达到通《经》的目的，也就无从确知“先王之道”。张之洞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韵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这种指导思想贯穿着近两千年的中国语言学。

语言学(linguistics)的前身是语文学(philology)。语文学与语言学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又叫文献学、语史学、传统语言学)；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小学这个名称最初跟小学校有关系。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古人八岁入小学，老师教他六书。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所以把识字的学问叫做小学。到了后来，小学的范围扩大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与字音、字义的关系，三者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

第一章训诂为主的时期

第一节语言研究的萌芽

一、语文学的萌芽

语文学在先秦还没有产生。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去古未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即还没有产生语言研究动因。但是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萌芽。

首先是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孔子、孟子解释字义，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即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但也反映了古代有关语言、字义研究的萌芽。

其次，作者也可以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左传》和《韩非子》对“武”“厶”等字的解释虽然都被《说文》引用了，但也不一定就是正确地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很可能还是牵强附会。这也说明了，作者在讲字形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最合于语文学性质的，则是对古书字义的解释。

二、关于文字起源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对语言、文字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关于文字的起源问题，最古的记载见于《易经?系辞传》：“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理，以类万物之情。……《周易》这部书起源于商周之际，伏羲作八卦之说未必可信，但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是西汉以前学术界公认的说法。这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文字不是突然产生，创造文字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语言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文字。文字产生以前，人们有过用实物帮助记事协助交际的事实。

第二，谈到汉字起源问题，我国古代传说是“仓颉造字”。仓颉有可能是古代参加整理文字的人荀子的看法比较科学。

三、关于名、实问题的争论

与古代希腊一样，中国最早的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也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奴隶制度逐渐崩溃了，新的封建社会秩序又处在不断建立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激烈的变革时代，好些事物旧有的“名”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内容“实”了，而各种新起的名又还没有得到社会上的公认。这在意识形态上便形成了名实之争。先秦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所谓“正名”问题。他们为了在思想斗争中获胜，因而使名实之争逐渐发展到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探讨，并逐渐成为当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名辩思潮。

孔子对“名”、“实”的看法：

孔子提出正名的产张，其政治含义是以周礼为尺度来正名分。他的正名主要从政治上讲名分。他对齐景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政治的混乱是由于名的不正而引起的。他把名看成是第一性的，认为现实世界的“实”违反了周公制定的名才引起许多反常现象，这就把名和实的关系倒置了。但从对政治的看法中也透露出他对客观事物(实)与概念(名)之间关系的看法。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限于名分，已经有了名辩思想。

老子对“名”、“实”的看法：

《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得出来的名，并不是经常不变的名。)“常名”是指与客观事物有本质联系的概念，“可名”则指名称，即语言中的词。老子认为可名与客观事物没有本质联系，它只是表达概念的符号。“无名，天地之始。”语言一开始时，天为什么叫天，地为什么叫地，名称与客观事物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但是，老子并没有否定“名”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有名，万物之母”(有名的东西，是万物的母体。)，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科学地指出名称和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人。后来鲁国的墨子、魏国的杨朱都接受了老子的看法。到了赵国的公孙龙子(前325-前250)对名实的看法又进了一步。他在《名实论》中说：“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谓彼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意思是说，客观事物的名称是人们定出来的，某一事物在名称未定之前，可以以此称彼。但是，事物既定名称之后，就不可以以此称彼了。

名与实的问题，反映在语言学上，就是词与客观事物的关系，实质上是语言的本质问题。从古代起就有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注意这一问题。例如古希腊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曾讨论词与事物的关系是必然的还是人为的。比较科学的是荀子《正名篇》阐述的观点。可以说，先秦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荀子的《正名篇》却放出很大的光辉。

《正名篇》叙述的第二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而思维则具有人类的共性。唯其具有民族的特点，所以各个具体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是不相

同的；唯其具有人类的共性，所以通过语言的翻译，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

《正名篇》叙述的第三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具有稳固性的，同时又是发展的。“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先秦的的逻辑学派(名家)有不少理论是和语言有关的。例如第一，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达、类、私。“达”是范畴，“类”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私”是单独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专名。第二，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命者”两类，前者相当于具体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具体名词；后者等于抽象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抽象名词。第三，墨辩学派不但谈概念，而且谈判断和推理。《墨子?小取》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名举实”是形成概念，“实”是客观事物，“举”是概括。“以辞抒意”是构成判断，“辞”是命题，“意”是判断，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以说出故”就是组成推理。由此看来，逻辑和语言的关系是讲清楚了的。

公元前4到前3世纪，人们给古代经典文献《春秋》做解释，形成了春秋三传，其中出现了零星的对语法现象的说明。

第二节秦汉魏晋时期的语言研究--训诂为主的时期

一、秦汉时期(前221--公元220)

秦汉时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个光辉时期。这个时期内不仅出现了文学家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数学家张苍，天文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华陀等，在语言学方面，也出现了语言学家扬雄、许慎、刘熙等。专门的语言学著作有西汉《尔雅》和扬雄的《方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刘熙的《释名》等。

1.童蒙识字课本

“小学”的最初意义就是童蒙识字课本。远在春秋战国之间就有《史籀篇》，这是秦国人教学童的书，现已亡佚。到了秦代及西汉，则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合称《仓颉篇》，又称“三仓”，共三千三百字)、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等。扬雄的《训纂篇》连同“三仓”增加到五千三百四十字。汉和帝时代，贾鲂又写了《滂喜篇》。后人以《仓颉篇》为上篇，《训纂篇》为中篇，《滂喜篇》为下篇，也称“三仓”。

上面介绍的八部书，除《急就篇》留传下来，《仓颉篇》还有残简，也都亡佚了。

根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我们知道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要经过考试，能“讽籀书”九千个字才可以担任官职。(“讽书”是要求懂得字音，“籀书”

是要求懂得字义。)又试以“八体”(是要求懂得字形。八体是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优良者可以做尚书史。吏民上书给皇帝，写错了字，就被揭发判罪。这样赏罚都很重，童蒙识字课本已经提升到取士的准则的地位。国家这样重视文字，小学家的身份自然大大提高了。

自从《说文解字》问世以后，这些童蒙识字课本的参考价值是不大了。但是它们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就是童蒙识字课本阶段。这个阶段的语言研究还是比较粗糙的，而且只留下了二千零十六个字的著作和一些残简。

2.《尔雅》--我国古代语言学第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

汉代崇尚经学，“训诂”由此兴起。《说文》：“诂，训故言也。”故言就是旧

言，也就是前人传下来的关于经义的解释。汉代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定为“五经”。学官就是学校。在学校里讲授经书，是不可以随便讲的。《汉书艺文志》又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读应尔雅”就是讲解应该正确。怎样算是“尔雅”呢？那就只有依照故训了。《尔雅》书名由此而来。

《尔雅》实际上是一种故训汇编。作者不详。成书应在汉武帝时代以前，因为汉武帝时代已有了《尔雅注》。现存的《尔雅》分十九卷，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如：

增，益也。(释言)

父为考，母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释亲)

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释宫)

山脊，冈。(释山)

《尔雅》的体例是以当时常用词的常用意义来作解释，王国维说它是“释雅以俗，释古以今”。这样才能起训诂的作用。如果以僻词僻义作为解释，就不合适了。

《尔雅》故训的纂集，对后代继承文化遗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故训是口口相传下来的，保存故训是《尔雅》的主要特点。词义有时代性，我们不应该拿后代的词义去解释先秦的作品。而经生们口口相传的词义一般是可靠的，不但可以解释经典，而且可以解释先秦的一切作品。

不能把《尔雅》当成一部字典来读。如果用字典的要求来看，《尔雅》就有如下三个缺点：

(一)当解释的字是一个多义词的时候，用的是哪一种意义，不明确。如《释言》中说：“贻，遗也。”而《说文》：“遗这，亡也。”假如用“亡”去解释“贻”，就完全错了。

(二)简单的惧故训，容易使人误会，以为摆在一起的都是同义词，可以互相转注。如：《释诂》中说：“如、适、之、嫁、徂、逝，往也。”

(三)有时候，解释的字与被解释的字根本不是同义词，牵强附会。

《尔雅》一书在我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影响是很大的。秦汉以来，不少语言学著作受到它的影响。仅以“雅”为书名的，就有《广雅》、《小尔雅》、《埤雅》、《骈雅》、《通雅》等。形成我国古代语言学中的“雅学”一类。其中以魏张揖的《广雅》最有价值。《广雅》就是要推广《尔雅》，补充《尔雅》所未备的训诂。

2.《方言》--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

上古时代中国的幅员虽然没有今天这样广阔，但是交通不便，方言可能比今天还要复杂些。《孟子?滕文公下》有这样一段话：“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说明齐楚方言差别是很大的。秦统一天下以后，“同书文字”表现了书面语言的统一，同时也有利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但是方言的分歧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州郡之间也不能没有往来，语言的隔阂引起人们的重视，方言学由此兴起。

《方言》的作者一般认为是西汉末年成都人文学家扬雄。《汉书艺文志》和《扬雄传》都没有提到这部书，有人怀疑不是扬雄所作。

《方言》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据应劭《风俗通?序》里说，周秦时代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之使(輶轩是一种轻车)到各地采集方言，回来加

以编纂，藏于秘室里，秦亡后，逐渐遗失了。扬雄很喜欢方言，于是他利用孝廉(略等于后来的举人)和士兵们集中在首都的方便，普遍地进行访问，逐渐积累了一些材料，历二十七年，总共写成了九千字。

《方言》的体例与《尔雅》同，每条先列举一些同义词，然后用一个常用词去解释。但是它跟《尔雅》有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这些同义词不是属于同一词汇的，而是属于不同的各个方言词汇的，这就构成了方言的互译。所以下面还必须说明某词属于某方言。如：

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

这部书除了记录方言以外，还记载了古今词汇的不同。《方言》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可见这书有两个内容：除了“别国方言”以外，还有“绝代语释”。“绝代”就是远代的意思，“绝代语”就是已经过了时的、死了的词。

古人把《方言》列为训诂之属。的确，在训诂方面它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更重要的不是它在汉语史上的价值。由方言词逐渐取得共同语资格的词，固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即使是死去了的言词，既然也存在过，也有参考的价值。因为它揭示了西汉时代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作为方言史的材料更有无比的价值。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缺乏音标是《方言》不可避免的缺点。

3.《说文解字》--第一部字典

到了东汉时代，背诵九千字的制度取消了，考试八种字体的办法也不再实行了，国家的语文教育已经松弛下来，人们胡乱解说字形。这时去古更远，古书越来越不好懂。在这种情况下，字书更成为迫切需要的了。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从小就通晓经书，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称。他“博采通人”、“遵修旧文”，从汉和帝时起(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止，历时21年，写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

《说文解字》的体例是用小篆写一个字下来，先讲字义，其次讲字形与字音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公式是：

×，×也。从×，×声。

这是谐声字的公式。从×，表示这是意符，被解说的字和它属于同一意义范畴，或者在意义上有密切关系；“×声”，表示这是声符，被解说的字和它同音，或者读音相近。如：

炳，明也。从火，丙声。

如是会意字，虽然有时候说明是会意，如“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但一般的公式是“×，×也。从×，从×。”或“×，×也。从××。”如是象形字，则说明象形。其公式为“×，×也。象形。”或“×，×也。象×之形。”如“刀，兵也。象形。”至于指事字，虽然有时候说明是指事，但一般也都说成象形。如：“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

《说文解字》把9353个字按偏旁归为540部。部首的建立，是许慎的重大创造。部首的排列是“始一终亥”，这是按照汉代阴阳五行家“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安排的。部首的前后次序，大致是“据形系联”，就是把形体相近、相关的排在一起。每部中把意义相近的字排列在一起，即每一部首的字，基本上做到以类相从，原则上只有同一意符的字可以隶属于同一部首。这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后世则改为部首检字法，依笔画多少来安排次序，便于实际使用。

《说文解字》没有反切。谐声字从声符可以知道读音的梗概。许慎对于某

些字，认为应该注明它的读音时，则用直音法。直音法是以同音字的读音为被注字的读音，注为“读若某”，可能是同音，也可能是音近。

在字义的解释上，许慎也有极其重要的创造。首先，许慎抓住字的本义，从根本上解决训诂的问题。如“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庐是寄居的房子，《诗》“中田有庐”)

其次，许慎不满足于单词释义，他在许多地方加上描写和叙述。如“狼，似犬，锐头，白颊，高前，广后。”

在中国语言史上，从《尔雅》、《方言》到《说文解字》是一个大发展。《尔雅》只讲字义；《说文解字》除讲字义以外还讲字形和字音。《尔雅》只是材料的搜集和排比，《说文解字》则真正搞成一个科学体系，写出破天荒第一部字典来。《尔雅》所收的主要是些偏僻的词义，因为常用的词义是用不着训诂的。《说文解字》正相反，所收的主要是词的常用意义，因为词的常用意义往往也就是词的本义。对于后人来说，《说文解字》的作用更大，因为从本义可以推知许多引申义，以简驭繁，能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作为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对后代语文学的影响非常之大。后代的字典，基本上不出《说文解字》的范围，只不过字数增加，例子增加罢了。《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语文学的宝藏，直到今天还没有降低它的价值。在体例上，今天的词典自然比它更完善了，而在古代词义的保存上，它是卓越千古的。自从有了甲骨文和金文出土，《说文解字》所误解的一些地方得到了修正。但是我们可以说，假如没有《说文解字》作为桥梁，我们就很难接近甲骨文和金文。

4．《释名》--第一部词源学著作

跟西方上古时代一样，中国上古时代的许多学者对语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汉代的经学家们更倾向于运用声训的方法来追溯语源。声训又叫音训，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词义的方法。如《诗》“君子信盗，乱是用暴。”毛传：“盗，逃也。”到了刘熙的《释名》，则成为声训的专著，作者纯然从语言学观点去探求词的真正意义。

刘熙的声训和前人一样是唯心主义的。他随心所欲地抓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仿佛词的真诠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似的。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凡企图寻找事物名称和事物性质之间关系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但是声训的具体内容不能完全加以否定。事物得名之始固然是任意的，但到了一个词演变为几个词的时候，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语音上发生关系的了。《释名?释亲属》说：“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再如“威，畏也。”“智，知也。”“纪，记也。”

《释名》在声训上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但在语文学上仍然有它的参考价值。第一，即使在运用声训时，仍然反映了词的较古的意义；第二，有许多训诂不是声训，可以和《尔雅》、《说文解字》互相参证；第三，声训既然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解释，则往往不但双声，而且叠韵。我们借此可以证明古音的系统。

声训对中国后代的语言学既有不良的影响，也有良好的影响。不良影响的结果成为“右文说”，这是认为谐声偏旁兼有意义。良好的影响结果成为王念孙学派的因声求义。

二、汉末魏晋时期的语言研究

1．《小尔雅》

旧题秦末孔鲋作(孔子九世孙)，不可信。今存《孔丛子》第十一篇，计十

三章：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广度、广量、广衡。除最后三章外都是补充《尔雅》的。据清戴震等考证，今本为后人纂集而成。

2．《广雅》

三国魏张揖著。隋代避炀帝讳，曾易名《博雅》，后复用原名。“广雅”“广《尔雅》所未及”，可视为《尔雅》的续篇。原本为上中下三卷，唐以后析为十卷。篇目名称、前后次序、编排体例、训诂方法皆仿效《尔雅》，取材比《尔雅》丰富，所释训诂名物计二千三百四十三条，博采汉儒笺注、各种字书，补充了不少新词新义。今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正德年间刻本，最通行的是王念孙《广雅疏证》。

3．《字林》

晋吕忱著，为补《说文解字》漏略而作，部目依据《说文》也分540部。《字林》收字12824字，里面有些异体字。《字林》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可惜大约在宋元之际亡佚。现存有清任大椿《字林考逸》八卷，陶方琦《字林考逸补本》一卷。

4．语音研究方面

韵书开始产生。魏李登著《声类》十卷，可谓韵书之始，今已不传。晋吕静(吕忱之弟)著《韵集》，也亡佚。

本章结语

在中国语文学史上，训诂学最先出现，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汉语的特点决定了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印度在前二世纪或三世纪产生了一部梵语语法，中国上古时代不需要这样一部语法，因为汉语是分析语，很少形态变化。在梵语语法中，语音是语法的组成部分，所以语音学在古印度也很发达；中国则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学的产生也要晚一些。只有训诂学是最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所以训诂学首先产生了。

训诂学所以到汉代才产生，跟汉族的文化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先秦社会里，人们得书甚难。由于简策的笨重，从前传下来的书很少。《诗》《书》之类，其中大部分的著作时代还不算远，一般人还看得懂，所以不需要训诂。到了汉代，文字简化了(有了隶书)，开始有了纸，距离《诗》《书》的时代已经够远了，社会上就要求小学把训诂传授给人们，《尔雅》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当然，国家崇尚经学，也是训诂产生的原因之一。

方言学的兴起，与国家的长期统一有关。国家越是统一，方言的复杂性越是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方言学在上古时代不是主流，中古以后更处于次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方言读音的差异不影响书面语言的了解；方言词汇除了进入共同语的以外，一般不在书面语言出现，所以人们对方言词汇不大敏感。

字书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为什么直到东汉中叶才达到这个高峰呢？一则因为学术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二则因为隶书久已普遍流行，字形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字看不出本来的形态，从而看不出本义来了；三则因为时代越远，古义越晦，单靠故训汇编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即使没有许慎，字书也会产生的。但是，把字书写成象《说文》这样一部高质量的书，则是许慎的功绩。

声训也是时代的反映。不谋而合，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正是争论事物之得名是由于本质还是由于规定(约定俗成)。可以说，荀子是规定论者，声训家是本质论者。正如在希腊的争论中本质论者占了上风一样，声训曾经占过上风。声训

遗害不大。而由于声训的提出，让人们考虑一下语音的语义的关系问题，不是没有一点积极作用的。

第二章南北朝至明代的语言研究――韵书为主的时期

一、概述

1．南北朝至明代文字、训诂研究简介

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主要成绩在语音研究方面。至于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继承汉代，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六朝时代，主要著作有梁顾野王的《玉篇》；隋唐时代，在训诂方面有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徐铉、徐锴，在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另外，在正字法方面，有唐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宋张有著《复古篇》，宋王洙、司马光等奉诏纂修的《类篇》，以及明代两部字书《字汇》与《正字通》等。

1.1 梁顾野王的《玉篇》

《玉篇》是南朝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太学博士顾野王所撰。体例大抵仿《说文解字》，分五百四十二个部首，部目有所增删，与《说文解字》相同者529部，不同者13部。部首的次序则与《说文解字》大不相同。

作为一种字典，《玉篇》比《说文解字》改进的地方颇多。第一是先出反切，这是很合理的。因为读者遇见一个字首先要求读出它的声音来。第二是引《说文解字》的解释，这是《玉篇》的有利条件，许慎没有更早的字书可引。第三是尽可能给出例证。第四是对例子加以必要的解释。第五注意到一词多义现象。

原本《玉篇》收字16917个，字数增加了，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当然，《说文解字》与《玉篇》的价值不同，各当其用，不能互相代替。如果为了探寻本义，仍以《说文解字》为宗。《说文解字》以说明字形为主，讲本义也是为了说明字形，所以只讲本义，不讲引申义；《玉篇》以说明字义为主，同时也不限于本义，而是把一个字的多种意义罗列在一起。这样做，实际上已开后代字典的先河，《玉篇》在这一方面有它的独创性。

《玉篇》字形以楷书为字头，字下常列古文、篆文、异体、俗字等，以明古今字形之异同，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

《玉篇》既补《说文解字》所阙漏，又汇集了《说文》以来四百余年间的新材料，保存了一些失传的古籍残文。许慎不可能预见到四百年后的新词新义，因此，从一般用途上说，《玉篇》的使用价值反而高于《说文》。

《玉篇》原本现只有残卷存于日本，清光绪间黎昌庶从日本翻印回国。唐代孙强对《玉篇》加以修订增补，世称《增加玉篇》；宋陈彭年、吴锐、丘雍等重修，称《大广益会玉篇》，收字22561字。现行的是宋本。

1.2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孔颖达生于隋代，入唐，累官国子司业，迁祭酒，尝受太宗命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正义》。这五个“正义”现在作为“疏的形式载入《十三经注疏》中。孔疏在《十三经注疏》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对后代训诂之学有很大影响。疏是阐述传注的，也算训诂之学。

孔氏的《五经正义》反映了他对语言、文字的一些观点，有些是总结了前人的成果，有些是孔氏提出的。如在文字的音义关系上，他提出了“义存于声”、“借声为义”的观点，实为清代“因声求义”的先导。

汉字的音义联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同源字，即字音相近或相同、义也相

近或相同的字。另一种是通假字，即两字音同或音近，而意义却不同，但由于音近音同而被借用时，产生了假借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孔氏已认识到这两种现象。“义存于声”就是指同源字；“借声为义”指通假字。如《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猗。”传：“风行水成文曰涟。”正义：“《释水》云‘河水清且澜猗，大波为澜，小波为沦，直波为径…涟澜虽异而义同。’”

“涟澜虽异”指字异，“义同”是因其音近而义同。又如《毛诗?豳风?七月序笺》：

“周公遭变者，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正义：“古者避、辟、譬、僻皆同作僻字而借声为义，郑读辟为避，故为此说。”

“借声为义”指由于音近音同而被借用，因此产生借义。孔氏并指出古代文献中假借字多，一是本无其字的假借，二是诗以口传，用同音字代替，是本有其字的假借。

总之，《五经正义》是一部重要著作，它在我国古代语言学上的贡献和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1.3 徐铉、徐锴的《说文解字》研究

徐铉字鼎臣，扬州人，初仕南唐，后归宋。与弟徐锴齐名，五代宋初文字学家，世称大小徐。

许慎《说文解字》成书之后，经过数百年之辗转传写，又经唐李阳冰窜改，以致错误遗脱，违失本真。徐铉奉诏与句中正等校定《说文解字》，校定本完成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此即大徐本《说文解字》。

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除纠正原书脱误外，又略有增改。其增改之一为改易分卷。许慎原书十四篇，又敘目一篇，以一篇为一卷，故称十五卷。徐铉以其篇帙繁重，每卷又各分上下，共为三十卷。二为增加反切，许慎时代尚无反切，故注音仅为读若某而已。徐铉始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三为增加注释。四为增加新附字，凡经典相承及时俗能用之字而《说文》不载者，皆补录于每部之末，别题曰“新附字”。新附字凡四百零二。

徐锴的《说文解字》研究也很有成绩，他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已能注意到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说文解字系传》书成于前，对大徐本颇有影响，世称小徐本。时人有“小徐学问文章才敏皆优于其兄”的看法，其实各有得失，大徐研究《说文》每多述而不作，小徐则有述有作，差不多每条都有“臣锴曰”表示自己的看法。

1.4 正字法专书

唐宋以后，汉字的形体渐渐混乱失真，于是不断有正字法的专书出现。这些书大致都是以正体与俗体并列，使人知所取舍；或辨别形似的字使人不至于写别字。其中较好的几部，如唐颜元孙著《干禄字书》、郭忠恕的《佩觿》、宋张有的《复古篇》等，都对汉字书法规范化作出了一定贡献。《干禄字书》(“干禄”意思是求禄位，因此书为章奏、书启、判状而作。)影响较大，是科举时代的字体标准。书中分俗、通、正三体。“正”是对“俗”来说的，后成为正楷。又《干禄字书》为颜元孙侄子、书法家颜真卿写录，刻之于石，其传遂广。

1.5 字书

1.5.1 《类篇》、《龙龛手鉴》、《篇海》

宋元时代，有三部字书值得一提：第一部是宋王洙等的《类篇》，第二部是辽僧行均所编《龙龛手鉴》，第三部是金韩孝彦所编《篇海》。

《类篇》，旧本题司马光奉敕撰，实际上成于修韵官王洙等人之手，司马光

不过奏进此书罢了。当时《集韵》增字颇多，和《玉篇》多有出入，所以敕撰《类篇》，让它跟《集韵》相辅而行：一部是韵书，一部是字书，正好互相为用。

《龙龛手鉴》成于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在检字法上颇有创造性。它先将242个部首按平上去入分为四卷，每卷又各分若干部，每部之中，再按平上去入四声安排各字。

《篇海》的全称是《四声篇海》，是以《玉篇》、《类篇》、《龙龛手鉴》为基础编成的，共分为579个部首，后来韩孝彦之子韩道昭(即《五音集韵》的作者)改并为444部。这些部首是按三十六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同一字母的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为先后。至于每部之内的字则按笔画多少来安排次序的。

《龙龛手鉴》和《篇海》开字书音序检字法的先河。

1.5.2 《字汇》、《正字通》

这是明代的两部有影响的字书。

《字汇》十四卷，明梅膺祚编，书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字汇》在字书方面最大的改进是对于部首的改革。关于部首，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六书原则，这种原则要求严格地按照汉字的意符来决定部首的多少和顺序。另一种是检字原则，这个原则要求部首减少，根据通行字体，并且按照音序或笔画来排列。梅膺祚是按照笔画来安排部首的。他认为笔画排列法比音序排列法更为方便，所以他在把《说文》540部与《篇海》444部合并为214部以后，还将部首“以字画多寡循序列之”。每部中的字也是按照笔画多少排列(先少后多)。这就适应了汉字的特点。后来《康熙字典》的部首数目和笔画排列法完全依照《字汇》。

《正字通》十二卷，明末张自烈编。此书的部首和排列法都依照梅膺祚《字汇》，但比《字汇》征引稍博。《康熙字典》是直接以《正字通》为蓝本的，而《正字通》又是以《字汇》为蓝本的。

2．语音研究的兴起

2.1譬况、读若、直音

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表意的文字。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有研究字义的《尔雅》，有研究字形、字义的《说文解字》，西汉发前，可以说还没有语音方面的研究。但是，字的形音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文字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人们对语音的要求可想而知。古代对字音的表达方式是譬况、读若、直音。

《颜氏家训?音辞篇》上说：“九州之人言语不同，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辞之经，后有扬雄著《方言》，其书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字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

颜氏所谓“譬况、假借”，就是指古代用同音的语词或同音字来注明音读，这样注音不是单纯的注音，同时含有解释字形和字义的作用。许慎《说文解字》中，从某，某亦声、某省声，都属于譬况音读。《说文》谓形声字为“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段玉裁注云：“譬者谕也，谕者告也。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

读若，也作读如。顾炎武《音论》中说：“故许氏但有读若，若者犹言相似而已，可口授而不可笔传也。”

直音是用一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如“毕音必”、“畔音叛”。

读若和直音的注音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陈澧在《切韵考》中已指出：“古人音书但曰读若某，读与某同。然或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虽有同音之字，而

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

古人在注音方面，确实想了不少办法，他们还用急言、缓言(急言即细音，缓言即洪音。一说是短音、长音)，长言(舒声)、短言(促声)，内言(洪音)、外言(细音)等来描摹说明一个字的读音。但都有其局限性，而且说不清楚。直到有了反切，这才使我国古代音韵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语音研究由此兴起。

2.2 反切注音法

反切就是利用双声、叠韵的方法，用两个字来拼出另一个字的音。这是古代学者在读若和直音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来的注音方法。反切上字与所切之字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切之字韵母和声调相同。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如“冬，都宗切”。

关于反切的名称，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等都认为六朝时称反，到了唐代才改称为切。后来，陈澧在《切韵考》中驳正之：“孙叔然立法之初，谓之反，不谓之切。其后或言反或言切。”即反和切实际没有分别，取反复切摩以成音之意。

反切是东汉末年正式使用的汉字注音方法，《颜氏家训音辞篇》上说：“孙叔然(孙炎)创《尔雅音义》(已亡佚)，是汉末人独知反语。”大约经过半个世纪，反切注音就大为风行。直到1918年注音字母正式公布以前，一千七八百年间，反切始终是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

反切之学，齐梁之间就已经盛行。现代保存完整的注有反切的书，首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陆法言的《切韵》。《经典释文》虽题为唐陆德明所撰而著书则在陈代，比《切韵》还早些。《经典释文》一书，以注音为主，兼收并蓄，古人反切用字不统一，陆德明本着述而不作的精神，有时把各家反切排列在一起，为后世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切韵》的反切与《经典释文》的不同。《切韵》书中每一个音只注一个反切，而且每个字都有反切。这样，后世研究，就可以根据《切韵》的反切整理出一个语音系统来。另外，梁顾野王的《玉篇》、唐贞观时代的玄应、开元时代的慧琳都著有《一切经音义》，都有反切注音，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二、韵书

陈澧《切韵考》说：“盖有反语，则类聚之即成韵书，此自然之势也。”这只能说明反切是韵书的基础，还不能说明韵书产生的原因。韵书产生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诗赋的需要。

一般人以为最早的韵书是三国魏代李登的《声类》和吕静的《韵集》，可惜都已亡佚。据后人研究其体例编制，大体上是：1.按宫、商、角、徵、羽分篇；

2.不分韵部；

3.每一篇中，凡同音字列在一起；

4.有反切；

5.有注释。

我国古代韵书的大量兴起，一为审音，一为作文。六朝时韵书锋出，是和当时文学创作中声律论的兴起、讲究声律和形式美有关系的。

齐梁时代，一般文士盛解音律，又由于佛教传入，梵文影响，发现了四声。按四声分韵的韵书大约是始于沈约的《四声谱》。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上说：“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语言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正由于六朝时文学上讲究声律，从而促进了六朝时韵书的大量出现。在《切韵》之前，《隋书?经籍志》记载音韵书有17种。

2.1 隋陆法言的《切韵》

《切韵》成书于仁寿元年(601年)。中国古代第一部体系完整的韵书。当时

律诗已趋成形，且古今、异地的语音差异已引起注意。此书即为正音、统一用韵标准而编写。原书已佚，仅存作者原序和一些残卷。据此及唐代王仁日句《刊谬补缺切韵》可知，《切韵》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收字一万两千左右。《切韵》系作者与颜之推等八人考校方俗用语，参照古今字书及六朝韵书的审音和体例，最后由作者写定。所反映的大致是当时的标准语，对古代韵书韵部的分类和体别的定型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中古音的研究及推究上古音、考察近古语音演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切韵》为基础的。

2.2 唐孙愐《唐韵》、李舟《切韵》

《唐韵》是为陆法言《切韵》增字加注而作的，现存部分残卷。

李舟《切韵》为订正《唐韵》而作。王国维对李舟《切韵》评价很高：“取唐人韵书与宋以后韵书比较观之，则李舟于韵学上有大功二：一，使各部皆以声类相从；二，使四声之次相配不紊，是也。”

2.3 宋代韵书

2.3.1 《广韵》

全称是《大宋重修广韵》陈彭年等奉诏根据前代韵书重行修订的，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韵书。我国现存的完整韵书，以《广韵》为最古。《广韵》是《切韵》系韵书的代表著作，是继承《切韵》《唐韵》的。唐代韵书，已开始具有字典性质。所以王力认为尽管韵书是为了适应诗赋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切韵》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这种需要的范围，而进入了语言学的领域。《广韵》则更进一步可以说是一部按韵编排的字典，很象现在的同音字典。

《广韵》共五卷，收字两万六千余。平声字多，分上下两卷，上去入声各一卷。上平28韵，下平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共206韵。

《广韵》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极为重要，要研究古音，须从《广韵》向上推求，要研究今音，须从《广韵》向下推求。黄侃在《与友人论治小学书》中说：“音韵之学，必以《广韵》为宗，其与《说文》之在字书，轻重略等。”

2.3.2 《集韵》

《集韵》是由宋代丁度等奉敕修定的一部官修韵书。是在《广韵》的基础上编修而成，后《广韵》31年。

《集韵》共十卷。平声四卷，上去入声各两卷。收字53525，比《广韵》增一倍余。韵部仍分206，而韵目名称和次序稍有更动，在同用、独用韵方面也有所改并，并参考当时读音，更订反切。内容注重文字形体和训诂，为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音的重要资料。

《集韵》在语言学史的地位远不如《广韵》。

2.4 金代韵书

2.4.1《五音集韵》

《五音集韵》的作者是金代的韩道昭，书成于崇庆元年(1211年)。此书最值得称道的是大胆合并了《切韵》的韵部，由193合并为160个。是以北方的口语为基础的。又改变韵书编次体例，用“三十六字母”排列各韵中的字。是韵书与等韵学相结合的首创者。

2.4.2 《壬子新刊礼部韵略》

《广韵》时代、《集韵》时代都有一部《礼部韵略》并行。叫做《韵略》。是因为收字少；《集韵》收五万多字，而《韵略》只收九千多字。这种书是为应科举考试用的，科举属于礼部，所以叫《礼部韵略》。现存的《礼部韵略》有郭

守正重修本及毛晃父子增修本。《礼部韵略》也是包括206韵。

但是，既然注明独用同用例，因此就有人索性把同用的韵合并起来。最有名的是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年)。由于刘渊是平水人，这部书又叫“平水韵”。

平水韵把《集韵》的二百零六韵合并为一百零六韵。从唐代到清代的诗人用韵，基本上都是按照这106韵来押韵的。这106韵虽产生于13世纪，但“同用”的规定则是从唐代就有了的。

从106韵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古汉语共有四个声调，即平上去入。入声是和鼻音韵母相配的，即： ： ； ： ； ： 。这叫入声配阳声韵，是错误的。

2.5 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与《切韵》是中国的两大韵书。《切韵》由于是斟酌古今的，所以受到士大夫的重视，奉为圭臬；《中原音韵》由于是为北曲而作的，使用的范围狭些，影响也就小些。但是，从中国语言学史上看，《中原音韵》的价值，比起《切韵》来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基本上是以实际语音为根据的。

《中原音韵》二卷，元周德清著。元音韵学家。字挺斋，江西高安人。善音律，兼长北曲。有革新精神。批评“世之泥古非今，不达时变者众。呼吸之间，动引《广韵》为证。”乃据当时北曲用韵，于泰定元年（1324年）写成《中原音韵》一书，为北音韵书的创始。

前卷为韵书，后卷为附论.周德清根据元代北曲用韵，归纳分析为19韵部，并首创“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之说，每部的字均按阴平、阳平、上、去四声排列，以入声分别派入阳平、上、去三声。自《中原音韵》出，北曲作家作曲，演员唱曲，正音咬字，多以此书为依据。此书改变了长期以来韵书因袭《广韵》的旧制，勇于革新，能以当时的活语言为研究对象，记述和反映了元代北方话的语音实况，成为研究近代普通话语音的重要资料，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也就是从《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发展来的。

现在大致可以肯定，《中原音韵》共有二十个声母，这二十个声母也就是兰茂《韵略易通》中的“早梅诗”所代表的：

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d f p z m h n Φzh k

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b s r g ch c t sh l

2.6 宋元时代的等韵学

2.6.1 概述

中国古代语言学，把音韵学的研究分为三类：第一，古音学，以《诗经》《楚辞》等书为史料，以周秦古音为研究对象；第二，今音学，以《广韵》《集韵》等书为史料，以魏晋唐宋间语音为研究对象；第三，等韵学，宋代举的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的一门学科。它以“等呼”来分析韵母的结构，以“七音”来分析声母的发音部位，以“清浊”来分析声母的发音方法，以“字母”来表示汉语的声母系统。重要的等韵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切韵》的语音系统的，如宋代的《韵镜》、郑樵的《七音略》；一类是根据当时的语音对《切韵》系统加以调整的，如宋代的《切韵指掌图》、元代刘鉴的《切韵指南》。以后出现的等韵书，不出上述两类的范围。

(一)“字母”和“等韵”的来源

因为韵书兼有撰作诗文之用，为了调平仄、押韵的需要，韵书在各字下注

明反切，按四声、韵目来排列韵字；若从审音的要求来看，就需要把声、韵、调三方面都能在韵书中表明出来才好。针对韵书中这个不足之处，有学者制定出“字母”以表明“声”，又据韵书的韵目分部，把声和韵一纵一橫的排列起来，成为许多音图，用以表明一声一韵各各拼切，合成各种字音。

(二)守温三十字母

守温，唐末和尚，音韵学家。他参照梵藏字母，创制三十字母，为宋人三十六字母的蓝本。敦煌所出的唐人写本中有守温关于音韵学方面的残卷，其中有三十字母，可证守温首创字母之说。把三十字母增为三十六字母，大概出于宋人之手，但《通志?艺文略》及《玉海》都著录“守温三十六字母图”一卷，后代就以为三十六字母是守温所定。俗称“守温三十六字母”(见下页图表)。

需要说明的几个术语。

（1）五音、七音

音韵学上，按照声母的发音部位不同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五类，谓之五音。五音之名，最早见于《玉篇》前《五音声论》。宋元等韵学家于五音之外又增加半舌音、半齿音两类，定为七音。说明如下：

牙音：即舌根音。如“见溪群疑”四母。

舌音：分舌头音和舌上音两类。舌头音即舌尖中塞音和舌尖中鼻音。如“端透定泥”。

舌上音：即舌尖前塞音和舌面前鼻音。如“知彻澄娘”。

齿音：分齿头音和正齿音两类。齿头音，即舌尖前塞擦音和舌面前擦音。如“精清从心邪”。正齿音即舌面前塞擦音和舌面前擦音。如“照穿床审禅”。

喉音：如三十六字母中的晓匣影喻四母。从语音学来说，晓匣是舌根擦音，影是零声母，喻是半元音。

唇音：分重唇音和轻唇音两类。重唇音即双唇塞音和双唇鼻音。轻唇音即唇齿擦音和唇齿鼻音。

半舌音：即舌尖中边音。

半齿音：即舌面前鼻音加擦音，如日［ ］。

发音部位新名发音方法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发音部位旧名

双唇唇重唇帮(b)［p］滂(p)［ ］并［b］明(m)［m］

唇齿音轻唇非(f)［f］敷［f ］奉(v)［v］微［ ］

舌尖中舌舌头端(d)［t］透(t)［t ］定［d］泥(n)［n］

舌面前音舌上知［ ］彻［ ］澄［ ］娘［ ］

舌尖前齿齿头精(z)［ ］心(s)［s］清(c)［ ］从［ ］邪［z］

舌面前音正齿照(j)［ ］审(x)［ ］穿(q)［ ］床［ ］禅［ ］

舌根牙音见(g)［k］溪(k)［k ］群［g］疑(ng)［ ］

影［o］

舌根喉音晓(h)［x］匣［ ］

舌面中喻(y)［j］

舌尖中半舌音来( )［I］

舌面前半齿音日［ ］（2）清浊

清音和浊音的合称，分全清、次清、全浊、次浊，是说明发音方法的。

全清：指不送气，不带音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

全浊：指带音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

次清：指送气不带音的塞音、塞擦音。

次浊：指带音的鼻音、边音和半元音。

（三）等韵学的内容

等韵学是中国古代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的一门学科。等韵是我国古代音韵学上分析汉字字音结构的一种方法。广义指等呼、七音、清浊、字母、反切等。狭义则专指等呼。有时也指等韵学和等韵图。

我国古代没有拼音字母，反切的方法不容易掌握。自从创立了字母，古代等韵学家想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很好的方法，即用守温三十六字母，作声类的标目，再依据《切韵》系韵书206韵，作为韵目，把字音一纵一橫的排列起来，用一声一韵各各拼切，合成各个字音。这样配合成许多音图，叫等韵表或等韵图。

韵图的结构是一个声韵调的配合图表：同一直行表示声母相同或相近，同一橫行表示韵母和声调相同。声、韵相拼而成各种字音。我国古代等韵学的韵图，和现代拼音表的作用是类似的。在宋元两代，等韵图是专为《切韵》系韵书如《广韵》或《集韵》的反切而作的。

等韵学中有一套专用的名词术语，除上面介绍的五音、七音，清浊外，重要的还有：

等、呼：

等和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宋元等韵图分韵母为开口、合口两呼，凡介音或主要元音为［u］的叫合口，反之，叫做开口。又据介音的有无，主要元音的洪细（指发音时口腔共鸣腔的大小）把两呼各分为一二三四等。清代江永说：“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至明清时，因语音发展变化，开合各四等之分，在口语中已不能辨别，故明人多主张并等，把四等并为两等，这已有改等为呼的倾向，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四呼的名称。

清潘耒《类音》始以唇的形状为标准，定为开齐合撮四呼，沿用至今。

韵摄：

等韵学家把韵腹和韵尾相同或相近的韵，归并为比韵部更大的类别，称为韵摄。宋代郑樵的《七音略》和无名氏的《韵镜》，都分为四十三图，称为四十三转，没有定出韵摄的名称。《切韵指掌图》分为二十个图，也还没有标出韵摄。开始标出韵摄名称的是《四声等子》（约为南宋时作品，作者不详。）。该书把《广韵》206韵归并为十六摄，以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流、深、咸、曾十六字为标目。每一摄所包括的韵数不一样。如“通”摄包括“东冬钟”三韵，“江”摄只有“江”韵，而“蟹”摄包括九韵之多。可见“摄”是总摄许多韵的意思。

但《四声等子》本身只有十三摄。它把十六摄中的江摄附于宕摄，假摄附于果摄，梗摄附于曾摄。

2.6.2等韵学韵书

等韵学韵书很多，主要有《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切韵指南》、《类音》、《等韵一得》等。这些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王力先生分为三派）。

第一类，《韵镜》和南宋郑樵的《七音略》，是现今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两部等韵书。完全按照《切韵》的韵部，分为四十三图，把字音分为开合二呼，每呼分为四等。

第二类，《四声等子》（作者不详，大概是南宋以前的著作，为元代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的蓝本。）、《切韵指掌图》（托名司马光，但近人考证卷首司马光的序言是伪造的。）、《切韵指南》。这三部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韵图简化了，同时也是系统化了。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史上看，这三部书的最大贡献是把206韵概括为16摄或13摄，这样能使语音系统的脉络更加分明。十三摄和十六摄，实际上差不多。看来是先有十六摄，后有十三摄，十三摄是十六摄的再简化。

以上两类大部分是南宋时代著作，《切韵指南》是元代刘鉴的，有人称为宋元派等韵。

第三类，明代梅膺祚《字汇》后附的《韵法直图》（作者不详）和《韵法橫图》（（梅氏说是上元李世泽所作）、《康熙字典》后附的《字母切韵要法》、清潘耒《类音》。这类韵书有人称为明清派。这类韵书和以上二类主要的不同在于变更宋元等韵图分等之法，新创以唇的形状为标准，分韵母为开口齐合撮四呼。

本章结语

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特点是音韵学占了优势。这个语言学发展方向对后代小学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人们已经意识到有声语言的重要性，而文字只是语言的代用品。

文字的创造，是人类文化发达的重要标识之一。上古时代有这样一个传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当然不是某一个人所发明的，但是上古人把这一创造看成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件大事，可见文字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从此以后，人们逐渐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概念，而不必经过有声语言的中介。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所谓表意文字，更加助成这种错觉。等到反切发生了，韵书出现了，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语音是语言的重大要素，不研究语音就无从研究语言。加上语音的研究对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推崇声律，无疑教人们不要只看见文字，还要看到文字所反映的声音。这样语言的发展就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反切受了梵文拼音原理的影响，韵书受了反切的影响。至于字母和韵图之学，更是明显地来自梵文。如梵文每一类塞音的次序都是：a、不送气清，b、送气清，c、不送气浊，d、送气浊，e、鼻音。守温三十六字母差不多完全按照这个排列法，除浊音按汉语实际不能分为两类外，其他都照办了。

音韵学盛行以后，给清代学者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但研究古音的人直接受到等韵的影响，即以研究训诂的人而论，清儒如王念孙父子之所以能不受字形的拘束，直接从声音方面去研究词义，也未尝不是受了这个时期音韵学的影响。

第三章清代的语言学研究――文字、声韵、训诂

全面发展的时期

清代是小学的黄金时代。无论在文字方面，声韵方面，训诂方面，都有人作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语言学家。

3.1 古音学研究

3.1.1 清代的古音研究更多地表现在古韵方面。

古韵指以《诗经》为主的先秦两汉韵文的韵。这些韵，从早就有人发现有些不大顺口，到宋代，出了一种叶音说。明代陈第开始提出古音不同于今音的见解，反对叶音。明末清初顾炎武写了《音学五书》，开始认真研究先秦的韵。因

为唐以下科举要求作诗，人们都记熟了诗韵有哪些韵，每个韵里有哪些字。这些早期研究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先秦韵文里的韵该分多少类，每类收哪些字这两个问题上去。

为便于叙述，现在把类分得最多的现代人罗常培、周祖谟合作的分类法列举如下（每部包括的字略）：

阴声（收元音的10类）：

1.之部

2.幽部

3.宵部

4.侯部

5.鱼部

6.歌部

7.支部

8.脂部

9.微部10.祭部

阳声（收鼻音10类）：

11.东部12.冬部13.蒸部14.阳部15.耕部16.真部17.谆部18.元部19.谈部20.侵部

入声（收塞音11类）：

21.职部22.屋部23.沃部24.药部25.铎部26.锡部27.质部28.术部29.月部30.盍部31.缉部

清代的古音学家，值得叙述的，有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七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顾、段、二江，而影响最大的，只有段玉裁、江有诰二人。

3.1.1.1顾炎武（1613－1682）――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人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明末清初思想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活动，抗清不成后致力著述。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顾炎武是经学大师，关于古音学的著作有《音学五书》（《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其在语音学上最大贡献有两点：

第一是离析《唐韵》。以前有学者拘守《唐韵》，把每一个韵部看成是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把韵部归并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也有人走另一个极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氏则是先把某些韵部拆成若干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起来。如麻韵分为两半，一半并入歌韵，一半并入鱼韵。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历史发展。

第二是以入声配阴声。《唐韵》以入声配阳声韵都是配错了的。阴声又叫阴声韵，是指韵尾是元音或没有韵尾的韵母。阳声又叫阳声韵，是以鼻音［］［］［］为韵尾的韵母。入声配阴声这个原则是后代古音学所公认的。如广东话中的“百、八、十”都是入声。

3.1.1.2段玉裁（1735－1815）的古音学研究

段玉裁的古音学，见于他的《六书音均表》。其古音学贡献有两点：

第一是创支脂之三分，真文分立，幽侯分立，分古韵十七部。

第二是建立“同声必同部”理论和“合韵”说。“同声必同部”是以谐声系统与诗韵相互验证（把谐声字分类与古韵联系起来），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必同部，同声必同部”。除了不该用全称肯定以外，大致是正确的。这为古音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合韵是把本不在一部偶然借来押韵的字。又叫叶韵。叶也作协。古人以当时语音诵读上古韵文，为求相谐，强行随意临时改读韵脚的一种音韵方法。其错误在于不明古今音异。段氏将合韵的字列在每部韵谱后头。

《六书音均表》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钱大昕说他“凿破混沌”。后人再取得进展，差不多都补他的不足。

3.1.1.3江有诰的古音学研究

江有诰（？－1851），字晋三。著有《音学十书》（现存其八）。段玉裁对其揄扬备至，说：“晋三集音学之成”。所谓集成，并非简单地兼采众家之长，而是作了最深入最全面研究之后，有了深厚的修养，卓越的见解，足以判断各家的是非。《音学十书》被视为古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分类是中国学者研究古韵的最大贡献。不过有一点要指出，部大字多，押韵容易守规矩。部小字少，押韵难，免不了从别部借用。

［几个需要了解的术语］

通转：指一个汉字在押韵、谐声、假借等方面显示出读音从一个韵部转入另一个韵部的现象。汉族不用拼音字，讲音韵学最喜欢谈分类。在一个字押韵或是参加造谐声字或是假借为别的字人从原来分定的韵部必入另外一个韵部的时候，人们说它转了，或说这两个部相通。

对转：古音中阴声、阳声、入声之间相互转变。构成对转关系的字音主要元音相同(一说韵前半个大体相同，后头加不加鼻音收尾的问题。)。清代戴震首先提出，其学生孔广森发展了老师的学说。因孔氏分古韵为阴阳两类(入声韵归阴声韵)，所以又谓之阴阳对转。对转是汉语语音演变中的普遍现象，在古书注音、押韵、谐声、通假字中均可见到，在现代方言中也有所反映。如“山”在普

通话中收［n］，而在吴方言中则念成［ ］，阳声韵变成阴声韵。

阴阳对转不应该了解为一个字同时有阴阳两读，而应该视为语音发展的一种规律，即阳声失去鼻音韵尾变为阴声，阴声加上鼻音韵尾变为阳声。阳声失去

韵尾，往往先经过鼻化阶段，如an→ → 。

旁转：指古韵阴阳入三类韵部的字在本类之内跟邻近的韵部押韵、谐声、通假的现象。这是章炳麟开始立的。旁转就是韵的介音收尾音不动(有些也有收尾音变化)，主元音变化的问题。

3.1.2 先秦两汉时期汉语的声母称为古纽。上古声母的研究，比起韵部来，要冷清的多。原因是声母研究的条件不如韵部研究的条件好：韵部研究有大量韵文作为依据，而声母研究只能依靠谐声偏旁、声训及异文。谐声字同偏旁的不一定同声母，声训也不一定同声母，而异文的材料又不多（异文一是文字学术语，与正字相对，是通假字和异体字的统称。一是校勘学术语，指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中用字的差异，或原文与引文用字的差异。凭借异文有助于辨析字形，探求读音，考明词义。）。因此，古声母研究的成绩不算很大。最先从事古纽研究的是清代钱大昕，以后有章炳麟、黄侃、曾运乾等。他们先后提出不少有意义的见解，只有下面五点大致可以肯定下来：

（一）古无轻唇音。

（二）古无舌上音。

（三）娘日归泥。

（四）照二归精，照三归知。

（五）喻四归定，喻三归匣。

一、二两项是钱大昕（1728－1804）的发现。他的发现为古反切所证实。直到《切韵》时代，重唇和轻唇仍旧不分，舌头与舌上不分。三项是章炳麟（1868－1936号太炎）的发现。四项是黄侃明确提出来的，五项是曾运乾的发现。

3.2汉代四大语言学专著研究

中国古代语言学，建立于汉代，发展到了清代，更加发扬光大。汉代四大

语言学专著《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清代学者进行了辛勤的整理校勘，成绩卓著。

3.2.1《方言》的研究

戴震的《方言疏证》、卢文弨的《重校方言》，学术界认为互有短长。论学识卢不如戴，论详审戴不如卢。钱绎《方言笺疏》除参考戴、卢两家之外，又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参校，择善而从。

3.2.2《尔雅》的研究

清儒诸家对《尔雅》的研究，各有不同的贡献。其中对《尔雅》能作较全面详尽的疏解，并能自成一家的，主要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值得一提的是郝懿行曾反复申述他的《尔雅义疏》有二大特点：一是以声音贯串训诂，二是据目验考释名物。郝氏生当乾嘉时代，深知训诂声音互为表里之理，故在《尔雅义疏》中多用“就古音以求古义”的“因声求义”之法。自《释名》第一部声训专著起，到清代，因声求义则作为训诂的一个重要方法，日臻系统化与理论化。戴震认为“故训音声，相为表里。”王念孙著《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章太炎在《文始》中运用声音通转的规律归纳同源字，都是对因声求义方法的系统应用。黄侃说：“三者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义与音分别是语言的内容和形式，而字形是记录这个音义结合体的符号。因而语义的发展变化从本质上说是依托于声音而不是依托于字形的。离开声音这个因素，则不可能通过形、音、义的统一来正确解释古代语言。在同源字中，音近是义通的外部形式，在假借和借用字中，音近又是共形的必要条件。所以解决音的问题是求索词义的前提。通过声音探求词义时，应找到声音发展变化的轨迹，这就必须借助音韵学研究的成果。

3.2.3《说文解字》的研究

《说文》的研究，以这个时期为最盛。《说文》专家多达几十人，如果连稍有研究的人也计算在内，则多至一二百人。自大小徐以来，《说文》之学中断了八百年。因此，乾嘉时代的《说文》之学被认为是文字学的复兴。

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的，第三类是对《说文》作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段桂朱王被称为说文四大家。第四类是补充订正先辈或同时代的著作的。以第三类最为重要。

3.3其他训诂大家

“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这是清代训诂学的宣言。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时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了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

3.3.1王念孙

王念孙在训诂方面的著作以《广雅疏证》为代表。《广雅疏证》是为魏张揖的《广雅》作注解。《广雅疏证》考证精确，是众口交誉的。其中最精彩的地方是象王氏自己所说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他冲破了字形

的蔽翳，从有声语言本身观察词的形式。这样他就能解决前人所未能解释的许多问题。王氏在训诂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在训诂学上就

应是坐第一把交椅的。世称段王之学。段王二人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

3.3.2王引之（1766－1834）

王引之，王念孙的儿子。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他继承了家学。仍主张以古音求古义。

3.3.3郝懿行（1757－1825）

著《尔雅义疏》，书成于嘉庆年间。本来《尔雅》已有晋郭璞注，宋邢昺的疏，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后来居上，是因为他继承了王念孙《广雅疏证》的优点，懂得重视声音，所以成就较大。如过去的学者们对于连绵字常常有错误的看法，把整体的双音词看成可以分割的两个单音词。王氏父子和郝懿行纠正了这个错误。王念孙说：“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郝懿行说：“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也。”这样批判了前人把每一个方块字都看成是表示一个独立的概念的错误看法。

3.3.4俞樾（1821－1906）

生平著作甚富，其与语言有关的著作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成就不及王氏父子。

3.3.5章炳麟（1868－1936）

俞樾的弟子。在语言学方面著作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国故论衡》上卷，也是讨论语言文字的。

3.4字书

3.4.1《康熙字典》

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代表了中国字典学的一个新的阶段。序云：“切音解义，一本《说文》、《玉篇》，兼用《广韵》、《集韵》、《韵会》、《正韵》。”词义收罗颇广；例证也比以前字书增多了。但《康熙字典》远不是完善的字书。第一，它愽釆群书，毫无断制，这是违反字典编写原则的。第二，釆用叶音。第三，引书多有出入。第四，直音往往与反切矛盾。

3.4.2《经籍籑诂》

名义上是阮元撰集的，实际上他只写了个凡例。和《康熙字典》一样，都是集体的著作，是一部很有用的材料书。可惜引文多有错误。

本章结语

清代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隆盛时期。一般人所说的乾嘉学派，指的是段王之学。我们一方面承认中国自先秦时代就有了语言研究，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严格的语言科学，只能算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被陆续提了出来，并且解决得很好。第一是建立了历史发展的观点。段玉裁所说的“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在今天看来，问题很简单。但古人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栽跟头。第二是弄清楚了文字的性质及其物质基础。文字不是直接代表概念的，而是通过有声语言来代表概念。有声语言是文字的基础。“训诂之旨，本于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第三是认识到必须通过训诂一了解古人的思想，否则我们既不懂古人的话，所谓通经也是枉然。钱大昕说：“有文字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又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